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叫叫讲中国史35-唐朝和(武)周（上）

一、唐朝和(武)周概况

唐朝开始于公元618年，宇文化及等人在江都发动兵变，杀死隋炀帝杨广，李渊逼迫隋炀帝南巡时奉命留守故都长安的杨侑yòu（谥号：隋恭帝）禅位，建立唐朝。结束于公元907年，朱温逼迫唐哀帝禅位，建立五代十国的后梁。唐朝总共持续了289年。

“唐”这个国号源于李渊的封地。西周初年，周公辅佐成王的时候，灭了叛乱的古唐国。古唐国传说是承继了上古时期陶唐氏的唐尧建立的“王朝”，之后是有虞氏的虞yú舜建立的“虞国/朝”，再往后则是夏后氏的夏禹建立的“夏朝”。当时年幼的成王与其弟弟叔虞一起玩，成王拿着一片梧桐树叶，削成了玉制礼器“圭”guī的形状，对叔虞说：“余以此封女（通‘汝’）。”叔虞把这件事告诉周公，周公说“天子无戏言”，于是将叔虞分封到了唐国故地。等到叔虞儿子燮xiè继位后，改国号为“晋”，并逐步成长为春秋五霸之一，这也是今天山西省简称的源头。《史记·晋世家》和《吕氏春秋·审应览第六·重言》都记载了“桐叶封弟”的故事。太原市中心的晋祠，便是为了纪念叔虞而建。

按照皇家姓氏命名朝代的传统，唐朝又称“李唐”。

二、初唐时期

（一）唐高祖李渊

公元618年（义宁二年），李渊称帝，建立唐朝，改元为武德，定都长安。但是李渊在位的八年（至626年），全国未完全统一。直到贞观二年（公元628年），突厥衰落并发生内乱，唐军趁机攻灭依附于突厥的梁师都，以此为标志，唐太宗李世民才实现全国统一。

唐高祖在位时期，一面依次平定各地的割据势力，一面改革隋朝遗留下来的苛政，颁布新的律令，逐步建立唐朝的政治制度，建立以十二军（禁军）为主体的府兵体系，设立学校，颁布均田制和租庸调法，铸造发行“开元通宝”。

（二）开元通宝

“开元通宝”沿用了秦方孔圆钱的形制，币面文字为书法家欧阳询题写，做工比较精美。之前，铜币基本上都是篆字，从“开元通宝”开始，改为隶书、楷书。

关于“开元通宝”，需要特别说明的有两点。

其一，“通宝”不仅仅对应“开元”，而是唐朝至清朝的铜币名称，意思是“通行/流通宝货”。唐朝以前，铜币大多以重量来命名，比如半两钱、五铢钱等等，唐高祖武德四年，下令停止五铢钱的流通，开始铸造和发行“开元通宝”。不过，从“开元通宝”起，每个铜币称为一个钱，或是一文，每十文为一两，这是新的钱币计量单位。后来还有唐朝的“建中通宝”，五代时期南唐的“大唐通宝”“唐国通宝”，北宋的“太平通宝”，南宋的“大宋通宝”，明朝的“永乐通宝”，清朝的“康熙通宝”“宣统通宝”，民国时期云南、福建等地铸造的“民国通宝”等等。“开元通宝”发行的时候，价值更大的黄金、白银铸造的“元宝”作为一并流通的货币，用于大额支付，元朝时“元宝”开始更广泛地流通，以至于有人误以为“元宝”始于元朝，是“元朝之宝”的简称。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又发行了“乾元重宝”，同样为铜币，但一枚（主要又两种规格）相当于通宝的十枚和五十枚，后来还有五代时期南汉的“乾亨重宝”，北宋的“庆历重宝”“崇宁重宝”，元朝的“至正通宝”，清朝的“咸丰重宝”“光绪重宝”等，规格也分为多种，最多能折合通宝的一百枚。

下图为唐高祖武德年间的“开元通宝”

下图为盛唐时期（唐高宗中后期到唐玄宗时期）的“开元通宝”，用料和做工更好

下图为“咸丰重宝”，铸造于太平天国时期，通过偷工减料（金属货币不足值）来搜刮民财，转嫁清政府面临的财政危机

其二，“开元通宝”的“开元”意思是开始/开创/开辟新纪元，这个词最早出现于东汉时期，而不是唐玄宗的年号“开元”，因为“开元通宝”始于唐高祖武德四年，与后来的“开元”年号重名，只是巧合。之后的“通宝”倒是前面多冠以年号、国号之类。亦有人按照顺时针方向，读作“开通元宝”，认为是“元宝”这种货币形式的源头。

（三）玄武门之变

唐朝建立的过程中，李渊的三个儿子——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四子李元吉都表现了卓越的才能，但也形成了激烈的竞争关系。而由于李渊的优柔寡断，在立太子和扶太子上位的过程中屡屡处理不当，李世民的威望和实力不断提高，直至超过太子李建成。因为屡建战功，李世民不断获得新的官职和封号，先后有秦王、太尉（注2.1）、尚书令、雍州牧、凉州总管、上柱国等。武德四年（公元621年），由于在虎牢之战中大破窦建德、王世充，唐朝自此统一北方，李世民又被封为天策上将，正一品，位列亲王、三公之上，又加领司徒，达到“封无可封”的程度，因为三师空缺，李世民的地位和实权仅次于李渊和太子李建成。当时，只有太子和天策上将可以在常规的国家机关外，自行开府治事，任用官员，李世民在洛阳开府，称为“天策府”，再加上已有的秦王府，与李建成开始了争夺人才之战，房玄龄、杜如晦huì、秦琼、尉yù迟敬德等人陆续加入李世民的麾下，成为玄武门之变及后来贞观之治的重要人物。武德五年，李世民又兼任左右十二卫大将军，武德八年，兼任中书令，作为唐朝最高行政机关的三省，被其控制了两个。

李建成、李元吉的步步紧逼，加上李世民周围文臣武将的怂恿sǒng yǒng，终于导致玄武门之变的发生。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初三，李世民密奏，举报李建成和李元吉，李渊安排三人在次日一同进宫对质。六月初四，李世民提前带人在玄武门埋伏，李建成、李元吉有疑虑，但还是前来，随即被杀。东宫的余部又集结起来攻打玄武门和秦王府，均失败而溃散。李世民又派尉迟恭带兵入宫，控制李渊，迫使其承认玄武门之变的结果，将军政大权交给李世民，并立其为太子。当年八月，被实际软禁的李渊退位，成为太上皇，李世民继位。

（四）唐太宗李世民-贞观之治

李世民是唐朝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最有名的皇帝之一，位列“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他选贤用能，任用房玄龄、杜如晦等名臣，史称“房谋杜断”，又任用李靖、李勣jì（原名：徐世绩。赐姓李）等名将，先后击败了东突厥、吐谷yù浑、高昌（今新疆东部吐鲁番一带）、薛延陀（今新疆北部阿尔泰山一带）、高句丽gōu lí、吐蕃bō，被西域诸国尊称为“天可汗”。他从谏如流，经常与大臣讨论历代王朝盛衰的教训，并重用曾经在李建成麾huī下的重臣魏征（又写作：魏徵zhēng，时任太子洗马 ），屡次纳谏，留下了“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等名句和典故。李世民时期的名臣名将，后来被归总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注2.2）。

