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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叫叫讲中国史27-三国(中)

作者:行者 发布时间:2022-11-11 分类:博客|历史 浏览:177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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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诸葛亮的战略构想与实践·提出和初试

(一)三顾茅庐-诸葛亮出山

公元207年冬至208年春,寄居在刘表门下,驻军荆州北部(襄阳以北)小城——新野(属今天的河南省南阳市)的刘备,在当地名士,并短暂做过自己谋士的徐庶的建议下,三次前往襄阳城外十多公里的隆中,拜访诸葛亮,直到第三次,方才见到诸葛亮本人,后来,这一段被编成了“三顾茅庐”的故事。

诸葛亮所属的诸葛家族,是西汉和东汉时期的豪强大族,祖籍在著名的琅琊郡(今山东省青岛市、诸城市、临沂市一带)。凭借家族势力、影响力和祖上名望,诸葛亮完全可以在当时最强大和疆域最广阔的魏国,或是较为富庶和稳定的吴国,寻求一份级别不低的官职。当然,诸葛家族与诸葛亮同一辈的兄弟中,哥哥诸葛瑾在吴国,官至大将军,弟弟诸葛诞在魏国,官至司空、征东大将军。这是中国古代大家族(名门望族)保持繁衍和精神传承的常见方法,简单来说就是分散投资,分散风险。这样的模式,上可以追溯到西周甚至更早时期,下能够一直延续到唐朝灭亡的时候,也就是黄巢和朱温两轮对世家大族的屠戮,史称“天街踏尽公卿骨”。实际上,诸葛诞的女儿嫁给了司马懿三子——司马伷zhòu,此人为司马师、司马昭的弟弟,西晋开国皇帝司马炎的叔叔,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ruì的爷爷。从这个角度来看,魏、蜀、吴三国都消失了以后,诸葛家族依然是皇亲国戚,延续了整个西晋和东晋时期。

刘备三番五次,极尽谦虚地邀请诸葛亮加入自己的团队,首先看重的就是诸葛亮的身后,有一个超级庞大的关系网。而接触到这张关系网,基本上就掌握了荆州、襄阳及其周边区域的最大主动权。诸葛亮的关系网包括:一是自己的先人,其祖、父、叔都是高官,司隶校尉、泰山郡丞、豫章太守之类,从中央到地方都有,连时任荆襄地区最高首长——刘表,都是这些人的故旧。二是自己的师友,司马徽、徐庶、庞统、石广元等人,全都是荆襄地区的名士,属于刺史、郡守这些省部级、地厅级官员的后备人选,即便不想干这些官职,不出来工作,只做做魏晋时期流行的“清谈”,至少也是“意见领袖”,在中国古代延续近两千年的缙绅治理体制下,各级官员尤其是基层官员,都得要充分尊重和依靠这些人。三是自己的岳父黄承彦,父女俩都才华横溢,而且黄承彦还算得上刘表的连襟,也就是说刘表应该是诸葛亮的“姨夫”。四是自己的亲哥哥诸葛瑾,亲弟弟诸葛均,一个在魏国做高官,一个在吴国做高官,诸葛亮在四面八方都有“亲朋好友”。

诸葛亮3岁和8岁时,母亲和父亲相继去世,他和弟弟诸葛均跟随叔父诸葛玄南下,先是到豫章(准备接任豫章太守,但由于手中无兵,未能成功),后投奔荆州的刘表。诸葛亮躬耕于南阳时,平时喜欢吟诵《梁甫吟》,并自比管仲、乐yuè毅。当时的大部分普通人,对诸葛亮都不屑一顾,但名士徐庶、崔钧、司马徽等人对其十分推崇,将其和庞统并称为“卧龙、凤雏”。

(二)隆中对:诸葛亮的战略构想

诸葛亮在初次见到刘备的时候,并没有直接答应出山,而是先介绍了自己总结出的三分天下,促成三足鼎立的战略构想,史称《隆中对》

虽然是历史上总是说“三足鼎立”,但魏、蜀、吴三国在疆域和实力方面始终有着较大差距。东汉末年的十三个州,魏国占据了其中九个州的全部(司州(司隶校尉部)、冀州、幽州、并州、凉州、豫州、徐州、青州、兖州),荆州的西北部和扬州的北部,还在名义上拥有西域长史府的领导权。蜀国仅拥有益州的全部,荆州在襄樊之战后便失去了。吴国拥有荆州的大部,扬州的中部和南部,交州的全部。魏国所占据的北方,大多为当时经济较发达,人口较多的区域,蜀国、吴国占据的南方,当时开发程度还不够高,许多区域还和少数民族聚居区犬牙交错,需要承认孟获之类当地少数民族首领的统治地位,赋予其自治权,才能换取“边境”的相安无事。

刘备去世后,孟获觉得蜀国会陷入内乱,于是立即造反。诸葛亮不得不亲自带兵南征,俘虏孟获后,也不敢“按惯例”处死,而是根据马谡的建议,将其赦免,通过怀柔政策,换取其对“刘禅-诸葛亮”新模式下蜀国政权的支持。西汉和东汉时期,在西南边疆,中央政府陆陆续续派驻了官员,并安排了一定数量的军队屯垦戍边。诸葛亮鉴于蜀国有限的国力,不留官员和军队,也不征粮,仅要求其提供一些北伐所需,但四川盆地相对匮乏的物品,对这些地区来说不算什么负担,而诸葛亮的主要目标也就是后方安定,让自己能够安心北伐。

诸葛亮的规划,第一步是夺取荆州,第二步是跨有荆益,第三步是徐图中原。其核心是以小博大,先拿下实力最弱的刘表、刘璋,争取到与曹操、孙权达成一种战略平衡,然后扩大自己的实力,寻找攻击魏国的突破口。蜀国的核心区域——四川盆地,北有大巴山、秦岭,吴国则有长江天堑,这些都是形成割据,组织魏国军队南下的重要条件。中国古代长期为小农经济模式,各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自给自足,不同区域(地理版块)之间的关联性、依赖性比较低,这也是地区间相互分立的基础。

孙刘联盟进一步强化了弱小的蜀国和吴国抵御强大魏国的力量。不过,孙刘联盟许多时候并不是铁板一块,还是存在诸多纠纷和博弈。后来,魏国多次利用了这些矛盾,在襄樊之战等关键节点,成功遏制了蜀国、吴国北上的锋芒。

诸葛亮的六出祁山,姜维的九伐中原,也包括吴国与魏国在“寿春-合肥-濡须口”一带的多轮交锋,都是蜀国、吴国在倾尽全力维持着三足鼎立的“脆弱”平衡,因为,以攻为守,一直都是弱小国家的无奈选择。

诸葛亮是个出色的战略家,为刘备集团制定了一整套的长期路线图,是刘备集团赢得军事和政治斗争胜利,最终走向事业巅峰的关键。到荆州以前,刘备有过许多次割据机会,但都没能保住土地,基本上一直处于颠沛流离的状态。很重要的原因,便是刘备集团缺乏诸葛亮这个等级的战略规划人才,虽然从来都不缺大将。关羽、张飞、赵云等人,在三国时代,都是一等一的名将,但总是没有一位出色的军师来很好地统筹调配这些大将,未能充分发挥这些人的能力。诸葛亮加入后,一步一个脚印,奠定了蜀国基业。之前,刘备是东汉末年十几个诸侯中的普通一员,有了诸葛亮,迅速脱颖而出,成为三足鼎立的一极,虽然是最弱小的,但毕竟超越了除曹操、孙权以外的所有枭xiāo雄。

