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正在改版和升级中
非著名历史学爱好者

当前位置:网站首页 > 博客 > 博客|历史 > 正文

给叫叫讲中国史28-三国(下)

作者:行者 发布时间:2022-11-20 分类:博客|历史 浏览:89 评论:0



请点击查看:给叫叫讲中国史27-三国(上)

请点击查看:给叫叫讲中国史27-三国(中)

请点击查看:给叫叫讲中国史28-三国(下)


九、诸葛亮战略构想的后续延伸和最终破灭

(一)蜀国的衰落

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诸葛亮逝世前,上表刘禅安排身后事,把政治权力先后交给蒋琬、费祎执掌,把军事指挥权交给其衣钵传承者姜维。延熙九年(公元246年),蒋琬病逝,延熙十六年(公元253年),费祎被魏国降将郭循(又作:郭修/郭脩)行刺身亡,诸葛亮对身后的安排全部终结,姜维开始面临形影单只,出征时便朝中无强有力支持者的局面。刘禅正式接管权力,开始放权给其宠幸的宦官黄皓hào,蜀国自此走上下坡路,与魏国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诸葛亮执政期间,董允受命留守成都,辅佐刘禅,蒋琬、费祎执政期间,董允充当了实际的“副宰相”。诸葛亮、蒋琬、费祎、董允被合称为“四英”。

蒋琬、费祎执政期间,黄皓尚不敢多言。董允独当一面的时候,也常常当面直接怒斥黄皓,打击其嚣张气焰。董允之后,朝中无人能制衡黄皓,于是黄皓开始反击,甚至试图夺取姜维的兵权。陈祗去世后,黄皓的权势更加如日中天。姜维一度要除掉黄皓,被刘禅阻止。为自保,姜维申请长期带兵驻扎汉中,通过牢牢把握兵权来防止被黄皓暗算。

蒋琬执政的十二年里,继续沿用诸葛亮的治国方针,蜀国各项事务井井有条,同时派姜维领兵西进,寻找北伐战机。经过多次尝试,蒋琬认为翻越秦岭比较艰难,变数也多,就大量建造船只,准备顺流而下攻打魏国的上庸郡、魏兴郡一带,也就是襄樊之战中刘封、孟达等人作壁上观,让关羽功败垂成的位置。但这个设想遭到了蜀国其它大臣的反对,直到蒋琬病逝仍未施行。费祎执政的七年里,由于对自己能力的不自信,选择收缩性的政策,希望保境安民,反对姜维出兵。董允逝世后,接任的陈祗zhī虽然积极支持姜维的北伐,但无力制约黄皓,蜀国在内政混乱和频繁对外用兵的双重压力下日渐衰落。

(二)诸葛亮战略构想的后续延伸:姜维北伐

延熙元年(公元238年)至景耀五年(公元262年),二十五年的时间里,姜维先后发动了十一次北伐。

延熙元年(公元238年),第一次北伐。姜维随大将军蒋琬驻扎汉中。蒋琬升大司马后,任命姜维为司马。姜维率军在魏国的秦州(治所在上邽,大约为今甘肃省天水市)南安郡(今甘肃省天水市的陇西县、漳县、武山县),与魏军对峙很长时间。

延熙三年(公元240年),第二次北伐。姜维率军攻打陇西,魏国派郭淮带兵进驻强中,于是姜维退军。

延熙十年(公元247年),第三次北伐。姜维升任卫将军,与大将军费祎一起“录尚书事”。当年,汶山郡平康县(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黑水县)的少数民族地区发生叛乱,姜维率军前去平叛。不久之后,魏国的雍州、凉州等地羌族起事,要投奔蜀国。姜维率兵出陇西,前往接应,与魏国的郭淮、夏侯霸交战与洮西(洮táo河以西,今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洮河是黄河上游右岸第一大支流)。部分起事者跟随姜维大军迁至蜀国境内,未跟上的被郭淮制服。

延熙十二年(公元249年),第四次北伐。刘禅授予姜维符节。姜维率军进攻魏国的雍州(今陕西省关中地区和甘肃省东南部)。此时,蜀国缺乏人才,已经是“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境地。姜维独立面对魏国的郭淮、陈泰、邓艾等将领。姜维安排廖化牵制邓艾,自己率重兵奔袭洮城,但被邓艾识破,只能撤军。当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诛杀同为托孤大臣的曹爽,并取消了曹操时期重臣夏侯渊孙子,曹爽表弟,夏侯霸堂侄——夏侯玄的兵权,让郭淮取而代之。夏侯霸一直与郭淮不和,又担心司马懿可能会进一步清洗曹氏、夏侯氏,就逃到蜀国。张飞的妻子是夏侯霸的堂妹,其女儿是刘禅的皇后,刘禅召见夏侯霸的时候,以亲戚相称,任命为车骑将军,属于重用。实际上,蜀国后期,可堪大用的将领纷纷凋零,夏侯霸属于不可多得的人才。

延熙十三年(公元250年),第五次北伐。姜维联合羌族一起出兵陇西,与郭淮再次战于洮西,打成平手。又攻打西平,未克,俘虏魏国的中郎将郭循,然后回师。延熙十六年(公元253年),第六次北伐。当年,费祎去世,姜维得以放手北伐。三月,吴国的诸葛恪带兵20万,进攻魏国的淮南地区。姜维趁机率数万人出陇西,包围南安郡。魏国的陈泰带兵来解围,姜维在南安郡久攻不克,粮食耗尽,不得不撤军。

延熙十六年(公元253年),第六次北伐。正月,费祎遇刺被害,姜维得以放手北伐。当年三月,吴国的太傅诸葛恪带兵二十万,进攻江淮之间。姜维趁机率数万人进攻石营(今甘肃省陇南市西和县)、董亭(今甘肃省天水市),包围南安郡。魏国的雍州刺史陈泰带兵前去解围,抵达洛门(又称‘洛门聚’,今甘肃省天水市武山县洛门镇)。姜维在南安郡打了很长时间的攻坚战,未有成果,依然是因为粮食耗尽,不得不撤军。

延熙十七年(公元254年),第七次北伐。魏国有大臣密谋解除司马师的职务,动手前事情泄露,被司马师反杀,魏国一时间陷入混乱。此时,姜维正全面主持蜀国内外事务,决定趁机出兵。蜀军一度攻占狄道(今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河关(今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围困陇西郡治——襄武(今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最后,姜维带着狄道、河关、临洮的居民迁至蜀国境内。

延熙十八年(公元255年),第八次北伐,这是姜维在蜀国的高光时刻,称为“洮西之战”。当年七月,司马师病逝,蜀国再次决定趁机出兵,姜维、夏侯霸、张翼率数万人,进攻魏国的枹罕(今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狄道。魏国的征西将军陈泰带着主力向陈仓进发,但雍州刺史王经轻敌冒进,不等与主力会合便擅自出击, 被姜维在故关(今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境内)、洮西打的一败涂地。当时,王经还试图效仿韩信,在洮河岸边搞背水一战,结果蜀军一压上来,魏军立刻作鸟兽散。司马昭急令邓艾出任安西将军,带兵与陈泰会合,进军陇西,绕开蜀军主力,进至狄道东南面山上,燃火击鼓,与城内联络,城中守军见到援军,士气恢复,抵挡住了姜维的进攻。姜维意识到已占不到便宜,加上蜀军是轻装突袭,无力打持久战,就主动撤军。狄道之围解除后,陈泰增加防守兵力,强化工事,驻军上邽,以防蜀军后续行动。洮西之战后,魏国在雍州的兵力遭受到巨大损失,附近羌族蠢蠢欲动,魏国边境地区也有大批民众选择投靠姜维,司马昭解除了陈泰、王经的兵权,安排邓艾统领陇西的军队。姜维因为这场战役的出色表现和成果,在蜀国的威望达到顶峰,延熙十九年,刘禅升姜维为大将军。

给叫叫讲中国史

延熙十九年(公元256年),第九次北伐。出发前,姜维与镇西将军胡济约定在上邽会师。姜维先出兵齐山,听说邓艾已有所准备,又改走董亭(今甘肃省天水市武山县),再攻打南安郡。邓艾迅速抢占位于董亭西南的武城山,据险防守,姜维觉得已失去地利的优势,无法强攻,就连夜渡过渭水,东进,上山,打算攻取上邽。进军到段谷的时候,蜀军被早已埋伏在此的魏军重创,姜维在上一年的洮西之战中,自己几乎没有损失,让魏军损兵折将,这一次段谷之战却是倒了过来,蜀军惨败,退回汉中。姜维向刘禅请罪,自贬为后将军,行大将军事。

延熙二十年(公元257年),第十次北伐。“淮南三叛”发生了最后一轮,当年五月,魏国的诸葛诞打着反对司马昭专权,要求还政于曹氏家族的旗号,联合吴国在淮南起兵。司马昭调动关中地区的兵力,南下讨伐诸葛诞。姜维趁机出兵秦川一带的渭水流域,进抵骆谷、沈岭(这两个地方都在今陕西省西安市周至县)。当时,魏国在长城(亦位于今周至县)存储了大量军粮,并且防守薄弱,于是急调大批军队去救援,与蜀军在芒水(也在周至县)分别扎营,形成对峙。蜀军多次向魏军挑战,均未获响应。一年后(景耀元年,公元258年),“淮南三叛”结束,诸葛诞兵败身亡,姜维不得不撤军。