李世民在唐朝的建国和创业阶段发挥了巨大作用。他深入吸取隋朝末年民变的教训，多次强调“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推行以农为本的政策，厉行节约，与民休养生息，复兴文教，因此出现了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外患消弭mǐ的局面，长安、洛阳成为当时世界级的大都市，这是唐朝第一个盛世，史称“贞观之治”，并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基础。

李世民在位的后期，和历史上许多皇帝一样，逐渐变得自大和专横，并开始加重劳役。李世民晚年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便是储位之争。李世民与长孙皇后的儿子们当中，长子李承乾首先被立为太子，多次在李世民离开京城的时候作为监国。但李世民又宠爱四子李泰，导致其与太子经常争权夺利，甚至让许多大臣也卷入其中。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太子李承乾联络部分大臣谋权篡位，但未得手，于是李世民同时废黜chù了李承乾、李泰，将性格温和的李治立为新太子，这也是对外宣示在自己的创业之后，唐朝将迎来守成之君。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9年）五月，李世民驾崩，次月李治继位，改元永徽。

下图为唐太宗画像

注2.1：唐朝时，太尉是三公之首，主管军事。司徒是三公的第二位，主管教化，有时候也兼管日常行政事务。司徒是三公的第三位，主管工程建设。唐朝中央政府组成人员的等级，从高到低依次为皇帝、太子、三师（太保、太傅、太师）、亲王、三公、其他官员。雍州牧是京畿地区的行政长官，隋朝、唐朝、宋朝时期，国都和陪都设州牧，由亲王级别的人物担任，其它州则是刺史。凉州总管是京畿大后方（西面）的行政长官。隋唐时，上柱国均为勋级，无实权，为武将的十二个勋级的最高，其下为“柱国”，上柱国通常为正二品。左右十二卫大将军为正三品，

注2.2：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二月，暮年的唐太宗（当时44岁，后卒于50岁）为了纪念之前与自己一起打天下的老部下，让著名画家阎立本按真人大小，绘制了二十四位功臣的画像，挂在皇宫三清殿旁边的小楼——凌烟阁，常常前往观摩、怀旧。中唐至晚唐时的时任李贺，在《南园十三首》写道：“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凌烟阁成为后世英雄豪杰从军报国，功成名就的象征。有史料记载，先后供职于南梁、西魏、北周的庾yǔ信，在《周国柱大将军纥hé干弘神道碑》中有“天子画凌烟之阁，言念旧臣；出平乐之宫，实思贤傅”的句子，由此可见，北周也有纪念功臣的“凌烟阁”，唐朝属于沿袭旧例。

附：凌烟阁二十四功臣

1、司徒、赵国公长孙无忌

2、司空、凉州都督、河间郡王李孝恭

3、司空、莱国成公杜如晦

4、司空、相州都督、太子太师、郑国文贞公魏徵

5、司空、梁国公房玄龄

6、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仆射yè、申国公高士廉

7、开府仪同三司、鄂国公尉yù迟敬德

8、特进、卫国公李靖（特进：散官名，无实际职务，一般为正二品，朝会时仅次于从一品的开府仪同三司）

9、特进、宋国公萧瑀yǔ

10、辅国大将军、扬州都督、褒忠壮公段志玄

11、辅国大将军、夔kuí国公刘弘基

12、尚书左仆射、蒋忠公屈突通

13、陕东道行台右仆射、郧yún节公殷开山

14、荆州都督、谯襄公柴绍

15、荆州都督、邳pī襄公长孙顺德

16、洛州都督、郧国公张亮

17、光禄大夫、吏部尚书、潞国公侯君集

18、左骁卫大将军、郯tán襄公张公谨

19、左领军大将军、卢国公程知节

20、礼部尚书、永兴文懿yì公虞世南

21、户部尚书、渝襄公刘政会

22、光禄大夫、户部尚书、莒jǔ国公唐俭

23、光禄大夫、兵部尚书、英国公李勣jì

24、徐州都督、胡国公秦琼

附：“散官”与“职事官”相对应，“散官”有官名而无实际职权，通常是为了表示官员的等级，相当于“加衔”，“职事官”则是官员的实际职务。汉朝至南北朝时期，对于部分高级官员，会在实际职务之外，加“亚三司”“仪同三司”等名号，以示尊崇。隋朝开始正式确定散官体系，唐朝承袭此制度，设置二十九阶的文散官、武散官，如下表。宋朝时，“散官”称“寄禄官”。明清时期，官员待遇完全对应实际职务，不再有“散官”之说，但对于个别较高级别的官员，仍授予“散官（加衔）”。

唐朝的勋和爵有以下区别：勋主要是荣誉称号，最多体现在服装和俸禄上。爵是世袭特权，关联经济和政治权利，并且有食邑。勋主要授予开国功臣等有大功的官员，爵可以普遍授予宗室和大臣。勋经常与官职（职事官）相对应，并有一定的升级规定，爵是一次性授予的。勋起源于南北朝时期的北周和北齐，最初授予有战功的武将，后来扩展到文官领域，《木兰辞》中就有句子“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意思是当时的勋有十二级。爵位在商朝和周朝就有了，到了秦朝商鞅变法时已十分完备，建立了二十级军功爵制度，后世基本沿用了这个模式。

萨宝是当时中国政府任命的管理来华胡人，尤其是胡人商队的胡人官员，萨宝府武官视同正五品下，萨宝府袄正视同从七品下，萨宝府祓祝、萨宝府率、萨宝府史分别视同流外一等、流外四等、流外五等。萨宝府比照府兵制度，与唐朝国内普通民众分治。萨宝官员主要有三类，一是袄祠的袄正和袄祝，相当于祭司，二是萨宝府的武官，负责护送萨宝官员和商队，三是萨宝府的秘书（文书/书记官）。

李世民称帝后，由于其担任过一些职务，正一品的天策上将、正二品的尚书令不再设置。正三品的侍中，在唐代宗大历年间升为正二品。

三、唐高宗、唐中宗、唐睿宗和武周时期

（一）唐高宗李治-永徽之治

李治即位的最初几年，通过打击传统利益集团，巩固自己的地位。永徽四年（公元653年），利用房遗爱（房玄龄次子，唐太宗时期高阳公主的驸马）谋反一案，将宗室、勋贵中的反对势力一网打尽。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在李勣、许敬宗等人的支持下，废掉士族出身的王皇后，立武则天（当时为昭仪）为皇后，同时打击了顾命大臣长孙无忌、褚chǔ遂良等人。

李治积极推行文治，有“贞观遗风”，又禁止进贡鹰隼犬马等物品。他每天召见刺史，经常接见各地的朝集使，询问民间疾苦，完善施政措施。经济与社会逐渐从隋末唐初的动乱中恢复，永徽三年（公元652年），全国人口从贞观年间的不足300万户增加到380万户。

李治也延续了李渊、李世民时期的征战与扩张。灭西突厥，先后设立单于都护府、瀚海都护府，在西域又设立了昆凌都护府、蒙池都护府，在龟兹qiū cí（今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市）设立安西都护府。应新罗的求援，在白江口之战打败百济、倭国联军，灭百济（朝鲜半岛西南部），后派兵攻占平壤，灭高丽，设立安东都护府。李治时期，唐朝的疆域达到极盛，东边涵盖了朝鲜半岛的北部和西南部，西边到咸海（也有说法是里海），北边到贝加尔湖，南边到越南北部和中部分界处的横山。

