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叫叫讲中国史27-三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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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诸葛亮的战略构想与实践·提出和初试

（一）三顾茅庐-诸葛亮出山

公元207年冬至208年春，寄居在刘表门下，驻军荆州北部（襄阳以北）小城——新野（属今天的河南省南阳市）的刘备，在当地名士，并短暂做过自己谋士的徐庶的建议下，三次前往襄阳城外十多公里的隆中，拜访诸葛亮，直到第三次，方才见到诸葛亮本人，后来，这一段被编成了“三顾茅庐”的故事。

诸葛亮所属的诸葛家族，是西汉和东汉时期的豪强大族，祖籍在著名的琅琊郡（今山东省青岛市、诸城市、临沂yí市一带）。凭借家族势力、影响力和祖上名望，诸葛亮完全可以在当时最强大和疆域最广阔的魏国，或是较为富庶和稳定的吴国，寻求一份级别不低的官职。当然，诸葛家族与诸葛亮同一辈的兄弟中，哥哥诸葛瑾在吴国，官至大将军，堂弟诸葛诞在魏国，官至司空、征东大将军。这是中国古代大家族（名门望族）保持繁衍和精神传承的常见方法，简单来说就是分散投资，分散风险。这样的模式，上可以追溯到西周甚至更早时期，下能够一直延续到唐朝灭亡的时候，也就是黄巢和朱温两轮对世家大族的屠戮lù，史称“天街踏尽公卿骨”。实际上，诸葛诞的女儿嫁给了司马懿三子——司马伷zhòu，此人为司马师、司马昭的弟弟，西晋开国皇帝司马炎的叔叔，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ruì的爷爷。从这个角度来看，魏、蜀、吴三国都消失了以后，诸葛家族依然是皇亲国戚，延续了整个西晋和东晋时期。

刘备三番五次，极尽谦虚地邀请诸葛亮加入自己的团队，首先看重的就是诸葛亮的身后，有一个超级庞大的关系网。而接触到这张关系网，基本上就掌握了荆州、襄阳及其周边区域的最大主动权。诸葛亮的关系网包括：一是自己的先人，其祖、父、叔都是高官，司隶校尉、泰山郡丞、豫章太守之类，从中央到地方都有，连时任荆襄地区最高首长——刘表，都是这些人的故旧。二是自己的师友，司马徽、徐庶、庞统、石广元等人，全都是荆襄地区的名士，属于刺史、郡守这些省部级、地厅级官员的后备人选，即便不想干这些官职，不出来工作，只做做魏晋时期流行的“清谈”，至少也是“意见领袖”，在中国古代延续近两千年的缙绅治理体制下，各级官员尤其是基层官员，都得要充分尊重和依靠这些人。三是自己的岳父黄承彦，父女俩都才华横溢，而且黄承彦还算得上刘表的连襟，也就是说刘表应该是诸葛亮的“姨夫”，此外，诸葛亮的两个亲姐妹，一个嫁给襄阳望族蒯kuǎi祺，一个嫁给庞德公之子庞山民，都是荆襄地区数一数二的大族。四是自己的亲哥哥诸葛瑾，堂弟诸葛诞，一个在吴国做高官，一个在魏国做高官，诸葛亮在四面八方都有“亲朋好友”，不过有些尴尬的是，魏灭蜀之战中，诸葛亮的族弟诸葛绪，与邓艾、钟会分别统领了魏军的三支主力。

诸葛亮3岁和8岁时，母亲和父亲相继去世，他和弟弟诸葛均跟随叔父诸葛玄南下，先是到豫章（准备接任豫章太守，但由于手中无兵，未能成功），后投奔荆州的刘表。诸葛亮躬耕于南阳时，平时喜欢吟诵《梁甫吟》，并自比管仲、乐yuè毅。当时的大部分普通人，对诸葛亮都不屑一顾，但名士徐庶、崔钧、司马徽等人对其十分推崇，将其和庞统并称为“卧龙、凤雏”。

（二）隆中对：诸葛亮的战略构想

诸葛亮在初次见到刘备的时候，并没有直接答应出山，而是先介绍了自己总结出的三分天下，促成三足鼎立的战略构想，史称《隆中对》。

虽然是历史上总是说“三足鼎立”，但魏、蜀、吴三国在疆域和实力方面始终有着较大差距。东汉末年的十三个州，魏国占据了其中九个州的全部（司州（司隶校尉部）、冀州、幽州、并州、凉州、豫州、徐州、青州、兖州），荆州的西北部和扬州的北部，还在名义上拥有西域长史府的领导权。蜀国仅拥有益州的全部，荆州在襄樊之战后便失去了。吴国拥有荆州的大部，扬州的中部和南部，交州的全部。魏国所占据的北方，大多为当时经济较发达，人口较多的区域，蜀国、吴国占据的南方，当时开发程度还不够高，许多区域还和少数民族聚居区犬牙交错，需要承认孟获之类当地少数民族首领的统治地位，赋予其自治权，才能换取“边境”的相安无事。

刘备去世后，孟获觉得蜀国会陷入内乱，于是立即造反。诸葛亮不得不亲自带兵南征，俘虏孟获后，也不敢“按惯例”处死，而是根据马谡的建议，将其赦免，通过怀柔政策，换取其对“刘禅-诸葛亮”新模式下蜀国政权的支持。西汉和东汉时期，在西南边疆，中央政府陆陆续续派驻了官员，并安排了一定数量的军队屯垦戍边。诸葛亮鉴于蜀国有限的国力，不留官员和军队，也不征粮，仅要求其提供一些北伐所需，但四川盆地相对匮乏的物品，对这些地区来说不算什么负担，而诸葛亮的主要目标也就是后方安定，让自己能够安心北伐。

