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叫叫讲中国史28-三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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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诸葛亮战略构想的后续延伸和最终破灭

（一）蜀国的衰落

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诸葛亮逝世前，上表刘禅安排身后事，把政治权力先后交给蒋琬、费祎执掌，把军事指挥权交给其衣钵传承者姜维。延熙九年（公元246年），蒋琬病逝，延熙十六年（公元253年），费祎被魏国降将郭循（又作：郭修/郭脩）行刺身亡，诸葛亮对身后的安排全部终结，姜维开始面临形影单只，出征时便朝中无强有力支持者的局面。刘禅正式接管权力，开始放权给其宠幸的宦官黄皓hào，蜀国自此走上下坡路，与魏国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诸葛亮执政期间，董允受命留守成都，辅佐刘禅，蒋琬、费祎执政期间，董允充当了实际的“副宰相”。诸葛亮、蒋琬、费祎、董允被合称为“四英”。

蒋琬、费祎执政期间，黄皓尚不敢多言。董允独当一面的时候，也常常当面直接怒斥黄皓，打击其嚣张气焰。董允之后，朝中无人能制衡黄皓，于是黄皓开始反击，甚至试图夺取姜维的兵权。陈祗去世后，黄皓的权势更加如日中天。姜维一度要除掉黄皓，被刘禅阻止。为自保，姜维申请长期带兵驻扎汉中，通过牢牢把握兵权来防止被黄皓暗算。

蒋琬执政的十二年里，继续沿用诸葛亮的治国方针，蜀国各项事务井井有条，同时派姜维领兵西进，寻找北伐战机。经过多次尝试，蒋琬认为翻越秦岭比较艰难，变数也多，就大量建造船只，准备顺流而下攻打魏国的上庸郡、魏兴郡一带，也就是襄樊之战中刘封、孟达等人作壁上观，让关羽功败垂成的位置。但这个设想遭到了蜀国其它大臣的反对，直到蒋琬病逝仍未施行。费祎执政的七年里，由于对自己能力的不自信，选择收缩性的政策，希望保境安民，反对姜维出兵。董允逝世后，接任的陈祗zhī虽然积极支持姜维的北伐，但无力制约黄皓，蜀国在内政混乱和频繁对外用兵的双重压力下日渐衰落。

（二）诸葛亮战略构想的后续延伸：姜维北伐

延熙元年（公元238年）至景耀五年（公元262年），二十五年的时间里，姜维先后发动了十一次北伐。

延熙元年（公元238年），第一次北伐。姜维随大将军蒋琬驻扎汉中。蒋琬升大司马后，任命姜维为司马。姜维率军在魏国的秦州（治所在上邽，大约为今甘肃省天水市）南安郡（今甘肃省天水市的陇西县、漳县、武山县），与魏军对峙很长时间。

延熙三年（公元240年），第二次北伐。姜维率军攻打陇西，魏国派郭淮带兵进驻强中，于是姜维退军。

延熙十年（公元247年），第三次北伐。姜维升任卫将军，与大将军费祎一起“录尚书事”。当年，汶山郡平康县（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黑水县）的少数民族地区发生叛乱，姜维率军前去平叛。不久之后，魏国的雍州、凉州等地羌族起事，要投奔蜀国。姜维率兵出陇西，前往接应，与魏国的郭淮、夏侯霸交战与洮西（洮táo河以西，今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洮河是黄河上游右岸第一大支流）。部分起事者跟随姜维大军迁至蜀国境内，未跟上的被郭淮制服。

延熙十二年（公元249年），第四次北伐。刘禅授予姜维符节。姜维率军进攻魏国的雍州（今陕西省关中地区和甘肃省东南部）。此时，蜀国缺乏人才，已经是“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境地。姜维独立面对魏国的郭淮、陈泰、邓艾等将领。姜维安排廖化牵制邓艾，自己率重兵奔袭洮城，但被邓艾识破，只能撤军。当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诛杀同为托孤大臣的曹爽，并取消了曹操时期重臣夏侯渊孙子，曹爽表弟，夏侯霸堂侄——夏侯玄的兵权，让郭淮取而代之。夏侯霸一直与郭淮不和，又担心司马懿可能会进一步清洗曹氏、夏侯氏，就逃到蜀国。张飞的妻子是夏侯霸的堂妹，其女儿是刘禅的皇后，刘禅召见夏侯霸的时候，以亲戚相称，任命为车骑将军，属于重用。实际上，蜀国后期，可堪大用的将领纷纷凋零，夏侯霸属于不可多得的人才。

延熙十三年（公元250年），第五次北伐。姜维联合羌族一起出兵陇西，与郭淮再次战于洮西，打成平手。又攻打西平，未克，俘虏魏国的中郎将郭循，然后回师。延熙十六年（公元253年），第六次北伐。当年，费祎去世，姜维得以放手北伐。三月，吴国的诸葛恪带兵20万，进攻魏国的淮南地区。姜维趁机率数万人出陇西，包围南安郡。魏国的陈泰带兵来解围，姜维在南安郡久攻不克，粮食耗尽，不得不撤军。

延熙十六年（公元253年），第六次北伐。正月，费祎遇刺被害，姜维得以放手北伐。当年三月，吴国的太傅诸葛恪kè带兵二十万，进攻江淮之间。姜维趁机率数万人进攻石营（今甘肃省陇南市西和县）、董亭（今甘肃省天水市），包围南安郡。魏国的雍州刺史陈泰带兵前去解围，抵达洛门（又称‘洛门聚’，今甘肃省天水市武山县洛门镇）。姜维在南安郡打了很长时间的攻坚战，未有成果，依然是因为粮食耗尽，不得不撤军。

延熙十七年（公元254年），第七次北伐。魏国有大臣密谋解除司马师的职务，动手前事情泄露，被司马师反杀，魏国一时间陷入混乱。此时，姜维正全面主持蜀国内外事务，决定趁机出兵。蜀军一度攻占狄道（今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河关（今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围困陇西郡治——襄武（今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最后，姜维带着狄道、河关、临洮的居民迁至蜀国境内。

延熙十八年（公元255年），第八次北伐，这是姜维在蜀国的高光时刻，称为“洮西之战”。当年七月，司马师病逝，蜀国再次决定趁机出兵，姜维、夏侯霸、张翼率数万人，进攻魏国的枹fú罕（今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狄道。魏国的征西将军陈泰带着主力向陈仓进发，但雍州刺史王经轻敌冒进，不等与主力会合便擅自出击， 被姜维在故关（今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境内）、洮西打的一败涂地。当时，王经还试图效仿韩信，在洮河岸边搞背水一战，结果蜀军一压上来，魏军立刻作鸟兽散。司马昭急令邓艾出任安西将军，带兵与陈泰会合，进军陇西，绕开蜀军主力，进至狄道东南面山上，燃火击鼓，与城内联络，城中守军见到援军，士气恢复，抵挡住了姜维的进攻。姜维意识到已占不到便宜，加上蜀军是轻装突袭，无力打持久战，就主动撤军。狄道之围解除后，陈泰增加防守兵力，强化工事，驻军上邽，以防蜀军后续行动。洮西之战后，魏国在雍州的兵力遭受到巨大损失，附近羌族蠢蠢欲动，魏国边境地区也有大批民众选择投靠姜维，司马昭解除了陈泰、王经的兵权，安排邓艾统领陇西的军队。姜维因为这场战役的出色表现和成果，在蜀国的威望达到顶峰，延熙十九年，刘禅升姜维为大将军。

延熙十九年（公元256年），第九次北伐。出发前，姜维与镇西将军胡济约定在上邽会师。姜维先出兵齐山，听说邓艾已有所准备，又改走董亭（今甘肃省天水市武山县），再攻打南安郡。邓艾迅速抢占位于董亭西南的武城山，据险防守，姜维觉得已失去地利的优势，无法强攻，就连夜渡过渭水，东进，上山，打算攻取上邽。进军到段谷的时候，蜀军被早已埋伏在此的魏军重创，姜维在上一年的洮西之战中，自己几乎没有损失，让魏军损兵折将，这一次段谷之战却是倒了过来，蜀军惨败，退回汉中。姜维向刘禅请罪，自贬为后将军，行大将军事。

延熙二十年（公元257年），第十次北伐。“淮南三叛”发生了最后一轮，当年五月，魏国的诸葛诞打着反对司马昭专权，要求还政于曹氏家族的旗号，联合吴国在淮南起兵。司马昭调动关中地区的兵力，南下讨伐诸葛诞。姜维趁机出兵秦川一带的渭水流域，进抵骆谷、沈岭（这两个地方都在今陕西省西安市周至县）。当时，魏国在长城（亦位于今周至县）存储了大量军粮，并且防守薄弱，于是急调大批军队去救援，与蜀军在芒水（也在周至县）分别扎营，形成对峙。蜀军多次向魏军挑战，均未获响应。一年后（景耀元年，公元258年），“淮南三叛”结束，诸葛诞兵败身亡，姜维不得不撤军。

景耀五年（公元262年），第十一次北伐。姜维率军攻入洮阳。邓艾注意到蜀军孤军深入，战线长，补给困难，无法打持久战的弱点，抢占有利地势，以逸待劳，实施阻击。激战后，蜀军损失严重，退回沓中（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