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开始，安西四镇（碎叶、龟兹、疏勒、于阗tián）和吐谷浑陆续被新崛起的吐蕃攻占，唐朝在西域的疆域和控制范围收缩，新罗变强并反叛，唐朝被迫撤出朝鲜半岛，还有在东突厥归降者的处理方面不当，引发其出走并重新独立，建立“后突厥汗国”，成为唐朝北方边境新的威胁。

李治在位的后期，患上风疾（可能是脑血栓或其它心脑血管病），头晕目眩，无法处理政务，于是让武则天帮忙，后来渐渐地全都交给了武则天，两人并称“二圣”，武则天又称为“天后”。武则天祖上是李渊起兵时的支持者和资助者，其父武士彟yuē为唐朝开国功臣。武则天原为李世民的才人，李世民驾崩后按惯例出家为尼，后被李治重新召回宫中。李治与传统利益集团斗争的过程中，武则天成为其助手和盟友，一步步上位。《旧唐书·本纪六》记载，武则天“素多智计，兼涉文史”。

下表为唐朝妃嫔的等级

（二）唐中宗、唐睿宗

弘道元年（公元683年），李治驾崩，太子李显继位，是为唐中宗，武则天以太后的名义临朝称制。光宅元年（公元684年），因政治理念不合，武则天废黜了李显，立四子李旦，是为唐睿宗。

（三）武则天-周

唐中宗、唐睿宗第一次在位期间，由于武则天专权，先后发生了多起地方“清君侧”的叛乱，有封疆大吏，也有唐朝宗室，比如扬州的李敬业（徐敬业），越王李贞，琅琊王李冲等等。在平叛过程中，武则天对唐朝宗室和大臣们实施了大清洗，为自己称帝铺平道路。武则天延续了李治打击传统利益集团和士族的政策，北周以来一直掌权的关陇集团及其依附者，在武周时期彻底退出政治舞台。

载初元年（公元690年），武则天授意制造“祥瑞”，以此为理由迫使唐睿宗禅让，自称“圣神皇帝”，改国号为周，史称武周，定都洛阳，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 一个女皇帝。

武则天在位期间，继续发展经济，包括鼓励农桑，轻徭薄赋，减省力役等等。她改革户籍与徭役制度，限制王公以下拥有奴婢的数量，允许之前逃亡农民在一定条件下重新编入正规户籍，这使得国家控制的人口（户籍人口）从唐太宗贞观末年和唐高宗永徽初年的380万户增加到650万户。

武则天在政治方面亦多有建树，鼓励自荐，开“殿试”和“武举”，设“试官”（先试用，不合格就贬黜），大量破格选用官员，破格升迁。狄仁杰、张柬之等名臣就是武则天发现和提拔的，唐玄宗开元时期的名臣姚崇、宋璟jǐng等人，也在这一时期崭露头角。这些措施有利于非传统士族阶层的参政，抑制了士族阶层的势力，巩固了皇权，扩大了统治阶级的基础。当然，这也有武则天培养自己势力的考虑。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狄仁杰在武则天时期的角色和功绩主要是举荐人才和劝谏，并不是前些年相关影视剧中所展示的破案，历史上，狄仁杰绝大部分时期都没有担任过司法或案件侦查类机构的职务（注3.1）。

武则天最大的污迹便是鼓励告密和任用酷吏。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她公开接受告密文书，宣布告密失实无罪，致使告密和恶意构陷成风。她任用索元礼、周兴、来俊臣等酷吏，随意罗织罪状，严刑逼供，造成大批冤假错案，诛杀李唐宗室、文武大臣数百家，全国上下陷入恐怖。这些酷吏为竞相邀宠，还相互倾轧yà。有人告发周兴谋反，来俊臣受命审理此案，假惺惺地请周兴喝酒，问周兴有没有什么审案的好方法，周兴说新发明了一种酷刑，将犯人放入大翁里，下面用火烤，以此迫使其招供，来俊臣立即布置了这样一个场景，“请君入瓮”，周兴吓得当场认罪。

武则天扭转了唐中宗后期在边疆的失利，多次出击吐蕃，恢复对西域的控制，重新设立安西四镇，平定营州之乱，击溃契丹，削弱后突厥。武则天最初想通过介入营州之乱，让武氏子弟建功立业，积累功名，取代李唐宗室，甚至被立为皇嗣sì，但武氏子弟的表现实在拉胯，全程无功劳可言，充分暴露其平庸的特点，不足以托付重任，最后不得不让娄lóu师德、狄仁杰等人前往收拾残局。营州之乱之后，在狄仁杰等人的劝谏下，武则天把唐中宗李显召回洛阳，为后来的李唐皇室复位创造了条件。唐玄宗时期，契丹、奚再次兴兵，加上后突厥、东北的渤海国所造成的边境压力，河北三镇（节度使）的实力不断扩张，在为唐朝提供安全保障的同时，也埋下了尾大不掉，最终酿成安史之乱的隐患。

与李唐皇室自诩xǔ为道教始祖李耳（老子）的后人不同，武则天喜欢佛教，其在位期间各地佛寺大兴，龙门石窟获得第二次大规模扩建（第一次是北魏时期），达到鼎盛。其中17米高（头高4米，耳朵长1.9米）的卢舍那大佛便是按照武则天的形象塑造的，梵文“卢舍那”的意思是“报身佛”，又有“光明普照”的意思，武则天为自己造了姓名用字“曌”zhào（武则天又称‘武曌’），也是日月当空，光明普照的意思。不过这尊佛像建于唐高宗时期，武则天当时还是皇后，不是在武则天称帝期间。

下图为洛阳龙门石窟的卢舍那大佛

下面两张图为《武后行从图》的整体和局部

（四）武则天的神都洛阳

武则天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也可以说她好大喜功，喜欢奢华。唐中宗在隋朝洛阳城的基础上，于城西兴建了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皇宫——上阳宫（包括上阳宫、西上阳宫两部分），开启了隋唐洛阳城的“两宫制”。唐睿宗光宅元年（公元684年），武则天临朝称制（代行皇帝职权），把洛阳由“东都”改称为“神都”，意思是“神州大地之都”。为了表现“人间天上”的色彩，武则天正式称帝后，在洛阳的中轴线上集中建造“七天建筑”，对应天上的北斗七星。从北向南，分别为天堂（通天浮屠）、天宫（明堂）、天门（宫城南门-应天门）、天枢、天桥（从北向南分为：黄道桥-天津桥-星津桥）、天街（从端门/天枢到定鼎门）、天阙（伊阙）。

下图为隋唐洛阳城的中轴线和七天建筑。中轴线北面对着邙máng山，南面对着龙门石窟所在的伊阙。伊阙在伊河的龙门，伊河呈南北向横穿而过，两岸山体如大门一般，以此作为洛阳“南门”的高阙。

洛阳的宫城实际上分为四重，从南向北依次为：紫微城、玄武城（陶光园）、曜yào仪城、圆璧城，紫微城为主体，后三重为夹城，从目前的考古发掘来看，三重夹城无大型建筑遗址，可能为宫城护卫军队的兵营。