诸葛亮的规划，第一步是夺取荆州，第二步是跨有荆益，第三步是徐图中原。其核心是以小博大，先拿下实力最弱的刘表、刘璋，争取到与曹操、孙权达成一种战略平衡，然后扩大自己的实力，寻找攻击魏国的突破口。蜀国的核心区域——四川盆地，北有大巴山、秦岭，吴国则有长江天堑，这些都是形成割据，组织魏国军队南下的重要条件。中国古代长期为小农经济模式，各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自给自足，不同区域（地理版块）之间的关联性、依赖性比较低，这也是地区间相互分立的基础。

孙刘联盟进一步强化了弱小的蜀国和吴国抵御强大魏国的力量。不过，孙刘联盟许多时候并不是铁板一块，还是存在诸多纠纷和博弈。后来，魏国多次利用了这些矛盾，在襄樊之战等关键节点，成功遏制了蜀国、吴国北上的锋芒。

诸葛亮的六出祁山，姜维的九伐中原，也包括吴国与魏国在“寿春-合肥-濡须口”一带的多轮交锋，都是蜀国、吴国在倾尽全力维持着三足鼎立的“脆弱”平衡，因为，以攻为守，一直都是弱小国家的无奈选择。

诸葛亮是个出色的战略家，为刘备集团制定了一整套的长期路线图，是刘备集团赢得军事和政治斗争胜利，最终走向事业巅峰的关键。到荆州以前，刘备有过许多次割据机会，但都没能保住土地，基本上一直处于颠沛流离的状态。很重要的原因，便是刘备集团缺乏诸葛亮这个等级的战略规划人才，虽然从来都不缺大将。关羽、张飞、赵云等人，在三国时代，都是一等一的名将，但总是没有一位出色的军师来很好地统筹调配这些大将，未能充分发挥这些人的能力。诸葛亮加入后，一步一个脚印，奠定了蜀国基业。之前，刘备是东汉末年十几个诸侯中的普通一员，有了诸葛亮，迅速脱颖而出，成为三足鼎立的一极，虽然是最弱小的，但毕竟超越了除曹操、孙权以外的所有枭xiāo雄。

下面两节是对《给叫叫讲中国史22-三国（上）》的一点补充，赤壁之战、刘备入蜀、汉中之战的详细介绍，请点击查看上一篇博文。

（三）诸葛亮战略布局的第一步：刘琦出镇江夏

曹操率大军南下，刘表临终的时候，刘表的长子刘琦受到荆州当地豪强蔡（蔡夫人、蔡瑁mào）、蒯（蒯kuǎi良、蒯越）等家族的排挤。诸葛亮为其出主意说，效仿春秋时期的晋文公重耳，离开襄阳这个权力争斗的漩涡中心，主动要求出任江夏郡太守，以避免遭遇晋国太子申生“在内而亡”的命运。诸葛亮表面上是在为刘琦出主意，深层次却是在为刘备将来夺取荆州做铺垫，毕竟，软弱和被孤立的刘琦只能依靠刘备。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也就是赤壁之战结束后的第二年，刘备向实际为曹操控制的“汉献帝朝廷”上表，保举刘琦为荆州刺史，其实，刘备是在打着刘琦的名义夺取了武陵郡、零陵郡、南郡。就在这一年，刘琦又“病逝”了。在没有足够史料证明的情况下，没法对刘琦“病逝”的真正原因及“合理性”妄加揣测，但刘琦“病逝”后，刘备、诸葛亮顺利接管了荆州西部，并在后来安排其团队的核心人物之一 ——关羽在此镇守，算是完成了吞并。

（四）诸葛亮战略布局的第二步：刘备成为汉中王

之前，基于韬光隐晦，避免出头挨打的考虑，刘备没有打出自己独立的旗号，名义上仍然是曹操控制的“汉献帝朝廷”的下属，顶着空头的“左将军”名号。汉中之战后，刘备集团已经掌握了益州、汉中、荆州三大板块，实力和影响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了进一步增强号召力，在诸葛亮等人的运作下，刘备自封为“汉中王”，与“魏王”曹操形成分庭抗礼之势。当时，刘备集团同时存在两套体系，一套是“汉中国”的管理机构，其核心为汉中国尚书台，尚书令为法正。另一套是益州、汉中、荆州的总体管理机构，以“左将军、大司马”刘备为首，并由诸葛亮“署左将军府事，署大司马府事”。等到刘备正式称帝，诸葛亮又晋升为丞相（外朝统领）、录尚书事（内朝统领），继续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持续推进“隆中对”的路线图。

需要说明的是，历史上并不存在汉中王“五虎上将”的说法，这是《三国演义》编出来的，《三国志》等史书中均无记载。汉中王时期，关羽、张飞、马超、黄忠曾分别被任命为前将军、右将军、左将军、后将军，赵云被任命为翊yì军将军。此外，曹魏集团有“五子良将”的说法，但这也是到了二十世纪后半叶才出现的。不过，《三国志》卷十七，倒是把这五个人合编在一篇里面，名为《张乐于张徐传》，并总结道：“太祖建兹武功，而时之良将，五子为先。于禁最号毅重，然弗克其终。张郃以巧变为称，乐进以骁果显名，而鉴其行事，未副所闻。或注记有遗漏，未如张辽、徐晃之备详也。”五子良将分别为：前将军张辽，右将军乐进，安远将军于禁，车骑将军张郃，右将军徐晃。