下面两节是对《给叫叫讲中国史22-三国(上)》的一点补充,赤壁之战、刘备入蜀、汉中之战的详细介绍,请点击查看上一篇博文。

(三)诸葛亮战略布局的第一步:刘琦出镇江夏

曹操率大军南下,刘表临终的时候,刘表的长子刘琦受到荆州当地豪强蔡(蔡夫人、蔡瑁mào)、蒯(蒯kuǎi良、蒯越)等家族的排挤。诸葛亮为其出主意说,效仿春秋时期的晋文公重耳,离开襄阳这个权力争斗的漩涡中心,主动要求出任江夏郡太守,以避免遭遇晋国太子申生“在内而亡”的命运。诸葛亮表面上是在为刘琦出主意,深层次却是在为刘备将来夺取荆州做铺垫,毕竟,软弱和被孤立的刘琦只能依靠刘备。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也就是赤壁之战结束后的第二年,刘备向实际为曹操控制的“汉献帝朝廷”上表,保举刘琦为荆州刺史,其实,刘备是在打着刘琦的名义夺取了武陵郡、零陵郡、南郡。就在这一年,刘琦又“病逝”了。在没有足够史料证明的情况下,没法对刘琦“病逝”的真正原因及“合理性”妄加揣测,但刘琦“病逝”后,刘备、诸葛亮顺利接管了荆州西部,并在后来安排其团队的核心人物之一 ——关羽在此镇守,算是完成了吞并。

(四)诸葛亮战略布局的第二步:刘备成为汉中王

之前,基于韬光隐晦,避免出头挨打的考虑,刘备没有打出自己独立的旗号,名义上仍然是曹操控制的“汉献帝朝廷”的下属,顶着空头的“左将军”名号。汉中之战后,刘备集团已经掌握了益州、汉中、荆州三大板块,实力和影响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了进一步增强号召力,在诸葛亮等人的运作下,刘备自封为“汉中王”,与“魏王”曹操形成分庭抗礼之势。当时,刘备集团同时存在两套体系,一套是“汉中国”的管理机构,其核心为汉中国尚书台,尚书令为法正。另一套是益州、汉中、荆州的总体管理机构,以“左将军、大司马”刘备为首,并由诸葛亮“署左将军府事,署大司马府事”。等到刘备正式称帝,诸葛亮又晋升为丞相(外朝统领)、录尚书事(内朝统领),继续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持续推进“隆中对”的路线图。

需要说明的是,历史上并不存在汉中王“五虎上将”的说法,这是《三国演义》编出来的,《三国志》等史书中均无记载。汉中王时期,关羽、张飞、马超、黄忠曾分别被任命为前将军、右将军、左将军、后将军,赵云被任命为翊军将军。此外,曹魏集团有“五子良将”的说法,但这也是到了二十世纪后半叶才出现的。不过,《三国志》卷十七,倒是把这五个人合编在一篇里面,名为《张乐于张徐传》,并总结道:“太祖建兹武功,而时之良将,五子为先。于禁最号毅重,然弗克其终。张郃以巧变为称,乐进以骁果显名,而鉴其行事,未副所闻。或注记有遗漏,未如张辽、徐晃之备详也。”五子良将分别为:前将军张辽,右将军乐进,安远将军于禁,车骑将军张郃,右将军徐晃。

(五)偏离了诸葛亮战略布局的第三步:关羽的襄樊之战

刘备、诸葛亮入蜀的时候,安排最信任的两个人驻守两个关键节点,关羽驻防荆州,张飞驻防巴州(并往来策应),均被授予“假节钺yuè”,有临机处置,无须先汇报的全权。这两地是刘备此时的大后方,也是防御孙权、曹操趁机抄后路的第一道和第二道防线。在这种新的布局之下,黄忠、马超、魏延等人被换防到攻取蜀地的前线,放在刘备、诸葛亮身边,这是刘备麾huī下的“荆州集团”巩固自身地位,防范其它小团体作乱的重要措施。

刘备取得汉中之后,留守东方的最高军事长官——关羽发动了襄樊之战。此前,曹军在汉中黯然撤兵,士气低落,刘封、孟达按照刘备、诸葛亮的指令,攻取上庸、房陵,威胁襄樊的西侧,孙权又北上攻打合肥,使得曹操不得不到处抽调兵力,发往扬州,疲于应付。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春,关羽的军队势如破竹,从长江流域的江陵一路北进,直抵汉水南岸的襄阳和樊城。历史上一直有“铁打的襄阳,纸糊的樊城”这种说法,关羽为了尽快取得重要战果,绕开汉水南岸地势较高,周围环绕多座大山,城池坚固的襄阳,先围住了汉水北岸地势较低,周围平坦,更有利于大兵团展开的樊城,试图在打下樊城之后,让襄阳的曹军不战而降。当年八月,连日暴雨造成汉江的洪水,关羽把握这一机会,将水引向樊城,困住于禁、庞德率领的增援部队——三万多人的“七军”。关羽“水淹七军,威震华夏”,还斩杀了庞德,以至于曹操都想放弃许都,带上汉献帝北逃,避开蜀汉军队的锋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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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关羽气势如虹的时候,孙权已开始谋划和实施“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行动。一方面,让名声在外的荆州前线总指挥吕蒙装病,还放出消息说要回江东疗养,另一方面,派出比较年轻,还没有什么名气的陆逊前往陆口(今湖北省咸宁市嘉鱼县,长江南岸)作为策应,并写信主动示弱,迷惑关羽。关羽逐渐减少江陵一带的驻防兵力,调往襄樊前线,孙权则在暗地里不断增兵。关羽收编了曹军投降的数万人之后,粮食变得非常紧缺,于是纵容手下抢掠了孙权储存在湘关的粮食,孙权以此为借口,出兵袭击关羽的腹背。此时,汉中之战时驻守在宛城,作为预备队的徐晃率兵南下。曹仁被包围在最里面的樊城,关羽军队在中间一圈,徐晃则是在外围。虽然暂时还没有力量解樊城之围,却迫使关羽放弃北边的偃城,曹军由北向南,步步为营。

在南面的长江沿线,吕蒙带领精锐军队,伪装成商队,“白衣渡江”,奇袭关羽的防线,俘虏糜芳(刘备的糜夫人的弟弟,在徐州就跟随刘备,当时为南郡太守,驻防江陵)、士仁(,刘备的幽州老乡,驻防公安)等留守将领,释放之前被关羽俘虏的曹军将领于禁。史料记载,糜芳早年是商人,跟随刘备主要是一种风险投资,就像吕不韦结交秦异人、嬴政一样,虽然坚持了许多年,但是在强敌压境的极端状态下,仍有可能放弃原则。士仁则是游侠一类的人物,即便深受刘备的信任,在关羽北上的情况下,还是难以独当一面。

南郡失手后,关羽军心不稳,加上曹操亲率大军从长安赶到洛阳,孙权也率领更多吴军抵达江陵,战争的天平开始渐渐倾斜。曹军故意放开一个缺口,让关羽退守麦城,迫使孙权不得不接住这烫手的山芋,以此来挑拨孙刘联盟内部的矛盾。当年十二月,孙权的军队俘虏突围的关羽及其子关平,予以斩首。

关羽在襄樊与曹军相持的阶段,刘封、孟达拒不出兵协助,作壁上观,坐看关羽兵败,在刘备集团内部造成很坏的影响。孟达随即投降曹操。刘封是刘备养子,曾位列刘禅之前,作为继承人被培养,由于这场战役中的表现,回到成都后被赐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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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诸葛亮战略布局的检讨

