给叫叫讲中国史38-唐朝和(武)周（丁）

十一、唐朝的经济、外贸、科技、文化（教育）、艺术

（一）经济

唐朝的商业和商品经济发展很快，各地普遍出现为商人储存货物，代办批发业务的邸店，还有为商人存钱和代为支付货款的柜坊。商人在一个地方的柜坊存钱，取得 半联 凭券，到另一个地方后就能在柜坊的“连锁”机构取钱。唐朝始终面临着铜钱供应量严重短缺的问题，即“钱荒”，政府经常打击私铸和滥铸行为，却由于市场商品流通的客观需要，成效未达预期，两税法实施后，由于缴税从实物改为钱币，钱重物轻情况更加恶化。

唐朝生产力提高，经济繁荣，人口增长，城市和城市人口的数量均大幅增加，远远高于当时世界人口和城市化的平均水平，并涌现了一大批大中型城市和百万人口以上特大城市。唐朝后期，坊市隔限制度松动，长安、汴州、扬州等地出现夜市。安史之乱后，北方经济地位下降，南方尤其是长江流域经济地位上升，扬州、成都成为全国最繁华的工商业城市，实力超过长安、洛阳，当时有“天下之盛，扬为首”和“扬一益二”的说法。唐朝的主要城市包括十府和二十四都督府所在地（注11.1）。

唐朝建立了以长安、洛阳为中心，辐射全国大部分区域的驿道网络，道路宽阔平坦，沿途有服务官员的驿站，也有为商旅提供食宿，出租车马的客店，商旅行千里不必自备粮食，也不用担心有盗匪。

隋朝末年的战乱导致全国人口大量减少，唐朝初年（唐高祖时期）仅剩下200多万户，按照古代大部分时期一户有三到五人来计算，全国应该有600-1000万人。唐朝统一全国后，人口开始逐步恢复和增长。唐太宗贞观年间，达到304万户，1235万人。武则天时期，达到615万户，约3714万人。唐玄宗天宝年间，达到961万户，5288万人。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等因素导致户籍统计混乱。据有关史料推测，天宝年间（统计数据相对真实可靠）或唐朝晚期（部分官方数据可能隐匿等情况，实际数值靠推算），唐朝人口达到最高峰，约有6000万人，为唐朝初年的六倍到十倍。

关于唐朝的赋税体制，请点击查看《给叫叫讲中国史36-唐朝和(武)周（乙）》“六、中唐时期（四）从‘租用调制’到‘两税法’”。

（二）农业，曲辕犁

唐朝的农业获得了较大发展，主要表现有：一是为了更有效地组织兴修水利和管理水利（灌溉）设施，在工部设立都水司，在九监中还专门有对应的都水监。二是制定了《水部式》，为中央层面的水利法规。三是在各地广泛修建各类水利工程，比如唐高祖武德年间在龙门引黄河水灌溉，唐太宗贞观年间在江都，武则天时期在山东，唐玄宗时期在山西、河北、四川、湖南修建水塘和灌渠，唐朝中后期在江南大力兴修水利搞开发。四是大面积推广水车/筒车、曲辕犁等生产工具，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单位面积产量，还可以灌溉较高处原先未开垦的土地。五是在南方出现了水稻插秧移植，稻麦复种等技术，粮食单产大大提升。六是种茶和制茶业开始兴盛，饮茶之风流行开来，陆羽写出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长江中下游、江淮、皖南、福建等地区的茶叶行业日益繁荣，部分茶叶及其制品还贩运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甚至国外，茶叶成为南方经济增长和超过北方的重要引擎。

春秋时期，中国已采用牛作为耕田的畜力。最早是“两牛三人”形式，一人在前面牵牛，一人在两头牛的中间控制横着的犁辕，一人在后面扶着犁，这是一种非常浪费人力与畜力的方式，所以后世不断在改进。到了西汉晚期，出现“两牛一人”形式，牛在前面拖着犁，人在后面扶着犁。两晋和南北朝时期，“两牛一人”逐步过渡到“一牛一人”。唐朝以前多为直辕犁，南北朝到隋唐时期，逐渐升级为曲辕犁。与直辕犁相比，曲辕犁更轻巧（虽然结构更复杂），重心更低，能够更深入的翻土，单人扶犁（压着手柄）却也不会前倾，可以减少中间和后面的人力占用，而且曲辕犁可以从后面控制转向，因为在辕头安装了可以自由转动的犁盘，这样又省下了前面牵牛和控制转向的人力。

下图为最早的“两牛三人（二牛抬杠）”

下图为曲辕犁使用时的场景

下图为直辕犁和曲辕犁的区别

下图为曲辕犁的结构

唐朝及以前，农业的生产力和生产效率呈上升趋势。实际上，清朝以前的中国古代大部分时期，农业生产技术一直在不断提高，农产品的总产量和单位面积产量也在不断增长。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吴宾、党晓虹在《论中国古代粮食安全问题及其影响因素》这篇论文中指出，春秋战国到明朝，中国的人均粮食占有量在总体上为波动上升态势，从641市斤涨到1192-1457市斤。然而，清朝建立后，由于人口大量增长，加上体制退化等方面的负面影响，人均粮食占有量跌到736-780市斤的水平，甚至低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831市斤，远低于隋唐时期的988市斤。清朝时，黄土高原地区甚至放弃了唐朝时的曲辕犁，放弃了在耕作时使用牛、马、驴等大型牲畜，转为使用大量的人力。更多使用人力，是因为人可以比牲畜吃的更少，而且出现了更多的人口，闲着也是闲着。在《给叫叫讲中国史35-唐朝和(武)周（甲）》“（二）专题：从府兵制到募兵制（唐朝禁军：南衙十六卫-北衙六军-神策军）”，古代的农业生产在一年中的许多时段，都存在着劳动力过剩的状况。清朝时，欧洲已经开始向近代工业社会过渡，但清朝统治集团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采取限制先进技术传播的政策，使得大批新增人口找不到出路，被困在土地上。一般认为，维持正常生存，每人每年至少需要696市斤的原粮，低于这个标准，便会长期处于饥饿状态。就唐朝的数据来看，普通民众至少已经脱离了常态化的饥饿，而清朝时则重新降至无法温饱的水平，于是，这一时期的底层民众不得不吃的更少，从一日三餐退化为一日两餐（这是周朝的水平），基本放弃肉食（二三十年才吃一次，最多重大节日尝一尝），在小麦等主粮中夹杂土豆、玉米等粗粮，然后以更少的力气消耗去劳动，这种非常消极的态度导致了生产的全面萎缩和倒退。然而，粮食安全问题未得到解决，使得清朝的大部分普通民众长期处于饥饿状态。因此，唐朝的农业生产称得上古代的重要高峰，可以说在没有长时间战争或较大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唐朝的粮食安全是有保障的。此外，唐朝的粮食总产量比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翻了一倍多，支撑起唐朝在正常食用之外，有实力用粮食制作更多类型（比如酒）产品，进而支撑起文化艺术等行业的大发展，正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三）隋唐大运河对经济的拉动