（五）偏离了诸葛亮战略布局的第三步：关羽的襄樊之战

刘备、诸葛亮入蜀的时候，安排最信任的两个人驻守两个关键节点，关羽驻防荆州，张飞驻防巴州（并往来策应），均被授予“假节钺yuè”，有临机处置，无须先汇报的全权。这两地是刘备此时的大后方，也是防御孙权、曹操趁机抄后路的第一道和第二道防线。在这种新的布局之下，黄忠、马超、魏延等人被换防到攻取蜀地的前线，放在刘备、诸葛亮身边，这是刘备麾huī下的“荆州集团”巩固自身地位，防范其它小团体作乱的重要措施。

刘备取得汉中之后，留守东方的最高军事长官——关羽发动了襄樊之战。此前，曹军在汉中黯然撤兵，士气低落，刘封、孟达按照刘备、诸葛亮的指令，攻取上庸、房陵，威胁襄樊的西侧，孙权又北上攻打合肥，使得曹操不得不到处抽调兵力，发往扬州，疲于应付。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春，关羽的军队势如破竹，从长江流域的江陵一路北进，直抵汉水南岸的襄阳和樊城。历史上一直有“铁打的襄阳，纸糊的樊城”这种说法，关羽为了尽快取得重要战果，绕开汉水南岸地势较高，周围环绕多座大山，城池坚固的襄阳，先围住了汉水北岸地势较低，周围平坦，更有利于大兵团展开的樊城，试图在打下樊城之后，让襄阳的曹军不战而降。当年八月，连日暴雨造成汉江的洪水，关羽把握这一机会，将水引向樊城，困住于禁、庞德率领的增援部队——三万多人的“七军”。关羽“水淹七军，威震华夏”，还斩杀了庞德，以至于曹操都想放弃许都，带上汉献帝北逃，避开蜀汉军队的锋芒。

不过，在关羽气势如虹的时候，孙权已开始谋划和实施“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行动。一方面，让名声在外的荆州前线总指挥吕蒙装病，还放出消息说要回江东疗养，另一方面，派出比较年轻，还没有什么名气的陆逊前往陆口（今湖北省咸宁市嘉鱼县，长江南岸）作为策应，并写信主动示弱，迷惑关羽。关羽逐渐减少江陵一带的驻防兵力，调往襄樊前线，孙权则在暗地里不断增兵。关羽收编了曹军投降的数万人之后，粮食变得非常紧缺，于是纵容手下抢掠了孙权储存在湘关的粮食，孙权以此为借口，出兵袭击关羽的腹背。此时，汉中之战时驻守在宛城，作为预备队的徐晃率兵南下。曹仁被包围在最里面的樊城，关羽军队在中间一圈，徐晃则是在外围。虽然暂时还没有力量解樊城之围，却迫使关羽放弃北边的偃城，曹军由北向南，步步为营。

在南面的长江沿线，吕蒙带领精锐军队，伪装成商队，“白衣渡江”，奇袭关羽的防线，俘虏糜芳（刘备的糜夫人的弟弟，在徐州就跟随刘备，当时为南郡太守，驻防江陵）、士仁（,刘备的幽州老乡，驻防公安）等留守将领，释放之前被关羽俘虏的曹军将领于禁。史料记载，糜芳早年是商人，跟随刘备主要是一种风险投资，就像吕不韦结交秦异人、嬴政一样，虽然坚持了许多年，但是在强敌压境的极端状态下，仍有可能放弃原则。士仁则是游侠一类的人物，即便深受刘备的信任，在关羽北上的情况下，还是难以独当一面。

南郡失手后，关羽军心不稳，加上曹操亲率大军从长安赶到洛阳，孙权也率领更多吴军抵达江陵，战争的天平开始渐渐倾斜。曹军故意放开一个缺口，让关羽退守麦城，迫使孙权不得不接住这烫手的山芋，以此来挑拨孙刘联盟内部的矛盾。当年十二月，孙权的军队俘虏突围的关羽及其子关平，予以斩首。

关羽在襄樊与曹军相持的阶段，刘封、孟达拒不出兵协助，作壁上观，坐看关羽兵败，在刘备集团内部造成很坏的影响。孟达随即投降曹操。刘封是刘备养子，曾位列刘禅之前，作为继承人被培养，由于这场战役中的表现，回到成都后被赐死。

（四）对诸葛亮战略布局的检讨

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曾谋划了“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的策略，但此举必须以“外结好孙权”来作为基础。而在当时，江东集团的周瑜、鲁肃（与孙权的<榻上对>）也有相似的战略构想，即跨有荆州、扬州（江东），以上游荆州作为下游扬州的外围防护，同时建成北伐中原的前进基地。关羽在襄樊之战中的用兵是可圈可点的，但却忽视了极其重要的战略级因素，这就是低估了孙权一直以来对整个荆州地区的觊jì觎yú之心。本来，在赤壁之战刚刚结束的时候，东吴集团就很是不满与蜀汉集团共分荆州的方案，当关羽占据了荆州的西南部，又开始快速侵蚀荆州北部（曹魏辖区）的时候，孙权更觉得如芒在背，寝食难安，认为严重破坏了实力均衡，即蜀汉-东吴联盟存续的重要基础。于是，孙权选择铤而走险，从背后偷袭关羽，试图削弱刘备集团的实力，将其打回双方势均力敌的状态。