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曾谋划了“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的策略,但此举必须以“外结好孙权”来作为基础。而在当时,江东集团的周瑜、鲁肃(与孙权的<榻上对>)也有相似的战略构想,即跨有荆州、扬州(江东),以上游荆州作为下游扬州的外围防护,同时建成北伐中原的前进基地。关羽在襄樊之战中的用兵是可圈可点的,但却忽视了极其重要的战略级因素,这就是低估了孙权一直以来对整个荆州地区的觊之心。本来,在赤壁之战刚刚结束的时候,东吴集团就很是不满与蜀汉集团共分荆州的方案,当关羽占据了荆州的西南部,又开始快速侵蚀荆州北部(曹魏辖区)的时候,孙权更觉得如芒在背,寝食难安,认为严重破坏了实力均衡,即蜀汉-东吴联盟存续的重要基础。于是,孙权选择铤而走险,从背后偷袭关羽,试图削弱刘备集团的实力,将其打回双方势均力敌的状态。

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隔着几百公里的崇山峻岭,让两支军队步调一致,协同进攻,基本上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后来蜀国在荆州地区主将关羽的冒险出击,也是在蜀中的最高统帅部无法对其有效掌控和指挥的必然后果。汉中盆地属于一种“十字路口”,南北方向分别沟通四川盆地、关中平原,西面为陇西/陇右,东面则是安康盆地。安康盆地与汉中盆地之间有汉江连接,但仍有一百多公里的崇山峻岭。安康盆地再往东,沿着汉江继续顺流而下,又要穿过大约三百公里的山地,才能到达位于南阳盆地的襄阳城,这里才是比较开阔的大面积平地。水路是古代最为快速、便捷的交通方式,但顺风、顺流的情况下,每小时最多只能跑二十多公里,平均下来可能只有十来公里。就汉江上游来说,河道在大山里蜿蜒曲折,限制了船速,每小时能跑十公里就算不错了。再算上休息时间,每天跑不到一百公里。由此可见,蜀汉集团的最高统帅部发出命令,就算是从汉中出发,也得五至十天才能送到襄阳,如果关羽有军情上报,路上耗时则更遥遥无期。互通信息,互相策应,在当时基本上属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也就注定了各自为战,关羽沦为孤军,最终难以避免失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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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刘备入蜀和汉中之战抽调了荆州的部分精兵,尤其是庞统遭遇意外,法正病逝后,刘备调走了诸葛亮,都大大削弱了荆州的兵力,给了关羽极大压力,也给了曹操和孙权趁虚而入的机会。其实关羽在荆州编练的水军,有数百艘船,近两万人,称得上当时数一数二的精锐。赤壁之战爆发前,刘表在江陵储存了不少粮草和军械,刘琮投降,刘备南逃的时候,这些物资都被关羽截获。但关羽的陆军已不太够用,后期又从江陵大量抽调到襄樊,造成了大本营的空虚,即便水军再强,也无法发挥配合作用了。

襄樊之战后,孙吴集团占据了长江中游和下游的全部,实现“全据长江”的战略目标。刘备集团损失了荆州的土地、资源和人口,后来又错误地发动夷陵之战,使得自己本来就弱小的国力雪上加霜,最终在三国中第一个消失。襄樊之败让刘备集团失去了东面的北伐基地,只能艰难地穿越西面的崇山峻岭,偏离了“隆中对”的战略布局,不仅要消耗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也让胜算大打折扣。

七、三国鼎立

(一)魏国和蜀国的建立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曹操在洛阳去世。曹操的儿子中,比较有名,具备继承人潜质的有四人:曹昂、曹冲、曹丕、曹植。曹昂为长子,建安二年(公元197年),张绣降而复叛,曹昂在救曹操的过程中,与典韦等名将一起战死。曹冲是个神童,但十三岁的时候,因病夭折。曹植一度成为曹丕最大的竞争对手,并导致曹操手下分裂成拥立曹丕和拥立曹植两大派别,但曹植常常任性、轻佻tiāo,被曹操和世人认为不符合君王风范,最终予以放弃。曹丕最大的优势是老成、稳重、踏实,符合曹操之后,三国进入相对稳定期,魏国需要一名守成之君的情况。曹丕在文学和文艺评论方面也具有一定造诣,部分领域甚至不输“建安七子”,这也说明了他的能力,而不局限于权谋。曹丕从邺城赶到洛阳后,继承了曹操的丞相官职和魏王爵位,改年号为延康。当年十月,曹丕有迫使汉献帝禅位,改年号为黄初,建都洛阳(结束了许昌作为‘临时国都’的历史),魏替代了东汉,成为新的王朝。曹丕的谥号是魏文帝,并追封曹操魏武帝。从本段的叙述可以看出,单单在魏国,公元220年就出现了三个年号,分别为汉献帝的建安二十五年、延康元年,以及曹丕的黄初元年。

曹丕封汉献帝为山阳公,但由于消息闭塞,魏国部分边境地区的官员都误以为汉献帝被害,按照东汉礼制组织了发丧活动。刘备和诸葛亮利用了这种信息差,在魏国的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宣布为了延续东汉的国祚zuò,由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仍为“汉”,为区别“西汉(前汉)”“东汉(后汉)”,史称“蜀汉”。刘备用“章武”作为年号,这是效仿东汉开国皇帝——汉光武帝刘秀的年号“建武”,表达了兴复汉室的希望。为表示蔑视,魏国称蜀国为“季汉”,“季”在这里是末尾的意思,而不拘泥于“伯仲叔季”排序方法,“季世”指的是王朝的末尾,比如蔡文姬《悲愤诗》的首句就是“汉季失权柄,董卓乱天常”。也有历史学家认为,当时蜀国有官员在文书中使用了“季汉”这个词,“季”应当被理解为一种自谦的说法,即主动把自己排在最后面,称西汉为“伯”,东汉为“仲”,中间再空出一个“叔”,选择最小的称呼“季”,在礼制方面表示了最大程度的谦虚。

(二)吴国的建立和“正统”之争

魏国、蜀国相继建立后,孙权继续像之前一样,首鼠两端,举棋不定。黄初三年/章武二年(公元222年),孙权居然还接收了魏皇帝曹丕的封号——吴王,让人感觉在襄樊之战后,出于得罪蜀国的恐惧,不得不投靠魏国,以寻求庇护。非常有意思的是,当时孙权还为自己单独弄了一个年号“黄武”,让人一眼就看出来是曹丕的年号“黄初”和刘备的年号“章武”各借用一个字的创意,把孙权的骑墙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理论上来说,孙权当时并没有称帝,只是“魏朝”的诸侯王,是不能拥有年号的,否则就是“僭jiàn越”,而这也恰恰表明,孙权虽然胆子小,做事畏手畏脚,却有着野心。公元229年,孙权才敢公开撕破脸,在武昌(今湖北省鄂州市,不是武汉市)称帝,国号为“吴”,后来,又迁都建业(今江苏省南京市)。孙权称帝后,改年号为“黄龙”,总算摆脱了魏国和蜀国的阴影。吴国当时宣传说,武昌出现了黄龙、凤凰,属于天降祥瑞,给孙权捧场来了。