景耀五年(公元262年),第十一次北伐。姜维率军攻入洮阳。邓艾注意到蜀军孤军深入,战线长,补给困难,无法打持久战的弱点,抢占有利地势,以逸待劳,实施阻击。激战后,蜀军损失严重,退回沓中(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

(三)对姜维北伐的检讨以及与诸葛亮北伐的比较

经过这十一次北伐,蜀国国力和蜀军军力都大大减弱,由主动进攻转为被动防御。第十次北伐后,鉴于实力的下降,姜维在景耀元年(公元258年,魏国甘露三年),提出在汉中“敛liǎn兵聚谷”的新策略,放弃全面防守和外围防御,撤离部分险要关口,在重要城池做重点防御。这个策略有利于集中力量,并有机会诱敌深入,坚壁清野,于战役中后期,在消耗敌军力量的情况下,组织多个城池的联合出击,但这仅仅是一种理想状态。魏灭蜀之战中,魏军找到了这个策略的漏洞,在蜀国各个城池之间的防守漏洞位置,大胆穿插,轻兵突进,跳过汉中防线,直接出现在成都附近,对刘禅和蜀国中枢采取“斩首行动”,也算是抄了姜维的后路,让姜维在汉中的精心布局落空,致使蜀国的北部防线在短短三个月内便土崩瓦解。实际上,刘禅在成都开城投降的时候,乐城、汉城、汉中郡(南郑)都还在蜀军手里。

诸葛亮的五次北伐,有三次走西边的祁山道,两次走中间的褒斜道、陈仓道,其中有一次派赵云率偏师同时走褒斜道,作为策应。总体上来看,路线还是比较靠近关中地区核心区域,主要战场集中在今天的陕西南部和甘肃东南部。姜维的北伐则基本上都走西边的祁山道,没有走中间和东边前往关中腹地的近路,主要战场集中在今天的甘肃,其中临洮已经是秦长城的西端起点,表现了更为谨慎和保守的用兵思想。

第十次北伐的段谷之战后,姜维在蜀国的声望重新跌至低谷,加上其朝中的强有力支持者陈祗去世,出于对黄皓暗算的忌惮(此时姜维与黄皓正式撕破脸),姜维连汉中、祁山都不敢久居,在第十一次北伐结束后,带兵去了更西边,四面被羌族环绕的沓中,在这一带屯田,等待出征机会,这是更加保守和畏缩的策略了。刘备当初倾尽全力打汉中之战,就是要争取“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有利形势,确保蜀中的安全。魏灭蜀的时候,身为前线主帅的姜维却远在沓中,与汉中的主力部队相分离。魏军趁虚而入,钻过蜀国北部防线的漏洞,也就不是一件难事了。不能不说,虽然在战术层面上取得了一定成功,达到了蜀国实力所能创造的上限(还是没有达到诸葛亮时期的‘极限’),但是在格局、眼光(远见)和政治智慧等方面,姜维与诸葛亮、刘备有着较大差距,司马昭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决定加快出兵灭蜀。

此外,诸葛亮的北伐,在路线选择,作战方法,武器装备等方面都做了多样化的探索,几次北伐的中间间隔时期,也都抓紧时间积蓄力量,总结经验教训。姜维的北伐,许多时候更像是简单的重复,像是为了完成任务。后来,魏国发现并开始重用邓艾,给蜀国制造了一位极其强劲的对手,于是姜维日益表现出力不从心的状态。

不过,诸葛亮选中姜维,并将北伐事业托付于他,经过了深思熟虑。其一,姜维属于凉州望族,是当时的天水郡四大姓(姜、阎、任赵)家族成员,并可能有羌族血统,姜维及其父亲还做过东汉的官员,这些都使得姜维在陇西有着广泛的社会关系,其带兵进军到这里,会有大批人响应。其二,姜维遇到诸葛亮之前,长期研习“郑学”,郑玄是东汉末年大儒,何进、袁隗(袁绍叔父)都曾经想结交,黄巾军路过其家乡主动拜访,刘备的老师卢植也是他的同门师兄,除了学识,传承也是诸葛亮考虑的很重要的因素。其三,姜维是坚定的主战派,虽然有时候有些冒进,十一次北伐也过于频繁,但符合刘备、诸葛亮的理念,符合荆州集团和部分东州集团的利益,在诸葛亮去世后,蜀国上层路线之争日益复杂和激烈的情况下,姜维称得上延续刘备、诸葛亮事业中流砥柱。其四,姜维比诸葛亮小21岁,差不多有两个代际差,可以在诸葛亮之后,以较为旺盛的精力工作十年到二十年,有利于保持政策的长期稳定。有史料记载,姜维是27岁那年遇到诸葛亮的,当时,诸葛亮忽然想起自己27岁的时候,刘备三顾茅庐,开启了自己的奋斗历程,相似的人生轨迹,让诸葛亮一眼注意上了这个年轻人。然而,诸葛亮把衣钵传给姜维的时候,并未考虑到还需要为其配备一整套班子,即便同为诸葛亮选定继任者的费祎,也在路线上与姜维存在明显分歧,常常掣chè肘。此外,姜维在一定程度上属于魏国降将,当时蜀国高层有不少人对其身份有着歧视,不太配合。

(三)诸葛亮战略构想的破灭:魏灭蜀之战

魏景元四年(公元263年,蜀景耀六年),司马昭派邓艾、诸葛绪、钟会分别带兵三万、三万、十万,从西边的狄道,中间的祁山,东边的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三路并进,征伐蜀国。姜维、廖化、张翼得知魏军前来的消息后,按照之前的预案,先是赶往西边较远处的阴平、阳平关等地,但诸葛瑾率领的中路魏军进展很快,蜀军尚未赶到预定位置,这些地方均已失陷。此时,汉中以西较近处的阳安关,守将蒋舒投降,这是姜维的战略部署中所没有预料到的突发情况,蒋舒还引导钟会率领的东路魏军,骗过另一名守将傅佥qiān,攻破阳安关,于是打开了通往南方(剑阁)的大门。随后,中路魏军留下一部分围攻蜀军在“敛兵聚谷”战略下重点保卫的乐城、汉城,拖住汉中盆地的蜀军,钟会则是率主力直奔剑阁(剑门关)。

邓艾率领的西路魏军也同时展开攻势,进攻姜维的沓中蜀军。姜维得知魏军已进入汉中盆地的消息,害怕阳安关失守后,剑阁危急,便不做抵抗,主动后撤,转进阳安关、剑阁方向。但中路魏军进展很快,抢在姜维之前,不仅攻下阳安关,还向南攻占阴平的桥头(白水南岸),切断了姜维南下救援的通道。为顺利赶到剑阁,姜维没有走东边的阳平关大路,而是走西边的孔函谷,绕到诸葛绪率领的中路魏军后方,放出风声说要抄其后路。诸葛绪大惧,慌忙北撤,姜维趁机南下,穿过诸葛绪空出的桥头,又汇合了白水关撤下来的廖化,汉寿方向赶来的张翼、董厥等援军,一起退守剑阁。诸葛绪发现中计,但已经追不上蜀军。钟会也带兵前来,亦未能赶上,蜀军占据了易守难攻的剑阁,阻断金牛道,使得魏军屡攻不下,进退维谷,粮食还渐渐供应不上,军心动摇。剑阁位于剑山,附近还有龙门山,龙门山就是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时提到的“龙门山断裂带”,极为高峻,且地质状况复杂多变,剑山则相对平缓一些,剑门关所在的峡谷是古蜀道的主要组成部分。

关键时刻,邓艾提出一条奇策,从阴平一带的小道南进,穿过300多公里的人烟稀少地区,遇山开路,遇水架桥,绕过剑阁,直接抵达江油。在最艰险的地方,邓艾身先士卒,用毡子包裹住自己,直接滚下悬崖。江油一面临涪水,三面靠悬崖,与剑阁天险不相上下,但蜀军守将马邈miǎo见到魏军忽然出现,吓得投降。邓艾当时还考虑到,如果姜维南下救援江油,则剑阁空虚,诸葛绪、钟会的军队可以趁机攻击,这是调虎离山之举。不过,诸葛绪畏缩不前,钟会又借此诬告,收编了诸葛绪的军队,然后继续在剑阁等待,观望。

邓艾占领江油之后,不久便推进到南面的涪城。刘禅急忙派诸葛瞻(诸葛亮之子)率军北上御敌。诸葛瞻在涪城(今绵阳市涪城区,原涪县)踌躇不前,其前锋被邓艾击破后,又后撤了一百多里,退守南面的绵竹,结果在战略上丧失主动,放弃了最后一道可以据险防守的关口,让魏军进入四川盆地的平缓区域。其实诸葛瞻并没有大将的才能,主要因为他是诸葛亮的儿子,所以在蜀国得到重用,刘禅对其高度信任,却是用错了人。很快,魏军攻下绵竹,诸葛瞻战死。诸葛瞻战败后,蜀国在后方已无精锐,姜维率领的主力仍被钟会死死拖在剑阁,姜维一度想带一支军队走东边的巴中,再绕到成都勤王,但没有来得及,刚刚行至郪县的时候,成都已失陷。刘禅得知魏军临近成都,又发现群臣都不知所措,于是接受谯qiáo周的建议,开城投降,并派人通知姜维投降。至此,蜀国灭亡。