（三）对姜维北伐的检讨以及与诸葛亮北伐的比较

经过这十一次北伐，蜀国国力和蜀军军力都大大减弱，由主动进攻转为被动防御。第十次北伐后，鉴于实力的下降，姜维在景耀元年（公元258年，魏国甘露三年），提出在汉中“敛liǎn兵聚谷”的新策略，放弃全面防守和外围防御，撤离部分险要关口，在重要城池做重点防御。这个策略有利于集中力量，并有机会诱敌深入，坚壁清野，于战役中后期，在消耗敌军力量的情况下，组织多个城池的联合出击，但这仅仅是一种理想状态。魏灭蜀之战中，魏军找到了这个策略的漏洞，在蜀国各个城池之间的防守漏洞位置，大胆穿插，轻兵突进，跳过汉中防线，直接出现在成都附近，对刘禅和蜀国中枢采取“斩首行动”，也算是抄了姜维的后路，让姜维在汉中的精心布局落空，致使蜀国的北部防线在短短三个月内便土崩瓦解。实际上，刘禅在成都开城投降的时候，乐城、汉城、汉中郡（南郑）都还在蜀军手里。

诸葛亮的五次北伐，有三次走西边的祁山道，两次走中间的褒斜道、陈仓道，其中有一次派赵云率偏师同时走褒斜道，作为策应。总体上来看，路线还是比较靠近关中地区核心区域，主要战场集中在今天的陕西南部和甘肃东南部。姜维的北伐则基本上都走西边的祁山道，没有走中间和东边前往关中腹地的近路，主要战场集中在今天的甘肃，其中临洮已经是秦长城的西端起点，表现了更为谨慎和保守的用兵思想。

第十次北伐的段谷之战后，姜维在蜀国的声望重新跌至低谷，加上其朝中的强有力支持者陈祗去世，出于对黄皓暗算的忌惮（此时姜维与黄皓正式撕破脸），姜维连汉中、祁山都不敢久居，在第十一次北伐结束后，带兵去了更西边，四面被羌族环绕的沓中，在这一带屯田，等待出征机会，这是更加保守和畏缩的策略了。刘备当初倾尽全力打汉中之战，就是要争取“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有利形势，确保蜀中的安全。魏灭蜀的时候，身为前线主帅的姜维却远在沓中，与汉中的主力部队相分离。魏军趁虚而入，钻过蜀国北部防线的漏洞，也就不是一件难事了。不能不说，虽然在战术层面上取得了一定成功，达到了蜀国实力所能创造的上限（还是没有达到诸葛亮时期的‘极限’），但是在格局、眼光（远见）和政治智慧等方面，姜维与诸葛亮、刘备有着较大差距，司马昭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决定加快出兵灭蜀。

此外，诸葛亮的北伐，在路线选择，作战方法，武器装备等方面都做了多样化的探索，几次北伐的中间间隔时期，也都抓紧时间积蓄力量，总结经验教训。姜维的北伐，许多时候更像是简单的重复，像是为了完成任务。后来，魏国发现并开始重用邓艾，给蜀国制造了一位极其强劲的对手，于是姜维日益表现出力不从心的状态。

不过，诸葛亮选中姜维，并将北伐事业托付于他，经过了深思熟虑。其一，姜维属于凉州望族，是当时的天水郡四大姓（姜、阎、任赵）家族成员，并可能有羌族血统，姜维及其父亲还做过东汉的官员，这些都使得姜维在陇西有着广泛的社会关系，其带兵进军到这里，会有大批人响应。其二，姜维遇到诸葛亮之前，长期研习“郑学”，郑玄是东汉末年大儒，何进、袁隗（袁绍叔父）都曾经想结交，黄巾军路过其家乡主动拜访，刘备的老师卢植也是他的同门师兄，除了学识，传承也是诸葛亮考虑的很重要的因素。其三，姜维是坚定的主战派，虽然有时候有些冒进，十一次北伐也过于频繁，但符合刘备、诸葛亮的理念，符合荆州集团和部分东州集团的利益，在诸葛亮去世后，蜀国上层路线之争日益复杂和激烈的情况下，姜维称得上延续刘备、诸葛亮事业中流砥柱。其四，姜维比诸葛亮小21岁，差不多有两个代际差，可以在诸葛亮之后，以较为旺盛的精力工作十年到二十年，有利于保持政策的长期稳定。有史料记载，姜维是27岁那年遇到诸葛亮的，当时，诸葛亮忽然想起自己27岁的时候，刘备三顾茅庐，开启了自己的奋斗历程，相似的人生轨迹，让诸葛亮一眼注意上了这个年轻人。然而，诸葛亮把衣钵传给姜维的时候，并未考虑到还需要为其配备一整套班子，即便同为诸葛亮选定继任者的费祎，也在路线上与姜维存在明显分歧，常常掣chè肘。此外，姜维在一定程度上属于魏国降将，当时蜀国高层有不少人对其身份有着歧视，不太配合。

（三）诸葛亮战略构想的破灭：魏灭蜀之战

魏景元四年（公元263年，蜀景耀六年），司马昭派邓艾、诸葛绪、钟会分别带兵三万、三万、十万，从西边的狄道，中间的祁山，东边的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三路并进，征伐蜀国。姜维、廖化、张翼得知魏军前来的消息后，按照之前的预案，先是赶往西边较远处的阴平、阳平关等地，但诸葛瑾率领的中路魏军进展很快，蜀军尚未赶到预定位置，这些地方均已失陷。此时，汉中以西较近处的阳安关，守将蒋舒投降，这是姜维的战略部署中所没有预料到的突发情况，蒋舒还引导钟会率领的东路魏军，骗过另一名守将傅佥qiān，攻破阳安关，于是打开了通往南方（剑阁）的大门。随后，中路魏军留下一部分围攻蜀军在“敛兵聚谷”战略下重点保卫的乐城、汉城，拖住汉中盆地的蜀军，钟会则是率主力直奔剑阁（剑门关）。

邓艾率领的西路魏军也同时展开攻势，进攻姜维的沓中蜀军。姜维得知魏军已进入汉中盆地的消息，害怕阳安关失守后，剑阁危急，便不做抵抗，主动后撤，转进阳安关、剑阁方向。但中路魏军进展很快，抢在姜维之前，不仅攻下阳安关，还向南攻占阴平的桥头（白水南岸），切断了姜维南下救援的通道。为顺利赶到剑阁，姜维没有走东边的阳平关大路，而是走西边的孔函谷，绕到诸葛绪率领的中路魏军后方，放出风声说要抄其后路。诸葛绪大惧，慌忙北撤，姜维趁机南下，穿过诸葛绪空出的桥头，又汇合了白水关撤下来的廖化，汉寿方向赶来的张翼、董厥等援军，一起退守剑阁。诸葛绪发现中计，但已经追不上蜀军。钟会也带兵前来，亦未能赶上，蜀军占据了易守难攻的剑阁，阻断金牛道，使得魏军屡攻不下，进退维谷，粮食还渐渐供应不上，军心动摇。剑阁位于剑山，附近还有龙门山，龙门山就是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时提到的“龙门山断裂带”，极为高峻，且地质状况复杂多变，剑山则相对平缓一些，剑门关所在的峡谷是古蜀道的主要组成部分。

关键时刻，邓艾提出一条奇策，从阴平一带的小道南进，穿过300多公里的人烟稀少地区，遇山开路，遇水架桥，绕过剑阁，直接抵达江油。在最艰险的地方，邓艾身先士卒，用毡子包裹住自己，直接滚下悬崖。江油一面临涪fú水，三面靠悬崖，与剑阁天险不相上下，但蜀军守将马邈miǎo见到魏军忽然出现，吓得投降。邓艾当时还考虑到，如果姜维南下救援江油，则剑阁空虚，诸葛绪、钟会的军队可以趁机攻击，这是调虎离山之举。不过，诸葛绪畏缩不前，钟会又借此诬告，收编了诸葛绪的军队，然后继续在剑阁等待，观望。

邓艾占领江油之后，不久便推进到南面的涪城。刘禅急忙派诸葛瞻（诸葛亮之子）率军北上御敌。诸葛瞻在涪城（今绵阳市涪城区，原涪县）踌躇不前，其前锋被邓艾击破后，又后撤了一百多里，退守南面的绵竹，结果在战略上丧失主动，放弃了最后一道可以据险防守的关口，让魏军进入四川盆地的平缓区域。其实诸葛瞻并没有大将的才能，主要因为他是诸葛亮的儿子，所以在蜀国得到重用，刘禅对其高度信任，却是用错了人。很快，魏军攻下绵竹，诸葛瞻战死。诸葛瞻战败后，蜀国在后方已无精锐，姜维率领的主力仍被钟会死死拖在剑阁，姜维一度想带一支军队走东边的巴中，再绕到成都勤王，但没有来得及，刚刚行至郪qī县的时候，成都已失陷。刘禅得知魏军临近成都，又发现群臣都不知所措，于是接受谯qiáo周的建议，开城投降，并派人通知姜维投降。至此，蜀国灭亡。