天津桥在隋朝初建时为铁链浮桥，唐太宗时期改为石柱梁桥，武则天时期改为龟背型桥（为目前发现的我国最早的龟背型桥），提高了防洪能力。桥上有四角亭，两端有酒楼，唐朝时，包括李白、白居易在内的许多官员和文人墨客都经过和流连于此，“天津晓月”为洛阳古八景之一。洛河在古代被称为天河、天汉，即银河，洛河上的渡口即为天津，意思是天河渡口。亦有说法称，这里是紫微宫（宫城）和太微宫（皇城）南面的渡口，即天帝居所南门外的渡口，因此为“天津”。

上阳宫是盛唐时代繁华的形象代表，白居易的《上阳白发人》，元稹的《行宫》等诗词，都是以上阳宫为主题的怀古之作。

下图中洛河的走向为唐朝时的状况，后来向南改道，淹没了隋唐洛阳城（南城）的部分坊

下图为武则天时期洛阳的宫城（紫微城）及南外（想象图）

下图为武则天时期洛阳的天枢（想象图）。该建筑属于纪功柱，寓意“天下中枢”，即世界的中心，武则天称其为“大周万国颂德天枢”，对应北斗的天枢星。由波斯大酋长阿罗憾牵头组织，各藩属国集资兴建。该建筑在皇城南面的端门外，洛阳桥北端，高147尺（合今天的45.87米），为世界三大纪功柱（其它两座是：罗马帝国的图拉真纪功柱、古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石柱）的最高

隋唐时期的两京制，与当时的漕运也有着密切关系。早期的渭河有通航能力，春秋战国时期，秦国援助晋国粮食，秦国历次出征东方诸国，都是从渭河乘船再入黄河。后来，随着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持续，渭河日渐淤塞，河道中滩涂遍布，并且变得越来越曲折，加上一年中不同季节的水量差异较大，丰水期有洪水，枯水期水深又达不到通航标准，于是不再能够正常行船。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在渭河南北先后修了多条与渭河平行的运河或渠道，用于通航或灌溉。隋唐大运河的广通渠也是这个用途，比较平直，有三百多里，其北边的渭河相邻位置的河段则有九百多里，当然更重要是，广通渠在人工调节下，常年水量稳定，适合行船。不过，随着关中地区生态的进一步恶化，广通渠的运输能力也在不断降低，到后来也供养不了长安附近的大批官员、军队和贵族。于是，皇帝不得不安排通过大运河从南方转运而来地粮食储存在洛阳附近，不再穿过潼关进入关中地区。每隔几年，皇帝就会带着中央的官员、军队和贵族前往洛阳“就食”。

图

（五）武则天之后的唐中宗、唐睿宗时期

营州之乱后，武则天迫于压力不得不将唐中宗李显召回洛阳，并立为太子，但只要不还政于李唐皇室，各类猜测与担忧就不会结束。武则天最信任的狄仁杰，在武则天称帝后，在确立儿子还是侄子（武三思）为继任者的问题上犹豫不决的时候，说了一段著名的理论：“太宗皇帝栉风沐雨，亲冒刀枪箭镞zú，平定天下；高宗将二子托付陛下，陛下今乃欲让位他族，有违天意。且姑侄与母子谁亲？陛下立子，则千秋万岁之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祭祀姑姑太庙的。”当时，武则天又对狄仁杰说：“朕梦见鹦鹉两翼折断，是何征兆？”于是狄仁杰借题发挥：“武者，陛下之姓，两翼，二子也。陛下起用二子，即可振翅高飞。”

武则天晚年沉迷于享乐，宠幸张昌宗、张易之等人，不理朝政，导致武则天与自己儿孙、朝臣的关系日趋紧张，武氏子侄也开始忌惮这两个人，朝野内外逐渐联合起来，谋划将其除掉。李旦是一个有些胆小、懦弱的人，长期遭受打压，并曾一度被逐出京城，但总是不敢与张昌宗、张易之等人硬刚，他还主动与武氏联姻，将女儿永泰公主嫁给武承嗣的儿子，即武则天的侄子武延基，将女儿安乐公主嫁给武则天的侄孙武崇训，建立裙带关系，以求自保。李旦的儿子李重润和永泰公主夫妇后来对张昌宗、张易之有不满之词，被其诬告，后被诛杀，双方矛盾更加激化。

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武则天病入膏肓huāng，张昌宗、张易之封锁皇宫。宰相张柬之发动兵变，诛杀二张及其党羽，逼迫武则天宣布退位，次日任命太子李显为监国，第三天禅让，第四天李显正式复位，仍为唐中宗，国号恢复为“唐”。因为此次政变带有“改朝换代”的因素，所以称之为“神龙革命”。

景龙四年（公元710年），唐中宗李显驾崩，死因为中毒，凶手通常被认为是韦皇后、安乐公主等人，因为唐中宗死后，韦皇后立皇子李重茂为帝，是为唐殇shāng帝，自己以皇太后身份临朝称制，为最大的得利者。李唐皇室的李隆基、太平公主等人害怕韦皇后再进一步，效仿武则天称帝，于是发动唐隆政变，诛杀韦皇后、安乐公主等人，逼迫小皇帝李重茂退位，唐睿宗李旦复位。

韦皇后专权期间，太平公主曾试图成为“皇太女”。唐睿宗复位后，太平公主自恃shì有拥立之功，大肆专权，不少朝臣包括几名宰相都争相投靠。太平公主还想效仿武则天称帝，与太子李隆基的矛盾日益尖锐。景云三年（公元712年），唐睿宗退位，李隆基即位，改元为先天，是为唐玄宗。先天二年（公元713年），唐玄宗抢先下手，发动先天政变，诛杀和放逐了太平公主及其党羽，彻底结束了唐中宗复位以来长达八年的混乱局面。随后，唐玄宗改元为开元，以示开辟新纪元的决心和期望。

唐朝风气开放，女性较多参与社会与政治事务，对后妃干政的防范也不怎么严，有时候皇帝还会故意扶植后妃和外戚的势力，以此作为与朝中权臣对抗的工具，希望在内朝和外朝之间维持一种政治平衡，然后皇帝坐收渔利，可以垂拱而治。但凡事都具有两面性，任何工具都可能是双刃剑，唐高宗、唐中宗、唐睿宗时期，多次出现后妃与外戚的专权与叛乱，比如唐高宗时期的房遗爱-高阳公主谋反，武则天称帝代唐，唐中宗时期的韦皇后、安乐公主、上官婉儿专权，唐睿宗时期的太平公主之乱等等，以至于有人将这一时期的此类事件命名为“习惯性政变”。直到唐玄宗时期，后妃与外戚的势力才被终结，但后面又出现了多轮宦官专权，同样是不同政治集团间博弈的结果。

隋朝到唐朝早期，关陇集团势力比较大，皇帝用外戚来与之对抗。武则天时期，经过数代皇帝的持续打击，关陇集团基本退出政治舞台。但是唐玄宗开始，为了管理更广阔，经济社会与中原大不相同的新开辟疆域，不得不委派节度使，结果这些新势力一步步坐大，从巩固统一的工具异化为割据的诱因，替代了勋臣、外戚，成为新的威胁。