给叫叫讲中国史

魏灭蜀的时候,吴国曾派兵西进,声称是“救援”,实际上却是企图趁火打劫。但三万多吴军连蜀国的边界都未能越过,直接被留守在永安的蜀国将领罗宪给击退,当时,这一带的蜀军不过两千人。

刘禅投降之后,姜维利用钟会膨胀的野心,以及钟会与邓艾之间的矛盾,怂sǒng恿钟会诬告邓艾谋反,将其逮捕,然后谋划在蜀中起兵,以图复国。钟会犹豫不决,错失良机,还泄露了计划。魏军在成都内讧hòng,姜维、钟会先后被杀,恢复蜀国的梦想彻底破灭。

刘禅被押送到洛阳后,封为“安乐公”。刘禅对此很满意,在司马昭主持的宴席上,说出“此间乐,不思蜀”。

(四)对诸葛亮战略布局的再次检讨:不得不说的诸葛亮能力的局限

陈寿写《三国志》的时候,曾明确指出,诸葛亮“治戎róng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也就是说,诸葛亮与“后勤总司令”萧何有得一拼,但不具有韩信那种大将本领。诸葛亮主要擅长顶层设计和国家治理,把最贫穷最落后的蜀国治理和“升级”到了极致,虽然在综合国力上远远低于魏国,也明显低于吴国,但这是客观条件所限,并不是诸葛亮的能力问题。

诸葛亮最大的局限是军事指挥能力一般。早期,刘备打仗都不带他,入蜀带的是庞统,汉中之战带的是法正,这两次诸葛亮都在搞后勤。刘备在这方面心里很清楚。后来的五次北伐,也证明了诸葛亮用兵的确不行。

不过,诸葛亮的选择错了么?如果最初他去了曹魏集团,会比在刘备集团更为成功么?答案是否定的。其实诸葛亮与刘备集团之间,是一种很好的相互成就关系。诸葛亮天才般的能力,结束了刘备集团之前屡败屡战,颠沛流离的状况,成长为三足鼎立的重要一极,而刘备集团给了诸葛亮施展自己才华的最大空间,称得上完全不受任何限制的条件。如果诸葛亮去了强手如云,早已达到顶峰的曹魏集团,或是安于现状,内部处处掣肘chè zhǒu,连孙权及其继任者也常常受到江东大族与豪强牵制的孙吴集团,将很难充分发挥和展示自己的能力,无法在历史上留下那么多的浓墨重彩。这就是常说的“时势造英雄”和“英雄顺应时势”,而诸葛亮清晰认识并准确把握了这个规律。

十、三国中后期的吴国

(一)三次南征与前三次合肥之战

赤壁之战期间,孙权严密的水军布阵,让曹操找不到突破口,迟迟无法下手。孙权还亲自乘船,到曹操水军营寨抵近侦察了一番。不过,与战术层面的高超技艺相比,吴国在战略上并不太高明。其实,吴国也认识到了对于江东政权来说,江淮比荆州更重要,但吴国自始至终均未能一心一意,集中精力去攻取江淮这一片战略要地。六次合肥攻坚战均频频出错。时任大都督吕蒙,作为周瑜、鲁肃的继任者,作为孙权一人之下,吴国万人之上的位高权重者,居然还策划了从背后偷袭关羽的阴谋,在客观上起到了“围魏救赵”作用,给魏国终结了危难,如此奇葩之举,让人汗颜。如果当时吴国稍微有些大局观,趁着关羽打乱魏国阵脚的契机,果断从江淮一带出击,还是有可能就“北伐”成功,直抵淮河岸边,甚至可以越过淮河,进入到淮北一带,迫使魏国不得不考虑放弃谯、许都、洛阳等重要城市和据点。实际上,关羽打到樊城近郊的时候,魏国已经大惊失色,后来又准备迁(许)都。就更高层次的战略来说,攻打江淮地区,争取拿下合肥,是配合关羽行动,交好蜀国的盟友之举,而背后捅刀子,则是在魏国之外,又新增了蜀国这个“敌人”。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第一次合肥之战。当年十一月,曹操在赤壁之战打败,孙权派周瑜去荆州西部攻打驻守江陵的曹仁,自己亲率大军攻打合肥,希望同时开辟东西两个战场,全面摧毁曹操在荆州的势力。扬州刺史刘馥驻守合肥,被孙权围了一个多月,到了公元209年初,仍在坚守。等到了一百多天的时候,由于连绵阴雨,合肥城墙经历了长期冲刷和浸泡,随时有崩塌的危险。曹军用苫shān蓑(茅草编的遮雨覆盖物)修补城墙,昼夜巡视,防止吴军突袭。曹操曾派张喜带汝南(今河南省驻马店市)地区的军队去解围,但行动缓慢,迟迟未能抵达。刘馥怕日久生变,伪装派人出城迎接援军的样子,孙权侦察到这个假消息后,主动撤退,其实吴军离胜利只有一步之遥,完全是孙权判断失误。

建安十四年(公元212年),第一次南征。经过赤壁之战后四年的休养生息,并在公元211-212年平定关中地区,曹操带兵十万(也有说法是四十万)南征孙权,进抵濡须口,还攻破了孙权在江北的营寨,生擒公孙阳。孙权亲自带兵七万,北上迎敌。两军相持了好几个月,不分胜负。春雨连绵,江河暴涨,孙权给曹操写信说:“春水方生,公宜速去。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曹操看了这四句话后,觉得难以取胜,就撤军北还。相持期间,曹操观察了孙权的治军成果,对这位比自己小27岁的“年轻人”十分赞赏,感叹道:“生子当如孙仲谋!”

建安十六年(公元214年),第二次南征,第二次合肥之战。三月,曹操封魏公。五月,孙权攻破皖城(今安徽省安庆潜山市),拿下长江北岸,合肥西南面的一个重要据点。七月,曹操率军南征。关于这次南征,历史上的记载很少,可能是由于曹军遇到了很大困难,甚至未能抵达预定位置便无功而返。裴松之在《三国志》注解里记录了曹军的参军傅干的一段劝谏jiàn,反映了曹魏集团内部在此次南征过程中的分歧:“治天下之大具有二,文与武也;用武则先威,用文则先德,威德足以相济,而后王道备矣。往者天下大乱,上下失序,明公用武攘之,十平其九。今未承王命者,吴与蜀也,吴有长江之险,蜀有崇山之阻,难以威服,易以德怀。愚以为可且按甲寝兵,息军养士,分土定封,论功行赏,若此则内外之心固,有功者劝,而天下知制矣。然后渐兴学校,以导其善性而长其义节。公神武震於四海,若脩文以济之,则普天之下,无思不服矣。今举十万之众,顿之长江之滨,若贼负固深藏,则士马不能逞其能,奇变无所用其权,则大威有屈而敌心未能服矣。唯明公思虞舜舞干戚之义,全威养德,以道制胜。”曹军主力北撤的时候,留下七千人驻守合肥,由张辽、李典、乐yuè进统领。

次年(建安十七年,公元215年),孙权得知曹操在汉中与张鲁作战,无暇东顾,于是在八月带十万军队北上陆口(今湖北省咸宁市嘉鱼县陆溪镇),然后沿着长江向东北方向突击,穿过大别山南麓,再次攻打合肥。张辽亲自带兵冲入孙权军队阵中,斩杀无数,吓得孙权直奔上山,张辽远远地喊他下来参战,都不敢回应。后来,张辽冲出孙权军队的包围圈,但还有部分曹军官兵未出来,他们大喊:“将军弃我乎!”于是张辽掉头,再次冲入包围圈,又把这些人全都带了出来。孙权军队见张辽如此勇猛,都不敢上前。张辽的名声很快传遍了江东,以至于普通百姓吓唬好哭的小孩,让其不要再哭了,都会喊出张辽的名字,是为“张辽止啼”这个典故。

战役的第二阶段,孙权和曹军在合肥僵持了十几天,孙权觉得攻城无望,部队中又出现了疫情,不得不撤退。张辽发现这个情况,决定乘胜追击,孙权军队大乱,凌统、甘宁、吕蒙、蒋钦拼死断后,掩护孙权撤退。到了合肥古城东北的逍遥津,发现南淝河的木桥已经被曹军破坏,情急之下,孙权手下猛击孙权的战马,让战马跳过木桥残缺的部分,孙权得以逃脱。此战之后,张辽的名气更响了,被后世的说书人和小说家们编成了“张辽大战逍遥津”的故事。《三国演义》还专门为这段安排了一章。题目叫做“曹操平定汉中地,张辽威震逍遥津”。