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隔着几百公里的崇山峻岭，让两支军队步调一致，协同进攻，基本上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后来蜀国在荆州地区主将关羽的冒险出击，也是在蜀中的最高统帅部无法对其有效掌控和指挥的必然后果。汉中盆地属于一种“十字路口”，南北方向分别沟通四川盆地、关中平原，西面为陇西/陇右，东面则是安康盆地。安康盆地与汉中盆地之间有汉江连接，但仍有一百多公里的崇山峻岭。安康盆地再往东，沿着汉江继续顺流而下，又要穿过大约三百公里的山地，才能到达位于南阳盆地的襄阳城，这里才是比较开阔的大面积平地。水路是古代最为快速、便捷的交通方式，但顺风、顺流的情况下，每小时最多只能跑二十多公里，平均下来可能只有十来公里。就汉江上游来说，河道在大山里蜿蜒曲折，限制了船速，每小时能跑十公里就算不错了。再算上休息时间，每天跑不到一百公里。由此可见，蜀汉集团的最高统帅部发出命令，就算是从汉中出发，也得五至十天才能送到襄阳，如果关羽有军情上报，路上耗时则更遥遥无期。互通信息，互相策应，在当时基本上属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也就注定了各自为战，关羽沦为孤军，最终难以避免失败的结果。

此外，刘备入蜀和汉中之战抽调了荆州的部分精兵，尤其是庞统遭遇意外，法正病逝后，刘备调走了诸葛亮，都大大削弱了荆州的兵力，给了关羽极大压力，也给了曹操和孙权趁虚而入的机会。其实关羽在荆州编练的水军，有数百艘船，近两万人，称得上当时数一数二的精锐。赤壁之战爆发前，刘表在江陵储存了不少粮草和军械，刘琮投降，刘备南逃的时候，这些物资都被关羽截获。但关羽的陆军已不太够用，后期又从江陵大量抽调到襄樊，造成了大本营的空虚，即便水军再强，也无法发挥配合作用了。

襄樊之战后，孙吴集团占据了长江中游和下游的全部，实现“全据长江”的战略目标。刘备集团损失了荆州的土地、资源和人口，后来又错误地发动夷陵之战，使得自己本来就弱小的国力雪上加霜，最终在三国中第一个消失。襄樊之败让刘备集团失去了东面的北伐基地，只能艰难地穿越西面的崇山峻岭，偏离了“隆中对”的战略布局，不仅要消耗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也让胜算大打折扣。

七、三国鼎立

（一）魏国和蜀国的建立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曹操在洛阳去世。曹操的儿子中，比较有名，具备继承人潜质的有四人：曹昂、曹冲、曹丕、曹植。曹昂为长子，建安二年（公元197年），张绣降而复叛，曹昂在救曹操的过程中，与典韦等名将一起战死。曹冲是个神童，但十三岁的时候，因病夭折。曹植一度成为曹丕最大的竞争对手，并导致曹操手下分裂成拥立曹丕和拥立曹植两大派别，但曹植常常任性、轻佻tiāo，被曹操和世人认为不符合君王风范，最终予以放弃。曹丕最大的优势是老成、稳重、踏实，符合曹操之后，三国进入相对稳定期，魏国需要一名守成之君的情况。曹丕在文学和文艺评论方面也具有一定造诣，部分领域甚至不输“建安七子”，这也说明了他的能力，而不局限于权谋。曹丕从邺城赶到洛阳后，继承了曹操的丞相官职和魏王爵位，改年号为延康。当年十月，曹丕有迫使汉献帝禅位，改年号为黄初，建都洛阳（结束了许昌作为‘临时国都’的历史），魏替代了东汉，成为新的王朝。曹丕的谥号是魏文帝，并追封曹操魏武帝。从本段的叙述可以看出，单单在魏国，公元220年就出现了三个年号，分别为汉献帝的建安二十五年、延康元年，以及曹丕的黄初元年。

曹丕封汉献帝为山阳公，但由于消息闭塞，魏国部分边境地区的官员都误以为汉献帝被害，按照东汉礼制组织了发丧活动。刘备和诸葛亮利用了这种信息差，在魏国的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宣布为了延续东汉的国祚zuò，由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仍为“汉”，为区别“西汉（前汉）”“东汉（后汉）”，史称“蜀汉”。刘备用“章武”作为年号，这是效仿东汉开国皇帝——汉光武帝刘秀的年号“建武”，表达了兴复汉室的希望。为表示蔑视，魏国称蜀国为“季汉”，“季”在这里是末尾的意思，而不拘泥于“伯仲叔季”排序方法，“季世”指的是王朝的末尾，比如蔡文姬《悲愤诗》的首句就是“汉季失权柄，董卓乱天常”。也有历史学家认为，当时蜀国有官员在文书中使用了“季汉”这个词，“季”应当被理解为一种自谦的说法，即主动把自己排在最后面，称西汉为“伯”，东汉为“仲”，中间再空出一个“叔”，选择最小的称呼“季”，在礼制方面表示了最大程度的谦虚。