注3.1：狄仁杰担任过的官职

四、盛唐时期

（一）唐玄宗李隆基-开元年间

唐玄宗即位后，着力于改革之前的诸多弊政，先后任用姚崇、宋璟、张说yuè、张九龄等名相，选拔能臣干吏，精简官僚机构，裁汰冗员，杜绝斜封官。斜封官是一种蔑视性的称呼，唐朝时通过正常渠道正式任命的官员，其任命状由中书省精心制作，为黄纸朱笔“正封”，而非正式程序任命的官员，其任命状是“斜封”的，上面的“敕”也不用朱笔而是用墨笔书写，称为“墨敕”，从侧门递交给中书省办理手续。唐中宗时期，安乐公主、长宁公主、韦皇后及其妹妹邺国夫人等权贵，大肆受贿，为行贿者谋取官职，找皇帝写一份敕书，就交由中书省、门下省落实，这些部门的官员对此类现象十分反感，但不想直接驳回皇帝，于是在形式上做文章，不给斜封官规范的任命状，以示不满。唐睿宗时期，斜封官现象被终止，但已任命的未能免职或重新考核。唐玄宗时期，才下决心做彻底整治。开元年间颁布了“循资格”作为官员擢zhuó升制度，这是对北魏时期始创的“停年格”的优化，仍然以年资作为主要条件，但有利于维持官僚队伍的稳定性。当时还官修了《大唐开元礼》，涵盖吉、宾、嘉、军、凶 五礼，这套体系最早由上古时期的皋陶创立，后不断修订，体现了不同时代的特点。

在经济方面，鼓励马政，为驿站和边防提供资源，设立常平仓，以调节贫富，同时应对不同年份粮食生产的丰欠差别和市场价格波动等情况，还设立劝农社，兴修水利，在边境大规模屯田，以恢复生产。括户，又称括客，指的是检括户口，将隐匿、漏报、逃亡的人口搜括出来，遣返回老家，或就地安置入籍，以增加国家控制人口的数量，进而增加田赋收入，扩大兵役、徭役的来源。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唐太宗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武则天长安三年（公元703年）都组织过括户。唐朝最大规模的括户在开元九年至十二年（公元721-724年），括得八十多万户人口及相应的田地，有地方甚至用括出的人口新设置了县。不过，到了天宝年间，随着土地兼并重新加剧，赋役日趋繁重，农民逃亡又开始变得越来越多。

在军事方面，东北方向，收复了武则天时期“营州之乱”失陷的营州，降服契丹、奚、室韦、靺鞨mò hé等周边少数民族政权，西北方向，收复唐睿宗时期赐给吐蕃的河西九曲之地，攻灭吐蕃西北部的大勃律、小勃律，攻灭后突厥西面的突骑施（原属西突厥），降服了复国的后突厥，后来又扶持回鹘将其彻底消灭。（本段相关政权和事件的简介，见下一篇中‘唐朝的疆域（领土开拓）和外交’章节）

开元末年，经过数年的发展和积累，唐朝经济发达，国力强盛，文化繁荣，社会稳定，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影响力最广的国家，史称“开元盛世”，唐玄宗也被称为“唐明皇”（其谥号的核心为‘明’字）。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唐玄宗率百官从东都洛阳出发，前往泰山封禅。唐朝有两次封禅，分别为唐高宗李治和唐玄宗李隆基。二十多年后（唐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年），寄居阆州（láng，今四川省南充阆中市）的杜甫在《忆昔二首》回忆开元年间的繁华：“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又写到当时社会的安定：“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二）唐玄宗李隆基-天宝年间

如果说开元年间是唐朝的巅峰，那么天宝年间则是唐朝由盛转衰的阶段。与历史上诸多皇帝的蜕变相同，唐玄宗在开元年间取得了一系列辉煌成就之后，志得意满，渐渐失去了励精图治之心，愈发奢靡，沉迷于享乐。天宝年间，唐玄宗一是在政策上出现重大失误，其中最突出的便是节度使和藩镇的坐大，二是宠信奸臣和宦官，包括李林甫、杨贵妃和杨国忠、高力士等人，三是开始崇尚奢靡，比如年年都带着杨贵妃去华清池“度假”，花费惊人，又比如为了让杨贵妃吃上新鲜的荔枝，专门开辟了从岭南到长安，翻山越岭的快马接力运输通道，杜甫在《过华清宫绝句三首·其一》讽刺道：“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与开元年间的名相层出不穷相比，天宝年间的宰相多被认为是小人，有“口蜜腹剑”的李林甫，有凭借裙带关系上位的杨国忠。李林甫嫉妒所有比他能力强，可能被皇帝重视的人，千方百计将其除掉，但是他表面上表现出很友好的样子，暗地里予以加害。李林甫还收买了唐玄宗周围的人，掌握了唐玄宗的一举一动，以便更好迎合唐玄宗的想法。李林甫十分忌惮有文臣去担任节度使，立功后升宰相，开元年间的张说等人就是这样的经历，所以建议唐玄宗重用藩将，再以藩将文化水平低为由，阻止其入朝为相。粟特人安禄山，高丽人高仙芝，突厥人哥舒翰，契丹人李光弼，铁勒人仆固怀恩，沙陀人李克用等人就是在这种体制下脱颖而出的，成为安史之乱和唐朝中后期的重要人物。客观的说，李林甫、杨国忠等人有一定的能力，能够将各项行政事务捋的井井有条，为皇帝分忧，但其品质上的严重问题，导致朝野内外充满了阴奉阳违，阿谀ē yú奉承的气氛，唐朝的国运因此走上了下坡路。

五、唐朝由盛转衰：安史之乱

（一）安史之乱发生的原因

唐朝的藩镇，从某个角度来看，可以被认为是农业地区向周边牧业地区的延伸（前进基地），或者说是农耕文化区向游牧文化区的延伸。汉朝以前，中国的全部疆域基本上都是农耕区，汉朝开拓了西域，扩展了战略纵深，却也让农耕区背负了一定的财政负担，需要通过类似“转移支付”的模式，供养驻扎在新开拓区域的军队和行政人员。唐朝继续了这方面的探索，试图通过赋予节度使在军事、财政、行政等多个领域的集权，来提高对其管辖地区的控制力，同时提高其治下军政机构的运行效率，并降低运行成本。而这种改变所无法回避的副作用则是，地方权力的扩大很容易带来分裂倾向的抬头。北宋则是直接简化甚至可以说放弃了这一套体系，主动退出所有牧业区，让农耕区的产出和财政收入完全为自己所用，于是看起来很“富庶”，也看起来解决了唐朝的藩镇问题，其实却是在回避这个问题，而不是找到了更有效的方法。再后来，明朝也未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女真崛起后，辽东战事长期拖累全国财政，逐渐成为明朝最终崩溃的重要原因。不过，清朝尤其是近代以来，全球格局发生巨大变化，从陆权演进成海权，从传统的农业税为主体变为商业税为主体（这个进程最早在宋元时期已开始），曾经遥远的边疆不再负担，而是拓展市场和商业版图的跳板。