下图为合肥逍遥津公园里的张辽铜像

给叫叫讲中国史

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第三次南征。曹操带兵进驻巢湖东岸的居巢(今安徽省合肥巢湖市,原地级巢湖市居巢区),接着继续向南进攻濡须口,并煽动江东的山越(分布在安徽南部、浙江中南部、福建西北部、江西等地)等部族起事。孙权一边派兵平定叛乱,一边北上迎战。上一篇说过,孙权在魏蜀之间,一直有着骑墙的心态,这一次曹操南征,在大军压境的形势下,孙权除了正常备战,同时派人出使曹营,请求归降。曹操觉得单纯依靠武力,说不定会事倍功半,于是接受了孙权的臣服。孙权在东边赢得局势缓和的机会之后,又开始打西边的主意,寻找刘备集团的破绽。三年后,关羽发动襄樊之战,孙权实施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行动,夺取荆州地区刘备占领的部分。

太和四年(公元230年,吴黄龙二年),第三次合肥之战。正月,魏国的扬州都督满宠在合肥城西北方向二十多公里的三十岗,修建了合肥新城。当年冬天,孙权放出风声说要进攻合肥,满宠上表要求调集兖yǎn州、豫州兵力,支援扬州迎敌。孙权一度假装撤军,被满宠识破,大批曹军继续驻扎在合肥附近。孙权正式攻打合肥城的时候,屡攻不下,只能撤退。

(二)后三次合肥之战

青龙元年(公元233年,吴嘉禾二年),第四次合肥之战。十二月,孙权想攻打合肥新城,但因为选的不是春夏时节,淝河水没有涨,淝河(东淝河)与施水(南淝河)未能连接,南方(长江-巢湖)过来的船只无法抵达东淝河附近。孙权军队在船上干等了二十多天,一直没有登陆。魏国的满宠认为,孙权出师不能无功而返,虽然不敢前进攻城,至少也会象征性地登陆,炫耀一下“兵多将广”。于是,满宠派了六千步兵和骑兵,在东淝河岸边隐蔽处提前埋伏。等到孙权军队上岸,曹军突然发起攻击,斩获数百人,另有许多吴军受到惊吓,跳入水中淹死。孙权感觉很没面子,强行攻打合肥新城,同时派全琮率领五万人攻打合肥西面几十公里外的六安城,两支军队均遭到挫折,“不克而还”。

青龙二年(公园234年,吴嘉禾三年),第五次合肥之战。二月,诸葛亮发动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北伐,率数万大军穿过褒斜道,在渭水南岸的五丈原驻扎。根据诸葛亮的请求,孙权也亲自带领十万军队北上,进攻合肥新城。同时,派陆逊、诸葛瑾率万余人进驻江夏(今武汉市江夏区)、miǎn(今武汉市汉阳区,以前的汉江汇入长江处),向襄阳方向进攻,作为西路,派孙韶sháo、张承进攻广陵(今江苏省扬州市)、淮阴(今江苏省淮安市,邗hán沟与淮河交汇处)方向,作为东路,形成三路大军一起北伐的态势。当时,满宠守合肥古城,张颖守合肥新城,魏明帝曹叡拒绝了他们提出的撤离合肥,退守寿春的意见,强调合肥、襄阳、祁山是魏国东、南、西三个方向上的最重要据点。魏国还判断,虽然孙权在大举进攻,但其内心还是有一定的观望情绪,不会下大力气配合诸葛亮在西线的攻势,何况合肥城池已修缮得比较坚固,可以驻守较长时间。魏国的合肥守军一直坚持到七月,魏明帝曹叡终于率援军从大别山西面赶到寻阳(今安徽和湖北交界处的长江北岸,与现在位于长江南岸的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还是有一定距离的),距离合肥只有两百多公里,而且实际上已经位于孙权在合肥一带军队的后方(西南方向)。孙权得知后很恐惧,立即把陆上和水上的军队全部撤回。这是孙权的最后一次御驾亲征。随后,吴军全面崩溃,西线和东线也受到影响,纷纷南撤。

第一次合肥之战的时候,孙权还能挟赤壁之战的余威,在心理和气势上压倒曹军。当时,驻守在合肥的曹军也不多,城池也年久失修。后来,由于孙权进攻次数的增加,曹魏开始意识到合肥的重要性,增加了很多驻军,加固了合肥古城,又建造合肥新城互为犄角,孙权攻下合肥的希望就越来越渺茫了。

嘉平五年(公元253年,吴建兴二年,蜀延熙十六年),第六次合肥之战。吴国的太傅诸葛恪带二十万人北征,四月,开始围攻合肥新城。当年正月,费祎遇刺被害,姜维得以放手北伐,这一年是姜维的第六次北伐,主攻方向是南安郡。与姜维所面临的困境相似,诸葛恪在合肥新城的攻坚战,打了近一百天,用了修筑土山等诸多手段,仍未有进展。魏国在五月得知吴军进攻合肥,派太尉司马孚(司马懿的弟弟)领兵南下救援。进入夏季以后,吴军经过长期战斗,已十分疲惫,酷暑严重影响了士气,军营中还出现了疫病,有大量死伤。八月,司马孚带兵赶到合肥,诸葛恪只好撤军。

(三)合肥之战小结与合肥的战略地位

秦岭-淮河是中国南北方的分界线。在这条分界线上,有三处千百年来无数人用脚步走出来的交通要道。西边的是蜀道,沟通了陕西关中、汉中地区和四川。中间是南阳盆地,位于秦岭、大巴山和桐柏山之间,西北通关中,东北通中原(河南)、山西、河北,南面可以顺着汉江前往江汉平原,南阳、襄阳作为核心城市,分别扼è守盆地的北口和南口,千古闻名。东边的则是江淮地区,位于淮河中下游与长江下游之间,包括安徽与江苏的中部,江淮地区的北边是广阔的华北平原(黄淮海平原),南面是富庶的江浙鱼米之乡。

合肥正好位于江淮地区的中心位置,东西向的江淮分水岭穿城而过。东淝河(古称‘淝河’)由南向北流,南淝河(古称‘施水’)由西向东流,但这两条河的上游在合肥城西,每年春夏雨水较多的时节可以汇聚到一起,于是,合肥在古代的部分时期,写作“合淝”。

“沟通江淮”是一项伟大的工程,在水利、航运、水环境治理等方面都意义重大。近十年来,安徽正在建设“江淮运河”工程。不过在三国时代,这条水路却是自然存在的。南边,在今天的芜湖市无为县(古称‘濡须’),长江北岸有个叫做濡须口的地方,其上游为濡须河,南北流向,直通巢湖东岸。南宋开始,濡须河渐渐地大多淤塞,其上游河段穿过居巢(今合肥巢湖市),便由向南流改为向东南流,在芜湖市汇入长江,称为裕溪口,这条河也叫做裕溪河。巢湖西北岸,沿着南淝河流而上,经过合肥城区,再转向北,就可以进入东淝河,,顺流而下,穿过瓦埠湖,在寿春(今寿县县城)从八公山的南麓绕行,最终汇入淮河。然而,这条水道并没有结束,淮河北岸,西北方向上,可以通过颍水到达上游的许昌,通过guō到达上游的陈留,通过泗水(今洪泽湖范围内)和到达琅琊(今山东省临沂市)。三国时期,涡水东面还有一条河流,称为北淝水,北面能到达谯(今安徽省亳州市),后来由于黄河泛滥,北淝水淤塞。

给叫叫讲中国史

不管是北方政权还是南方政权,合肥都是重要的堡垒和前进基地。由于西面有连绵的大别山,山高路险,东面(江苏中部)则水网密布,再往东又是沿海滩涂,大兵团机动只能选择六安、合肥、滁州这一块,江淮之间自古以来便成为激烈争夺,反复拉锯的战场。对于曹魏来说,守住了合肥,便是争取到东线的主动权,增加了防御纵深,确保了许昌、洛阳、谯的安全,毕竟这些城池的周边都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唯有把防线尽可能向前推。对于孙吴来说,攻打合肥屡屡失败,基本上就失去了北上的希望,被锁死在江东的一亩三分地。周瑜去世后,东吴缺乏能干、进取的高级将领,孙权干脆放弃了“守江必守淮”的追求,变为被动防守,在己方区域内,开挖一到与长江平行,在长江北面,比长江还要宽的“河沟”,以水为墙,以水为障,以水为兵,称为“涂塘”。

下图为滁州博物馆的“涂塘”示意图

请点击查看《滁州博物馆》

公元230年正月,第三次合肥之战前,为了更好地防备东吴,增加战略缓冲,也是考虑到前几次战役过程中暴露出来的合肥城整体防御的不足,魏国的扬州都督满宠在合肥城西北方向二十多公里的三十岗,修建了合肥新城。合肥新城位于江淮分水岭,西面是东淝河,向北可以通往瓦埠湖、淮河,东南方向面朝合肥城、南淝河、巢湖、长江,可以说居于正中的战略节点上。合肥古城就在南淝河岸边,合肥新城与南淝河航道则是有一些距离,合肥新城的选址有利于发挥曹魏多骑兵的优势,同时让孙吴水军无法发挥优势,也没法给岸上的步兵做配合。合肥新城大致为正方形,东西、南北均接近1公里。不过,城中只有军事设施,比如营房、粮库、仓库、校场、作坊等等,没有常住居民。护城河大约有50米宽,防御标准还是比较高的。