魏灭蜀的时候，吴国曾派兵西进，声称是“救援”，实际上却是企图趁火打劫。但三万多吴军连蜀国的边界都未能越过，直接被留守在永安的蜀国将领罗宪给击退，当时，这一带的蜀军不过两千人。

刘禅投降之后，姜维利用钟会膨胀的野心，以及钟会与邓艾之间的矛盾，怂sǒng恿钟会诬告邓艾谋反，将其逮捕，然后谋划在蜀中起兵，以图复国。钟会犹豫不决，错失良机，还泄露了计划。魏军在成都内讧hòng，姜维、钟会先后被杀，恢复蜀国的梦想彻底破灭。

刘禅被押送到洛阳后，封为“安乐公”。刘禅对此很满意，在司马昭主持的宴席上，说出“此间乐，不思蜀”。

（四）对诸葛亮战略布局的再次检讨：不得不说的诸葛亮能力的局限

陈寿写《三国志》的时候，曾明确指出，诸葛亮“治戎róng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也就是说，诸葛亮与“后勤总司令”萧何有得一拼，但不具有韩信那种大将本领。诸葛亮主要擅长顶层设计和国家治理，把最贫穷最落后的蜀国治理和“升级”到了极致，虽然在综合国力上远远低于魏国，也明显低于吴国，但这是客观条件所限，并不是诸葛亮的能力问题。

诸葛亮最大的局限是军事指挥能力一般。早期，刘备打仗都不带他，入蜀带的是庞统，汉中之战带的是法正，这两次诸葛亮都在搞后勤。刘备在这方面心里很清楚。后来的五次北伐，也证明了诸葛亮用兵的确不行。

不过，诸葛亮的选择错了么？如果最初他去了曹魏集团，会比在刘备集团更为成功么？答案是否定的。其实诸葛亮与刘备集团之间，是一种很好的相互成就关系。诸葛亮天才般的能力，结束了刘备集团之前屡败屡战，颠沛流离的状况，成长为三足鼎立的重要一极，而刘备集团给了诸葛亮施展自己才华的最大空间，称得上完全不受任何限制的条件。如果诸葛亮去了强手如云，早已达到顶峰的曹魏集团，或是安于现状，内部处处掣肘chè zhǒu，连孙权及其继任者也常常受到江东大族与豪强牵制的孙吴集团，将很难充分发挥和展示自己的能力，无法在历史上留下那么多的浓墨重彩。这就是常说的“时势造英雄”和“英雄顺应时势”，而诸葛亮清晰认识并准确把握了这个规律。

十、三国中后期的吴国

（一）三次南征与前三次合肥之战

赤壁之战期间，孙权严密的水军布阵，让曹操找不到突破口，迟迟无法下手。孙权还亲自乘船，到曹操水军营寨抵近侦察了一番。不过，与战术层面的高超技艺相比，吴国在战略上并不太高明。其实，吴国也认识到了对于江东政权来说，江淮比荆州更重要，但吴国自始至终均未能一心一意，集中精力去攻取江淮这一片战略要地。六次合肥攻坚战均频频出错。时任大都督吕蒙，作为周瑜、鲁肃的继任者，作为孙权一人之下，吴国万人之上的位高权重者，居然还策划了从背后偷袭关羽的阴谋，在客观上起到了“围魏救赵”作用，给魏国终结了危难，如此奇葩之举，让人汗颜。如果当时吴国稍微有些大局观，趁着关羽打乱魏国阵脚的契机，果断从江淮一带出击，还是有可能就“北伐”成功，直抵淮河岸边，甚至可以越过淮河，进入到淮北一带，迫使魏国不得不考虑放弃谯、许都、洛阳等重要城市和据点。实际上，关羽打到樊城近郊的时候，魏国已经大惊失色，后来又准备迁（许）都。就更高层次的战略来说，攻打江淮地区，争取拿下合肥，是配合关羽行动，交好蜀国的盟友之举，而背后捅刀子，则是在魏国之外，又新增了蜀国这个“敌人”。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第一次合肥之战。当年十一月，曹操在赤壁之战打败，孙权派周瑜去荆州西部攻打驻守江陵的曹仁，自己亲率大军攻打合肥，希望同时开辟东西两个战场，全面摧毁曹操在荆州的势力。扬州刺史刘馥fù驻守合肥，被孙权围了一个多月，到了公元209年初，仍在坚守。等到了一百多天的时候，由于连绵阴雨，合肥城墙经历了长期冲刷和浸泡，随时有崩塌的危险。曹军用苫shān蓑（茅草编的遮雨覆盖物）修补城墙，昼夜巡视，防止吴军突袭。曹操曾派张喜带汝南（今河南省驻马店市）地区的军队去解围，但行动缓慢，迟迟未能抵达。刘馥怕日久生变，伪装派人出城迎接援军的样子，孙权侦察到这个假消息后，主动撤退，其实吴军离胜利只有一步之遥，完全是孙权判断失误。

建安十四年（公元212年），第一次南征。经过赤壁之战后四年的休养生息，并在公元211-212年平定关中地区，曹操带兵十万（也有说法是四十万）南征孙权，进抵濡rú须口，还攻破了孙权在江北的营寨，生擒公孙阳。孙权亲自带兵七万，北上迎敌。两军相持了好几个月，不分胜负。春雨连绵，江河暴涨，孙权给曹操写信说：“春水方生，公宜速去。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曹操看了这四句话后，觉得难以取胜，就撤军北还。相持期间，曹操观察了孙权的治军成果，对这位比自己小27岁的“年轻人”十分赞赏，感叹道：“生子当如孙仲谋！”

建安十六年（公元214年），第二次南征，第二次合肥之战。三月，曹操封魏公。五月，孙权攻破皖城（今安徽省安庆潜山市），拿下长江北岸，合肥西南面的一个重要据点。七月，曹操率军南征。关于这次南征，历史上的记载很少，可能是由于曹军遇到了很大困难，甚至未能抵达预定位置便无功而返。裴松之在《三国志》注解里记录了曹军的参军傅干的一段劝谏jiàn，反映了曹魏集团内部在此次南征过程中的分歧：“治天下之大具有二，文与武也；用武则先威，用文则先德，威德足以相济，而后王道备矣。往者天下大乱，上下失序，明公用武攘之，十平其九。今未承王命者，吴与蜀也，吴有长江之险，蜀有崇山之阻，难以威服，易以德怀。愚以为可且按甲寝兵，息军养士，分土定封，论功行赏，若此则内外之心固，有功者劝，而天下知制矣。然后渐兴学校，以导其善性而长其义节。公神武震於四海，若脩文以济之，则普天之下，无思不服矣。今举十万之众，顿之长江之滨，若贼负固深藏，则士马不能逞其能，奇变无所用其权，则大威有屈而敌心未能服矣。唯明公思虞舜舞干戚之义，全威养德，以道制胜。”曹军主力北撤的时候，留下七千人驻守合肥，由张辽、李典、乐yuè进统领。

次年（建安十七年，公元215年），孙权得知曹操在汉中与张鲁作战，无暇东顾，于是在八月带十万军队北上陆口（今湖北省咸宁市嘉鱼县陆溪镇），然后沿着长江向东北方向突击，穿过大别山南麓，再次攻打合肥。张辽亲自带兵冲入孙权军队阵中，斩杀无数，吓得孙权直奔上山，张辽远远地喊他下来参战，都不敢回应。后来，张辽冲出孙权军队的包围圈，但还有部分曹军官兵未出来，他们大喊：“将军弃我乎！”于是张辽掉头，再次冲入包围圈，又把这些人全都带了出来。孙权军队见张辽如此勇猛，都不敢上前。张辽的名声很快传遍了江东，以至于普通百姓吓唬好哭的小孩，让其不要再哭了，都会喊出张辽的名字，是为“张辽止啼”这个典故。

战役的第二阶段，孙权和曹军在合肥僵持了十几天，孙权觉得攻城无望，部队中又出现了疫情，不得不撤退。张辽发现这个情况，决定乘胜追击，孙权军队大乱，凌统、甘宁、吕蒙、蒋钦拼死断后，掩护孙权撤退。到了合肥古城东北的逍遥津，发现南淝河的木桥已经被曹军破坏，情急之下，孙权手下猛击孙权的战马，让战马跳过木桥残缺的部分，孙权得以逃脱。此战之后，张辽的名气更响了，被后世的说书人和小说家们编成了“张辽大战逍遥津”的故事。《三国演义》还专门为这段安排了一章。题目叫做“曹操平定汉中地，张辽威震逍遥津”。

下图为合肥逍遥津公园里的张辽铜像

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第三次南征。曹操带兵进驻巢湖东岸的居巢（今安徽省合肥巢湖市，原地级巢湖市居巢区），接着继续向南进攻濡须口，并煽动江东的山越（分布在安徽南部、浙江中南部、福建西北部、江西等地）等部族起事。孙权一边派兵平定叛乱，一边北上迎战。上一篇说过，孙权在魏蜀之间，一直有着骑墙的心态，这一次曹操南征，在大军压境的形势下，孙权除了正常备战，同时派人出使曹营，请求归降。曹操觉得单纯依靠武力，说不定会事倍功半，于是接受了孙权的臣服。孙权在东边赢得局势缓和的机会之后，又开始打西边的主意，寻找刘备集团的破绽。三年后，关羽发动襄樊之战，孙权实施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行动，夺取荆州地区刘备占领的部分。