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第二讲唐代”“一、唐代政府组织”中指出：“节是当时一种全权印信，受有此全权印信者，便可全权调度，故称节度使。”节度使最初的设计是中央派出的负责监察、巡查的官员，是临时性职务，但后来扩展到军、政、监等方面的权力全都掌握，并且渐渐地常态化，脱离了中央的束缚，结果变为中央权力的对立面。

（二）专题：从府兵制到募兵制

古代社会一直面临着 生产具有周期性与劳动力不足或过剩状况周期性交替出现的矛盾。古代的农业生产大多要“看天吃饭”，从春季到秋季有几轮农忙时节，任务很重，时间很紧，几天到十几天内不干完这些农活，可能就会影响到全年的收成，进而影响到整个家庭乃至家族（村庄）的生存。但是在冬天及其前后的农闲时节，大部分劳动力处于实际“失业”状态。在春季到秋季相对短暂的几个农忙时节之外，大部分劳动力其实也处于较低强度，单纯从人力资源利用和人力成本控制的角度来看，亦称得上一种浪费。但这种情况在古代农业的生产模式和技术水平体系下，属于无法解决的难题。只有到了近代以后，工业的发展，将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哪怕仅仅在农闲时节解放出来，都可以消除旺季和淡季的差别，提高劳动力的使用效率，获得更多产出，同时也改善了劳动条件，提高了劳动者待遇。在古代早期（秦朝以前），兵与民分的不是那么清楚，战争经常选择在农闲时节，以避免耽误农时，因为战争只是斗争的一种手段，而生产才是最基础的，物质匮乏和经济崩溃将会彻底摧毁军事潜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出，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府兵制需要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础上，而均田制在所有朝代都无法长久。一方面，随着天下承平日久，疆土开拓逐渐停止，国家手里可以分配的土地越来越少，土地“国有制”无法继续。另一方面，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地主豪强和官僚贵族大肆侵吞“国有”土地，导致均田制加速瓦解。其中第一个方面的问题从“秦国-秦朝”时期就存在，并成为其军功贵族阶层日益没落，最终走向秦朝对立面的重要原因。秦国的崛起的重要条件是通过对外战争来扩张疆土，把新获得的土地分给军工贵族，以此来赢得这个阶层的支持和出力，但是在统一六国之后，就没有更多资源分配了，除了数量和占比相对有限的既得利益者，不会再有新的支持者和参与者，秦朝政权也因此与天下英才尤其是新出现的年轻英才们一步步脱钩，从而失去了统治基础。

此外，军力在地域分布方面的不合理，也成为府兵制最终消亡的重要因素。后面有统计数据显示，贞观年间开始陆续配置的折冲府，主要分布在关中地区及其周边的道，南方较少，北方边境更是缺乏。而唐高宗时期开始的领土扩张，使得边境离中原地区越来越远，一旦边境有事，府兵无法及时赶过去，难以发挥作用。于是在唐玄宗时期设立了可以自行募兵的节度使，以便就近应对边境上的突发情况。这个改变的积极意义是提高效率，减少交通和运输成本，消极意义则是地方势力重新坐大，由此产生的分裂因素贯穿中晚唐和五代，一直持续到北宋初期（以‘杯酒释兵权’来消除）。

东汉时开始，地方上的地主豪强纷纷组织私兵、部曲，其中部曲大部分是没有户籍，世世代代依附于豪强的奴隶，并不接受国家的管理。南北朝时期，相对孱chán弱的皇帝对强大的士族更加妥协，甚至允许拥兵自重的地方势力标榜自己为“义首”，然后以此来换取“正规军”的职务或称号，试图将其纳入到统一管理的体系中。后来，相对强势的统治者，比如北魏和西魏时期的宇文泰，通过建立府兵制，将常备军逐步收归皇帝来管理，弱化将领和士兵之间的长期固定关系，实现军令权的上收，并通过考核选拔乡帅，以皇帝任命的乡帅来统领乡兵，实现军政权的上收。北魏到西魏时期的宇文泰还规定了当兵的年限，废除终身当兵，世世代代不能摆脱兵籍的制度，提高士兵的社会地位，强化中央集权。

唐高祖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唐朝在关中及附近地区分出十二道，效仿隋朝的军制，每道设置一军府，分别统领唐朝驻扎在其核心地区的主力军队。后来，“道”改称“军”，统称“十二军”，军之下设“坊”。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的“道”不是行政区划，而是军队建制。十二军是唐朝固定的禁卫军，大都为机动部队，相当于野战军，但仍然是耕战合一的体制。李世民带兵征伐各地割据势力，统领的就是十二军的部分或全部。后来李渊和李建成忌惮李世民势力的坐大，尝试着裁撤十二军，但随着武德八年（公元625年）突厥入侵，不得不恢复这些军队的建制，于是李世民继续以掌控十二军为凭借，一步步迈向最终的弑兄和逼宫。

贞观年间，全国重新划分为十道，军府改称折冲府，作为府兵的基本单位。折冲府在各道的分布并不均衡，具体为：关内道276府，河东道141府，河北道30府，这三道都是北方地区，山南陇右道29府，剑南道10府，岭南道3府，江南道2府，这四道为南方地区。

唐朝的府兵分为内府、外府两大类，内府即中郎将府，主要为五品及以上中高级官员的子弟，外府即折冲府，主要为六品及以上官员子弟和平民百姓。后来，随着士族遭到打击，内府呈衰落之势。此外，随着地方宗族遭到打击，大量乡兵被纳入到府兵（外府）体系。前面所说的十二军为内府，战斗力比较强，专业性很高，而地方的乡兵、州兵多编入外府，名义上称“兵农合一”，实际上多用于力役，也就是在军事行动之外的活动中出力，比如搞工程建设，甚至沦为达官贵人的仆役。

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唐玄宗颁布诏令“取丁壮愿充健儿长住边军者，每年加常例给赐，兼给永年优复。”通常认为这是募兵制确立的标志。唐朝的早期沿用隋朝体制，设立行军大总管和行军总管，掌管军令，而军政由府兵体系来掌握。武则天到唐玄宗时期，唐朝政府认为行军大总管和行军总管仅在战时被委以指挥权，战后即解除，短时间内上下磨合不够，影响了效率和战斗力。为了提高从募兵、练兵、带兵打仗这一整套流程的效率，唐玄宗时期设置了可以在管辖区域内自行招募军队，同时拥有人事、财政、军事指挥等多方面权力的节度使。最初，节度使体制在边疆军事行动中发挥了较好效果，但一步步坐大，渐渐造成了藩镇割据的问题。

（三）安史之乱的爆发

安史之乱是唐朝诸多矛盾长期积累后一次集中爆发的结果，安禄山利用了错综复杂的矛盾，并趁着唐朝中央政府和军队的外强中干，打了其一个措手不及。安禄山叛军南下和西进的过程中，由于中原地区已经有好几代人没有见到过战乱，忽然见到大批凶神恶煞，打扮粗犷的胡兵，一时间完全失去了抵抗的勇气，不战而逃，或不战而降。安史之乱从本质上来说，是唐朝统治集团内部的一场争权夺利的斗争，但叛军横扫了北方大部分地区，沿途烧杀抢掠，与唐朝中央的军队展开了多场拉锯战，后来又将回纥等周边少数民族的“雇佣军”引入中原“助剿”，给各地民众带来了巨大灾难，成为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安史之乱期间，颠沛流离的杜甫写下“三吏三别”（《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记述了这场变乱中民众的苦难。需要说明的是，《石壕吏》所述的事件，其实并不是对全体民众的普遍和无差别征兵，而是仅限于府兵制体系内的家庭。由于府兵制的全面瓦解，这些家庭已经无力提供兵源，安史之乱爆发后征兵强度的提高和战争的残酷伤亡，也使得许多此类家庭的青壮年男子非死即伤，渐渐没有了可征发上战场的人。当然，府兵制之外的普通民众，在土地兼并日益加剧的大环境下，自耕农数量和占比已大大减少，多沦为佃农，平时就在贫困线上挣扎，遇到兵灾，更是陷入绝境。