下图为合肥新城三国遗址公园

给叫叫讲中国史

明末清初的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对合肥的战略地位做了较为全面的总结:“(庐州)府为淮右噤喉,江南唇齿。自大江而北出,得合肥,则可以西问申、蔡,北向徐、寿,而争胜于中原;中原得合肥,则扼江南之吭而拊其背矣。三国时,吴人尝力争之。魏主叡曰:先帝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贼来辄破之于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争也。盖终吴之世,曾不能得淮南尺寸地,以合肥为魏守也。”

(四)吴国的衰落

孙权在魏蜀吴的开国皇帝中,执政时间最久,最长寿,但是其晚年在继位者问题上犹豫不决,反复无常,导致吴国剧烈的党争,朝政不稳,国家衰落。赤乌四年(公元241年),孙权的长子孙登去世,三子孙和被立为太子,但四子(鲁王)孙霸很是不满,开始与之争夺太子之位。吴国群臣见状,纷纷选边站队。赤乌十三年(公元250年),孙权废黜chù孙和,赐死孙霸,改立七子孙亮为太子。

神凤元年(公元252年),孙权去世,孙亮继位,为吴国第二位皇帝。因为只有10岁,孙权托孤给了孙峻、诸葛恪(诸葛瑾长子,诸葛亮侄子)两位重臣。诸葛恪能力很棒,但刚愎自用,招来不少仇敌。建兴二年(公元253年),孙亮和孙峻在一次宴会上,把诸葛恪刺杀。此后,孙峻及其堂弟孙綝chēn把持了吴国朝政,疯狂镇压异己。孙亮对这两个权臣很不满,欲除之,但尚未动手时事情泄露,反而被孙綝废掉,时年16岁,孙亮18岁那年,被孙綝杀害于福建的封地。

孙綝另立孙亮的异母兄孙休为帝,是为吴国第三位皇帝。孙休继位的第一年,即诛杀孙綝,清除孙峻、孙綝一党,为诸葛恪等人平反。继位第七年,孙休因病猝死,吴国群臣违背其遗愿,未立其时年十岁的太子,迎接其侄子孙皓hào继位。孙皓是吴国末代皇帝,昏庸、暴虐nüè、沉溺酒色,喜欢搞严刑峻法,是吴国最终灭亡的主要诱因。

十一、三分归晋

(一)晋对魏的取代

与蜀国、吴国相同,魏国在曹叡之后,也开始面临继任者缺乏(或能力不足)和皇族内斗的问题。但是与蜀国、吴国不同的是,魏国出现了司马氏的崛起,对曹氏取而代之,不仅迅速稳定局势,还形成了新的强有力统治集团,带动了整个国家的崛起。

曹丕去世前,遗命曹真、曹休、陈群、司马懿四人辅政,前两人为宗室,后两人为外姓重臣,相互之间尚能形成牵制。曹叡去世前,遗命曹爽、司马懿共同辅政,由于两人间实力严重不对等,曹魏宗室开始逐步被司马氏所排挤。正始五年(公元244年),时任大将军曹爽,为了通过战功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带领十万大军进攻汉中,结果遇到善于防守作战的蜀国名将王平,撤退过程中,又遇到姜维带兵抄后路,铩shā羽而归,粮草和牛马也丢弃殆dài尽,曹爽因此威信大跌,为高平陵之变埋下伏笔。

正始十年(公元249年),魏国第三代皇帝曹芳离开洛阳,去祭扫魏明帝曹叡的高平陵,曹爽兄弟均跟从。司马懿趁机发动兵变,利用长期豢huàn养的三千名死士(私兵),控制国都洛阳,夺取权力,史称“高平陵之变”。豢养私兵是汉朝——尤其是东汉时期——土地兼并加剧,地主庄园崛起的副产品,曹操起家的时候,曹氏、夏侯氏大量私兵就是最初的队伍。不过,当时曹爽兄弟去高平陵的时候,洛阳城内仍然留有正规军,司马懿的私兵前往武库还必须经过曹爽的府邸,里面也有大量曹爽的私兵,但司马懿动手的时候,路上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阻碍,洛阳城的人心已经倒向司马氏一边,大部分人——包括大部分官僚和贵族——都在坐等司马氏拿到武器,然后对曹氏取而代之。实际上,司马懿一生殚精竭虑,南征北战,主持屯田,兴修水利,功勋卓著,有目共睹,而魏明帝曹叡在执政中后期,沉迷于享乐,从宗室中选定的托孤大臣曹爽,又是一个志大才疏,好大喜功,得罪了魏国大批老臣的人,与司马懿相比,差距很大且明显。

司马懿集团又半哄半吓,让曹爽自请解除职务。不久,司马懿将其定罪,灭三族。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懿完全控制了魏国的军政大权,曹氏皇族被彻底架空。

司马懿去世后,其子司马师继续把持朝政。嘉平六年(公元254年),司马师在挫败了朝中大臣和皇后外戚试图将其废掉的阴谋之后,强迫郭太后废黜曹芳,改立高贵乡公曹髦,这是魏国第四代皇帝。曹芳没有皇帝封号,称作齐王。

正元二年(公元255年),司马师镇压“淮南三叛”第二轮的过程中,受伤,到了许昌时已奄奄一息,他迅速从洛阳召来其弟司马昭,把大将军印移交。曹髦想趁机夺权,但被司马昭觉察,未能得手。曹髦十分推崇夏朝的“少康中兴”,多次组织讲学和研讨活动,希望能找到方法,夺回司马氏攫取的权力。

甘露五年(公元260年)五月,曹髦召集部分大臣说: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自出讨之。”(后演变为: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然后率领宫中的卫士和奴仆,欲诛杀司马昭。途中,遇到司马昭弟弟司马伷zhòu及其部众。曹髦大声呵斥,司马伷吓得逃走。此时,司马昭的追随者贾充路过,与曹髦等人短兵相接。贾充部众即将落败的时候,成济上前问道:“事急矣,当云何?”贾充头脑一热,脱口而出:“司马公畜养汝等,正为今日。今日之事,无所问也!”于是,成济直接举起长戈,将曹髦刺死。此事一出,司马昭也十分害怕,吓得跪倒在地。其叔父司马孚则是被吓哭。为掩盖此事,司马昭逼着郭太后下旨,褫chǐ夺曹髦的皇帝封号,其在位期间的年号为“高贵乡公×年”。成济被当作替罪羊,但因为拒绝“伏法”,被乱箭射死。

魏国第五代,也是最后一代皇帝是曹奂huàn,称作魏元帝。他是曹髦被刺后,司马昭扶持的傀儡kuǐ lěi,不仅没有任何权力,在朝中和军中也没有势力。曹奂在位五年,咸熙二年(公元265年)八月,司马昭去世,其子司马炎继任相国、晋王之位。十一月,司马炎效仿曹丕,强迫曹奂禅位,建立西晋,称晋武帝。随后,曹奂也享受到了汉献帝的待遇,被封为陈留王,安置在邺城,允许使用天子旗帜、车马,继续使用魏国年号,继续祭祀魏国社稷,上书不称臣,受诏不拜。

晋惠帝太安元年(公元302年),曹奂去世。由于当时发生了八王之乱(第一阶段为公元291年,第二阶段为公元299-306年),丢失了很多典籍,其后人的情况不明,甚至无法确定是否有后人,三国鼎立的最后一国——魏国自此彻底湮yān没在历史中。

(二)淮南三叛

三国鼎立格局形成后,曹操创立了“四征将军”体制,征西将军常年率军驻扎关中地区和陇右,防御刘备集团,征东将军常年率军驻扎淮南(寿春),防御孙权集团,征南将军常年率军驻扎襄阳及沔水(汉江)流域,主要为了防御孙权在荆州的军队,征北将军常年驻扎幽州、并州,防御鲜卑等北方少数民族。

淮南作为曹魏与东吴对抗的前线,常年驻守大量军队,由于屯田,这里的将领不仅在军事上有较大权力和自主,在行政和财政上也有着衍生的权力,因此,发动叛乱具有一定便利性。淮南三叛的直接诱因是司马氏对曹氏的夺权。司马懿在魏国的政界和军界深耕多年,有着庞大的关系网,这是他在“高平陵之变”中成功得手的重要原因。但司马懿主要负责对蜀国作战,即西南方向。而东南方向的军政长官,比如张辽、曹休、夏侯淳、满宠等人,都是曹氏及与曹氏一体的夏侯氏家族的成员和亲信。这种矛盾状况的后果是,淮南地区亲曹势力根深蒂固,在司马氏攫取魏国中央权力的时候,便能成为反抗司马氏夺权的火药桶。

嘉平三年(公元251年),淮南一叛,又称王凌之叛。正始十年(公元249年)“高平陵之变”爆发,曹爽被灭三族。最初,司马懿主动笼络寿春守将王凌,升其为太尉。但王凌仍参与了反对司马懿专权,试图废掉曹芳,改立曹彪为帝的计划。嘉平三年,王凌发现吴军在涂水(今滁河,流经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滁州市、江苏省南京市)一带有军事行动,就上书申请前往攻打,但未获批准,王凌又联络兖州刺史黄华,希望得到支持,结果被告发。司马懿率军南征,王凌投降,后被杀。同年,司马懿病逝,其长子司马氏继任。