（二）吴国的建立和“正统”之争

魏国、蜀国相继建立后，孙权继续像之前一样，首鼠两端，举棋不定。黄初三年/章武二年（公元222年），孙权居然还接收了魏皇帝曹丕的封号——吴王，让人感觉在襄樊之战后，出于得罪蜀国的恐惧，不得不投靠魏国，以寻求庇护。非常有意思的是，当时孙权还为自己单独弄了一个年号“黄武”，让人一眼就看出来是曹丕的年号“黄初”和刘备的年号“章武”各借用一个字的创意，把孙权的骑墙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理论上来说，孙权当时并没有称帝，只是“魏朝”的诸侯王，是不能拥有年号的，否则就是“僭jiàn越”，而这也恰恰表明，孙权虽然胆子小，做事畏手畏脚，却有着野心。公元229年，孙权才敢公开撕破脸，在武昌（今湖北省鄂州市，不是武汉市）称帝，国号为“吴”，后来，又迁都建业（今江苏省南京市）。孙权称帝后，改年号为“黄龙”，总算摆脱了魏国和蜀国的阴影。吴国当时宣传说，武昌出现了黄龙、凤凰，属于天降祥瑞，给孙权捧场来了。

魏国与蜀国之间，始终存在着“正统”之争。从禅让这个角度来说，东汉的正统由曹魏继承。不过，刘备宣传说汉献帝已被害，应由他来继承汉朝的正统，并喊出“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口号，诸葛亮出山时，提出的目标也是“匡扶汉室”。至于孙权，从来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模样。有历史学家认为，禅让制源于上古时期的尧舜禹，在礼制上有着较高地位，曹丕在流程方面也做得比较细致和规范，仿照舜娶了尧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这种模式，娶了汉献帝的两个女儿，以示禅让后没有加害之心。曹丕还特许汉献帝变为山阳公之后，在自己封地范围内，继续使用东汉的服饰、祭祀，维持东汉的宗庙，使用天子仪仗，这是较为体面的善待前朝皇室的做法。这也是中国古代前期较为纯朴社会风气的表现，不过，等到了东晋灭亡的时候，南朝宋的开国皇帝刘裕就打破了这个传统，将东晋皇室尽数杀戮，理由是防止有人借他们的名义“复国”。相比较而言，刘备、诸葛亮在当时就不那么“厚道”了，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故意四处散布消息说汉献帝已经被害，然后迫不及待地宣布刘备是东汉皇室的继承人，其实压根没有征求过任何人——包括东汉皇族其他人——的意见。鉴于此，虽然刘备的国号为“汉”，历史上却常常称之为“蜀”，即不承认“东汉→（蜀）汉”的前后承继关系。

比正规史书《三国志》流传更广，影响力更大的《三国演义》，以刘备集团的经历作为主线，但这毕竟是一部小说，与真正的历史有一定差距。曹丕的帝位“来源于”汉献帝的“禅让”，孙权的帝位来源于江东各界人士的拥戴，刘备则是兼有二者。这些都具有一定的“正统性”，因此《三国志》分为《魏书》、《蜀书》、《吴书》三大部分，相互之间是平等、并列的关系。从汉献帝禅让这个角度来看，曹魏比蜀汉更“正统”，中国历史的朝代更替，沿着“夏→商→周→秦→西汉→新朝→东汉→曹魏→晋→隋→唐……”这条线发展、演进的。

（三）夷陵之战

夷陵之战又称为彝陵之战、猇xiāo亭之战。夷陵/彝陵是今天的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属于宜昌市中心城区，猇亭是今天的宜昌市猇亭区，距夷陵只有二十多公里。长江穿过三峡，在最东边的西陵峡峡口——南津关，突破了崇山峻岭，开始进入长江中游平原（江汉平原）。三峡是蜀国东面的天然屏障，同时也可以作为吴国阻止蜀国东侵的重要关口。毕竟，突破了夷陵这一线，再往东一直到大海，都是一马平川的地形了。

章武元年（公元221年）七月，也就是刘备称帝之后三个月的时候，以荆州被夺，关羽被杀为理由，集合四万多蜀军和一万多五溪蛮夷，对吴国发动复仇之战。襄樊之战后，蜀国和吴国的边界，从赤壁之战后的湘江和江汉平原，向西移动到长江三峡的巫峡一带，两者相距三百多公里，这是蜀国所难以接受的，就这个角度来看，蜀国由于生存空间被大幅压缩所产生的不满，应当被理解。但蜀国内部并未取得一致意见，诸葛亮主张继续维护蜀吴联盟的大局，使用军事手段以外的方式慢慢寻求解决之道，刘备则主张速战速决，趁吴国在荆州新夺得的区域立足未稳，打着复仇的旗号将其驱逐。当时，刘备有意气用事的成分，但客观的说并不是发动这场战役的全部，刘备还可能考虑到自己年事已高（60岁），再往后就没有机会与魏、吴争霸了。因为诸葛亮不赞同发起夷陵之战，刘备安排其留守蜀地，自己率领大军东进。