魏国与蜀国之间,始终存在着“正统”之争。从禅让这个角度来说,东汉的正统由曹魏继承。不过,刘备宣传说汉献帝已被害,应由他来继承汉朝的正统,并喊出“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口号,诸葛亮出山时,提出的目标也是“匡扶汉室”。至于孙权,从来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模样。有历史学家认为,禅让制源于上古时期的尧舜禹,在礼制上有着较高地位,曹丕在流程方面也做得比较细致和规范,仿照舜娶了尧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这种模式,娶了汉献帝的两个女儿,以示禅让后没有加害之心。曹丕还特许汉献帝变为山阳公之后,在自己封地范围内,继续使用东汉的服饰、祭祀,维持东汉的宗庙,使用天子仪仗,这是较为体面的善待前朝皇室的做法。这也是中国古代前期较为纯朴社会风气的表现,不过,等到了东晋灭亡的时候,南朝宋的开国皇帝刘裕就打破了这个传统,将东晋皇室尽数杀戮,理由是防止有人借他们的名义“复国”。相比较而言,刘备、诸葛亮在当时就不那么“厚道”了,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故意四处散布消息说汉献帝已经被害,然后迫不及待地宣布刘备是东汉皇室的继承人,其实压根没有征求过任何人——包括东汉皇族其他人——的意见。鉴于此,虽然刘备的国号为“汉”,历史上却常常称之为“蜀”,即不承认“东汉→(蜀)汉”的前后承继关系。

比正规史书《三国志》流传更广,影响力更大的《三国演义》,以刘备集团的经历作为主线,但这毕竟是一部小说,与真正的历史有一定差距。曹丕的帝位“来源于”汉献帝的“禅让”,孙权的帝位来源于江东各界人士的拥戴,刘备则是兼有二者。这些都具有一定的“正统性”,因此《三国志》分为《魏书》、《蜀书》、《吴书》三大部分,相互之间是平等、并列的关系。从汉献帝禅让这个角度来看,曹魏比蜀汉更“正统”,中国历史的朝代更替,沿着“夏→商→周→秦→西汉→新朝→东汉→曹魏→晋→隋→唐……”这条线发展、演进的。

(三)夷陵之战

夷陵之战又称为彝陵之战、猇xiāo亭之战。夷陵/彝陵是今天的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属于宜昌市中心城区,猇亭是今天的宜昌市猇亭区,距夷陵只有二十多公里。长江穿过三峡,在最东边的西陵峡峡口——南津关,突破了崇山峻岭,开始进入长江中游平原(江汉平原)。三峡是蜀国东面的天然屏障,同时也可以作为吴国阻止蜀国东侵的重要关口。毕竟,突破了夷陵这一线,再往东一直到大海,都是一马平川的地形了。

章武元年(公元221年)七月,也就是刘备称帝之后三个月的时候,以荆州被夺,关羽被杀为理由,集合四万多蜀军和一万多五溪蛮夷,对吴国发动复仇之战。襄樊之战后,蜀国和吴国的边界,从赤壁之战后的湘江和江汉平原,向西移动到长江三峡的巫峡一带,两者相距三百多公里,这是蜀国所难以接受的,就这个角度来看,蜀国由于生存空间被大幅压缩所产生的不满,应当被理解。但蜀国内部并未取得一致意见,诸葛亮主张继续维护蜀吴联盟的大局,使用军事手段以外的方式慢慢寻求解决之道,刘备则主张速战速决,趁吴国在荆州新夺得的区域立足未稳,打着复仇的旗号将其驱逐。当时,刘备有意气用事的成分,但客观的说并不是发动这场战役的全部,刘备还可能考虑到自己年事已高(60岁),再往后就没有机会与魏、吴争霸了。因为诸葛亮不赞同发起夷陵之战,刘备安排其留守蜀地,自己率领大军东进。

吕蒙在公元220年病逝,孙权任命陆逊为大都督,率五万军队迎战。陆逊主动避开蜀军的锋芒,实施战略退却,放蜀军穿过巫峡、西陵峡,在西陵峡东边峡口附近,夷陵以南的夷道(今湖北省宜昌市中心城区南面,宜都市境内)、猇亭一带布置防御,和蜀军形成对峙。此时,吴军已经完全离开了三峡的崇山峻岭,可以发挥机动灵活的优势,而蜀军被堵在巫峡、西陵峡内,只能在极其狭窄的山间峡谷摆开一字长蛇阵,前后长达两三百公里,首尾难以相互接应,而且营寨多位于密林中,有着严重的火灾隐患。公元222年正月到六月,蜀军屡屡挑战,吴军都不为所动,坚壁清野,固守不出,挫败了蜀军一鼓作气寻求战略决战的目标。夏季到来以后,酷热进一步瓦解了蜀军的斗志。由于长期深入吴国境内,补给线上山路崎岖,蜀军的后勤压力也日益增大。陆逊水陆并进,沿途放火,进展十分顺利。蜀军大乱,由于三峡段长江多峭壁,无法随时登岸和离岸,水军与陆军难以配合作战,后来,长江南北两岸的蜀军又被切断联系,只能溃散。刘备丢下军队,一路逃到永安城(又叫白帝城,在今天的重庆市奉节县),也就是夷陵之战前蜀国和吴国边界的西面。

吴国有将领打算继续追击,扩大战果,陆逊发现,一是蜀国已经逐渐收拢残兵,恢复防线,二是赵云正带兵从蜀地赶来增援,三是魏国虎视眈眈,准备效仿襄樊之战中吴国的举动,从东北方向抄吴军的后路,坐收渔翁之利,于是决定停止进攻,主动回撤,夷陵之战结束。

下图中,刘备兵败回撤的路线未标注,基本上是进军路线的反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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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陵之战,蜀国损兵折将,其中有许多甚至是刘备在新野时期或是更早时候就跟随的老兵,严重损害了蜀国的国力和军力。将军当中,马良等宿将均阵亡,以至于后来有了“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说法,廖化早期这是关羽麾下的主簿,襄樊之战被俘虏,夷陵之战中逃回。蜀国本来就不团结,刘备在白帝城逝世,其不稳定的内部迅速陷入混乱,荆州集团的地位和权势一时间岌岌可危,东州集团和益州集团蠢蠢欲动。当时,益州的居民不超过一百万人,伤亡四五万军队,就相当于家家户户都受到影响,再加上前几年汉中之战后期的横征暴敛,民心几乎要处于崩溃边缘。诸葛亮花了四五年时间,才完成恢复重建,平定叛乱,以及国家的整合,达到可以重新出兵争霸的水平。

诸葛亮和孙权都认识到,三国鼎立在此时已成为比较稳定的状态,只能选择蜀吴结盟以对抗强大的魏国。

(四)白帝城托孤和"虚君实相"体制

夷陵之战大败的打击,让六十二岁的刘备一病不起,无法返回成都主持蜀国的大局。于是,他急招诸葛亮赶来,史称“白帝城托孤”。刘备意识到了蜀国惨淡的未来,“匡扶汉室”这个口号实现的虚无缥缈miǎo,同时还有国内各派势力的蠢蠢欲动,也意识到唯有诸葛亮才能收拾残局,尽可能维持下去这个事业。刘备对诸葛亮坦言:“君才十倍于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关于刘备说这番话的真正目的,有多种解释,但最起码表现了对诸葛亮能力的充分认可,以及对这个人的充分信任。刘备还给刘禅遗诏,要求“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没有限制的权力常常会让人迷失自我,产生贪婪和自负,但诸葛亮始终坚持“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事必躬亲,禅精竭虑。当时在白帝城接受托孤的主要有两位重臣,另一位是东州集团的领头人李严,但刘备李严的命令是留镇永安,作为蜀国东线军队的指挥,实际上将其排除出成都的最高领导层,为诸葛亮回去接管权力创造了条件。