不能忽视的一个问题是，维持漕运（运河航道）的畅通需要沿途大量的水，而随着南方的越来越深入开发，灌溉农业也需要大量的水，并因此修建了许多水利工程，尤其是调节丰水期和枯水期水量差异的水库。对于唐朝中央政府和南方各阶层民众来说，想生产更多的粮食供应北方，就需要“截留”更多的水，但运河缺水，又会使得漕粮难以及时解运到北方，这是一对矛盾。不过，在安史之乱后，黄河以北地区作为之前叛军的大本营，仍延续着事实上的独立，基本上不上缴税粮。中原地区虽然忠诚，但人口密度较高和地力退化，导致产粮供给本地区已捉襟见肘，无余力再供养中央。唯有东南地区（淮南、江南）能长年稳定输出余粮，隋唐大运河也因此成为“帝国生命线”，保航运变得愈发重要，成为中央政府的重要关注点，后来历朝历代（除了南宋）均为这样的模式。

以大运河作为主干，加上长江、淮河、汉江、赣江、湘江等自然河流及其支流，形成了纵贯南北，横贯东西的航运网，推动了长途运输，跨地区贸易，以及行商群体的兴起。中晚唐时期，出现了不少与行商有关的诗词，比如张籍、元稹、刘禹锡的《贾客乐》，白居易的《盐商妇》《琵琶行》等等。行商以船为家，游走四方，到处寻找赚钱机会，打破了之前小农经济所造成的区域之间相互隔绝，促进了地区间商品、资金、文化的交流，为后来进一步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开了个头。大运河及其它航道沿岸出现了一批商业城市，比如扬州（江都），这是长江与隋唐大运河的十字交叉位置，也是海上来船初入长江的停泊点，然后可以逆流而上，去内陆腹地。

海运方面，泉州在唐朝时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东方第一大港，连接了唐朝和外部世界。

商人的生活方式，与之前的以种地和收租为主的农民与地主得生活方式有较大差别，可以说，这种新的生活方式是后来资本主义萌芽的最初发端。《旧唐书》卷九十四（列传第四十四）记载道，崔融（注11.1）上疏谏曰：“且如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又指出：“一朝失利，则万商废业，万商废业，则人不聊生。”

（四）外贸-丝绸之路

唐朝的国际贸易非常发达，主要路线包括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起源于汉武帝时期，唐朝初年打败突厥、吐谷浑之后，丝绸之路恢复，还新开辟了许多支线，大食（阿拉伯帝国）、大秦（东罗马帝国）官方亦派出许多批次的使节到中国。有历史学家认为海上丝绸之路亦开始于汉武帝时期，但诸多史料表明那时候仅仅有官方使节及其随行商人的“探路”，而不是大规模的商业活动。南北朝时期，有波斯等国使团和商团经由海路来到中国，逐渐探索出一些具有实际意义和经济价值的航线。唐朝时，中国前往林邑（今越南南部）、真腊（柬埔寨）、河陵（今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骠国（今缅甸）、天竺（今印度）、大食（阿拉伯帝国），进而与欧洲建立贸易关系的航线趋于成熟，覆盖了东南亚、南亚、西亚，而此前主要是前往朝鲜半岛和日本等东亚地区。广州、泉州、刘家港（今上海的吴淞口附近）等地成为重要的外贸港口。唐高宗显庆年间，唐朝在广州派驻了市舶使（宦官担任），负责征收关税，为宫廷采购舶来品，收受商人向皇帝进贡的物品，对市舶贸易开展监督与管理，这是后来朝代市舶司的前身。由于外国商人越来越多，有些还选择长期居留，唐朝专门设置“番坊”对其进行管理。唐朝在管理境内外国人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包括司法制度和流程在内的一整套完备体制，平等对待中外民众，无偏倚。除了常被提到的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唐朝还有草原丝路（经由突厥、回鹘活动区域，再汇入西域和中亚的丝绸之路，或是从其北面向西行）、青海丝路（唐蕃古道）、西南丝路（西南夷道）等交通线。

下图为唐朝中期的国内外交通线（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楚州即今天的江苏省淮安市，宋州即今天的河南省商丘市，海州即今天的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邓州即今天的河南省南阳邓州市，相州即今天的河南省安阳市，延州即今天的陕西省延安市，陇州即今天的陕西省宝鸡市陇县，凤州即今天的陕西省宝鸡市凤县（秦岭南麓），兴州即今天的陕西省汉中市略阳县，利州即今天的四川省广元市，绵州即今天的四川省绵阳市，吉州即今天的江西省吉安市，虔州即今天的江西省赣州市，韶州即今天的广东省韶关市，阳苴jū咩城为南诏国都城，在今天的云南省大理市大理古城。诸葛亮城为南诏国时期滇缅交通线上的重要城池，在今云南省保山市龙陵县，高黎贡山的东坡，东接永昌故郡（今保山市），西接腾充城（今保山腾冲市）。文单城即今天的老挝首都万象。襄平即今天的辽宁省辽阳市，为之前的辽东郡治，早期的安东都护府驻地。富贵城为回纥在娑suō陵水（今 色楞格河）河畔建筑的城池。勃利州为唐朝在黑水靺鞨设置的羁縻府州，后发展为黑水都督府。高句丽建都平壤期间，将其命名为“长安城”，唐高宗派兵灭高句丽后，安东都护府驻防于此期间，沿用了这个地名。新罗的国都金城，即今天的汗国庆尚北道庆州市。弓月城始建于南北朝的北齐时期，在今天的新疆伊犁州伊宁县，曾经为突骑施汗国、西突厥的牙庭，唐高宗显庆二年（公元657年），苏定方带兵灭西突厥后，被并入唐朝疆域，作为连接碎叶城、北庭都护府（庭州）的商贸节点和军事要塞。拔换城在今天的新疆阿克苏市。葱岭守捉是唐玄宗开元年间设置的应对吐蕃军事威胁的戍边机构，其军事要塞位于瓦罕走廊（通往阿富汗）和塔里木盆地西缘之间。播仙在今天的新疆巴音郭楞州且末县境内。石城在新疆巴音郭楞州若羌县境内，隋朝称鄯善。疾陵城在今天伊朗的扎博勒。缚达城为大食的国都，即今天的伊拉克巴格达。室利差旦罗为骠国的国都。王舍城为摩揭陀的国都，摩揭陀是佛陀时代的古印度四大国（摩揭陀国、憍jiāo萨罗国、‌跋蹉cuō国、鸯yāng伽国）之一

望建河为唐朝时额尔古纳河与黑龙江的合称，那水即今天的松花江。贝加尔湖在汉朝被称为“北海”，唐朝时称“小海”。剑河即今天的叶尼塞河，曳咥yè xī河即今天的额尔齐斯河，夷播海即今天的巴尔喀什湖。澜沧江在汉朝被称为“兰苍水/仓津/劳水”，但是在唐朝史籍中未见其记录，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的古地名标注为“澜沧江”，故本图采用此名。臧河即今天的雅鲁藏布江，信度河即今天的狮泉河（上游）印度河（中下游），‌赤河即今天的塔里木河，蒲昌海即今天的罗布泊（已干涸hé），涨海即今天的南海，殑jìng伽河即今天的恒河，药杀水即今天的锡尔河，乌浒水即今天的阿姆河。雷翥zhù海即今天的咸海，唐朝时，中国对西方国家的水系了解不足，咸海、里海、黑海、地中海常常统称“西海”

拂菻lǐn为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罗越国为今天的马来半岛南部柔佛一带。婆利即今天的文莱国，宋明时期称为浡bó泥。室利佛逝是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南部的一个国家，宋朝以后称三佛齐王国。狮子国即今天的斯里兰卡