吕蒙在公元220年病逝，孙权任命陆逊为大都督，率五万军队迎战。陆逊主动避开蜀军的锋芒，实施战略退却，放蜀军穿过巫峡、西陵峡，在西陵峡东边峡口附近，夷陵以南的夷道（今湖北省宜昌市中心城区南面，宜都市境内）、猇亭一带布置防御，和蜀军形成对峙。此时，吴军已经完全离开了三峡的崇山峻岭，可以发挥机动灵活的优势，而蜀军被堵在巫峡、西陵峡内，只能在极其狭窄的山间峡谷摆开一字长蛇阵，前后长达两三百公里，首尾难以相互接应，而且营寨多位于密林中，有着严重的火灾隐患。公元222年正月到六月，蜀军屡屡挑战，吴军都不为所动，坚壁清野，固守不出，挫败了蜀军一鼓作气寻求战略决战的目标。夏季到来以后，酷热进一步瓦解了蜀军的斗志。由于长期深入吴国境内，补给线上山路崎岖，蜀军的后勤压力也日益增大。陆逊水陆并进，沿途放火，进展十分顺利。蜀军大乱，由于三峡段长江多峭壁，无法随时登岸和离岸，水军与陆军难以配合作战，后来，长江南北两岸的蜀军又被切断联系，只能溃散。刘备丢下军队，一路逃到永安城（又叫白帝城，在今天的重庆市奉节县），也就是夷陵之战前蜀国和吴国边界的西面。

吴国有将领打算继续追击，扩大战果，陆逊发现，一是蜀国已经逐渐收拢残兵，恢复防线，二是赵云正带兵从蜀地赶来增援，三是魏国虎视眈眈，准备效仿襄樊之战中吴国的举动，从东北方向抄吴军的后路，坐收渔翁之利，于是决定停止进攻，主动回撤，夷陵之战结束。

下图中，刘备兵败回撤的路线未标注，基本上是进军路线的反方向

夷陵之战，蜀国损兵折将，其中有许多甚至是刘备在新野时期或是更早时候就跟随的老兵，严重损害了蜀国的国力和军力。将军当中，马良等宿将均阵亡，以至于后来有了“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说法，廖化早期这是关羽麾下的主簿，襄樊之战被俘虏，夷陵之战中逃回。蜀国本来就不团结，刘备在白帝城逝世，其不稳定的内部迅速陷入混乱，荆州集团的地位和权势一时间岌岌可危，东州集团和益州集团蠢蠢欲动。当时，益州的居民不超过一百万人，伤亡四五万军队，就相当于家家户户都受到影响，再加上前几年汉中之战后期的横征暴敛，民心几乎要处于崩溃边缘。诸葛亮花了四五年时间，才完成恢复重建，平定叛乱，以及国家的整合，达到可以重新出兵争霸的水平。

诸葛亮和孙权都认识到，三国鼎立在此时已成为比较稳定的状态，只能选择蜀吴结盟以对抗强大的魏国。

（四）白帝城托孤和"虚君实相"体制

夷陵之战大败的打击，让六十二岁的刘备一病不起，无法返回成都主持蜀国的大局。于是，他急招诸葛亮赶来，史称“白帝城托孤”。刘备意识到了蜀国惨淡的未来，“匡扶汉室”这个口号实现的虚无缥缈miǎo，同时还有国内各派势力的蠢蠢欲动，也意识到唯有诸葛亮才能收拾残局，尽可能维持下去这个事业。刘备对诸葛亮坦言：“君才十倍于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关于刘备说这番话的真正目的，有多种解释，但最起码表现了对诸葛亮能力的充分认可，以及对这个人的充分信任。刘备还给刘禅遗诏，要求“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没有限制的权力常常会让人迷失自我，产生贪婪和自负，但诸葛亮始终坚持“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事必躬亲，禅精竭虑。当时在白帝城接受托孤的主要有两位重臣，另一位是东州集团的领头人李严，但刘备李严的命令是留镇永安，作为蜀国东线军队的指挥，实际上将其排除出成都的最高领导层，为诸葛亮回去接管权力创造了条件。

刘备之后，刘禅与诸葛亮创立了“虚君实相”体制，这是非常先进的古代国家管理模式，“虚君”掌祭祀，符合“家天下”的历史惯例，而“实相”主具体行政事务，选拔最有能力的人治理国家，是对君主制局限性的补充与优化。当然，诸葛亮的高尚品德与个人魅力，也是成功实现“庸主统而不治国，贤相治而不夺位”的重要条件。刘禅继位之初，诸葛亮被封为武乡侯（县侯，而关羽仅仅是汉寿亭侯），在原先丞相、录尚书事、假节的基础上，又赋予开府治事的权力，同时领益州牧。自此，“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国家的政务中心转移到丞相府（丞相‘开府治事’），统一了事权，减少了组织架构的层次，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陈寿在《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中评论道：诸葛亮和刘备刘禅父子，称得上“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陈寿的父亲陈式，因街亭之败，与马谡一起被军法处置，处以髡kūn刑（剃光发），但陈寿对诸葛亮仍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这个评价绝对是比较客观、公允的。

一定程度上，虚君实相体制甚至可以说具备了近代以来君主立宪制的萌芽。“虚君”代表着国家的稳定与统一，“实相”承担政治责任，由专业化，能力高的人来承担，在执政出现错误，或是失去公民普遍信任后，须迅速离职，而更替的过程又不会影响到国家的正常运转。

不过，在诸葛亮去世后，刘禅迅速把各项权力归拢在自己手里，又故意制造费祎、蒋琬、姜维、董允等继任者之间的矛盾，以便自己更好地掌控，这是帝王心术，但却损害了蜀国的发展。再后来，刘禅宠幸宦官黄皓hào等人，更是加剧了蜀国的衰落。