安禄山发迹于开元末年，最初得益于李林甫重用藩将的政策，后来通过拍杨贵妃、杨国忠的马屁进一步上位，成为杨贵妃的“养子”。天宝初年，在唐玄宗的宠幸下，先后兼任平卢、范阳、河北三镇的节度使，控制了北方边境的差不多一半地区。盛唐时期，全国军队有五十多万到六十万，而天宝元年（公元742年）边军数量已经达到四十九万，占了全部军队数量的85%以上，其中安禄山掌握的三镇有15万人，超过全国军队数量的四分之一。实际上，东部和西部两大集团的节度使军队久经战阵，是唐朝军队中最具战斗力的部分，而唐朝中央的军队不足8万，且缺乏训练，缺少经验，与边军相比简直不堪一击。此时杨国忠意识到了安禄山可能会造反，多次提醒唐玄宗，但朝廷内外许多官员都被安禄山收买，何况杨国忠的妹妹杨贵妃还与安禄山有“特殊关系”，所以一直未能处理。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十一月，安禄山带着三镇军队和同罗（铁勒的一支）、奚、契丹、室韦等少数民族的仆从军，从范阳南下，打着奉密诏讨伐杨国忠的旗号，起兵造反。河北是安禄山长期经营的地区，各州县望风而降，唯有颜真卿等人坚持个别区域的零星抵抗。唐玄宗最初还不相信，依然带着杨贵妃和一大群贵族、宠臣们在华清池度假，随着河北、山西战报的大量增加，方才找来封常清、高仙芝等人前往洛阳组织防御。白居易在《长恨歌》中写道：“渔阳鼙pí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展现了这群人从高度放松到乱了方寸的变化。此时唐朝的精锐部队尚未赶来，临时招募的多为市井小民，没有战斗经验，也没有经过训练。当年十二月，安禄山攻入洛阳，称大燕皇帝，改元为圣武。

唐军退守潼关之后，唐玄宗听信监军宦官的谗言，杀封常清、高仙芝等名将，改派生病在家休养的哥舒翰为前线总指挥。潼关是关中地区的门户，北临黄河，南面为黄土塬（注5.1），只有关下一条狭窄的通道，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哥舒翰是老将，固守潼关不出，打退了安禄山之子安庆绪的数次进攻。郭子仪、李光弼率领另一支唐军绕道河北，在安禄山的背后进攻其部将史思明，打了好几个大胜仗，逼近其老巢范阳。安禄山叛军被拖在此地，随着时间的增长，锐气逐渐削弱，军心不稳。于是安禄山将精兵藏起来，造成只剩下老弱残兵的假象，又使用反间计骗唐玄宗、杨国忠说，哥舒翰不出关，不主动出击，是在寻找机会造反。唐玄宗、杨国忠上当后，屡次派人催促，迫使哥舒翰在天宝十五年六月出关，结果被安禄山伏击，二十万人全军覆没，哥舒翰本人被俘虏。潼关失守后，朝廷官员纷纷逃窜，唐玄宗无法组织抵抗的军队，只能在陈玄礼的护卫下离开长安城。六月，安禄山占领长安。

（四）马嵬坡兵变

唐玄宗在没有什么准备的情况下向西逃离，随行的军队又累又饿，这些军人的家眷juàn还大都留在长安，不满情绪愈发高涨。行军一百一十多里，抵达京兆府兴平县的马嵬坡（今陕西省咸阳兴平市），所有情绪终于大爆发。当时吐蕃使团由于午饭没着zhuó落，找杨国忠大吵大闹，护驾的军队趁机哗变，杀了杨国忠，然后包围唐玄宗的住地，要求处死杨贵妃。唐玄宗很恐惧，只得让高力士把杨贵妃带走，用绳子缢yì死。杨国忠、杨贵妃整个家族，尤其是在朝中有官职，或是有爵位的，也都被乱军斩杀。

马嵬坡事变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对天宝年间唐玄宗和唐朝中央政府错误的一次清算。不过，各方经过博弈，放过了第一责任人唐玄宗，并故意引导中下层民众和军队把矛头与关注焦点指向杨氏家族这个替罪羊，声称唐玄宗只是被“蒙蔽”。陈玄礼等人故意夸大了杨国忠的影响力和破坏力，以便甩锅给他，其实杨国忠不过是依附在唐玄宗的权力上，是唐玄宗的“发言人”和白手套，而杨贵妃虽然被认为是“红颜祸水”，也不可能多么深入地干涉到唐朝的国家治理和权力运行，平常只能为家族捞些有些经济利益和空洞的政治“名号”。但是由杨国忠背下了这个锅，唐玄宗就能悄悄逃脱被问责，就保住了李唐皇室的“体面”，为唐朝的延续创造了条件。不光是杨国忠，之前任用李林甫，都是唐玄宗的重大错误和唐朝由盛转衰的根源。唐玄宗和唐朝统治集团为了逃脱个人责任，始终不愿意承认藩镇制度的问题，而是不断扶植新的、听话的藩镇来对冲旧的、坐大和失去控制的藩镇，这些都是治标之策，而且会让问题日益复杂化。

马嵬坡事变之后，李唐皇室及唐朝中央政府内部的矛盾依然没有解决，所以太子李亨离开当时还是皇帝的唐玄宗，打着北上组织军队迎击叛军的名义，一直“逃”到灵武，脱离了唐玄宗及其周围“旧集团”的控制，集中起一个围绕在自己周围的“新集团”，再以此为基础，自立为皇帝，迫使唐玄宗接受“太上皇”的称号。马嵬坡事变的过程中及其后，当时唐朝中央军的领头人陈玄礼，始终坚定地站在唐玄宗一边，马嵬坡事件的处理，也展现了陈玄礼的政治艺术和手腕，一方面帮助唐玄宗脱身，另一方面成功压制了一度可能失控的局面，从这个过程来看，陈玄礼倾向于支持唐玄宗继续执掌大权，而绝不是建议其进一步承担责任，更不可能强迫其引咎jiù辞职，让位给唐肃宗。但没有唐玄宗向唐肃宗移交权力这一步关键性改变，唐朝中央政府和军队就无法通过“重启”的方式来摆脱被动挨打的困境，从而重新找回作战的信心。