（五）科技

唐三彩是唐朝手工业生产技术的最突出代表。唐三彩主要出土于洛阳的墓葬中（明器），最早出现于唐高宗时期，在唐玄宗开元年间达到鼎盛，天宝年间逐渐衰落。唐三彩以白色黏nián土为原料，先在1000度下烧制素坯pī，上釉（黄、绿、白三种颜色为主，也有蓝、紫、褐等）后，再经过800度的窑温成形。唐三彩多为马、骆驼、人物的形象（也有生活用具、模型等），表面还有鸟兽、花卉、人物等图案作为装饰。为了增强表面的光滑度，丰富色彩，釉里加入了铁、铜、钴、锰、铅等金属元素，这是瓷器制作技术的重大进步。唐三彩最突出的特点是极其华丽，表现了盛唐时期的社会风貌和心态。唐三彩开辟了彩瓷制作的先河，并传播到新罗、日本、丝绸之路沿线的西亚地中海多个国家。唐朝晚期以后，瓷器使用日益普遍，在上流社会的日常生活中逐步取代了金银器。

下图为骑驼乐舞三彩俑。1957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的鲜于庭诲（右领军卫大将军）墓，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为禁止出境展览文物。骆驼头高58.4厘米，首尾长43.4厘米，舞俑身高25.1厘米。在铺着花毯的骆驼背上，五位汉、胡成年男子演奏着流行于开元、天宝时期的“胡部新声”（胡汉文化融合后的新舞乐），最高处的胡人则是在边唱边舞，这应该是一个从丝绸之路过来，在长安城内巡回演出的小型乐队

下图为唐三彩马，属于唐三彩中比较常见的类型

唐朝时，雕版印刷术的发展及其在印制历书、字书、术数书（又称‘数术’，按照<汉书·艺文志>的说法，主要包括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等知识）、佛像与佛经 等方面的应用，大大推动了知识传播和认识提升。之前多为手抄书，费时，成本（价格）也高，而雕版印刷术加快了书籍复制的速度，同时降低了成本，书籍和许多知识不再是贵族、高官等群体，以及官学等机构独占的资源，客观上有利于资产和社会地位尚未达到高层的人士，通过学习和赢得科举，来实现阶层跃升。有数据显示，一部《史记》（100多卷）运用雕版印刷方式来复制一套的成本，大概相当于当时从八品官员3-5年的俸禄，但正常科举（基础类教材）不需要这么多书，官员收入也不一定全依靠正常俸禄，由此可以推断，雕版印刷术广泛运用后，中下层官僚和地主的子弟，以及获得这些社会阶层资助的中产及以下阶层人士，都开始有机会参加科举，然后改变命运，这对于整个社会的上下合理流动，称得上巨大的促进。宋朝时，雕版印刷术进一步发展，活字印刷术出现（当时是否大面积运用历史学界仍存在争议），印刷逐渐成为大规模的产业，书籍编撰和出版也逐渐商业化，更多普通人获得书籍的压力就更小了。同样有数据显示，一本儒家入门教材的售价，仅相当于城市普通工匠的两天工资。敦煌的唐懿宗咸通九年（公元868年）印制《金刚经》，是目前发现较早的图文并茂雕版印刷书籍。

在医药学方面，“药王”孙思邈编成《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晚年还编成世界上第一部国家药典《唐新本草》，大大发展了张仲景的理论。

在天文学方面，僧人一行历经十五年，实地勘测了南到交州，北到蒙古大草原北部铁勒活动区域的纬度，又大量收集和分析了日食月食、恒星运动等数据，于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形成《大衍历》初稿，又经过宰相张说等人的修订，于开元十七年旨准颁行。一行编制《大衍历》的过程中，还准确测量了地球子午线一度的长度（351里80步，相当于今天的129.22公里）。“大衍”这个词出自《周易·系辞上》，又称“大衍筮shì法”，是一种以蓍shī草或其它植物为工具，对其做分堆、计数，运用随机数、概率、因数、推演、二进制、十进制等数学、逻辑学、哲学知识，得到卦象或爻yáo象，据此开展预测的过程，属于占筮类。占筮与占卜有所不同，占筮主要使用数学等方法，占卜则是需要穿凿、烧灼特定的龟甲与兽骨，观察裂纹，探究其可能代表的含义和预兆。

唐朝时期的建筑具有严整开朗，气势宏伟的特点，表现了当时的社会风貌，也代表中国古代建筑发展到较为成熟的水平。但由于唐朝建筑多为木质结构，能够保存至今的可以说是凤毛麟角，比如最著名的大明宫含元殿就只剩下夯土台基。较为完整保存的主要有山西忻州市五台县的佛光寺、南禅寺，运城市芮城县的广仁王庙，还有两座包含了唐朝构件的遗迹，分别为敦煌莫高窟第196窟的窟檐，河北省保定市正定县开元寺钟楼的下半部分。

唐朝内河航运（官方漕运及民间商业航运）与海运事业的发展，使得造船业技术大幅提升。南北朝至唐朝期间，出现了“轮船”（车船），在船舱里用人力脚踏轮车，转动两侧的翼桨（有的船还加装了明轮），有风的时候配合风帆做加速，无风的时候也可以任何方向行进，机动性比传统帆船强得多。唐代宗、唐德宗时期，“俞大娘航船”可“载米万石”（约为今天的120万市斤，即600吨，再加上船舶自重、船员所需的粮食、行李等，单船可能达到1000吨级），船工有数百人。有史料记载，唐朝的海船体积更大。宣州、润州、常州、苏州、湖州、杭州、越州、台tāi州（今浙江省台州临海市）、婺wù州（今浙江省金华市）、江州（今江西省九江市）、洪州（今江西省南昌市）、扬州为当时的内河造船基地，福州、泉州、广州、登州（今山东省烟台市）、明州（今浙江省宁波市）、温州为海船的建造基地。唐朝征伐高丽的时候，一次调动五百到一千艘战舰或运输船。

下图为唐朝的车船

孙思邈不仅是医药学家，在化学等方面也有一定造诣，著有《丹经》一书，主要记录炼丹方法，但里面也记录了用硫磺、硝石、熟碳制作火药的配方。唐朝后期，火药被用于军事，出现了“火箭”这种武器。宋朝时，中国的火药制作方法传到金朝、蒙古，又传到阿拉伯，再传到欧洲。

（六）长安城的“风水”

中国是北半球的国家，所以建筑与城池的设计经常会有“背山面水，负阴抱阳”说法。这个理念最早可追溯到《周易》之类学说形成的时期。“背山”主要是指凭借山体等高大地形来阻挡大风、暴雪、寒潮等自然灾害和极端天气，并在视觉上有一种安全感，“面水”则是为了靠近取水的需要，并在视觉上有一种面前的开阔感。“负阴抱阳”的最佳状态是北边背靠大山，南边面临大河，因为山南为阳面，一般温暖湿润，比较适合生产生活，山北为阴面，大多寒冷干燥，环境要差一些，正所谓“山南水北谓之阳，山北水南谓之阴”。

不过，长安城周边的自然状况稍微有所不同，其南面为高耸入云，东西连绵不断的秦岭，其北面是关中地区最宽阔的渭河，其东西两侧分布着多条河流，自西向东分别为涝河、沣fēng河、滈hào河、潏yù河、浐河、灞河，再加上渭河，以及渭河北面的泾河，合称“八水绕长安”，这些河流从秦岭流下来（泾河从黄土高原上流下来），汇入渭河，在渭河两岸造就了广阔、肥沃的冲积平原，号称“八百里秦川”，为战国（秦）到唐朝的关中地区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长安城符合“背山面水”原则，只是位于秦岭的阴面，长安城的皇宫和中央官署也分布在其北部，属于众多河流的下游，但长安城的北部为龙首原，尤其是大明宫所在位置，明显高于城内外其它地区，如巨龙回首，俯瞰全城即周边，算是在“风水”上表现了帝王气度。