下图中，魏国中部的红色部分，是名义上曹操受封的魏公国、魏王国范围，以邺城为国都，而当时的东汉中央政府，名义上以许昌为首都

（五）曹魏集团对北方和邺城、洛阳的经营

赤壁之战五年后，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曹操封魏公，加九锡（注1），建魏国，国都定在邺城。理论上来说，曹操的魏国主要包括冀州，而曹操所控制的北方其它州郡，仍隶属于东汉中央政府。当时，邺城是魏郡（初建于西汉的汉高帝刘邦时期）的郡治，算是“魏国”这个名称的来源之一。曹魏与春秋时期的魏国在疆域方面还是有一些差别的。后来，司马昭的晋国也比照了这种模式，主要包括并州、司州、雍州，大体对应春秋时期晋国的疆域，而北方的其它州郡，依然隶属于曹魏。

邺城位于今天的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在漳河北岸。这座城池最早由齐桓公设置，魏文侯时期曾经是西门豹任职和成名的地方。官渡之战前，邺城是袁绍的统治中心，自然条件较好，周边人口密集。曹操打败袁绍后，在建安九年（公元204年）占领邺城。曹操花了许多年时间，对邺城加以扩建，打造成北方的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曹操扩建的邺城，东西宽七里，南北长五里，有明显的中轴线，王宫和街道均对称排列，呈棋盘样式，王宫坐北面南，城墙还分为内外两层（郭城、宫城），这种格局为后来的（北魏）平城、长安、洛阳、北京，以及古代日本首都的设计奠定了基础。

邺城西北部的城墙上，自北向南分布着冰井台、铜雀台、金虎台，称为“邺城三台”。三台单体长一百多米，宽几十米，高十余米，顶部有房屋几十间到一百多间，气势恢宏。三台内部还有储存燃料、食物、兵器等物资的仓库，战时可以作为城堡类的防御工事。建安年间，北方战事逐渐结束，归于安定，曹操和曹丕在铜雀台招揽人才，形成邺下文人集团和“建安文学”体系。“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càn、徐干、阮瑀ruǎn yǔ、应玚yáng、刘桢zhēn）就是这一阶段的杰出代表。蔡文姬从匈奴归来，曹操就时在铜雀台设宴，为其接风洗尘。后世有许多文学家，围绕铜雀台这个主题，创作了大量诗、词、散文等作品，比如杜牧就有“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的名句。

邺城先后作为三国时期的魏国，以及南北朝时期的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的国都，称为“六朝古都”。东魏初年，新建了邺南城，原先的邺城被称为邺北城。北周时期，未来的隋文帝杨坚为削弱地方势力，下令拆毁古邺城，使之变为一片废墟，邺城居民前往南面几十公里外的河南省安阳。安阳曾经是商朝（殷朝）的国都，隋朝及以后又继承了“邺”这个地名，所以称为“殷邺一体”。

下图为曹操时期的邺城

下图为邺城三台的复原图

下图为南北朝-东魏时期的邺北城和邺南城

汉中之战的前一年，即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曹操进一步封魏王，强调其位居诸侯王之上，奏事不称臣，受诏不拜，在车马、服饰、礼乐、宗庙等方面，都可以达到东汉天子的标准。曹操又将许昌的东汉中央政府全部搬到邺城，置于自己的直接监督之下，算是完全架空了汉献帝，实质上形成了魏对东汉的取代。

曹操在世的最后十几年（公元204年至218年），曹操及其手下的官僚们，大部分时间都在邺城办公，每次征战也是从邺城出发，打完仗回来则称为“还邺”。公元218年，汉中之战全面爆发，刘备抵达阳平关，曹操从许昌抵达长安，形成对峙。公元219年，关羽发动襄樊之战，进军到襄阳、樊城一带，“水淹七军”，同时，东南方向上还有孙权进攻合肥，使得曹操不得不到处抽调兵力，疲于应付。因此，公元218年至220年期间，曹操离开邺城，到魏国南部的洛阳，把这里作为“前敌指挥部”。不过，此时的洛阳主要是军事中心，还没有成为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

曹操去世后，曹丕还是短暂地回到邺城，利用魏国宗庙等基础设施，完成葬礼和即位等事务。曹丕迫使汉献帝禅位之后，又放弃了邺城，以洛阳作为“魏朝”的国都，邺城降为四个陪都之一。此时的洛阳，经过曹魏二十多年的经营，尤其是许昌、洛阳一带的屯田已取得明显成果，具备了为大量军队和政府机构提供足够粮食及其它物资的能力。

明清时期，漳河屡屡泛滥，严重损毁了邺城遗址。

八、诸葛亮的战略构想与实践·继续推进的历程

（一）从创业到守成

三国的后半段，留存下来的史料和演绎出来的故事没有前半段那么多，《三国演义》对这个阶段相关事件的描写也不如之前那么多，但这并不意味着后半段没有前半段那么精彩，而是在这一时期，三个国家都面临着从创业到守成的转变。在创业阶段，可以期待着无限可能，有许多尝试的机会，当然，也有许多尝试后失败的人物，湮没在历史的风尘中。在守成阶段，面对着已经形成的庞大基业，考虑问题和做出决策都要更加慎重，一不留神就可能背上“败家”的骂名。三国的前半段，可以说是英雄大战沙场的时代，曹操、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周瑜等人物纷纷登场，在刀光剑影之间展示自己的才华与魅力。而三国的后半段，则是政治博弈逐渐升级的时代，其实运用了更多了谋略，有更加惊险的情节，只不过常常更为隐蔽，不容易为人所道，不容易编成普通故事罢了。