刘备之后,刘禅与诸葛亮创立了“虚君实相”体制,这是非常先进的古代国家管理模式,“虚君”掌祭祀,符合“家天下”的历史惯例,而“实相”主具体行政事务,选拔最有能力的人治理国家,是对君主制局限性的补充与优化。当然,诸葛亮的高尚品德与个人魅力,也是成功实现“庸主统而不治国,贤相治而不夺位”的重要条件。刘禅继位之初,诸葛亮被封为武乡侯(县侯,而关羽仅仅是汉寿亭侯),在原先丞相、录尚书事、假节的基础上,又赋予开府治事的权力,同时领益州牧。自此,“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国家的政务中心转移到丞相府(丞相‘开府治事’),统一了事权,减少了组织架构的层次,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陈寿在《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中评论道:诸葛亮和刘备刘禅父子,称得上“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陈寿的父亲陈式,因街亭之败,与马谡一起被军法处置,处以髡kūn刑(剃光发),但陈寿对诸葛亮仍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这个评价绝对是比较客观、公允的。

一定程度上,虚君实相体制甚至可以说具备了近代以来君主立宪制的萌芽。“虚君”代表着国家的稳定与统一,“实相”承担政治责任,由专业化,能力高的人来承担,在执政出现错误,或是失去公民普遍信任后,须迅速离职,而更替的过程又不会影响到国家的正常运转。

不过,在诸葛亮去世后,刘禅迅速把各项权力归拢在自己手里,又故意制造费祎、蒋琬、姜维、董允等继任者之间的矛盾,以便自己更好地掌控,这是帝王心术,但却损害了蜀国的发展。再后来,刘禅宠幸宦官黄皓hào等人,更是加剧了蜀国的衰落。

下图中,魏国中部的红色部分,是名义上曹操受封的魏公国、魏王国范围,以邺城为国都,而当时的东汉中央政府,名义上以许昌为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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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曹魏集团对北方和邺城、洛阳的经营

赤壁之战五年后,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曹操封魏公,加九锡(注1),建魏国,国都定在邺城。理论上来说,曹操的魏国主要包括冀州,而曹操所控制的北方其它州郡,仍隶属于东汉中央政府。当时,邺城是魏郡(初建于西汉的汉高帝刘邦时期)的郡治,算是“魏国”这个名称的来源之一。曹魏与春秋时期的魏国在疆域方面还是有一些差别的。后来,司马昭的晋国也比照了这种模式,主要包括并州、司州、雍州,大体对应春秋时期晋国的疆域,而北方的其它州郡,依然隶属于曹魏。

邺城位于今天的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在漳河北岸。这座城池最早由齐桓公设置,魏文侯时期曾经是西门豹任职和成名的地方。官渡之战前,邺城是袁绍的统治中心,自然条件较好,周边人口密集。曹操打败袁绍后,在建安九年(公元204年)占领邺城。曹操花了许多年时间,对邺城加以扩建,打造成北方的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曹操扩建的邺城,东西宽七里,南北长五里,有明显的中轴线,王宫和街道均对称排列,呈棋盘样式,王宫坐北面南,城墙还分为内外两层(郭城、宫城),这种格局为后来的(北魏)平城、长安、洛阳、北京,以及古代日本首都的设计奠定了基础。

邺城西北部的城墙上,自北向南分布着冰井台、铜雀台、金虎台,称为“邺城三台”。三台单体长一百多米,宽几十米,高十余米,顶部有房屋几十间到一百多间,气势恢宏。三台内部还有储存燃料、食物、兵器等物资的仓库,战时可以作为城堡类的防御工事。建安年间,北方战事逐渐结束,归于安定,曹操和曹丕在铜雀台招揽人才,形成邺下文人集团“建安文学”体系。“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càn、徐干、阮瑀ruǎn yǔ、应玚yáng、刘桢zhēn)就是这一阶段的杰出代表。蔡文姬从匈奴归来,曹操就时在铜雀台设宴,为其接风洗尘。后世有许多文学家,围绕铜雀台这个主题,创作了大量诗、词、散文等作品,比如杜牧就有“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的名句。

邺城先后作为三国时期的魏国,以及南北朝时期的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的国都,称为“六朝古都”。东魏初年,新建了邺南城,原先的邺城被称为邺北城。北周时期,未来的隋文帝杨坚为削弱地方势力,下令拆毁古邺城,使之变为一片废墟,邺城居民前往南面几十公里外的河南省安阳。安阳曾经是商朝(殷朝)的国都,隋朝及以后又继承了“邺”这个地名,所以称为“殷邺一体”。

下图为曹操时期的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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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为邺城三台的复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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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为南北朝-东魏时期的邺北城和邺南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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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中之战的前一年,即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曹操进一步封魏王,强调其位居诸侯王之上,奏事不称臣,受诏不拜,在车马、服饰、礼乐、宗庙等方面,都可以达到东汉天子的标准。曹操又将许昌的东汉中央政府全部搬到邺城,置于自己的直接监督之下,算是完全架空了汉献帝,实质上形成了魏对东汉的取代。

曹操在世的最后十几年(公元204年至218年),曹操及其手下的官僚们,大部分时间都在邺城办公,每次征战也是从邺城出发,打完仗回来则称为“还邺”。公元218年,汉中之战全面爆发,刘备抵达阳平关,曹操从许昌抵达长安,形成对峙。公元219年,关羽发动襄樊之战,进军到襄阳、樊城一带,“水淹七军”,同时,东南方向上还有孙权进攻合肥,使得曹操不得不到处抽调兵力,疲于应付。因此,公元218年至220年期间,曹操离开邺城,到魏国南部的洛阳,把这里作为“前敌指挥部”。不过,此时的洛阳主要是军事中心,还没有成为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

曹操去世后,曹丕还是短暂地回到邺城,利用魏国宗庙等基础设施,完成葬礼和即位等事务。曹丕迫使汉献帝禅位之后,又放弃了邺城,以洛阳作为“魏朝”的国都,邺城降为四个陪都之一。此时的洛阳,经过曹魏二十多年的经营,尤其是许昌、洛阳一带的屯田已取得明显成果,具备了为大量军队和政府机构提供足够粮食及其它物资的能力。

明清时期,漳河屡屡泛滥,严重损毁了邺城遗址。

八、诸葛亮的战略构想与实践·继续推进的历程

(一)从创业到守成

三国的后半段,留存下来的史料和演绎出来的故事没有前半段那么多,《三国演义》对这个阶段相关事件的描写也不如之前那么多,但这并不意味着后半段没有前半段那么精彩,而是在这一时期,三个国家都面临着从创业到守成的转变。在创业阶段,可以期待着无限可能,有许多尝试的机会,当然,也有许多尝试后失败的人物,湮没在历史的风尘中。在守成阶段,面对着已经形成的庞大基业,考虑问题和做出决策都要更加慎重,一不留神就可能背上“败家”的骂名。三国的前半段,可以说是英雄大战沙场的时代,曹操、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周瑜等人物纷纷登场,在刀光剑影之间展示自己的才华与魅力。而三国的后半段,则是政治博弈逐渐升级的时代,其实运用了更多了谋略,有更加惊险的情节,只不过常常更为隐蔽,不容易为人所道,不容易编成普通故事罢了。