下图为“八水绕长安”。西安附近，白鹿原/灞陵原面积最大，龙首原、乐游原面积非常小，近几十年的西安城市建设过程中，已经将龙首原铲平。乐游原因为在曲江池-大唐不夜城等景区范围内，有所保留

下图为大明宫附近的等高线地形图，从这幅图中可以看出，龙首原仅仅包括大明宫的南半部分（太液池以南，长安城城墙以外），也就是说含元殿建在坡顶，为长安城最高处，俯瞰全城及周边。第三道宫墙为前朝与后宫的分界线

中国古代的许多城池都位于山或水的阳面，比如湖南的衡阳（南岳衡山之南），河南的洛阳（洛水之北），湖北的汉阳（汉水改道前的北岸）。当然也有例外，比如陕西的华阴（华山之北），江苏的江阴（长江之南），江苏的淮阴（淮河之南）。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地球自转的影响，北半球的河流多为右岸冲刷的更厉害，航道更深，左岸则是有更多沉积（沙洲、滩涂等），而中国的西高东低地形，使得大多数河流自西向东流，因此近代以来，河流南岸（右岸）兴起大批工业港口，发展为新的大城市，打破了建城于江河之阳的惯例。比如长江上的武汉（青山港区）、芜湖、南京等等，而江北岸的安庆等地，就没有什么比较大和比较著名的港口。

注11.1：十府为：京兆府（雍州，今陕西省西安市）、兴德府（华州，今陕西省渭南市华县）、凤翔府（歧州，今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区）、河南府（洛州，今河南省洛阳市）、兴唐府（陕州，今河南省三门峡市）、河中府（蒲州，今山西省运城永济市）、兴元府（梁州，今河南省商丘市）、成都府（益州）、太原府、江陵府（今湖北省荆州市）。

注11.2：崔融是唐高宗、唐中宗、武则天时期的名臣和文学家，与苏味道、李峤、杜审言（杜甫祖父）合称为“文章四友”，有史料认为他是杜甫的外祖父，即杜甫的母亲是他的一个女儿。

十二、唐朝文化和艺术

（一）专题：唐诗与唐朝诗人

中国古代各朝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形式，首推唐诗宋词，其次是元曲，再次是明清小说，再次是楚辞汉赋，再次是汉乐府，再次是先秦散文，再次是三国两晋南北朝诗歌，最后是上古神话传说。

就诗这种文学形式来说，唐朝绝对是整个古代两千多年的最高峰，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唐诗作品和光芒万丈的诗人群体。

唐诗主要包括古体诗和近体诗两大类。

古体诗又称“古诗”或“古风”，指的是唐朝以前流行并在唐朝及以后继续流行的诗体，有五言古诗（五古）、七言古诗（七古）、杂言古诗（各句长短不齐，有时候会归入七言古诗）三种，押韵（还可以中途换韵）、平仄、对仗等格律方面要素都比较自由。

近体诗又称“今体诗”（‘近’和‘今’都是以唐朝为基准），有律诗（五律、七律）、绝句（五绝、七绝）两种，在句数（只能是八句或四句）、每句字数（只能是五个字或七个字）、押韵（有规定的韵部规则）、平仄、对仗（句子之间必须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都有严格的标准。近体诗比古体诗要求多，但读起来更朗朗上口，抑扬顿挫。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是典型的古体诗，形式变化频繁而复杂，充分展现了作者放荡不羁，崇尚自由的性格。王之涣的《登鹳雀楼》则是典型的绝句，虽然篇幅不长，结构、平仄、押韵却十分工整，可以一口气读完，甚至可以不由自主地唱出来。

按照内容与风格，唐诗作者可以分为山水田园诗人、边塞诗人、浪漫主义诗人、现实主义诗人四大派别。前几年网上，将唐诗及诗人归纳为“田园有宅男，边塞多愤青，咏古伤不起，送别满基情”

山水田园诗人首推王维、孟浩然，代表作有王维的《山居秋暝》《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鸟鸣涧》，孟浩然的《过故人庄》等等。这些都是唯美、恬适的风格，展现了美妙的田园风光和乡村生活，反应了唐朝物质与精神的富足。王维是诗人、画家，还在音乐和佛教道教方面有一定造诣，号“摩诘jié‌居士”（梵文，洁净、无垢之意），有“诗佛”之称。王维做官期间，是岐王府里的常客，当时文艺和时尚圈子的中心人物，又长期隐居在辋wǎng川别业，留下许多诗作，结成《辋川集》。苏轼评价王维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孟浩然是王维、李白、（宰相）张说的好友，盛唐时期诗坛的前辈，李白曾崇敬而直白地写道“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

边塞诗人有高适、岑参、王昌龄、王之涣等人，代表作有高适的《蓟门行》《燕歌行》《别董大》，岑cén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王昌龄的《塞下曲》《出塞》《从军行》，王之涣的《凉州词》等等。边塞诗与唐朝整个社会尚武的风气有着密切关系，随着唐朝前期和中期的不断开疆拓土，许多贵族子弟希望去边疆建功立业，梦想着凯旋时被围观和崇拜，随后在官场上一步登天，唐玄宗将府兵制改为募兵制之后，这种风气更加热烈。边塞诗描写了粗犷雄浑的边塞风光，激烈的战争场景及其展现的武功军威，也包括了战争的残酷与军旅生活的艰辛等等。高适出身世家大族，但青年和壮年都很坎坷，接近五十岁才得到机会出任封丘（今河南省新乡市封丘县）县尉，后辞官前往河西，进入哥舒翰的幕府，安史之乱爆发后终于开启逆袭之路，得到唐玄宗、唐肃宗的重用，累官至任为御史大夫、淮南节度使、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彭州刺史、蜀州刺史、剑南西川节度使等职。由于长期怀才不遇，高适的诗作有一种苍凉、悲切的风格。高适与李白、杜甫、（宰相）张九皋等人都是好友，他为人正直，仗义执言，唐肃宗时期多次被宦官李辅国构陷，不过在永王之乱中，李白加入了永王李璘叛军，高适则是平定叛乱的唐军主要将领，李白后来被判流放夜郎，高适未敢为之求情，这段历史与《长安三万里》剧情不同。岑参在边塞诗人中与高适齐名，并称“高岑”，天宝年间，他先后前往安西、北庭都护府的辖区，进入高仙芝的幕府，这期间创作了大量边塞诗，是盛唐时期作品最多，成就最高的边塞诗人。王昌龄同时擅长边塞诗和宫怨诗（描述宫女生活和怨恨），善于运用情景结合手法和心理描写，诗作很生动，且意境深远。他与孟浩然、李白、岑参、高适、王之涣都是好友，屡遭贬谪却屡有唱和，《芙蓉楼送辛渐》这首诗就是被贬到江宁的时候，与好友辛渐在芙蓉楼（镇江的金山寺西面）告别的感慨，辛渐当时要先远行。李白亦写过一首诗《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其中“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是对王昌龄被贬龙标县（今湖南怀化市黔阳县）的宽慰。王之涣在唐朝时较有影响力，但作品传世很少，《全唐诗》中仅收录了六首，但都是精品。