太和四年（公元230年，吴黄龙二年），第三次合肥之战。正月，魏国的扬州都督满宠在合肥城西北方向二十多公里的三十岗，修建了合肥新城。当年冬天，孙权放出风声说要进攻合肥，满宠上表要求调集兖yǎn州、豫州兵力，支援扬州迎敌。孙权一度假装撤军，被满宠识破，大批曹军继续驻扎在合肥附近。孙权正式攻打合肥城的时候，屡攻不下，只能撤退。

（二）后三次合肥之战

青龙元年（公元233年，吴嘉禾二年），第四次合肥之战。十二月，孙权想攻打合肥新城，但因为选的不是春夏时节，淝河水没有涨，淝河（东淝河）与施水（南淝河）未能连接，南方（长江-巢湖）过来的船只无法抵达东淝河附近。孙权军队在船上干等了二十多天，一直没有登陆。魏国的满宠认为，孙权出师不能无功而返，虽然不敢前进攻城，至少也会象征性地登陆，炫耀一下“兵多将广”。于是，满宠派了六千步兵和骑兵，在东淝河岸边隐蔽处提前埋伏。等到孙权军队上岸，曹军突然发起攻击，斩获数百人，另有许多吴军受到惊吓，跳入水中淹死。孙权感觉很没面子，强行攻打合肥新城，同时派全琮率领五万人攻打合肥西面几十公里外的六安城，两支军队均遭到挫折，“不克而还”。

青龙二年（公园234年，吴嘉禾三年），第五次合肥之战。二月，诸葛亮发动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北伐，率数万大军穿过褒斜道，在渭水南岸的五丈原驻扎。根据诸葛亮的请求，孙权也亲自带领十万军队北上，进攻合肥新城。同时，派陆逊、诸葛瑾率万余人进驻江夏（今武汉市江夏区）、沔miǎn口（今武汉市汉阳区，以前的汉江汇入长江处），向襄阳方向进攻，作为西路，派孙韶sháo、张承进攻广陵（今江苏省扬州市）、淮阴（今江苏省淮安市，邗hán沟与淮河交汇处）方向，作为东路，形成三路大军一起北伐的态势。当时，满宠守合肥古城，张颖守合肥新城，魏明帝曹叡拒绝了他们提出的撤离合肥，退守寿春的意见，强调合肥、襄阳、祁山是魏国东、南、西三个方向上的最重要据点。魏国还判断，虽然孙权在大举进攻，但其内心还是有一定的观望情绪，不会下大力气配合诸葛亮在西线的攻势，何况合肥城池已修缮得比较坚固，可以驻守较长时间。魏国的合肥守军一直坚持到七月，魏明帝曹叡终于率援军从大别山西面赶到寻阳（今安徽和湖北交界处的长江北岸，与现在位于长江南岸的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还是有一定距离的），距离合肥只有两百多公里，而且实际上已经位于孙权在合肥一带军队的后方（西南方向）。孙权得知后很恐惧，立即把陆上和水上的军队全部撤回。这是孙权的最后一次御驾亲征。随后，吴军全面崩溃，西线和东线也受到影响，纷纷南撤。

第一次合肥之战的时候，孙权还能挟赤壁之战的余威，在心理和气势上压倒曹军。当时，驻守在合肥的曹军也不多，城池也年久失修。后来，由于孙权进攻次数的增加，曹魏开始意识到合肥的重要性，增加了很多驻军，加固了合肥古城，又建造合肥新城互为犄角，孙权攻下合肥的希望就越来越渺茫了。

嘉平五年（公元253年，吴建兴二年，蜀延熙十六年），第六次合肥之战。吴国的太傅诸葛恪带二十万人北征，四月，开始围攻合肥新城。当年正月，费祎遇刺被害，姜维得以放手北伐，这一年是姜维的第六次北伐，主攻方向是南安郡。与姜维所面临的困境相似，诸葛恪在合肥新城的攻坚战，打了近一百天，用了修筑土山等诸多手段，仍未有进展。魏国在五月得知吴军进攻合肥，派太尉司马孚fú（司马懿的弟弟）领兵南下救援。进入夏季以后，吴军经过长期战斗，已十分疲惫，酷暑严重影响了士气，军营中还出现了疫病，有大量死伤。八月，司马孚带兵赶到合肥，诸葛恪只好撤军。

（三）合肥之战小结与合肥的战略地位

秦岭-淮河是中国南北方的分界线。在这条分界线上，有三处千百年来无数人用脚步走出来的交通要道。西边的是蜀道，沟通了陕西关中、汉中地区和四川。中间是南阳盆地，位于秦岭、大巴山和桐柏山之间，西北通关中，东北通中原（河南）、山西、河北，南面可以顺着汉江前往江汉平原，南阳、襄阳作为核心城市，分别扼è守盆地的北口和南口，千古闻名。东边的则是江淮地区，位于淮河中下游与长江下游之间，包括安徽与江苏的中部，江淮地区的北边是广阔的华北平原（黄淮海平原），南面是富庶的江浙鱼米之乡。

合肥正好位于江淮地区的中心位置，东西向的江淮分水岭穿城而过。东淝河（古称‘淝河’）由南向北流，南淝河（古称‘施水’）由西向东流，但这两条河的上游在合肥城西，每年春夏雨水较多的时节可以汇聚到一起，于是，合肥在古代的部分时期，写作“合淝”。

“沟通江淮”是一项伟大的工程，在水利、航运、水环境治理等方面都意义重大。近十年来，安徽正在建设“江淮运河”工程。不过在三国时代，这条水路却是自然存在的。南边，在今天的芜湖市无为县（古称‘濡须’），长江北岸有个叫做濡须口的地方，其上游为濡须河，南北流向，直通巢湖东岸。南宋开始，濡须河渐渐地大多淤塞，其上游河段穿过居巢（今合肥巢湖市），便由向南流改为向东南流，在芜湖市汇入长江，称为裕溪口，这条河也叫做裕溪河。巢湖西北岸，沿着南淝河溯sù流而上，经过合肥城区，再转向北，就可以进入东淝河，，顺流而下，穿过瓦埠湖，在寿春（今寿县县城）从八公山的南麓绕行，最终汇入淮河。然而，这条水道并没有结束，淮河北岸，西北方向上，可以通过颍水到达上游的许昌，通过涡guō水到达上游的陈留，通过泗水（今洪泽湖范围内）和沂yí水到达琅琊（今山东省临沂市）。三国时期，涡水东面还有一条河流，称为北淝水，北面能到达谯（今安徽省亳州市），后来由于黄河泛滥，北淝水淤塞。

不管是北方政权还是南方政权，合肥都是重要的堡垒和前进基地。由于西面有连绵的大别山，山高路险，东面（江苏中部）则水网密布，再往东又是沿海滩涂，大兵团机动只能选择六安、合肥、滁州这一块，江淮之间自古以来便成为激烈争夺，反复拉锯的战场。对于曹魏来说，守住了合肥，便是争取到东线的主动权，增加了防御纵深，确保了许昌、洛阳、谯的安全，毕竟这些城池的周边都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唯有把防线尽可能向前推。对于孙吴来说，攻打合肥屡屡失败，基本上就失去了北上的希望，被锁死在江东的一亩三分地。周瑜去世后，东吴缺乏能干、进取的高级将领，孙权干脆放弃了“守江必守淮”的追求，变为被动防守，在己方区域内，开挖一到与长江平行，在长江北面，比长江还要宽的“河沟”，以水为墙，以水为障，以水为兵，称为“涂塘”。

下图为滁州博物馆的“涂塘”示意图

公元230年正月，第三次合肥之战前，为了更好地防备东吴，增加战略缓冲，也是考虑到前几次战役过程中暴露出来的合肥城整体防御的不足，魏国的扬州都督满宠在合肥城西北方向二十多公里的三十岗，修建了合肥新城。合肥新城位于江淮分水岭，西面是东淝河，向北可以通往瓦埠湖、淮河，东南方向面朝合肥城、南淝河、巢湖、长江，可以说居于正中的战略节点上。合肥古城就在南淝河岸边，合肥新城与南淝河航道则是有一些距离，合肥新城的选址有利于发挥曹魏多骑兵的优势，同时让孙吴水军无法发挥优势，也没法给岸上的步兵做配合。合肥新城大致为正方形，东西、南北均接近1公里。不过，城中只有军事设施，比如营房、粮库、仓库、校场、作坊等等，没有常住居民。护城河大约有50米宽，防御标准还是比较高的。

下图为合肥新城三国遗址公园

明末清初的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对合肥的战略地位做了较为全面的总结：“（庐州）府为淮右噤喉，江南唇齿。自大江而北出，得合肥，则可以西问申、蔡，北向徐、寿，而争胜于中原；中原得合肥，则扼江南之吭而拊其背矣。三国时，吴人尝力争之。魏主叡曰：先帝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贼来辄破之于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争也。盖终吴之世，曾不能得淮南尺寸地，以合肥为魏守也。”