正如前面所说的,曹操选中曹丕作为继位者,主要看重的就是他符合守成之君的标准。曹丕在位六年,黄初七年(公元226年)英年早逝,当时只有四十岁。他选中的继位者曹叡ruì,在众多的候选人中,也是最符合守成之君标准的。曹叡继位之后,迅速击破了吴国发兵江夏、襄阳的虚张声势之举,稳定了内外部局势,维持了魏国在三国中的优势地位。曹叡继位,到公元263年魏灭蜀之战开始,这四十年时间里,魏蜀吴三国呈现大体平衡的状态,虽然有多场战事,但均未改变疆域和基本格局。在西线,主战场是“陇西-关中-汉中”,在东线,主战场是江淮,以合肥为争夺中心。

(二)为北伐奠定基础的南征

《三国演义》中有“七擒七纵”孟获的故事,但《三国志》等正史中均无相关记载。不过,南中地区作为蜀国的大后方,这一带是否安定,对于蜀国能否安心北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夷陵之战后,诸葛亮先是与东边的吴国修复盟友关系,接着就在建兴三年(公元225年)率军南征,“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并日而食”,攻心为主,攻占为辅,相继平定了雍闿kǎi、孟获等西南少数民族割据势力,获得了这些地区对“成都政府”的承认和拥护,为后来的集中全力北伐奠定了良好基础。

南征成功也给诸葛亮北伐带来了物质方面的利益,尤其是川滇铜矿带(四川西南部-云南东北部)的产出,铜是古代重要的战略级资源。《资治通鉴·魏纪二》记载到:“亮于是悉收其俊杰孟获等以为官属,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以给军国之用。”

(三)诸葛亮战略构想的实践:第一次北伐与“子午谷奇谋”

公元228年至234年,诸葛亮先后五次组织北伐,“六出祁山”则是《三国演义》编的故事。建兴五年(公元227年),诸葛亮认为蜀国经过几年的休养生息,已具备进攻魏国,发起战略决战的能力,于是给刘禅上《出师表》,指出“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rǎng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出师表》和《后出师表》还对刘禅治理蜀国的方法提出了详细建议,对蜀国可用的高级官员逐个做了评点,相当于诸葛亮为蜀国做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

建兴六年(公元228年),魏文帝曹丕去世,魏明帝曹叡继位。诸葛亮认为可以趁着魏国君主交替,政局不稳的时机出兵,是为第一次北伐。诸葛亮的方案是:自己率主力进军西边的祁山(陇右)地区赵云率一支军队佯攻中部的褒斜道

当时,魏延献上“子午谷奇谋”,建议效仿当年的韩信,走东边的子午谷(子午道)奇袭关中,一举拿下长安,然后迎接蜀军主力从褒斜道出来,从斜谷(今陕西省宝鸡市)向东,到长安会师。诸葛亮的方案是比较稳妥的蚕食模式,从魏国和羌族交界的防守薄弱处寻求突破,之前的董卓,以及马腾、韩遂等人,都是从这一带悄悄继续力量,起家和突入中原的。魏延的方案在一定程度上则存在赌的成分,需要在子午道艰难行军的过程中确保不被魏国发现,并且在蜀军突然出现在长安城下时,被认为怯qiènuò无谋,属于贵族子弟的魏军关中地区主将——夏侯楙mào会抵抗意识瓦解,率军东逃。客观地说,蜀军想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标,难度比较大。而子午谷虽然路程最短,却最为崎岖、艰险,还经常被暴雨冲断。如果魏军得到消息,在子午谷北出口布下重兵,蜀军就会重蹈夷陵之战的覆辙,被关门打狗,堵死在谷中和谷口附近。诸葛亮考虑到蜀国的国力有限,经不起折腾和失败,没有采用魏延的计策。还有历史学家认为,魏延的“子午谷奇谋”还包括一个更为大胆的设想:出子午谷之后,立即向东,封住关中平原的东出口:函谷关-潼关,形成关门打狗的态势,阻止魏国“中央军”西进救援,然后把关中平原的魏国守军一点一点吃掉。辽沈战役期间,攻打锦州,打塔山阻击战用的就是这个思路,但这是建立在解放军有足够实力和顽强意志的基础上,战前就有八九成以上的把握。而三国时期的蜀国国力与魏国相差较大,打不起消耗战,即便夏侯楙弃城逃走,面对后续大批西进的魏军,也无法同时在两个战场上,打函谷关-潼关的阻击战和长安一带的攻坚战/歼灭战。

诸葛亮率军突然抵达陇右的时候,魏国“朝野恐惧”,不少官员和将领直接弃城逃走。姜维就是在这场战役中,在外出巡查的时候,被自己的上级——天水太守给丢在后面,蜀军包围上来后,不得不投降。经过锻炼和考察,诸葛亮确定姜维为自己衣钵的传承者,在自己去世后继续北伐事业。

对于蜀军的攻势,魏国紧急调动了大批军队,魏明帝曹叡从洛阳赶往长安坐镇指挥,派曹真带兵去防御赵云,派张郃带兵去防御诸葛亮,并要求凉州的军队实施反攻。诸葛亮与张郃最终在街亭形成对峙。此时,诸葛亮的心腹马谡请战,但未按照事先安排好的部署,并拒绝了副将王平的劝说,错误地屯兵于一座孤山上,而不是当道扎营,结果被张郃包围,切断水源,大败。街亭失守蜀军丧失战场上的优势,加上赵云在褒斜道也没有取得突破,不得不撤军,第一次北伐宣告失败。

回到汉中后,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并自贬三级。赵云撤退途中,烧毁褒斜道,以防魏军尾随追击,因此,第二次北伐只能选择陈仓道。魏军也意识到了这个情况,增加陈仓守军,重修陈仓城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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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秦岭古道

“秦岭-淮河”是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分界线,也是长江、黄河两大流域的分水岭。广义的秦岭西接昆仑山,东接大别山。狭义的秦岭主要指陕西省南部,关中平原和汉水谷地(汉中盆地,安康盆地等)之间的山脉,东西长约500公里,南北宽100-150公里。秦岭的北麓有渭河、洛河(南洛河)-伊河,南麓有汉江、嘉陵江。秦岭的山,海拔普遍在1500米以上,最高可达到2600多米。

自古以来,山高林密,谷深水急,就使得秦岭成为“天堑”一般的障碍,多猛兽出没,人类穿越则困难重重。上世纪五十年代,修建宝成铁路的时候,进入秦岭山区,在姜河沿岸,有直线距离6公里左右的一段峡谷,因为高差较大(山体高差超过680米,铁路线路高差达到817米),不得不采用反复迂回,盘旋而上的方式,做了27公里长的“观音山展线”,在观音山站能观看到三层铁路在高山峡谷间重叠的场景。即便这样的设计,火车(尤其是货运列车)通过的时候,仍需要使用前面一个火车头拉,后面两个火车头推的方式(此为由北向南的情况。如果由南向北,则是前二后一)来增加动力。当时,为了给观音山站的站场及附近桥梁、隧道腾出空间,铁路建设者还实施了定向大爆破,用了334吨炸药,炸掉山石26万立方米。宝成铁路的走向,基本上沿着之前的陈仓道、金牛道,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道路仍如此艰险,三国时期的状况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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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秦岭中的南北方向上,也有一些古道,连接了关中平原和汉水谷地。自西向东依次有:祁山道、陈仓道、褒斜道、傥tǎng骆道、子午道。祁山道、陈仓道相对平坦,其余三条道则需要穿过险要的山区。诸葛亮第一次北伐走的祁山道,虽然离长安最远,却行军方便,出祁山后,还有大片平地可以种田和放马,边打仗便屯田,后来魏蜀对峙的时候,诸葛亮就安排了大规模的屯田。秦国祖上也正是在这一带给周王室牧马,并最终发迹的,蜀地和汉中没有什么适合养马的区域,蜀军的骑兵很弱,可以借这里的资源来弥补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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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面,穿过大巴山,连接汉水谷地和蜀地的古道,由西向东分别有:金牛道、米仓道,金牛道经由剑阁到成都,米仓道先到巴西,然后转向西去成都,即今天的成渝(成都-重庆)通道。在上面这张图的西侧,还有一条阴平道,经过江油、绵阳,抵达成都,魏灭蜀的过程中,钟会被姜维堵在剑阁,邓艾就是冒险走阴平道,奇袭了成都。在东面,子午道向南,唐朝时开辟了荔枝道,从汉水谷地和安康盆地中间穿过,到重庆涪陵,传说这最初是给杨贵妃送荔枝用的驿道。再往东,经由长安东南面的蓝田,有一条武关道,通往南阳盆地,当年项羽被秦军主力堵在函谷关外,刘邦就是绕行这里,走秦军未注意到的防守薄弱位置,突入关中平原的。