浪漫主义诗人的最著名代表便是李白，此类诗作充分展现了盛唐的繁荣与气度，充满想象力。比如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就是描绘自己的梦境，《早发白帝城》《望庐山瀑布》《秋浦歌》《夜宿山寺》则是用了大量很夸张的词句。李白一生喜欢饮酒，常常在酊酩mǐng dǐng大醉之后写诗，《清平调》便是这种状态下的作品，句句都充满了李白作为“诗仙”的飘逸洒脱。李白初见宰相贺知章的时候，呈上自己的诗作，贺知章看后大惊，发出感慨“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故李白被称为“谪仙人”“诗仙”。李白年轻时有着极大的抱负，期待着建功立业，青史留名，《侠客行》《上李邕》等诗作反映了他的这种心态，“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为其中流传最广，被无数人膜拜的名句，“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也常常被传诵。唐朝是一个士族垄断权力向科举制脱颖而出官僚士大夫掌权过渡的时代，李白心高气傲，偶尔会去寻求门阀世家的支持，比如投靠唐玄宗的妹妹玉真公主，周旋于长安文艺和时尚圈子，又比如曾表示“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但大部分情况下恃才傲物，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所以屡屡碰壁，后来有幸被唐玄宗看重，也只安排做了翰林待诏（翰林供奉），属于陪皇帝玩乐的角色，离实践其政治理想相差甚远。被“赐金放还”，礼送出境（朝）之后，李白比较无奈和失望，但表面上还是表现出豁达的样子，写出《将进酒》等诗作，宣称“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接着继续云游四海，效仿古代游侠的历程。李白二十岁出川，虽然家境殷实，但由于大手大脚，带的钱应该很快就花完了，不过由于其富有才华，名气很大，当时有很多粉丝一路追随，抢着为其付账，甚至大打出手，唯希望能获得只字片语，作为炫耀的资本，因此李白的生活还是比较轻松、舒适的，只是政治上不得志而已。李白晚年辗转于皖南和苏南的宣城、金陵、当涂等地，有记载说最后是月夜在长江上乘船饮酒，大醉，误以为水中那个是真月亮，跳下去“捉月”，结果溺水而亡，这种情况倒是符合他的性格。《旧唐书》的记载则是李白“以饮酒过度，醉死于宣城”

现实主义诗人的代表为杜甫。唐朝最有名的诗人中，杜甫年龄算是比较小的，虽然家世显赫，却未能在盛唐（开元年间）通过科举谋得一官半职。天宝五年（公元746年），杜甫再次前往长安，但朝政被李林甫把持，所有试子全部落第，直到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才轮到一个小官，此时其家庭相当困顿，小儿子已饿死。随后，安史之乱爆发，杜甫自此颠沛流离，写出“三吏三别”为代表的一系列反映民众苦难的诗作。天宝五年，杜甫写下《饮中八仙歌》，惟妙惟肖地记录了李白、贺知章、李适之（左丞相）、李琎（唐玄宗侄子，汝阳王）、崔宗之（侍御史）、苏晋（户部/吏部侍郎）、张旭（草圣）、焦遂在长安开怀畅饮的场景，满是乐观、喜悦的氛围，二十多年后的大历五年（770年），杜甫在潭州遇到故人，想起之前的经历，又写下《江南逢李龟年》，表达了无限感慨。杜甫的诗多忧国忧民，但作为“诗圣”和唐朝仅次于李白的诗人，也有不少其它题材的精品，比如《春夜喜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就很唯美，又比如《望岳》《戏为六绝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在气势上丝毫不逊于李白。

按时间顺序，唐诗可以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

初唐时期，诗作从南北朝的刻意附庸风雅，追求辞藻艳丽，实则苍白、媚俗，并且逐渐有些浮糜的宫体诗解放出来，拓展到更广阔领域，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为“初唐四杰”，陈子昂更是以一句简短却有力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一扫南北朝以来诗坛的“柔弱”气氛，他也被认为是“新乐府运动”的最初倡导者。王勃九岁读完《汉书》，并作文指出颜师古注解的错误，十岁即读完六经，当时的人称其为神童，予以表荐，授予官职。在长安做官期间，王勃写出《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其中“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与常见的送别诗有着完全不同的意境。但王勃在官场上不太顺利，因为逾矩和违法两次被免官，还连累其父亲被贬谪到交趾任县令。王勃南下探亲途中，路过洪州（今南昌市），正好赶上滕王阁重修竣工的宴会，其实他不是当时的主角，但凭借《滕王阁序》在现场一举成名，并奠定了他在唐朝及后世诗坛的地位，当时仅有十四岁。唐高宗上元三年（公元676年）夏天，王勃探亲返程，渡海时赶上大风浪，落水受惊而死，时年二十六岁。骆宾王也被称为神童，七岁即写出活泼、简洁的《咏鹅》，唐睿宗光宅元年（公元684年），为徐敬业起草《讨武曌檄》zhào，全文充满强烈的感染力与号召力，与官渡之战前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并成为中国古代最有气势的檄xí文，结尾“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在后来被许多地方借用。

盛唐时期，山水田园诗人王维、孟浩然等，与边塞诗人高适、岑参等平分天下，李白、杜甫更是这一时期的顶流，还有官职最高（宰相）的诗人贺知章，以及写出《春江花月夜》的张若虚等等，共同创造了唐诗的第一个高峰，中唐时的韩愈赞叹道：“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中唐时期，山水田园诗人刘长卿、韦应物，边塞诗人卢纶，“新乐府运动”的白居易、元稹，以及“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刘禹锡，浪漫主义和边塞诗人李贺，共同创造了唐诗的第二个高峰。刘长卿比较有名的诗作要数《逢雪宿芙蓉山主人》，以类似白描的手法和非常短的篇幅，生动展现了一幅雪夜山村夜归人的场景，表明其极高的写作技巧。韦应物诗作中的用词，亦简洁朴素，但秀丽飘逸，意境高远，比如《滁州西涧》在写景方面，非常清新自然，“野渡无人舟自横”“我有一瓢酒，可以慰风尘”等诗句，都是被各类文艺作品频繁引用的名句。卢纶经历过安史之乱，有过从军经历，但屡试不第，人生与仕途都不太顺利，但他交友广泛，颇有见识，并反映在诗作中，比如他的两首《塞下曲》（林暗草惊风，月黑雁飞高），对军旅生活和战斗场景的细节描写都十分到位。