（四）吴国的衰落

孙权在魏蜀吴的开国皇帝中，执政时间最久，最长寿，但是其晚年在继位者问题上犹豫不决，反复无常，导致吴国剧烈的党争，朝政不稳，国家衰落。赤乌四年（公元241年），孙权的长子孙登去世，三子孙和被立为太子，但四子（鲁王）孙霸很是不满，开始与之争夺太子之位。吴国群臣见状，纷纷选边站队。赤乌十三年（公元250年），孙权废黜chù孙和，赐死孙霸，改立七子孙亮为太子。

神凤元年（公元252年），孙权去世，孙亮继位，为吴国第二位皇帝。因为只有10岁，孙权托孤给了孙峻、诸葛恪kè（诸葛瑾长子，诸葛亮侄子）两位重臣。诸葛恪能力很棒，但刚愎bì自用，招来不少仇敌。建兴二年（公元253年），孙亮和孙峻在一次宴会上，把诸葛恪刺杀。此后，孙峻及其堂弟孙綝chēn把持了吴国朝政，疯狂镇压异己。孙亮对这两个权臣很不满，欲除之，但尚未动手时事情泄露，反而被孙綝废掉，时年16岁，孙亮18岁那年，被孙綝杀害于福建的封地。

孙綝另立孙亮的异母兄孙休为帝，是为吴国第三位皇帝。孙休继位的第一年，即诛杀孙綝，清除孙峻、孙綝一党，为诸葛恪等人平反。继位第七年，孙休因病猝死，吴国群臣违背其遗愿，未立其时年十岁的太子，迎接其侄子孙皓hào继位。孙皓是吴国末代皇帝，昏庸、暴虐nüè、沉溺nì酒色，喜欢搞严刑峻法，是吴国最终灭亡的主要诱因。

十一、三分归晋

（一）晋对魏的取代

与蜀国、吴国相同，魏国在曹叡之后，也开始面临继任者缺乏（或能力不足）和皇族内斗的问题。但是与蜀国、吴国不同的是，魏国出现了司马氏的崛起，对曹氏取而代之，不仅迅速稳定局势，还形成了新的强有力统治集团，带动了整个国家的崛起。

曹丕去世前，遗命曹真、曹休、陈群、司马懿四人辅政，前两人为宗室，后两人为外姓重臣，相互之间尚能形成牵制。曹叡去世前，遗命曹爽、司马懿共同辅政，由于两人间实力严重不对等，曹魏宗室开始逐步被司马氏所排挤。正始五年（公元244年），时任大将军曹爽，为了通过战功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带领十万大军进攻汉中，结果遇到善于防守作战的蜀国名将王平，撤退过程中，又遇到姜维带兵抄后路，铩shā羽而归，粮草和牛马也丢弃殆dài尽，曹爽因此威信大跌，为高平陵之变埋下伏笔。

正始十年（公元249年），魏国第三代皇帝曹芳离开洛阳，去祭扫魏明帝曹叡的高平陵，曹爽兄弟均跟从。司马懿趁机发动兵变，利用长期豢huàn养的三千名死士（私兵），控制国都洛阳，夺取权力，史称“高平陵之变”。豢养私兵是汉朝——尤其是东汉时期——土地兼并加剧，地主庄园崛起的副产品，曹操起家的时候，曹氏、夏侯氏大量私兵就是最初的队伍。不过，当时曹爽兄弟去高平陵的时候，洛阳城内仍然留有正规军，司马懿的私兵前往武库还必须经过曹爽的府邸，里面也有大量曹爽的私兵，但司马懿动手的时候，路上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阻碍，洛阳城的人心已经倒向司马氏一边，大部分人——包括大部分官僚和贵族——都在坐等司马氏拿到武器，然后对曹氏取而代之。实际上，司马懿一生殚精竭虑，南征北战，主持屯田，兴修水利，功勋卓著，有目共睹，而魏明帝曹叡在执政中后期，沉迷于享乐，从宗室中选定的托孤大臣曹爽，又是一个志大才疏，好大喜功，得罪了魏国大批老臣的人，与司马懿相比，差距很大且明显。

司马懿集团又半哄半吓，让曹爽自请解除职务。不久，司马懿将其定罪，灭三族。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懿完全控制了魏国的军政大权，曹氏皇族被彻底架空。

司马懿去世后，其子司马师继续把持朝政。嘉平六年（公元254年），司马师在挫败了朝中大臣和皇后外戚试图将其废掉的阴谋之后，强迫郭太后废黜曹芳，改立高贵乡公曹髦，这是魏国第四代皇帝。曹芳没有皇帝封号，称作齐王。

正元二年（公元255年），司马师镇压“淮南三叛”第二轮的过程中，受伤，到了许昌时已奄奄一息，他迅速从洛阳召来其弟司马昭，把大将军印移交。曹髦想趁机夺权，但被司马昭觉察，未能得手。曹髦十分推崇夏朝的“少康中兴”，多次组织讲学和研讨活动，希望能找到方法，夺回司马氏攫取的权力。

甘露五年（公元260年）五月，曹髦召集部分大臣说：“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自出讨之。”（后演变为：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然后率领宫中的卫士和奴仆，欲诛杀司马昭。途中，遇到司马昭弟弟司马伷zhòu及其部众。曹髦大声呵斥，司马伷吓得逃走。此时，司马昭的追随者贾充路过，与曹髦等人短兵相接。贾充部众即将落败的时候，成济上前问道：“事急矣，当云何？”贾充头脑一热，脱口而出：“司马公畜养汝等，正为今日。今日之事，无所问也！”于是，成济直接举起长戈，将曹髦刺死。此事一出，司马昭也十分害怕，吓得跪倒在地。其叔父司马孚则是被吓哭。为掩盖此事，司马昭逼着郭太后下旨，褫chǐ夺曹髦的皇帝封号，其在位期间的年号为“高贵乡公×年”。成济被当作替罪羊，但因为拒绝“伏法”，被乱箭射死。

魏国第五代，也是最后一代皇帝是曹奂huàn，称作魏元帝。他是曹髦被刺后，司马昭扶持的傀儡kuǐ lěi，不仅没有任何权力，在朝中和军中也没有势力。曹奂在位五年，咸熙二年（公元265年）八月，司马昭去世，其子司马炎继任相国、晋王之位。十一月，司马炎效仿曹丕，强迫曹奂禅位，建立西晋，称晋武帝。随后，曹奂也享受到了汉献帝的待遇，被封为陈留王，安置在邺城，允许使用天子旗帜、车马，继续使用魏国年号，继续祭祀魏国社稷，上书不称臣，受诏不拜。

晋惠帝太安元年（公元302年），曹奂去世。由于当时发生了八王之乱（第一阶段为公元291年，第二阶段为公元299-306年），丢失了很多典籍，其后人的情况不明，甚至无法确定是否有后人，三国鼎立的最后一国——魏国自此彻底湮yān没在历史中。

（二）淮南三叛

三国鼎立格局形成后，曹操创立了“四征将军”体制，征西将军常年率军驻扎关中地区和陇右，防御刘备集团，征东将军常年率军驻扎淮南（寿春），防御孙权集团，征南将军常年率军驻扎襄阳及沔水（汉江）流域，主要为了防御孙权在荆州的军队，征北将军常年驻扎幽州、并州，防御鲜卑等北方少数民族。

淮南作为曹魏与东吴对抗的前线，常年驻守大量军队，由于屯田，这里的将领不仅在军事上有较大权力和自主，在行政和财政上也有着衍生的权力，因此，发动叛乱具有一定便利性。淮南三叛的直接诱因是司马氏对曹氏的夺权。司马懿在魏国的政界和军界深耕多年，有着庞大的关系网，这是他在“高平陵之变”中成功得手的重要原因。但司马懿主要负责对蜀国作战，即西南方向。而东南方向的军政长官，比如张辽、曹休、夏侯淳、满宠等人，都是曹氏及与曹氏一体的夏侯氏家族的成员和亲信。这种矛盾状况的后果是，淮南地区亲曹势力根深蒂固，在司马氏攫取魏国中央权力的时候，便能成为反抗司马氏夺权的火药桶。

嘉平三年（公元251年），淮南一叛，又称王凌之叛。正始十年（公元249年）“高平陵之变”爆发，曹爽被灭三族。最初，司马懿主动笼络寿春守将王凌，升其为太尉。但王凌仍参与了反对司马懿专权，试图废掉曹芳，改立曹彪为帝的计划。嘉平三年，王凌发现吴军在涂水（今滁河，流经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滁州市、江苏省南京市）一带有军事行动，就上书申请前往攻打，但未获批准，王凌又联络兖州刺史黄华，希望得到支持，结果被告发。司马懿率军南征，王凌投降，后被杀。同年，司马懿病逝，其长子司马氏继任。