狭义秦岭的西北方向,渭河宝鸡段上游,今天甘肃省东南部一带,被称为陇山(六盘山)。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在这里设立陇西郡,古代以西为右,所以又称“陇右”。诸葛亮五次北伐,一方面是想夺取魏国的陇右四郡(陇西、天水、南安、广魏、安定),在西面和南面对魏国关中地区形成环形/钳形包围,另一方面则是想占据渭水上游,居高临下,顺流而下,在路线选择上降低进军关中地区的难度。

(五)诸葛亮战略构想的实践:第二次北伐

蜀建兴六年(公元228年,魏太和二年,吴黄武七年),孙权安排周鲂fáng诈降魏国,魏国在东南方向的统帅曹休不知有诈,率步骑兵十万前往皖城(今安徽省安庆潜山市)接应。孙权发现曹休上钩,立即派陆逊等人带兵合围,大败曹休的军队。因为曹休是曹操、曹洪的侄子,又是曹丕临终前安排的四位辅政大臣(另外三位是:陈群、曹真、司马懿)之一,魏明帝曹叡不敢掉以轻心,立即从其它地方调集军队去救援。诸葛亮得知魏国关中平原空虚,写信给在吴国的兄长诸葛瑾,约定联手北伐。

这是蜀国的第二次北伐。诸葛亮带兵出陈仓道,包围陈仓。由于魏国在第一次北伐结束的时候已预料到这个情况,提前做了充足准备,虽然此时陈仓只有五千名守军,却具备较高的防御能力。蜀军使用了云梯、冲车等装备,挖地道,还试图填平护城河,均被郝昭率领的魏军一一破解,双方相持二十多天,未有胜负。魏国很快反应过来,派张郃等人率军来救援。此时,蜀军跨过秦岭转运粮食的后勤压力很大,前线军队粮食即将耗尽,不得不退回汉中,第二次北伐宣告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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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诸葛亮战略构想的实践:第三次北伐与魏国反攻

建兴七年(公元229年,魏太和三年),诸葛亮派陈式带兵进攻武都、阴平,魏国派郭淮率军来救援。诸葛亮带蜀军主力进驻建武都北面的建威,魏军主动撤退,蜀军顺利占领这两个郡,诸葛亮回到汉中。刘禅得知此消息,恢复诸葛亮的丞相职位。当年冬天,诸葛亮带着北伐蜀军的大本营转移到汉中附近的平原上,在汉中西北、东北方向分别修筑汉、乐两城(今陕西省汉中市勉县、城固县),以加强汉中的防御。后来,魏军打进成都,刘禅投降的时候,这两座城仍然在抵御魏军,作为汉中的屏障。

建兴八年(公元230年),魏军开始反攻,曹真率主力走子午道,司马懿带兵从汉水逆流而上,试图与曹真在汉中会师。张郃走褒斜道,直指汉中。诸葛亮一方面加强汉中周边的防御,另一方面要求李严率两万人增援。子午道本来就艰险,曹真进军途中又遇上长达一个月的暴雨,冲垮了栈道,在经过一个月的跋涉后,才走了一半路程。由此可见,魏延“子午谷奇谋”中的十天穿过子午道,属于极难实现的目标。由于三路大军步调不一致,纷纷逾期,魏明帝曹叡不得不宣布取消反攻计划,全部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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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诸葛亮战略构想的实践:第四次北伐

建兴九年(公元231年,魏太和五年),雍州、凉州半年没有下雨,诸葛亮决定趁此机会北伐,用木牛流马来运粮。蜀军包围祁山堡,在其东北修建作为大营,还招揽了附近的鲜卑人作为响应。魏明帝曹叡命司马懿坐镇长安,统一指挥,张郃、郭淮等人率军西进到祁山堡以北的上邽guī

蜀魏两军对峙的前半期,蜀军处于相对有利地位,多次主动出击,破坏上邽一带的麦田,以至于魏军一度要从西面的羌族聚居区买粮。但司马懿的坚守不出,渐渐拖垮了远道而来的蜀军,加上李严督运粮草不力,害怕诸葛亮问责,就怂恿刘禅下旨让诸葛亮撤军,第四次北伐宣告失败。诸葛亮回到成都后,非常愤怒,将李严贬为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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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诸葛亮战略构想的最后实践:第五次北伐

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魏青龙二年),诸葛亮经过三年的“劝农讲武”做准备,率数万大军穿过褒斜道,抵达郿县,在渭水南岸的五丈原驻扎。司马懿继续采取消耗战的应对模式,率魏军背水扎营,与蜀军对峙,希望等蜀军粮食耗尽,自行撤退。诸葛亮考虑到前四次北伐,运输粮食压力大,供应不足或不及时的问题导致了整个战役的功败垂成,组织蜀军在渭水南岸屯田。根据诸葛亮的请求,孙权也亲自带领十万军队北上,但被魏明帝曹叡亲自率领的军队击败,未能起到配合蜀军作战,分散魏国力量的既定目标。孙权曾经多次带兵北上伐魏,屡战屡败,从未得胜过,尤其是逍遥津一战,孙权以十万军队进攻魏军主将张辽的七八千兵力,仍没有攻下合肥,从此,孙权只要带兵出征,就被笑称为“孙十万”。

蜀魏两军对峙一百多天后,诸葛亮很是着急,先后派兵攻打武功水(渭水南岸支流,今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在五丈原以南,褒斜道北出口一带)、阳遂(今岐山县蔡家坡镇,与渭水南岸的五丈原隔河相望)等地,想破解困局,争取主动权,均未成功。诸葛亮又准备了一套女人的衣服,故意送给司马懿,想使用激将法来激怒司马懿,使其出战,结果司马懿识破了这个计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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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懿从诸葛亮使者的口中试探出,诸葛亮“事事亲力亲为,食少事繁多”,判断诸葛亮将坚持不了多长时间,进一步坚定了以拖待变的信心。当年八月,诸葛亮积劳成疾,病情急剧恶化。消息传到成都,刘禅急忙派李福前去探望。诸葛亮安排了去世后蜀国的人事和政策,让杨仪、费祎带各军撤退,魏延、姜维断后,秘不发丧。