白居易属于现实主义诗人，才气逼人，少年时读书也极为刻苦，却又语言平易通俗，据说他一写出诗，先读给市井里不识字的老婆婆听，如果没法听懂，就修改。他还是唐朝最高产的诗人，留传下来的诗和文有三千多首，此外，他还是文学理论家，倡导了“新乐府运动”。白居易最著名的诗作是《赋得古原草送别》，当时他十六岁，从江南前往长安参加科举，考试前拜访名士顾况，一开始，顾况看他年轻，嘲笑他的名字说“米价方贵，居亦弗易。”但读了几句诗，立刻大惊，感叹道“道得个语，居亦易矣。”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暮江吟》《忆江南》《登观音台望城》为写景的名作，《池上二绝》《观刈麦》是写人写事的名作，均极具画面感，《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上阳白发人》《盐商妇》则为长篇叙事诗，并夹叙夹议，带有时代史诗的色彩，奠定了白居易在唐朝现实主义诗人群体中的领头地位，就整个唐朝来看，白居易在灿若星辰的众多诗人中位列第三，仅次于李白、杜甫。西湖的近岸位置有苏堤、白堤，苏堤的确为苏轼任杭州知州时主持建造的工程，但白堤并不是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期间主持建造的，而是在白居易到杭州之前就已经建成，主要因为白居易《钱塘湖春行》里有一句“绿杨阴里白沙堤”，传来传去，最后误传为白居易修了“白（沙）堤”。不过，白居易也整修过西湖堤防，历朝历代的杭州地方官都会不断地疏浚西湖，挖泥清淤，整修堤防，西湖是一个古老和持续消亡的湖泊（大部分湖泊形成后，都会呈萎缩趋势），而且在整个古代都缺乏流入和流出的水道，没有人工干预很快就会被淤塞，最早从海湾演变为内湖的时候，现在的西湖为“上湖”，其东北方向还有一个“下湖”，“下湖”早已消失，“上湖”则被人类精心保存至今。白居易的诗集名为《白氏长庆集》，因为编撰于唐穆宗长庆年间。中国古代的诗集/文集命名主要有主要有这几种模式：一是以官职命名，比如杜甫的《杜工部集》，因为杜甫曾经获得检校工部员外郎的职位，虽然不是实职。二是以谥号命名，比如范仲淹的《范文正公集》，因为范仲淹去世后的谥号是“文正”。三是以书斋命名，比如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因为梁启超的书斋名曰“饮冰室”，“饮冰”源自《庄子‧人间世》“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意思是当时受光绪皇帝之命组织维新变法，深感责任重大，所以内心焦灼（内热），需要“饮冰”才能缓解。四是以籍贯（出生地/祖籍）命名，比如韩愈的《昌黎先生集/韩昌黎集》，因为韩愈的家族来自是古昌黎郡。五是以帝王年号命名，比如《白氏长庆集》。

元稹zhěn是一个有些复杂的人物，为官正直，与白居易一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也有陷入牛李党争和依附宦官的经历，还有在个人感情方面的争议。元稹为鲜卑族拓跋部的后裔，这个姓氏“元”就是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过程中，将皇族姓氏由“拓跋”改为“元”，不过元稹为皇族远支，号称北魏“昭成帝”的十五代孙，但“昭成帝”在位期间，北魏尚未正式建立，其后还要经过“献明帝”，直至道武帝（宣武帝）拓跋珪，才算是北魏建立之后的首位君主，而之前均为追谥。元稹15岁即考中明经科，在河中府（今山西省运城永济市蒲州镇）任职期间，遭遇驻军骚乱，借友人之力保护了远房姨母一家，赢得表妹崔双文的好感，后来在长安研学的时候，元稹的同学李绅（<悯农>作者）听说这段恋情，写出《莺莺歌》，元稹跟着创作了自传性质小说（传奇）《莺莺传》（又称<会真记>），后来广为流传，成为元朝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的原型。其实杜甫在世期间，并没有太大名气，不为人理解和知晓，大部分时候都比较凄苦，唐宪宗元和五年（公元810年），元稹被贬为江陵士曹参军（管营造事务），杜甫之孙杜嗣业扶灵柩回乡安葬，希望为之撰写一篇墓志铭，元稹阅读了杜甫留下的千余首诗文，惊叹至膜拜，引为知己，认为杜甫在现实主义诗作方面的成就超过了李白，首次将李杜并称，随后广为宣传，杜甫因此获得“诗圣”的地位。元稹和白居易都是唐朝中期年少成名的才子，有共同学习备考的经历，结成终身友谊，留下许多相互唱和的诗作，元和十年（公元815年），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的时候，元稹正值重病，抱病写了《闻乐天授江州司马》，其中有名句“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元稹最有名的诗作是《离思》：“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

下图为《西厢记》插图

刘禹锡在诗、赋等方面有大量作品，还有唯物主义哲学著作《天论》，医书《传信方》。他一生有多次大起大落，但他的作品多简洁明快，充满乐观与豁达，比如《浪淘沙》的“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秋词》的“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乐天见示伤微之敦诗晦叔三君子皆有深分因成是诗以寄》的“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当然最有名的要数《陋室铭》，创作于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的和州（今马鞍山市和县）。刘禹锡擅长写景，文笔自然流畅，朗朗上口，比如《竹枝词》的“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金陵五题》（乌衣巷）的“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望洞庭》的“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赏牡丹》的“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浪淘沙》（钱塘江潮）的“八月涛声吼地来……卷起沙堆似雪堆”。他还有一些怀古类的名作，同样充满了气势，比如《蜀先主庙》的“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西塞山怀古》“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更是被《三国演义》收录，作为临近结尾的点睛之笔。

李贺为唐朝宗室，但生不逢时，反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却屡遭打击，不过虽然他多有哀怨，诗作却充满了想象力，以及对理想、抱负的追求，因此成为浪漫主义诗人的代表，比如《南园》第五首写道“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第六首又嘲笑道“寻章摘句老雕虫，晓月当帘挂玉弓。不见年年辽海上，文章何处哭秋风？”《金铜仙人辞汉歌》结尾有名句“天若有情天亦老”。《致酒行》中有名句“雄鸡一声天下白”，《李凭箜篌引》有“石破天惊”的出处，此诗与白居易的《琵琶行》及韩愈的《听颖师弹琴》并称古代描写音乐的最佳诗作。李贺在仕途失意的情况下，选择去边塞，其边塞诗注重场景的渲染，常常运用多种色调来烘托激烈悲壮的战斗场面，比如《雁门太守行》用了“黑（云）”“金（鳞）”“白（燕脂）”“（夜）紫”“红（旗）”等颜色，还有简洁却寓意深刻的《马诗》“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

晚唐时期，著名诗人有温庭筠、李商隐、杜牧、韦庄等，其中李商隐、杜牧被称为“小李杜”。温庭筠yún兼有诗和词，还创作过骈文、小说，作品辞藻华丽，为“花间派”鼻祖。李商隐是晚唐最著名的诗人，与杜牧并称“小李杜”。李商隐同时擅长诗和骈体文的，在咏史诗方面，有《贾生》的“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有《咏史》的“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还有《瑶池》，借虚构的周穆王见西王母故事，讽刺当时唐朝皇帝的求仙问道，李商隐的咏史诗，巧妙地将历史或传说与当代事件结合起来，借古讽今，入木三分。在咏物、叙事、写景、抒情、寄怀诗方面，有《锦瑟》“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夜雨寄北》“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乐游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李商隐的咏物诗总体上带有一种悲凉和怀才不遇的味道，与杜甫的风格有些相似。当然李商隐最有名的还是多首名为“无题”的诗，比如“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昨夜星辰昨夜风……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杜牧在诗、赋、古文方面均有造诣，受杜甫、韩愈等名家的影响，多为大气磅礴之作，而且他积极入仕，在经史、治乱、军事等方面，同时拥有大量的理论与实践。杜牧十几岁的时候，正值唐宪宗讨伐藩镇，他写了十几篇《孙子兵法》的注解，又写了很多策论，得到时任宰相李德裕，后来又得到东都洛阳主持进士科考试的礼部侍郎崔郾等人的重视，其文章在官员、文人圈子被四处传阅。杜牧二十三岁写出《阿房宫赋》，虽然有着赋常见的华丽辞藻，却很有气势，而且含义深刻，震撼人心。“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日益骄固。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些都是《阿房宫赋》中在后世广泛流传的名句。此时杜牧已经很有名气，他二十五岁中进士，进入官场。杜牧有许多咏物、抒怀诗，比如《泊秦淮》“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遣怀》“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还有咏史诗，比如《题乌江亭》“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赤壁》“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杜牧也有清新、隽juàn永的诗，比如《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寄扬州韩绰判官》“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赠别》“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秋夕》“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些诗都如同一幅幅美丽的风景画和人物图，表现了他的深厚文学功底。