正元二年(公元255年),淮南二叛,又称丘俭之叛。李丰、夏侯玄、张缉等人在正元元年(公元254年)谋划推翻司马氏,计划败露,皆被杀。曹芳对此很不满,也被司马氏废黜,改立高贵乡公曹髦为帝。这些事情让征东将军毋丘俭、扬州刺史文钦非常不安,害怕被牵连,于是在正元二年借口出现彗星(迷信说法是国家有重大变动),起兵讨伐司马氏,进军项城(今河南省周口市代管的县级市)。当时,吴国的丞相孙峻也带兵北上,配合行动。司马师亲自率军讨伐,双方在南顿(亦在项城)对峙。毋丘俭、文钦军中有不少人的家属在北方做人质,加上其老巢寿春被司马氏的军队攻破,军心溃散,毋丘俭被杀,文钦逃亡吴国,吴军随之也撤退。不久,司马师病逝,其弟司马昭继任。

甘露二年(公元257年),淮南三叛,又称诸葛诞之叛。淮南二叛期间,诸葛诞是司马师亲征军队里的将领,属于有功之臣,但由于他和夏侯玄、王凌、毋丘俭都是好友,也害怕被牵连,于是暗地里蓄养死士,以图自保。司马昭的谋士贾充认为,诸葛诞属于曹氏集团,于是司马昭征召其入朝,改任司空,打算择机铲除。诸葛诞接到诏书后,先是杀扬州刺史乐綝,据守寿春,又接着把儿子和牙门子弟送到吴国做人质,请求援兵。司马昭率二十六万军队南下,把诸葛诞及吴军都包围在寿春,随后又围城打援,焚毁吴军粮草,甘露三年(公元258年)二月,寿春被攻克,诸葛诞和吴军将领均战死。诸葛诞之叛期间,姜维趁机发动第十次北伐,诸葛诞兵败后,姜维也不得不撤军。

从规模上看,淮南三叛的参战军队人数超过了诸葛亮北伐,有史料还认为超过了赤壁之战。淮南三叛后,魏国内部支持曹氏集团的力量基本上被清洗殆尽,司马氏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司马氏取代曹氏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三)晋灭吴之战

征南大将军羊祜多次上疏,总结自己从泰始五年(269年)起,在荆州经营近十年的经验,提出伐吴的策略和准备内容,这些内容最后还汇集成著名的《请伐吴疏》。按照羊祜的规划,晋灭吴的战前准备基本完成。但突然爆发了北方鲜卑族的叛乱,伐吴被迫延迟。天纪三年(公元279年),晋武帝司马炎下令伐吴。陆路方面,司马伷、王浑、周浚jùn、王戎、胡奋、杜预由北向南,东路集团进攻长江下游,建业外围的六合(南京江北岸)、当涂(南京以西,安徽马鞍山),西路进攻长江中游的武昌(今湖北省鄂州市)、夏口(今武汉市汉阳区)、江陵(今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等地。水路方面,水路方面,王濬jùn、唐彬在蜀地造船,从长江顺流而下,于天纪四年(公元280年)五月初抵达建业(石头城)。晋灭吴期间,吴国已经是上下离心,没有对策,也没有配合,以至于节节失败,而晋军势如破竹。王濬的水军抵达石头城下的时候,孙皓毫无办法,只能反绑自己,抬着棺材去请降。孙皓被封为“归命侯”,低于刘禅的待遇一个等级。

王戎就是“不取道旁李”的那个人物。

给叫叫讲中国史

其实,吴国才是三国时期存在时间最长的国家。刘备在公元221年称帝,魏灭蜀在公元263年,蜀国存在了43年。曹丕在公元220年迫使汉献帝禅位,晋取代魏在公元266年,魏国存在了47年。孙权在公元229年称帝,晋灭吴在公元280年,吴国存在了52年,如果从公元222年孙权使用自己单独的年号“黄武”开始算,“吴国”则是存在了59年。

十二、外交和领土开拓,魏蜀吴疆域

魏国继承了东汉的北方地区疆域,并继续设置西域长史、戊己校尉。其北方与鲜卑交界,东北与高句gōu交界,在黄河“几字形”大弯里(陕西中北部)有南匈奴安置区。魏文帝曹丕称帝的黄初元年(公元220年)到曹丕去世曹叡继位的黄初七年(公元226年)期间,在陇右新设秦州,后又并入雍州。灭蜀国后,将益州改为梁州。

蜀国的主体为益州,另外有汉中地区。关于失荆州后,巴西郡成为蜀国东部重镇。诸葛亮南征后,在益州南部设lái降都督,管理南中各少数民族地区。魏国和蜀国交界处的西边,为羌族聚居区。

吴国拥有扬州的大部分,荆州西部和南部,交州的全部。交州一直延伸到今天越南的中部。位于三峡东边峡口的西陵郡是吴国与蜀国的交界。

建安七年(公元202年),南匈奴内附,被曹操分为五部,每部设帅长,并派汉人监督。乌桓曾经与袁绍结盟,袁绍在官渡之战败亡后,几个儿子逃到乌桓,曹军尾随追击,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远征乌桓,张辽在白狼山斩杀乌桓单于,乌桓自此衰落。东汉末年,鲜卑统一,雄踞曹魏北方,后分裂为西、中、东三部分,但仍具有较强实力,屡屡南下入侵,诸葛亮北伐期间,西部鲜卑还曾配合行动。青龙三年(公元235年),魏国幽州刺史派人刺杀西部鲜卑的首领轲比能,鲜卑逐渐瓦解。

黄龙二年(公元230年),孙权派卫温、诸葛直率数万人,出海寻找传说中的夷洲、亶dǎn州,即之前秦始皇派徐福寻找的海上仙山。此过程中,吴军发现台湾岛,称为“夷洲”,在台湾北部淡水河流域的新店溪登陆,驻扎,自此开启了中国对台湾岛的有效行政管辖。有史料记载,当时的亶州为今天的日本九州岛,因为路途遥远,吴军未能长驻。

山越是东汉到三国时期,对中国东南部山区武装割据集团的泛指。从族源上看,山越与秦汉时期的东瓯ōu、闽越、于越、百越有着一定关系,但并不是全部,其中还包含了许多地方占山为王的土匪势力,甚至有可能包括原来生活在北方,为躲避战乱和政府压榨而南下的人群,利用了南方部分地区统治力量薄弱的漏洞,试图自治。总之,山越应该是一些“半夷半夏”的人群,且相互之间不一定有多少共性。实际上,孙吴集团常常把当地不服从的割据势力,如严白虎、太史慈等等,笼统称为“山越”。孙吴集团屡次征伐“山越”,都借此大量掳掠人口,“强者为兵,羸léi者补户 ”。

十三、三国时期的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宗教

(一)经济

东汉末年,天灾和战乱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导致经济衰退,农田荒废。各地豪强和大家族纷纷建立坞堡,用以自卫,进一步强化了自给自足的庄园体制,成为地方割据的重要基础,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两晋南北朝时期。战乱还影响了货币铸造、回收和流通,三国时期,铜钱不足,许多地方倒退回了以物易物的交易模式。

曹操在北方创立了屯田制度,安置流民,复垦抛荒的田地,恢复生产。屯田制最早始于汉武帝时期,主要是在西域实施军屯。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在许昌附近招募流民,同时安排俘虏的黄巾军来屯田,这属于民屯,同期也有一些军屯,比如邓艾等人组织的。枣祗zhī提出了屯田的建议,被曹操任命为屯田都尉。后来,从下往上曹操设置了(屯)司马、典农都尉、典农校尉(小郡)、典农中郎将(大郡)等管理屯田的官员,各州郡也都设置田官。不过,发展到中后期,屯田制的剥削日益严重,分配方面达到“官八民二”的程度。屯田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身份方面失去了自由,屯田士兵的劳动强度也很大,工作和生活条件很艰苦,于是,屯田农民的逃亡与反抗越来越多。到了咸熙元年(公元264年),魏元帝曹奂时期,正式宣布废除民屯,此时,兵屯也名存实亡。

刘备入蜀前,巴蜀地区财政和货币较为混乱,刘备入川后,铸造直百钱,与汉朝官方的五铢钱并用。直百钱属于大面额虚值货币,品相(重量和含铜量等)都远远不如五铢钱,但有利于缓解蜀地铜矿不足的困境,有利于“荆州集团”掠夺新征服的巴蜀地区的财富,从而巩固刘备、诸葛亮的地位。诸葛亮平定南中后,获得“川滇铜矿带”,大大改善了蜀国财政状况和货币质量。随着魏蜀吴之间的贸易往来,直百钱流通到魏国和吴国,被更多地区日常使用。诸葛亮认识到,铜矿资源依然是十分宝贵的,为了控制铜资源的流出,蜀国大力支持蜀锦生产,蜀锦因为过硬的质量,精美的工艺,不仅成为蜀国重要的“创汇”产品,也逐渐演变为一种“现金等价物”,也就是说这种纺织品可以作为纳税物资和商品交换媒介。

吴国的丝麻、海盐、造船等行业比较发达,番禺pān yú(今广州市)是重要的国际贸易港口之一,海船可以北上辽东,南下南海。

(二)科技

《九章算术》传说成书于公元一世纪左右(东汉初年),其作者不可考。后世有不少人对其做过增补和整理,目前流传的主要为三国时期魏国刘徽的注本《九章算术注》。

名医华佗是谯县人,与曹操同乡,被后世称为“外科圣手”。他发明了“麻沸散”,这是最早的麻醉药,可以用于全身麻醉的外科手术。他还发明了“五禽戏”,模仿虎、鹿、熊、猿、鸟等动物的动作,编成一套体操,用于强身健体。