多年前,费祎出使东吴的时候,孙权就说过,杨仪、魏延都是能力高却心眼小的人物。诸葛亮在世的时候,尚能控制住两人,而诸葛亮不在了以后,火并便在所难免。当时,魏延是军中二号人物,对诸葛亮未将其纳入到托孤重臣序列极为不满,在撤退过程中,要求自己带兵留下来,继续北伐。杨仪假公济私,造谣说魏延反叛,将魏延斩杀,并灭其三族。回到成都后,费祎调查清楚整个事件,向刘禅报告,刘禅将杨仪贬为庶民,后来又将其下狱,一年后,杨仪在狱中自杀。杨仪、魏延,一度为诸葛亮麾下最出色的文、武干将,两人死后,蜀国人才凋零,国力受到很大影响。之后,费祎、姜维也在路线方面存在严重分歧,费祎主张休养生息,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不愿意给姜维的北伐提供人马、粮草,蜀国高层的矛盾依然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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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诸葛亮北伐终未成功的原因-客观的、蜀国的角度

从蜀国角度来看,汉中地势的不利变化,加大了诸葛亮北伐的难度。

汉中平原,又称汉中盆地,或汉水谷地,位于汉江的上游。其北面为秦岭,东西很长,南北很宽,山高林密,虽然离关中平原的直线距离很近,却难以逾越。其南面为大巴山脉,比不上秦岭的宽广险峻,但也要费很大力气翻山越岭,才能抵达四川盆地。其西面是今天甘肃省的东南部,称之为陇南,属于秦(秦岭)巴(大巴山)山区、黄土高原、青藏高原的交汇点,多高山深谷,遍布着密密的森林,连长江与黄河的干流也分别从南北绕行而过。其东部的安康一带也没有大路,今天与湖北十堰之间还有着水面极其广阔的丹江口水库。

汉中是陕西(关中)和四川之间的重要战略缓冲区。如果是四川控制了这一带,便能够对关中形成巨大威胁。秦汉交替之际,刘邦根据韩信的建议,由此处“暗度陈仓”,一举扭转被动局面,进入到和项羽“两强争霸”,平分天下而对峙的阶段。诸葛亮和姜维的北伐,也都是希望效仿当年刘邦的成功经验,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干扰了魏国的发展,为蜀国的延续争取了有利环境。然而,刘邦的成功,得益于当时的汉江流域一直向西延伸到今天的甘肃省天水市,且上游遍布山间湖泊,面积最大的一处称“天池大泽”,具有丰富的水量,造就了良好的通航条件。刘邦军队经由沔miǎn水、汉水运输物资,非常方便、快捷,同时,从西面的陈仓道等处穿过秦岭,可以避开关中地区的正面防御,绕到其侧翼,出奇制胜。然而,西汉初年(汉高帝刘邦时期),甘肃省东南部到陕西省西南部一带发生强烈地震,余震持续了八个月,大幅改变了地貌,截断汉水上游(沔水,今称‘西汉水’)河道,形成堰yàn塞湖。公元前161年左右(汉文帝时期),堰塞湖满,从其南部山间溢出,冲入嘉陵江上游河道,成为嘉陵江的西源头,也就是说,沔水最初是由西向东流,后来变成了由西向南流。

可以这么说,刘邦拿到了最后一张船票,而刘备在其所处的时代,已经无缘复制其祖先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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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北伐的时候,由于在汉水和嘉陵江上游之间出现了分水岭,蜀地和汉中的物资无法通过水路向上游转运,不得不翻山越岭,耗时较长,损耗较大,常常会出现供应不足的情况,即便发明了“木牛流马”等“黑科技”装备,也是杯水车薪,并不能改变后勤受限的窘jiǒng境,这是屡战屡败,难以打持久战,拼消耗战的重要原因之一。

反过来看,如果是陕西(关中)控制了这一带,四川就失去了一半以上的防线,因为大巴山没有秦岭那么险峻,北方军队进入汉中平原,四川盆地的最北面的广元、剑阁、江油等地,就相当于门户大开了,这也是后来的许多个朝代,都把汉中划入“陕西”的范围,而不让四川所掌握的原因。到了蜀国后期,姜维北伐,转为在陇南地区做重点出击,但听说钟会率领魏军进攻汉中,也很快回援,害怕丢失了基本盘。等到魏军全面进入到汉中盆地(邓艾则是绕过汉中,走西边的阴平道),便意味着已经越过了最为艰险的路段,蜀中许多人的抵抗意志已经开始动摇了。

(九)诸葛亮北伐终未成功的原因-主观的、魏国的角度

就普天下这个范围来看,魏国面临着西南有蜀国,东南有吴国的两线作战局面,即便是与蜀国接壤的区域,也是西南有陇西和汉中,东南有荆州,同样需要分兵防御。在赤壁之战结束后的几年里,魏国对于蜀国,主要表现为防御,被动应付,疲于奔命的状态。关羽失荆州以后,蜀国在东线失去了突破口,吴国势力向西北推进,却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给了魏国喘息的机会和重新思考战略布局的时间。这几年,魏国还趁机向南推进,在蜀吴之间的巫峡东北,夺取了上庸等地区,相当于打进去一枚楔xiē子。

魏国也渐渐发现了破局之道,便是避开蜀国屡屡北伐的锋芒,将战略重心从汉中转入关中,把蜀国的大量财力、物力和人力消耗在“四川盆地→大巴山→汉中盆地→秦岭→关中平原西南部”这条漫长的运输线上。魏国的战略是,放弃董卓、李傕jué、郭汜等军阀在混战中反复破坏,赤壁之战期间已经严重破败的关中地区,将这一带变为与蜀国对峙zhì的缓冲地带。从蜀地往北,翻越大巴山相对容易一些,但翻越秦岭,至今仍是一件较为困难的事情。魏国把秦岭北麓的关中地区给让出来一条线,让蜀国看到北出秦岭古道的希望,表面上看似乎是战略收缩,实际上却是让蜀国背上了沉重的后勤负担,致使蜀国本应占据主动的北伐,由于后勤负担等客观条件的阻碍而变为被动。当然,东汉到魏国时期,全国(至少是北方)的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已经转移到关东,即河洛地区,以洛阳为代表,魏国建立之初,又新形成了许昌(汉献帝驻地)和邺城(魏王驻地)“二元化”的国都格局。总之,魏国是通过调整空间布局,拴住了蜀国,赢得了战略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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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根据《礼记》,九锡是指:车马、衣服、乐、朱户、纳陛、虎贲、斧钺、弓矢、鬯。“锡”在这里是“赐”的通假字,但是在汉朝以后就直接读xī了。九锡是九种礼器,由天子赐给功勋卓著的诸侯或大臣,是古代最高级别的礼遇。其具体构成是:1、车马:按照最高标准,配备八匹黑色公马,马车上用金色涂装。2、衣服:衮冕之服:皇帝和上公(三公之上)的礼服。3、乐:又名:乐则,乐县,指钟磬qìng类乐器。4、朱户:朱漆(红色)大门。5、纳陛:上朝时走“贵宾”专用通道,不与其他大臣一起。6、虎贲bēn:出行时,可以有虎贲卫士若干人随侍。7、斧钺:斧和钺yuè,但这里是装饰性的兵器,代表军权和治权,如果被授予“假节钺”,则可以代表天子行使一些权力。8、弓矢shǐ:这里指特制的红色、黑色弓箭,是代表天子讨伐的象征。9、秬jù鬯chàng:祭祀时用的香酒。

注2:本文动笔于2021-12-3 22:30:6 由于篇幅过长,为了更快地加载,提供更好的访问体验,后面的内容再分出来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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