韦庄与温庭筠同为花间派最著名的词人，经历过唐末的黄巢起义和藩镇混战，朱温称帝建立后梁，唐朝结束后，又协助王建在蜀地称帝。韦庄最有名的作品是长篇叙事诗《秦妇吟》，描绘了黄巢起义前后长安的混乱，还有《送日本国僧敬龙归》，“扶桑已在渺茫中，家在扶桑东更东。此去与师谁共到？一船明月一帆风”这些句子也常被引用。

（二）唐宋八大家，古文运动，新乐府运动

唐宋八大家，又称“唐宋散文八大家”，其中韩愈、柳宗元是唐朝古文运动的倡导者，欧阳修、三苏（苏轼、苏辙、苏洵）是宋朝古文运动的代表，王安石、曾巩是临川文学的代表。

韩愈在文学方面，主张摒弃两晋南北朝以来浮华的骈文，效法先秦与两汉时期的散文，他和柳宗元同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被苏轼称赞为“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勇夺三军之帅”，八代指的是：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韩愈的散文富有深度与哲理，其中比较有名的包括《师说》“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马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送董邵南游河北序》“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永贞行》“小人乘时偷国柄……夜作诏书朝拜官，超资越序曾无难”《进学解》“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调张籍》“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蚍蜉pí fú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还有楹联“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被明朝万历年间的《增广贤文》收录。韩愈也有清新明快的作品，比如《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春雪》“新年都未有芳华，二月初惊见草芽。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送桂州严大夫同用南字》“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篸zān”。韩愈常自称“郡望昌黎”，又被称为“韩昌黎”，因为其祖上源自古昌黎郡（今辽宁省西南部的阜新市、朝阳市、锦州市一带，不是今河北省唐山市昌黎县），但韩愈这个家族人丁不旺，其本人幼年失去父母，由兄嫂抚养长大，他的平辈和晚辈中，也有数人夭折或早逝。然而韩愈非常勤奋，并且为人正直，先后参与了“永贞革新”（二王八司马）“谏迎佛骨”等政治事件，还跟随宰相裴度去平定“淮西之乱”（李希烈及该藩镇后续多个首领的叛乱）。韩愈是陪祀孔庙的大儒，与之同列的儒家学派名人有董仲舒、范仲淹、韩琦、周敦颐、程颢hào、文天祥、王阳明、顾炎武等等。

柳宗元也擅长多种文学形式，其散文、骈文代表作有《捕蛇者说》《黔之驴》等等，文笔犀利，论述缜密，“黔驴技穷”这个成语就是他的作品。还有游记《小石潭记》等等，也都是脍炙人口之作，柳宗元的游记很多，被称为“游记之祖”。他还有许多哲学、政治类作品，甚至质疑董仲舒的鼓吹的“夏商周三代受命之符”符命说，发展了儒家学派的唯物论和民本思想。柳宗元的诗词朴素自然，风格淡雅，有陶渊明遗风，被合称为“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比如《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短短二十个字，便“绘制”出一幅山水画，让人产生无限感慨。

唐朝的古文运动，起始于初唐时期的陈子昂。中唐的唐德宗贞元年间，安史之乱造成的严重破坏有所恢复，韩愈、柳宗元等人结合政治领域的“中兴”思潮，提出“载道”（文学作品要承载思想主张）“明道”（要清晰、简洁地阐明道理）口号，发起古文运动。其实在隋文帝时期，已下诏禁止“文表华艳”，但直到唐朝初年，包括唐太宗在内，依然崇尚文辞的浮华。这场运动并不是简单复古，而是倡导去除浮华之气，一方面加强文人自身的修养（孟子提出的‘养气’），另一方面提高文学作品的质量和实用性，比如在书面语中吸纳当时的口语。唐朝的古文运动取得了一些成就，虽然骈文没有就此销声匿迹，而且在五代至北宋初年还再度泛滥，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整个文坛的风气，并带来了晚唐时期小品文的兴起。北宋的古文运动，也是在唐朝古文运动基础上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与古文运动同期（贞元和（唐宪宗）元和年间）的还有新乐府运动，由白居易、元稹、张籍、李绅等人倡导。“新乐府”这个名称相对于“汉乐府”，最早得名于白居易担任左拾遗时写的“美刺比兴”“因事立题”的五十首诗集合《新乐府》。新乐府运动一是使用新的题材，多写时事，跳出之前乐府内容范围的框框。二是强调现实主义，白居易倡导“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继承杜甫的传统，大胆讽喻，关注底层民众的疾苦，让诗歌起到“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作用。三是讲究文辞质朴，便于读者理解，表达直截了当，切中时弊，让闻者足戒，叙事和论述有理有据，让人信服，白居易提出要“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新乐府的代表作用白居易的《秦中吟》《上阳白发人》《太行路》《卖炭翁》《新丰折臂翁》《盐商妇》，李绅的《悯农》，元稹的《田家词》《织妇词》，张籍的《野老歌》《筑城词》《贾客乐》《猛虎行》，王建的《水夫谣》《羽林行》等等，反映了中晚唐时期的尖锐社会矛盾和中下层民众悲惨生活。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写道，他的诗让“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执政柄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竟至“言未闻而谤已成”，元和十年（公元815年），白居易被毁谤，贬谪到江州，新乐府运动逐渐衰落。

（三）专题：唐朝的语言

古汉语的发音，总体上分为三个阶段：西周至秦汉为上古音，南北朝至隋唐为中古音，宋元明清为近古音。上古音、中古音与现在的汉语发音差别比较大，反倒是闽南语、粤语和（广东）客家话、吴语等方言保留了一些古汉语的发音。究其原因，主要就是因为南北朝、金元、清初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大批南下，入主中原，带来了许多“胡语”的发音和说话习惯，与传统的中原汉语发音相融合。而同时期中原汉人的“衣冠南渡”，并举族躲进南方的深山密林中，带来了中原的古汉语发音，并得以在交通闭塞，新的游牧民族主导的中央政权鞭长莫及的地方长期留传。比如说闽南语，虽然在今天被其它地方的人认为非常难学，却被语言学家认为是古汉语或上古音的“活化石”。实际上，现在的日语、韩语中也保留了一些古汉语的发音和词汇，多为汉唐时期传过去的语言文化的遗留。因为古汉语和现在的发音有较多差别，所以许多古代诗词，尤其是较早期的诗词今天读起来似乎不那么押韵，但其实按照当时的发音绝对是押韵的。

古汉语体系下，发音属于口语，而文言文则是书面语。最初，在先秦时期，文言文这种书面语和同时期的口语大体一致，或者说文言文脱胎于此时的口语。后来，由于文言文相对简练，并且被不少文人认为有“复古”之风，有“刻意”的修饰或润色，看起来很美好、文雅的样子，便一直沿袭下来，贯穿整个中国古代。如上一段所说，与书面化的文言文长期不怎么变化所不同，古汉语的口语表达从西汉中后期开始，便开启了不断变化的过程。为了更好地适应日常生活需要，尤其是为了适应占古代人口绝大多数不识字，没有经过写作训练的情况，口语越来越直白，于是渐渐出现了“白话文”。可以这么说，《史记》及以前的史书中，记载的古人对话，基本上都是直接记录，原话即如此，但是在《史记》之后，许多非正式场合的对话，就经过了记载者或史官的“转录”，从一手资料范畴的口语变成了二手资料范畴的书面语。宋朝到明朝时期，城市规模扩大，市民阶层崛起，说书、曲艺、小说等服务新兴市民阶层，并赚取其休闲娱乐类消费支出的文化艺术产品大幅增加了供给，使得白话文从相对单纯的口语升级为口语和书面语通用的形式，逐渐取代了文言文的地位。唐朝时，韩愈提倡“古文运动”，号召去除文学作品中的华丽和浮夸辞藻，回归朴素的、简洁的、实用的“古（文言）文”，而近代的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号召放弃文言文，也是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