正元二年（公元255年），淮南二叛，又称毋wú丘俭之叛。李丰、夏侯玄、张缉等人在正元元年（公元254年）谋划推翻司马氏，计划败露，皆被杀。曹芳对此很不满，也被司马氏废黜，改立高贵乡公曹髦为帝。这些事情让征东将军毋丘俭、扬州刺史文钦非常不安，害怕被牵连，于是在正元二年借口出现彗星（迷信说法是国家有重大变动），起兵讨伐司马氏，进军项城（今河南省周口市代管的县级市）。当时，吴国的丞相孙峻也带兵北上，配合行动。司马师亲自率军讨伐，双方在南顿（亦在项城）对峙。毋丘俭、文钦军中有不少人的家属在北方做人质，加上其老巢寿春被司马氏的军队攻破，军心溃散，毋丘俭被杀，文钦逃亡吴国，吴军随之也撤退。不久，司马师病逝，其弟司马昭继任。

甘露二年（公元257年），淮南三叛，又称诸葛诞之叛。淮南二叛期间，诸葛诞是司马师亲征军队里的将领，属于有功之臣，但由于他和夏侯玄、王凌、毋丘俭都是好友，也害怕被牵连，于是暗地里蓄养死士，以图自保。司马昭的谋士贾充认为，诸葛诞属于曹氏集团，于是司马昭征召其入朝，改任司空，打算择机铲除。诸葛诞接到诏书后，先是杀扬州刺史乐綝，据守寿春，又接着把儿子和牙门子弟送到吴国做人质，请求援兵。司马昭率二十六万军队南下，把诸葛诞及吴军都包围在寿春，随后又围城打援，焚毁吴军粮草，甘露三年（公元258年）二月，寿春被攻克，诸葛诞和吴军将领均战死。诸葛诞之叛期间，姜维趁机发动第十次北伐，诸葛诞兵败后，姜维也不得不撤军。

从规模上看，淮南三叛的参战军队人数超过了诸葛亮北伐，有史料还认为超过了赤壁之战。淮南三叛后，魏国内部支持曹氏集团的力量基本上被清洗殆尽，司马氏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司马氏取代曹氏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三）晋灭吴之战

征南大将军羊祜hù多次上疏，总结自己从泰始五年（269年）起，在荆州经营近十年的经验，提出伐吴的策略和准备内容，这些内容最后还汇集成著名的《请伐吴疏》。按照羊祜的规划，晋灭吴的战前准备基本完成。但突然爆发了北方鲜卑族的叛乱，伐吴被迫延迟。天纪三年（公元279年），晋武帝司马炎下令伐吴。陆路方面，司马伷、王浑、周浚jùn、王戎、胡奋、杜预由北向南，东路集团进攻长江下游，建业外围的六lù合（南京江北岸）、当涂（南京以西，安徽马鞍山），西路进攻长江中游的武昌（今湖北省鄂州市）、夏口（今武汉市汉阳区）、江陵（今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等地。水路方面，水路方面，王濬jùn、唐彬在蜀地造船，从长江顺流而下，于天纪四年（公元280年）五月初抵达建业（石头城）。晋灭吴期间，吴国已经是上下离心，没有对策，也没有配合，以至于节节失败，而晋军势如破竹。王濬的水军抵达石头城下的时候，孙皓毫无办法，只能反绑自己，抬着棺材去请降。孙皓被封为“归命侯”，低于刘禅的待遇一个等级。

王戎就是“不取道旁李”的那个人物。

其实，吴国才是三国时期存在时间最长的国家。刘备在公元221年称帝，魏灭蜀在公元263年，蜀国存在了43年。曹丕在公元220年迫使汉献帝禅位，晋取代魏在公元266年，魏国存在了47年。孙权在公元229年称帝，晋灭吴在公元280年，吴国存在了52年，如果从公元222年孙权使用自己单独的年号“黄武”开始算，“吴国”则是存在了59年。

十二、外交和领土开拓，魏蜀吴疆域

魏国继承了东汉的北方地区疆域，并继续设置西域长史、戊己校尉。其北方与鲜卑交界，东北与高句gōu丽lí交界，在黄河“几字形”大弯里（陕西中北部）有南匈奴安置区。魏文帝曹丕称帝的黄初元年（公元220年）到曹丕去世曹叡继位的黄初七年（公元226年）期间，在陇右新设秦州，后又并入雍州。灭蜀国后，将益州改为梁州。

蜀国的主体为益州，另外有汉中地区。关于失荆州后，巴西郡成为蜀国东部重镇。诸葛亮南征后，在益州南部设庲lái降都督，管理南中各少数民族地区。魏国和蜀国交界处的西边，为羌族聚居区。

吴国拥有扬州的大部分，荆州西部和南部，交州的全部。交州一直延伸到今天越南的中部。位于三峡东边峡口的西陵郡是吴国与蜀国的交界。

建安七年（公元202年），南匈奴内附，被曹操分为五部，每部设帅长，并派汉人监督。乌桓曾经与袁绍结盟，袁绍在官渡之战败亡后，几个儿子逃到乌桓，曹军尾随追击，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远征乌桓，张辽在白狼山斩杀乌桓单于，乌桓自此衰落。东汉末年，鲜卑统一，雄踞曹魏北方，后分裂为西、中、东三部分，但仍具有较强实力，屡屡南下入侵，诸葛亮北伐期间，西部鲜卑还曾配合行动。青龙三年（公元235年），魏国幽州刺史派人刺杀西部鲜卑的首领轲kē比能，鲜卑逐渐瓦解。

黄龙二年（公元230年），孙权派卫温、诸葛直率数万人，出海寻找传说中的夷洲、亶dǎn州，即之前秦始皇派徐福寻找的海上仙山。此过程中，吴军发现台湾岛，称为“夷洲”，在台湾北部淡水河流域的新店溪登陆，驻扎，自此开启了中国对台湾岛的有效行政管辖。有史料记载，当时的亶州为今天的日本九州岛，因为路途遥远，吴军未能长驻。

山越是东汉到三国时期，对中国东南部山区武装割据集团的泛指。从族源上看，山越与秦汉时期的东瓯ōu、闽越、于越、百越有着一定关系，但并不是全部，其中还包含了许多地方占山为王的土匪势力，甚至有可能包括原来生活在北方，为躲避战乱和政府压榨而南下的人群，利用了南方部分地区统治力量薄弱的漏洞，试图自治。总之，山越应该是一些“半夷半夏”的人群，且相互之间不一定有多少共性。实际上，孙吴集团常常把当地不服从的割据势力，如严白虎、太史慈等等，笼统称为“山越”。孙吴集团屡次征伐“山越”，都借此大量掳lǔ掠人口，“强者为兵，羸léi者补户 ”。

十三、三国时期的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宗教

（一）经济

东汉末年，天灾和战乱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导致经济衰退，农田荒废。各地豪强和大家族纷纷建立坞堡，用以自卫，进一步强化了自给自足的庄园体制，成为地方割据的重要基础，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两晋南北朝时期。战乱还影响了货币铸造、回收和流通，三国时期，铜钱不足，许多地方倒退回了以物易物的交易模式。

曹操在北方创立了屯田制度，安置流民，复垦抛荒的田地，恢复生产。屯田制最早始于汉武帝时期，主要是在西域实施军屯。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在许昌附近招募流民，同时安排俘虏的黄巾军来屯田，这属于民屯，同期也有一些军屯，比如邓艾等人组织的。枣祗zhī提出了屯田的建议，被曹操任命为屯田都尉。后来，从下往上曹操设置了（屯）司马、典农都尉、典农校尉（小郡）、典农中郎将（大郡）等管理屯田的官员，各州郡也都设置田官。不过，发展到中后期，屯田制的剥削日益严重，分配方面达到“官八民二”的程度。屯田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身份方面失去了自由，屯田士兵的劳动强度也很大，工作和生活条件很艰苦，于是，屯田农民的逃亡与反抗越来越多。到了咸熙元年（公元264年），魏元帝曹奂时期，正式宣布废除民屯，此时，兵屯也名存实亡。

刘备入蜀前，巴蜀地区财政和货币较为混乱，刘备入川后，铸造直百钱，与汉朝官方的五铢钱并用。直百钱属于大面额虚值货币，品相（重量和含铜量等）都远远不如五铢钱，但有利于缓解蜀地铜矿不足的困境，有利于“荆州集团”掠夺新征服的巴蜀地区的财富，从而巩固刘备、诸葛亮的地位。诸葛亮平定南中后，获得“川滇铜矿带”，大大改善了蜀国财政状况和货币质量。随着魏蜀吴之间的贸易往来，直百钱流通到魏国和吴国，被更多地区日常使用。诸葛亮认识到，铜矿资源依然是十分宝贵的，为了控制铜资源的流出，蜀国大力支持蜀锦生产，蜀锦因为过硬的质量，精美的工艺，不仅成为蜀国重要的“创汇”产品，也逐渐演变为一种“现金等价物”，也就是说这种纺织品可以作为纳税物资和商品交换媒介。

吴国的丝麻、海盐、造船等行业比较发达，番禺pān yú（今广州市）是重要的国际贸易港口之一，海船可以北上辽东，南下南海。

（二）科技

《九章算术》传说成书于公元一世纪左右（东汉初年），其作者不可考。后世有不少人对其做过增补和整理，目前流传的主要为三国时期魏国刘徽的注本《九章算术注》。

名医华佗是谯县人，与曹操同乡，被后世称为“外科圣手”。他发明了“麻沸散”，这是最早的麻醉药，可以用于全身麻醉的外科手术。他还发明了“五禽戏”，模仿虎、鹿、熊、猿、鸟等动物的动作，编成一套体操，用于强身健体。