(三)文化

建安文学是三国时期文学的高峰。其代表人物为:“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和“三曹”。建安文学反对糜弱的文风,被称为“建安风骨”。

曹操不仅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有诸多成就,在文学方面,也留下了大量非常有名的乐府诗,比如《hāo里行》《观沧海》《龟虽寿》《对酒当歌》等等。曹丕不仅是一位政治家,也在诗、赋、文学评论方面非常有造诣,比如《燕歌行》等等,他的《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文学专论。曹植少年成名,放荡不羁,是建安文学的集大成者。南北朝时期,南朝宋的文学家谢灵运评价道:“天下才共一石dàn,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分一斗”,这是成语“才高八斗”的出处。清朝初年,王士祯评论汉魏以来两千年间的诗人,说堪称“仙才”的,只有曹植、李白、苏轼三人。曹植的名篇有《白马篇》《七步诗》《洛神赋》《铜雀台赋》等等。

(五)相关史书

《三国志》属于“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是二十四史中最为有名,评价最高的断代史之一。《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前半生在蜀国为官,因不肯屈从宦官黄皓而受到排挤。蜀国灭亡后,继续在西晋为官,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晋灭吴,结束三国分裂局面,陈寿也在此时完成了历经十年写成的《三国志》。

《三国志》共有六十五卷,包括《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记载了魏文帝曹丕的黄初元年(公元220年),到晋武帝司马炎的太康元年(公元280年)这六十年的历史。广义的三国时期(公元190年,关东联军起兵讨伐董卓,到公元280年,晋灭吴,三分归晋)历史,还可以查阅南朝宋的范晔yè编写的《后汉书》,以及唐朝的房玄龄等人编写的《晋书》。《三国志》参考了当时官修的《魏书》,私修的《魏略》,官修的《吴书》,由于蜀国没有设置过史官,陈寿主要采用了自己在蜀国为官时收集的史料,因此《三国志》中《蜀书》部分的内容最少。

与之前、之后的其它断代史相比,《三国志》叙事简略,语言精练,《魏书》《蜀书》《吴书》三大部分相互之间很少有重复,原始材料取舍上十分谨慎。不过,也有历史学家认为《三国志》过于简略,于是,南北朝时期,东晋和(南朝)宋的裴péi松之编写了《三国志注》,字数与《三国志》几乎相当。《三国志》最大的问题是只有“(本)纪”和“(列)传”,没有“书”和“表”,也没有没有记载经济、地理、礼乐、律历、职官等方面内容的“志”,不符合《史记》与《汉书》所确立的中国古代正史修撰一般性规范。裴松之补充了《三国志》中语焉不详的部分,增加了一些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经历,重要文献,代表性科技等方面的记述,对《三国志》中存在争议的内容,从正反两方面进行了辨析。目前市面上的《三国志》,大多为带有裴松之注释的版本。

《三国志》的最大局限性是尊魏、晋为正统,在记述曹氏、司马氏的时候用了春秋笔法来回护。《魏书》中,曹操、曹丕、曹叡、曹芳-曹髦-曹奂分别有武帝纪、文帝纪、明帝纪、三少帝纪,《蜀书》中,刘备、刘禅只有先主传、后主传,《吴书》中孙权,孙亮-孙休-孙皓只有吴主传、三嗣sì主传。

《汉晋春秋》的作者是东晋的习凿齿。与《三国志》不同的是,《汉晋春秋》一是记录了东汉光武帝到西晋愍帝,共281年的历史,前后都有延伸,尤其是前面多了整个东汉时期。二是遵蜀汉为正朔,认为朝代传承是按照“东汉→蜀汉→西晋”这样的路线。《汉晋春秋》有五十四卷。一千多年前,《汉晋春秋》的原本散佚yì,现在仅有清朝时整理的残编。

十四、小结

(一)蜀国的困境与败亡必然性

现代国际关系中,国与国之间竞争的决定性因素,是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二者构成了常说的“综合国力”的主体。实际上古代也是如此,蜀国的困境,以及诸葛亮战略布局未能实现的最根本原因,都可以归结为蜀国国力的有限。从一开始,弱小国家(蜀国和吴国)被强大国家(魏国-晋朝)给吞并,便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诸葛亮一直在努力改变这个趋势,但个人努力从来都无法扭转历史的潮流。汉中之战,以及诸葛亮、姜维的多次北伐,对蜀地民力的掠夺都是比较严重的,影响了经济发展和民众福祉zhǐ,也造成了蜀地原住民们对蜀国统治集团的离心离德。古代中国的改朝换代,许多时候仅仅是统治阶级上层的变化,而统治阶级中下层,以及占社会绝大多数的被统治阶级受到的影响都非常有限。因此,当魏军进入蜀地的时候,主要是替代了刘禅为首的蜀国统治集团,其它方面并没有什么变化,而在税赋和徭役等方面,由于战争的结束,还会有所减轻,这反倒是蜀地原住民所欢迎的。魏灭蜀的过程中,大部分时候只有蜀军的抵抗,未遇到普通民众的抵抗,蜀国统治集团中处于相对边缘位置的东州集团、益州集团,早早地就开始谋划如何在新政府中寻求更高地位和更多利益了。唐朝中后期,相比较穷奢极欲的李唐皇室,部分藩镇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甚至会“爱惜民力”,节约开支,轻徭薄赋,结果普通民众交纳了比之前更少的税赋之后,开始支持藩镇割据。

蜀国建立之初,在统治集团的中高层,即存在着“荆州集团”“东州集团”“益州集团”之争。

“荆州集团”形成于赤壁之战及以前,是刘备、诸葛亮多年的老班底,地位最尊崇。“东州集团”形成于刘备入川的时候,先以法正、孟达为首,后来以李严为首,这部分人脱离了益州原来的主人——刘焉、刘璋父子,投靠刘备,迎接刘备入川替代刘璋。然而,刘备在益州站稳脚跟之后,“荆州集团”以外来征服者的身份,处处凌驾于“益州集团”之上,又常常对“东州集团”表现出不信任,尤其是诸葛亮与李严之间的矛盾,导致了“东州集团”的离心离德。在刘璋执掌益州,刘备尚未考虑入川的时候,就常常出现“东州人侵暴旧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阙,益州颇怨”的情况,这说明“东州集团”和“益州集团”早已有矛盾,“东州集团”选择引入“荆州集团”来对抗“益州集团”,也是一种博弈的策略,意在制造更为复杂的相互制衡局面。客观地说,刘备尚能维持与“东州集团”的“利用”关系,在表面上以笼络为主,但是在夷陵之战大败过后,“荆州集团”实力大损,“东州集团”开始觉得可以索取更多权益,此时,诸葛亮又启动了“以严治蜀”的国家战略,致使矛盾逐渐凸显。

“益州集团”以益州当地的土著(豪强)为主,早期与“性宽柔,无威略”,不作为的刘璋基本相安无事,但是在刘备入川后,为了攫取北伐所需资源,其经济上受到很大损失,同时在政治上又被压在统治集团的最底层。早在汉中之战的后期,刘备集团便已经惹怒了蜀中的官民。诸葛亮在世期间,凭借个人威望,维持了蜀国统治集团的统一,并成功打败了同为刘备临终时顾命大臣的李严,让“东州集团”很长时间都无力与“荆州集团”相抗衡。诸葛亮去世后,“荆州集团”最后一批核心人物——魏延、杨仪、蒋琬等人,纷纷在权利斗争中落败,而“东州集团”新的代表人物们,如费祎、董允等人,开始扩张权力,阻止姜维的北伐,并与“益州集团”合流,试图在蜀国实现重大变革。简单来说,雄主(刘备)和名相(诸葛亮)离世之后,新的摄政(姜维等人)便无力驾驭整个蜀国,至少在个人威望方面明显不足。曹魏军队越过剑阁,蛰伏的群体纷纷爆发,争先恐后打开大门迎接“王师”,迎接以“九品中正制”为主体的有利于士族的曹魏体制。实际上,等到西晋替代了魏国,“益州集团”所代表的益州士族在当地获得了更高的地位和更多的权益,“东州集团”也算是分到了一碗汤,至于“荆州集团”,在这个过程中大都灰飞烟灭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力劝刘禅放弃抵抗,主动开城投降的谯周就是“益州集团”的重要人物,在诸葛亮去世后,发表了《仇国论》,详细陈述北伐的不合理性。