如果穿越到唐朝，可能会完全听不懂当时人们说的话，但可以考虑用纸笔来交流，因为两千多年来文言文并没有多少变化。生活在现代的中国人，只要接受过法定范围的基础教育，识别繁体字和阅读唐诗就基本无障碍，当然，诗词中诸多典故能否理解，还是需要一定的知识积累，此外，看懂文言文比看到常见诗词要难得多。网上有人说，《滕王阁序》中的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翻译”成唐朝普通人平常交流的语言，应为“阿兄曾睇dì否，赤霞下有鹜飞，江水与天一色样”。“睇”这个字现在仍广泛用在粤语中，为“看”的意思，比如“睇书”“睇电视”“睇电影”“睇医生”等等。（请点击查看，AI模拟的唐朝中古音朗读<滕王阁序>，能明显感觉到和现在的粤语、吴语有许多相似）

（四）艺术

戏剧这个词出现于唐朝，当时有“全能戏”“歌舞戏”“参军戏”“傀儡戏”等等，还有西域传入的龟兹戏剧等。

在绘画方面，唐朝吸收了西域的晕染法，即利用水分扩散来控制颜料渗透，而宣纸的多孔机构可以让颜料在这个过程中产生渐变效果。唐朝最著名的画家是“画圣”吴道子，擅长山水和人物，并经常创作壁画，其线描技法飘逸，富有张力，节奏感强，被称为“吴带当风”。其次为阎立本，擅长绘画、工艺、建筑，在隋朝和唐朝先后担任过将作大匠、宰相等，其最具著名的作品为人物画，比如《永徽朝臣图》《历代帝王图》《步辇图》等等。还有张萱的《捣练图》《虢guó国夫人游春图》，周昉fǎng的《簪zān花仕女图》等等，都是反应唐朝社会风貌和艺术风格的著名画作。唐朝的山水画突破了“人大于山”的传统，在构图和空间层次方面有较大进步。韩滉huàng的《五牛图》为唐朝牛马类画作的代表。唐朝的壁画非常发达，敦煌莫高窟的唐朝壁画排列起来超过25公里。

下面为《步辇图》，高38.5厘米，长139厘米，描绘了唐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唐太宗接见前来迎娶文成公主的吐蕃使者禄东赞的情景。下面几张图都可以点击放大查看细节

下面为《历代帝王图》，高51.3厘米，长531厘米，描绘了十三位帝王，三十三位侍从的形象，分别有：西汉昭帝刘弗陵，东汉光武帝刘秀，三国魏文帝曹丕，吴主孙权，蜀主刘备，西晋武帝司马炎，南朝陈文帝陈蒨，陈废帝陈伯宗，陈宣帝陈顼，陈后主陈叔宝，北周武帝宇文邕，隋文帝杨坚，隋炀帝杨广

下图为《捣练图》的主体部分（不含两边后来历代收藏家增加的装裱，题字和印章），高37厘米，长145厘米，为工笔画/仕女画，描绘了当时城市女工捣练（捣洗煮过的熟绢）、络线、熨烫的场景。长安是唐朝的丝织品生产中心，有大量的官营丝绸作坊，唐玄宗时期，专为杨贵妃制作丝绸类制品的工匠就有千人。此画并不是张萱的原作，应为北宋后期画院中高手的临摹之作，但画上没有作者和摹者的题字或印章，卷首题跋 “宋徽宗摹张萱捣练图真迹”，又有金章宗用瘦金体题写的“天水摹张萱捣练图”，据此推测，这幅作品在靖康之乱时被金兵从北宋宗室处抢夺，后被金章宗收藏。赵宋皇室的祖上（秦朝到西汉初年）源自甘肃天水，故宋朝又被称为“天水一朝”，因此这幅画上又有“天水摹张萱捣练图”字样，以示为宋朝时的摹本。1904年，此画被满清贵族卖给美国波士顿博物馆

下面为《虢国夫人游春图》的主体部分，高52厘米，长148厘米，描绘了杨贵妃的三姐虢国夫人带着随从们盛装出游，“道路为（之）耻骇”（路人因所见所闻而感到震惊和羞耻）的场景，表现了杨贵妃家族的骄奢淫逸。杨贵妃的三位姐姐，被唐玄宗封为韩国夫人、虢国夫人和秦国夫人。画中队伍最前面（最右侧）的是虢国夫人，为盛唐时期流行的女着男装，其后跟着男女奴仆，再往后是秦国夫人、韩国夫人，最后又是男女奴仆和一名抱着小主人的老年保姆，杨家三姐妹衣着华丽，骑着三花马。杜甫有一首七言古诗《丽人行》，描述的也是这个场景。此画的流落经历大致同《捣练图》，清朝灭亡后，溥仪将其偷运出宫，后带到伪满洲国，日本投降时，溥仪准备带着这些藏品逃往日本，在沈阳被拦截，该画作被缴获，后移交给辽宁省博物馆

下图为《簪花仕女图》，高46厘米，宽180厘米，描绘了贵族女性及其侍女在春夏之交游园赏花的场景，表现了其养尊处优，无所事事的状态，被认为是唐朝仕女画的标杆。安史之乱后，为了粉饰太平，唐朝统治集团宣扬“文治”，大搞宴游，这幅画正是反映了这个时期的导向和社会风气，其中对人物神态的描绘尤为细致，展现了贵族奢侈生活中的空虚，也反映了唐朝后期的社会心态和审美观从豪迈向婉约的转变

唐朝的雕塑也获得了较大发展，唐太宗的昭陵六骏，龙门石窟的卢舍那佛像（以武则天形象为蓝本），敦煌莫高窟的塑像，乐山大佛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精品。

唐朝在书法方面的名家有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薛稷jì，并称“初唐四大家”。盛唐时期，颜真卿有代表作《多宝塔碑》，晚唐时期，柳公权有代表作《玄秘塔碑》，此二人分别创造了“颜体”和“柳体”，被称为“颜精柳骨”。中国古代书法（楷书）四大家，分别是唐朝的欧阳询（欧体）、颜真卿（颜体）、柳公权（柳体），元朝的赵孟頫fǔ（赵体）。怀素、张旭的草书也很有名，他们与当时的诗人常有聚会和交流，杜甫在《饮中八仙歌》做了生动记述。

唐朝的舞蹈既包括南朝的汉族传统乐舞，北朝的各民族特色乐舞，也包括西域传入的胡乐、胡舞。唐朝宫廷的“十部乐”，有六部为西域乐。安禄山就是胡旋舞的高手，多次在唐玄宗和杨贵妃面前展示这个技能。唐朝的长安城和其它大城市有许多舞坊，每天安排胡姬跳特色舞蹈。唐玄宗时期，在宫中设立梨园，负责管理乐工和舞伎，组织歌舞排练和演出，梨园后来称为戏剧班子的代称，唐玄宗也被尊为戏剧行业的祖师爷。

本文动笔于2025-03-7 18:1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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