（三）文化

建安文学是三国时期文学的高峰。其代表人物为：“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和“三曹”。建安文学反对糜弱的文风，被称为“建安风骨”。

曹操不仅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有诸多成就，在文学方面，也留下了大量非常有名的乐府诗，比如《蒿hāo里行》《观沧海》《龟虽寿》《对酒当歌》等等。曹丕不仅是一位政治家，也在诗、赋、文学评论方面非常有造诣，比如《燕歌行》等等，他的《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文学专论。曹植少年成名，放荡不羁jī，是建安文学的集大成者。南北朝时期，南朝宋的文学家谢灵运评价道：“天下才共一石dàn，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分一斗”，这是成语“才高八斗”的出处。清朝初年，王士祯评论汉魏以来两千年间的诗人，说堪称“仙才”的，只有曹植、李白、苏轼三人。曹植的名篇有《白马篇》《七步诗》《洛神赋》《铜雀台赋》等等。

（五）相关史书

《三国志》属于“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是二十四史中最为有名，评价最高的断代史之一。《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前半生在蜀国为官，因不肯屈从宦官黄皓而受到排挤。蜀国灭亡后，继续在西晋为官，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晋灭吴，结束三国分裂局面，陈寿也在此时完成了历经十年写成的《三国志》。

《三国志》共有六十五卷，包括《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记载了魏文帝曹丕的黄初元年（公元220年），到晋武帝司马炎的太康元年（公元280年）这六十年的历史。广义的三国时期（公元190年，关东联军起兵讨伐董卓，到公元280年，晋灭吴，三分归晋）历史，还可以查阅南朝宋的范晔yè编写的《后汉书》，以及唐朝的房玄龄等人编写的《晋书》。《三国志》参考了当时官修的《魏书》，私修的《魏略》，官修的《吴书》，由于蜀国没有设置过史官，陈寿主要采用了自己在蜀国为官时收集的史料，因此《三国志》中《蜀书》部分的内容最少。

与之前、之后的其它断代史相比，《三国志》叙事简略，语言精练，《魏书》《蜀书》《吴书》三大部分相互之间很少有重复，原始材料取舍上十分谨慎。不过，也有历史学家认为《三国志》过于简略，于是，南北朝时期，东晋和（南朝）宋的裴péi松之编写了《三国志注》，字数与《三国志》几乎相当。《三国志》最大的问题是只有“（本）纪”和“（列）传”，没有“书”和“表”，也没有没有记载经济、地理、礼乐、律历、职官等方面内容的“志”，不符合《史记》与《汉书》所确立的中国古代正史修撰一般性规范。裴松之补充了《三国志》中语焉不详的部分，增加了一些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经历，重要文献，代表性科技等方面的记述，对《三国志》中存在争议的内容，从正反两方面进行了辨析。目前市面上的《三国志》，大多为带有裴松之注释的版本。

《三国志》的最大局限性是尊魏、晋为正统，在记述曹氏、司马氏的时候用了春秋笔法来回护。《魏书》中，曹操、曹丕、曹叡、曹芳-曹髦-曹奂分别有武帝纪、文帝纪、明帝纪、三少帝纪，《蜀书》中，刘备、刘禅只有先主传、后主传，《吴书》中孙权，孙亮-孙休-孙皓只有吴主传、三嗣sì主传。

《汉晋春秋》的作者是东晋的习凿齿。与《三国志》不同的是，《汉晋春秋》一是记录了东汉光武帝到西晋愍帝，共281年的历史，前后都有延伸，尤其是前面多了整个东汉时期。二是遵蜀汉为正朔，认为朝代传承是按照“东汉→蜀汉→西晋”这样的路线。《汉晋春秋》有五十四卷。一千多年前，《汉晋春秋》的原本散佚yì，现在仅有清朝时整理的残编。

十四、小结

（一）蜀国的困境与败亡必然性

现代国际关系中，国与国之间竞争的决定性因素，是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二者构成了常说的“综合国力”的主体。实际上古代也是如此，蜀国的困境，以及诸葛亮战略布局未能实现的最根本原因，都可以归结为蜀国国力的有限。从一开始，弱小国家（蜀国和吴国）被强大国家（魏国-晋朝）给吞并，便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诸葛亮一直在努力改变这个趋势，但个人努力从来都无法扭转历史的潮流。汉中之战，以及诸葛亮、姜维的多次北伐，对蜀地民力的掠夺都是比较严重的，影响了经济发展和民众福祉zhǐ，也造成了蜀地原住民们对蜀国统治集团的离心离德。古代中国的改朝换代，许多时候仅仅是统治阶级上层的变化，而统治阶级中下层，以及占社会绝大多数的被统治阶级受到的影响都非常有限。因此，当魏军进入蜀地的时候，主要是替代了刘禅为首的蜀国统治集团，其它方面并没有什么变化，而在税赋和徭役等方面，由于战争的结束，还会有所减轻，这反倒是蜀地原住民所欢迎的。魏灭蜀的过程中，大部分时候只有蜀军的抵抗，未遇到普通民众的抵抗，蜀国统治集团中处于相对边缘位置的东州集团、益州集团，早早地就开始谋划如何在新政府中寻求更高地位和更多利益了。唐朝中后期，相比较穷奢极欲的李唐皇室，部分藩镇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甚至会“爱惜民力”，节约开支，轻徭薄赋，结果普通民众交纳了比之前更少的税赋之后，开始支持藩镇割据。

蜀国建立之初，在统治集团的中高层，即存在着“荆州集团”“东州集团”“益州集团”之争。

“荆州集团”形成于赤壁之战及以前，是刘备、诸葛亮多年的老班底，地位最尊崇。“东州集团”形成于刘备入川的时候，先以法正、孟达为首，后来以李严为首，这部分人脱离了益州原来的主人——刘焉、刘璋父子，投靠刘备，迎接刘备入川替代刘璋。然而，刘备在益州站稳脚跟之后，“荆州集团”以外来征服者的身份，处处凌驾于“益州集团”之上，又常常对“东州集团”表现出不信任，尤其是诸葛亮与李严之间的矛盾，导致了“东州集团”的离心离德。在刘璋执掌益州，刘备尚未考虑入川的时候，就常常出现“东州人侵暴旧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阙，益州颇怨”的情况，这说明“东州集团”和“益州集团”早已有矛盾，“东州集团”选择引入“荆州集团”来对抗“益州集团”，也是一种博弈的策略，意在制造更为复杂的相互制衡局面。客观地说，刘备尚能维持与“东州集团”的“利用”关系，在表面上以笼络为主，但是在夷陵之战大败过后，“荆州集团”实力大损，“东州集团”开始觉得可以索取更多权益，此时，诸葛亮又启动了“以严治蜀”的国家战略，致使矛盾逐渐凸显。

“益州集团”以益州当地的土著（豪强）为主，早期与“性宽柔，无威略”，不作为的刘璋基本相安无事，但是在刘备入川后，为了攫取北伐所需资源，其经济上受到很大损失，同时在政治上又被压在统治集团的最底层。早在汉中之战的后期，刘备集团便已经惹怒了蜀中的官民。诸葛亮在世期间，凭借个人威望，维持了蜀国统治集团的统一，并成功打败了同为刘备临终时顾命大臣的李严，让“东州集团”很长时间都无力与“荆州集团”相抗衡。诸葛亮去世后，“荆州集团”最后一批核心人物——魏延、杨仪、蒋琬等人，纷纷在权利斗争中落败，而“东州集团”新的代表人物们，如费祎yī、董允等人，开始扩张权力，阻止姜维的北伐，并与“益州集团”合流，试图在蜀国实现重大变革。简单来说，雄主（刘备）和名相（诸葛亮）离世之后，新的摄政（姜维等人）便无力驾驭整个蜀国，至少在个人威望方面明显不足。曹魏军队越过剑阁，蛰伏的群体纷纷爆发，争先恐后打开大门迎接“王师”，迎接以“九品中正制”为主体的有利于士族的曹魏体制。实际上，等到西晋替代了魏国，“益州集团”所代表的益州士族在当地获得了更高的地位和更多的权益，“东州集团”也算是分到了一碗汤，至于“荆州集团”，在这个过程中大都灰飞烟灭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力劝刘禅放弃抵抗，主动开城投降的谯周就是“益州集团”的重要人物，在诸葛亮去世后，发表了《仇国论》，详细陈述北伐的不合理性。