当然,诸葛亮在当时也没有其它选择。身处强邻环伺,群雄逐鹿的时代,其一,蜀国需要有一面具备强大号召力的旗帜,刘备最大的品质就是坚韧,但光有这种品质还不行,并不能吸引到众多追随者,“兴复汉室”则是刘备打了一辈子的旗帜,与其坚韧的品质相互配合,成为屡战屡败,长期都未能取得一块稳固的根据地,却还源源不断地有人追随的重要原因,诸葛亮放弃了去曹操和孙权那里机会,在刘备屈居新野小城的时候加入到团队中,看重的正是这面旗帜,等到刘备去世,蜀国内部亦出现了“红旗还能打多久”的质疑,而诸葛亮接过了这面旗帜,让自己成为新的旗手,成为“刘禅-诸葛亮”体制的核心,迅速控制了蜀国局势。其二,以攻为守,向来是小国的无奈选择,与其坐等相对较快的被大国吞并,倒不如主动出击,寻找大国的薄弱位置实施袭扰,消耗大国的精力,暂时打乱其战略规划,争取主动权,延缓其吞并的进程。其三,用对外战争这种手段来转移内部矛盾,也是自古以来各国常用的手段,正如上面所说,对于蜀国内部的几个集团,需要用一个宏大目标来凝聚人心,维持统一,当然,打着这方面的旗号去清除异己,也是可以“夹带的私货”,比如诸葛亮第四次北伐的时候,以李严督运粮草不力为由,将其废为庶民,就有历史学家猜测,这是“荆州集团”对“东州集团”的敲山震虎,而此前李严怂恿刘禅下旨让诸葛亮撤军,则表现了“东州集团”对“荆州集团”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的不满。

(二)吴国“躺平”的无奈

孙策离开袁术,东渡长江初建吴国基业的时候,被当时的各界尊称为“小霸王”,主要还是一种锋芒毕露,积极进取的态势。当时,追随孙策起兵的“淮泗集团”死死把持着最高权力,“流亡北士”也分到一杯羹gēng,作为盟友和缓冲。但到了孙权时期,更多表现为一种稳固现状,“韬光养晦”的新常态,选择了向现实低头,放开“江东士族”进入吴国政治圈的限制,与“吴中四姓”达成分享权力和利益的妥协。顾雍、张昭、陆逊、朱治等人,就是江东地区“四大家族”为官的代表。其实,孙策在其执政后期,已经认识到了吴国的局限,选择孙权作为接班人的时候,对张昭等重臣说:“中原正在大乱之中,凭我们吴、越的兵众,三江的险固,足以观其虎斗成败”,又评价自己和孙权说:“率领江东兵众,决战两阵之间,横行争衡天下,你不如我;但举贤任能,使其各尽其心,用以保守江东,我不如你”,这样的表态,算是定下了孙策之后,孙权“时代”的基调。不过,后来的形势变化太快,曹操大军势如破竹,刘表集团又直接投降,孙权不得不依靠主战派周瑜来力挽狂澜。赤壁之战结束后,周瑜不久就去世了,东吴集团唯一能与诸葛亮匹敌的战略家——鲁肃也没能持续多长时间。于是,东吴集团很快就陷入了“偏安一隅”的状态。曹丕最先逼迫汉献帝“禅让”,刘备随即宣布自己继承正统,唯有孙权继续观望。

吴国“躺平”其实也是一种无奈选择,因为在江东,士族崛起的进程比蜀国、魏国更早更快。《资治通鉴》上记录说,赤壁之战前,江东士族的代表鲁肃直言不讳道,在孙吴集团任职的大小官员们,投降曹操都有利可图,都能被“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只有孙权一个人“欲安所归乎?”这就是孙权家族利益与江东士族利益的脱节,而孙权家族的选择只有去迎合江东士族的意愿,虽然这种迎合最终会带来自身独立地位的沦落。

刘备-诸葛亮,孙权这些人物,都有着强烈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色彩,把不断奋斗作为人生的主要内容。但其麾下的其他人,许多时候还是向往着功名富贵,希望有安逸的生活,赤壁之战后,三国鼎立局面逐渐形成,承平日久,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倾向于安安稳稳地守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积累财富,荫蔽子孙,做个富家翁。刘备、诸葛亮、赵云、孙权这一代人相继离去之后,曾经的投降派——糜芳开始获得理解,孙权的继任者则是被江东士族直接拉下了水。蜀国成立的时候,有人建议大封群臣,算是对多年跟随刘备的一个赞赏,赵云驳斥道:“霍去病以匈奴未灭,无用家为,令国贼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须天下都定,各反桑梓,归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归还,今安居复业,然后可役调,得其欢心。”这是满满的理想主义,但刘备集团中有不少人并不这么认为,包括刘备的小舅子糜竺,在后面襄樊之战的关键节点,秉持的都是商人逐利的思维模式。八百多年后,辛弃疾感叹道: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三)九品中正制,魏晋时期的士族崛起,魏蜀吴三国的殊途同归

曹操病逝后,曹丕立即恢复了司马氏、夏侯氏、钟氏、荀氏等家族的传统政治地位,在这些人的协助下,曹家也很快实现了称帝的梦想。曹丕创立九品中正制的目的,是想通过设置“中正”这种选拔官员的职位,把选官权力收归中央,打击东汉以来地方上崛起的豪强。不过,随着此项制度的推行,长期盘踞在中央,时代为官的官僚群体——也就是被称作“门阀”或“士族”的——成为新的垄断者,也就是说“中央层面”的大族取代了“地方层面”的大族,实际上换汤不换药。

三分归晋,天下一统,战乱结束,这是广大民众之福。但魏蜀吴三国的殊途同归,士族对庶族的反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又是历史的倒退。诸葛亮是个理想主义者,曹操也是,刘备也是。除了唯才是举的理想之外,刘备还想“匡扶汉室”,虽然蜀汉并不被认为是西汉、东汉的延续。反倒是孙权,接受了江东四大家族,从一开始就建立起一套与之共享权利的体制,所以,吴国比蜀国持续的更久。曹操之后,曹丕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创立“九品中正制”,这是对士族的妥协,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后来,士族仍不满足,支持司马氏取代曹氏,完成了对庶族的全面反扑。在蜀国,本地士族一直都在潜伏待机,魏国大军南下的时候。便迫不及待地充当了“带路党”,将蜀国变成和魏国相同的模式。刘备、诸葛亮集团说是外来势力,倒不如说是与蜀国土著士族所对立的庶族。

西汉和东汉时期,民间尚武的风气浓厚,政府并不禁止民间买卖和持有弓弩,边境地区甚至还要求家家常备弓弩,随时准备应对外敌侵犯。对于血亲复仇之类的事件,司法机关也会充分权衡法律与人情,部分情况下还会予以表彰慰问,以彰显正义的导向。三国时期,以魏国为代表,各地政府纷纷开始转为对民间武装和复仇行为持否定、禁止的态度,这是出于强化管理的需要,反映了政权对自身“合法性”的不自信。

(四)最后几点

三国历史的最初起点是黄巾起义,这是农民阶级对士族垄断权力和财富的反抗,是在用实际行动再次喊出了四百年前(公元前209年)首次喊出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口号。黄巾军席卷了当时十三个州的八个州,包括整个北方地区和南方的长江中下游。每到一处,都焚毁官府和地主豪强的庄园,让穷奢极欲的统治者们闻风丧胆。后来,刘备、曹操等人纷纷登上历史舞台,提倡“唯才是举”,也是在努力削弱基于血统而不是能力的不合理资源分配模式。不管是刘备、诸葛亮,还是曹操,他们都在以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中“士”的身份,一直努力,实践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实践,让三国这段历史异常精彩。可以说,真实三国历史中的事件与计谋,与《三国演义》中的艺术化创作相比,毫不逊色。

诸葛亮前期的成就,主要与其所处的大时代有关,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激情时代。诸葛亮后期的遗憾,也并不是因为其个人能力存在重大缺陷,而是之前那个时代已经落幕,蜀汉的能臣、名将已纷纷凋零,导致无人可堪大用。毕竟,一个人不可能什么都会,无所不能,任何时候都需要团队协作。诸葛亮出山之初,刘备手下的那些同僚,如关羽、张飞、赵云、黄忠、马超等等,都是大将之材,随便哪个都能独当一面。而这一代人“离场”后,出现了“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窘境,而廖化等人,此时已年老,本身也只是相对普通的将军,守成尚可,进取不足,只能“保蜀汉太平”(司马懿的评价),却无力撑起主动北伐的重任,也就是无法推动蜀国“以攻为守”的战略。随着一代老兵的纷纷凋零,激情澎湃的三国时代结束。

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给当时的普通民众,尤其是华北、华东、华中地区的民众带来了深重灾难。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曹操在讨伐董卓的关东联军中,写下乐府诗《蒿里行》,其中流传最广的句子就是“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三国时期的民众,充分认识和体会了战争的残酷性,因此,当邓艾、王濬这样的将军横空出世的时候,立即得到了三个国家无数民众的支持。虽然在统一之后,许多方面依然不堪,个别方面甚至更加不堪,以至于后来酿成西晋初期的“八王之乱”,但全国的统一,连年战乱的结束,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还是值得期待的新局面。五百多年后(唐穆宗长庆四年,公元824年),刘禹锡从成都附近的重庆出发,顺长江而下,沿着王濬当年进军的路线,一直抵达离建康只有几百公里水路,长江边上的要塞——西塞山,旅途中,他有感而发,将灭吴之战写成一首著名的诗:“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本文动笔于2022-11-11 12:48:24



标签:给叫叫讲中国史三国


取消回复欢迎 发表评论:

  • 请填写验证码
博客|历史排行
«    2022年12月    »
1234
567891011
12131415161718
19202122232425
262728293031
标签列表
最新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