唐肃宗的即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郭子仪、李光弼等军阀，即朔方一带军事集团的支持，这些新军阀在安史之乱后，逐渐成长为威胁到唐朝中央政府威信和控制力的尾大不掉。于是唐朝中央政府又开始支持哥舒翰的老部下们，让属于此集团的神策军一步步崛起，成为晚唐时期的最重要军事集团。然而，这些政治军事集团在起到稳定局势作用之余，均不可避免地破坏着唐朝的统一，一点点瓦解唐朝的统治根基，最终带来五代时期军阀混战的局面。等到神策军覆灭的时候，唐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再也无法维持下去。

（五）睢阳之战与战略转折

安禄山叛军主力在北线进攻洛阳、长安的时候，安庆绪、尹子奇同时率领一路军队在南线进攻河南一带，于唐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在睢suī阳（今河南商丘）打响攻坚战。当时的唐军和叛军都认识到，唐朝中央政府高度依赖南方淮河、长江流域的赋税，而睢阳位于隋唐大运河的通济渠（又称汴河/汴水）中段，汴州的东南方向，是江淮地区赋税和物资北运的重要节点。张巡坚守睢阳的十个月，唐朝中央政府不断得到接济，逐步恢复元气，转入反攻。睢阳陷落前一个月，唐军收服长安，陷落前十天，又收复洛阳，陷落之时，叛军已无力南下，在战略上注定了败局。

睢阳之战，张巡（河南副节度使）、许远（睢阳太守）只有军队6800多人，而安庆绪、尹子奇带来的叛军有十三万人，对比十分悬殊。张巡在《守睢阳作》一诗中写道：“接战春来苦，孤城日渐危。合围侔月晕，分守若鱼丽……裹疮犹出阵，饮血更登陴……”战事最紧张的阶段，一天之内要击退叛军20多次进攻，曾经还连续作战16个昼夜。公元757年十月，睢阳陷落，张巡等人被俘虏，拒绝投降，遇害。

（六）安史之乱的终结

安禄山原来就有肥胖、糖尿病和眼疾，叛乱之后，视力减退直至失明，加上疽jū病（皮肤上的疮chuāng和肿），越来越暴躁。其子安庆绪勾结军师严庄、侍从李猪儿将其谋杀，安庆绪继位，一面在西北方向继续派兵围攻太原，试图维持攻势地位，一面在西南方向从洛阳撤退到黄河以北的邺城，巩固防守态势。当时的形势一度对唐军非常有利，河内（今河南省焦作沁阳市）的严庄被迫降，陈留（今河南省开封市）的尹子奇被杀，但唐军未乘胜追击，让安庆绪得以喘息，集合了在河北招募的新兵。不过，叛军内部已经分裂，史思明拒绝了安庆绪从范阳调兵的命令，第一次投降唐朝中央政府，被任命为范阳节度使，不过半年后复叛。

唐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九月至乾元二年三月，郭子仪、李光弼等九位节度使一起围攻邺城，由宦官鱼朝恩统领，唐军相互之间协调不力，鱼朝恩胡乱指挥，多次贻误战机，导致大败。唐肃宗性格多疑，宠幸宦官，不相信将领，邺城之战结束后，因为鱼朝恩进谗言，郭子仪被解除兵权，赋闲在家。但郭子仪是唐朝中期为数不多的功成名就并且得到善终的大将，唐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仆固怀恩勾结吐蕃、回纥入侵，长安失陷，郭子仪临危受命，收复失地，唐代宗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吐蕃、回纥再次入侵，郭子仪前往泾阳，单骑说服吐蕃撤军。唐德宗继位后，尊称尚父，升太尉兼中书令，其第六子郭暧ài是唐代宗第二女升平公主的驸马，两人的故事被编成了戏剧《（醉）打金枝》。

不久，安庆绪被史思明所杀，史思明收拢了各路叛军，返回范阳，称帝。上元二年（公元761年），叛军又发生内讧hòng，史思明被其子史朝义所杀，随后分崩离析，在各处均被唐军击败。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唐代宗继位，启用仆固怀恩等番将，联合回纥军队攻击叛军，收复洛阳，宝应二年，史朝义自杀，长达七年多的安史之乱结束。

仆固怀恩与唐朝中央政府有矛盾，加上为了培植自己的党羽，在追击史朝义的过程中，有意留下叛军的安禄山、史思明的旧部，比如让田承嗣sì出任魏博节度使，李怀仙出任卢龙节度使，李宝臣出任成德节度使，唐朝在名义上收复了河北，实际上“河北三镇”仍把持着军事、政治、经济大权，维持着事实上的割据。

安史之乱后，江山残破，物是人非。杜甫在《无家别》中写道：“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描绘了战乱过后，广大民众仍无家可归的惨状。多年后，杜甫还写下《江南逢李龟年》，白居易写下《琵琶行》，对安史之乱的破坏性及其之后的全面衰落表达了伤感之情。

（七）安史之乱的后续影响：藩镇割据和唐朝由盛转衰

藩镇的诞生和崛起，主要是因为唐朝中央政府养不起兵，府兵制崩溃了，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藩镇也开始面临唐朝中央政府曾经解决不了的问题，养兵压力日益繁重，尤其是战事越来越多的边疆，吐蕃、契丹、回纥等强敌频频叩边，军事斗争和各项开支都越来越多，虽然同时有军、政、监大权，还掌握着财政，本辖区内的经济却不足以支撑日常。唐朝中央政府还采取了分化瓦解的战略，一方面效仿汉武帝时期的推恩令，把面积较大的藩镇分成多个小藩镇，单个藩镇实力减弱，就不足以对抗中央，另一方面是区别对待，讨伐不听话、实力强、不容易控制的藩镇，又给听话和实力弱的藩镇一些好处与甜头，还时不时挑动藩镇之间相互争斗，然后坐收渔利。实际上，南方（江淮）的数个藩镇还是比较服从中央的，提供了大量税赋，相当于中央在这些富庶地区的特别代表，而北方和西方边境的多个藩镇，则沦为挡枪的角色。天宝年间有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主要分为东北、西北两大集团，东北集团发动了安史之乱，西北集团成为唐朝中央政府平叛的依靠，其中安禄山一人兼任了三个藩镇的节度使，资源和实力高度集中。唐宪宗元和年间发展到四十八个节度使、防御使、经略使、观察使，单个藩镇的面积和实力较之前有大幅下降。

如前面所说，安史之乱爆发的实质是长期量变的累积最终引发的质变，但安禄山、史思明的叛军在一定程度上又只能算是乌合之众，声势大，却纪律差，其战斗力也仅仅强于腐朽的唐朝中央军队，等到唐朝中央政府反应过来，西北集团藩镇军队调过来之后，便只能作鸟兽散了。不过唐朝中央政府已经失去了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信心，在安史之乱后，放弃了在战略层面的中兴，几次小的尝试也都如昙花一现，迅速被各种利益集团所扑灭。

注5.1：黄土塬是西北地区的一种地形，由黄土堆积而成，顶部有大面积的平坦台地，周边为水流深深切割出来的沟谷。由于长期的水土流失，顶部台地的面积不断缩小，最后会变成三角锥的形状。潼关最早设置于东汉末年，当时关城建在黄土塬之上，随着水土流失，关城位置多次变化，武则天时期，已经迁至北边塬下的黄河南岸，作为控制塬下孔道与黄河渡口，扼守长安与洛阳之间驿道的要冲。

下图为黄土塬

本文动笔于2024-05-14 23: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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