当然，诸葛亮在当时也没有其它选择。身处强邻环伺，群雄逐鹿的时代，其一，蜀国需要有一面具备强大号召力的旗帜，刘备最大的品质就是坚韧，但光有这种品质还不行，并不能吸引到众多追随者，“兴复汉室”则是刘备打了一辈子的旗帜，与其坚韧的品质相互配合，成为屡战屡败，长期都未能取得一块稳固的根据地，却还源源不断地有人追随的重要原因，诸葛亮放弃了去曹操和孙权那里机会，在刘备屈居新野小城的时候加入到团队中，看重的正是这面旗帜，等到刘备去世，蜀国内部亦出现了“红旗还能打多久”的质疑，而诸葛亮接过了这面旗帜，让自己成为新的旗手，成为“刘禅-诸葛亮”体制的核心，迅速控制了蜀国局势。其二，以攻为守，向来是小国的无奈选择，与其坐等相对较快的被大国吞并，倒不如主动出击，寻找大国的薄弱位置实施袭扰，消耗大国的精力，暂时打乱其战略规划，争取主动权，延缓其吞并的进程。其三，用对外战争这种手段来转移内部矛盾，也是自古以来各国常用的手段，正如上面所说，对于蜀国内部的几个集团，需要用一个宏大目标来凝聚人心，维持统一，当然，打着这方面的旗号去清除异己，也是可以“夹带的私货”，比如诸葛亮第四次北伐的时候，以李严督运粮草不力为由，将其废为庶民，就有历史学家猜测，这是“荆州集团”对“东州集团”的敲山震虎，而此前李严怂恿刘禅下旨让诸葛亮撤军，则表现了“东州集团”对“荆州集团”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的不满。

（二）吴国“躺平”的无奈

孙策离开袁术，东渡长江初建吴国基业的时候，被当时的各界尊称为“小霸王”，主要还是一种锋芒毕露，积极进取的态势。当时，追随孙策起兵的“淮泗集团”死死把持着最高权力，“流亡北士”也分到一杯羹gēng，作为盟友和缓冲。但到了孙权时期，更多表现为一种稳固现状，“韬光养晦”的新常态，选择了向现实低头，放开“江东士族”进入吴国政治圈的限制，与“吴中四姓”达成分享权力和利益的妥协。顾雍、张昭、陆逊、朱治等人，就是江东地区“四大家族”为官的代表。其实，孙策在其执政后期，已经认识到了吴国的局限，选择孙权作为接班人的时候，对张昭等重臣说：“中原正在大乱之中，凭我们吴、越的兵众，三江的险固，足以观其虎斗成败”，又评价自己和孙权说：“率领江东兵众，决战两阵之间，横行争衡天下，你不如我；但举贤任能，使其各尽其心，用以保守江东，我不如你”，这样的表态，算是定下了孙策之后，孙权“时代”的基调。不过，后来的形势变化太快，曹操大军势如破竹，刘表集团又直接投降，孙权不得不依靠主战派周瑜来力挽狂澜。赤壁之战结束后，周瑜不久就去世了，东吴集团唯一能与诸葛亮匹敌的战略家——鲁肃也没能持续多长时间。于是，东吴集团很快就陷入了“偏安一隅yú”的状态。曹丕最先逼迫汉献帝“禅让”，刘备随即宣布自己继承正统，唯有孙权继续观望。

吴国“躺平”其实也是一种无奈选择，因为在江东，士族崛起的进程比蜀国、魏国更早更快。《资治通鉴》上记录说，赤壁之战前，江东士族的代表鲁肃直言不讳道，在孙吴集团任职的大小官员们，投降曹操都有利可图，都能被“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只有孙权一个人“欲安所归乎？”这就是孙权家族利益与江东士族利益的脱节，而孙权家族的选择只有去迎合江东士族的意愿，虽然这种迎合最终会带来自身独立地位的沦落。

刘备-诸葛亮，孙权这些人物，都有着强烈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色彩，把不断奋斗作为人生的主要内容。但其麾下的其他人，许多时候还是向往着功名富贵，希望有安逸的生活，赤壁之战后，三国鼎立局面逐渐形成，承平日久，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倾向于安安稳稳地守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积累财富，荫蔽子孙，做个富家翁。刘备、诸葛亮、赵云、孙权这一代人相继离去之后，曾经的投降派——糜芳开始获得理解，孙权的继任者则是被江东士族直接拉下了水。蜀国成立的时候，有人建议大封群臣，算是对多年跟随刘备的一个赞赏，赵云驳斥道：“霍去病以匈奴未灭，无用家为，令国贼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须天下都定，各反桑梓，归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归还，今安居复业，然后可役调，得其欢心。”这是满满的理想主义，但刘备集团中有不少人并不这么认为，包括刘备的小舅子糜竺，在后面襄樊之战的关键节点，秉持的都是商人逐利的思维模式。八百多年后，辛弃疾感叹道：“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三）九品中正制，魏晋时期的士族崛起，魏蜀吴三国的殊途同归

曹操病逝后，曹丕立即恢复了司马氏、夏侯氏、钟氏、荀氏等家族的传统政治地位，在这些人的协助下，曹家也很快实现了称帝的梦想。曹丕创立九品中正制的目的，是想通过设置“中正”这种选拔官员的职位，把选官权力收归中央，打击东汉以来地方上崛起的豪强。不过，随着此项制度的推行，长期盘踞在中央，世代为官的官僚群体——也就是被称作“门阀”或“士族”的——成为新的垄断者，也就是说“中央层面”的大族取代了“地方层面”的大族，实际上换汤不换药。

三分归晋，天下一统，战乱结束，这是广大民众之福。但魏蜀吴三国的殊途同归，士族对庶族的反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又是历史的倒退。诸葛亮是个理想主义者，曹操也是，刘备也是。除了唯才是举的理想之外，刘备还想“匡扶汉室”，虽然蜀汉并不被认为是西汉、东汉的延续。反倒是孙权，接受了江东四大家族，从一开始就建立起一套与之共享权利的体制，所以，吴国比蜀国持续的更久。曹操之后，曹丕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创立“九品中正制”，这是对士族的妥协，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后来，士族仍不满足，支持司马氏取代曹氏，完成了对庶族的全面反扑。在蜀国，本地士族一直都在潜伏待机，魏国大军南下的时候。便迫不及待地充当了“带路党”，将蜀国变成和魏国相同的模式。刘备、诸葛亮集团说是外来势力，倒不如说是与蜀国土著士族所对立的庶族。

西汉和东汉时期，民间尚武的风气浓厚，政府并不禁止民间买卖和持有弓弩，边境地区甚至还要求家家常备弓弩，随时准备应对外敌侵犯。对于血亲复仇之类的事件，司法机关也会充分权衡法律与人情，部分情况下还会予以表彰慰问，以彰显正义的导向。三国时期，以魏国为代表，各地政府纷纷开始转为对民间武装和复仇行为持否定、禁止的态度，这是出于强化管理的需要，反映了政权对自身“合法性”的不自信。

（四）最后几点

三国历史的最初起点是黄巾起义，这是农民阶级对士族垄断权力和财富的反抗，是在用实际行动再次喊出了四百年前（公元前209年）首次喊出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口号。黄巾军席卷了当时十三个州的八个州，包括整个北方地区和南方的长江中下游。每到一处，都焚毁官府和地主豪强的庄园，让穷奢极欲的统治者们闻风丧胆。后来，刘备、曹操等人纷纷登上历史舞台，提倡“唯才是举”，也是在努力削弱基于血统而不是能力的不合理资源分配模式。不管是刘备、诸葛亮，还是曹操，他们都在以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中“士”的身份，一直努力，实践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实践，让三国这段历史异常精彩。可以说，真实三国历史中的事件与计谋，与《三国演义》中的艺术化创作相比，毫不逊色。

诸葛亮前期的成就，主要与其所处的大时代有关，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激情时代。诸葛亮后期的遗憾，也并不是因为其个人能力存在重大缺陷，而是之前那个时代已经落幕，蜀汉的能臣、名将已纷纷凋零，导致无人可堪大用。毕竟，一个人不可能什么都会，无所不能，任何时候都需要团队协作。诸葛亮出山之初，刘备手下的那些同僚，如关羽、张飞、赵云、黄忠、马超等等，都是大将之材，随便哪个都能独当一面。而这一代人“离场”后，出现了“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窘境，而廖化等人，此时已年老，本身也只是相对普通的将军，守成尚可，进取不足，只能“保蜀汉太平”（司马懿的评价），却无力撑起主动北伐的重任，也就是无法推动蜀国“以攻为守”的战略。随着一代老兵的纷纷凋零，激情澎湃的三国时代结束。

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给当时的普通民众，尤其是华北、华东、华中地区的民众带来了深重灾难。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曹操在讨伐董卓的关东联军中，写下乐府诗《蒿里行》，其中流传最广的句子就是“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三国时期的民众，充分认识和体会了战争的残酷性，因此，当邓艾、王濬这样的将军横空出世的时候，立即得到了三个国家无数民众的支持。虽然在统一之后，许多方面依然不堪，个别方面甚至更加不堪，以至于后来酿成西晋初期的“八王之乱”，但全国的统一，连年战乱的结束，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还是值得期待的新局面。五百多年后（唐穆宗长庆四年，公元824年），刘禹锡从成都附近的重庆出发，顺长江而下，沿着王濬当年进军的路线，一直抵达离建康只有几百公里水路，长江边上的要塞——西塞山，旅途中，他有感而发，将灭吴之战写成一首著名的诗：“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本文动笔于2022-11-11 12:4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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