正如前面所说的，曹操选中曹丕作为继位者，主要看重的就是他符合守成之君的标准。曹丕在位六年，黄初七年（公元226年）英年早逝，当时只有四十岁。他选中的继位者曹叡ruì，在众多的候选人中，也是最符合守成之君标准的。曹叡继位之后，迅速击破了吴国发兵江夏、襄阳的虚张声势之举，稳定了内外部局势，维持了魏国在三国中的优势地位。曹叡继位，到公元263年魏灭蜀之战开始，这四十年时间里，魏蜀吴三国呈现大体平衡的状态，虽然有多场战事，但均未改变疆域和基本格局。在西线，主战场是“陇西-关中-汉中”，在东线，主战场是江淮，以合肥为争夺中心。

（二）为北伐奠定基础的南征

《三国演义》中有“七擒七纵”孟获的故事，但《三国志》等正史中均无相关记载。不过，南中地区作为蜀国的大后方，这一带是否安定，对于蜀国能否安心北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夷陵之战后，诸葛亮先是与东边的吴国修复盟友关系，接着就在建兴三年（公元225年）率军南征，“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并日而食”，攻心为主，攻占为辅，相继平定了雍闿kǎi、孟获等西南少数民族割据势力，获得了这些地区对“成都政府”的承认和拥护，为后来的集中全力北伐奠定了良好基础。

南征成功也给诸葛亮北伐带来了物质方面的利益，尤其是川滇铜矿带（四川西南部-云南东北部）的产出，铜是古代重要的战略级资源。《资治通鉴·魏纪二》记载到：“亮于是悉收其俊杰孟获等以为官属，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以给军国之用。”

（三）诸葛亮战略构想的实践：第一次北伐与“子午谷奇谋”

公元228年至234年，诸葛亮先后五次组织北伐，“六出祁山”则是《三国演义》编的故事。建兴五年（公元227年），诸葛亮认为蜀国经过几年的休养生息，已具备进攻魏国，发起战略决战的能力，于是给刘禅上《出师表》，指出“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nú钝，攘rǎng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出师表》和《后出师表》还对刘禅治理蜀国的方法提出了详细建议，对蜀国可用的高级官员逐个做了评点，相当于诸葛亮为蜀国做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

建兴六年（公元228年），魏文帝曹丕去世，魏明帝曹叡继位。诸葛亮认为可以趁着魏国君主交替，政局不稳的时机出兵，是为第一次北伐。诸葛亮的方案是：自己率主力进军西边的祁山（陇右）地区，赵云率一支军队佯攻中部的褒斜道。

当时，魏延献上“子午谷奇谋”，建议效仿当年的韩信，走东边的子午谷（子午道）奇袭关中，一举拿下长安，然后迎接蜀军主力从褒斜道出来，从斜谷（今陕西省宝鸡市）向东，到长安会师。诸葛亮的方案是比较稳妥的蚕食模式，从魏国和羌族交界的防守薄弱处寻求突破，之前的董卓，以及马腾、韩遂等人，都是从这一带悄悄继续力量，起家和突入中原的。魏延的方案在一定程度上则存在赌的成分，需要在子午道艰难行军的过程中确保不被魏国发现，并且在蜀军突然出现在长安城下时，被认为怯qiè懦nuò无谋，属于贵族子弟的魏军关中地区主将——夏侯楙mào会抵抗意识瓦解，率军东逃。客观地说，蜀军想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标，难度比较大。而子午谷虽然路程最短，却最为崎岖、艰险，还经常被暴雨冲断。如果魏军得到消息，在子午谷北出口布下重兵，蜀军就会重蹈夷陵之战的覆辙，被关门打狗，堵死在谷中和谷口附近。诸葛亮考虑到蜀国的国力有限，经不起折腾和失败，没有采用魏延的计策。还有历史学家认为，魏延的“子午谷奇谋”还包括一个更为大胆的设想：出子午谷之后，立即向东，封住关中平原的东出口：函谷关-潼关，形成关门打狗的态势，阻止魏国“中央军”西进救援，然后把关中平原的魏国守军一点一点吃掉。辽沈战役期间，攻打锦州，打塔山阻击战用的就是这个思路，但这是建立在解放军有足够实力和顽强意志的基础上，战前就有八九成以上的把握。而三国时期的蜀国国力与魏国相差较大，打不起消耗战，即便夏侯楙弃城逃走，面对后续大批西进的魏军，也无法同时在两个战场上，打函谷关-潼关的阻击战和长安一带的攻坚战/歼灭战。

诸葛亮率军突然抵达陇右的时候，魏国“朝野恐惧”，不少官员和将领直接弃城逃走。姜维就是在这场战役中，在外出巡查的时候，被自己的上级——天水太守给丢在后面，蜀军包围上来后，不得不投降。经过锻炼和考察，诸葛亮确定姜维为自己衣钵的传承者，在自己去世后继续北伐事业。

对于蜀军的攻势，魏国紧急调动了大批军队，魏明帝曹叡从洛阳赶往长安坐镇指挥，派曹真带兵去防御赵云，派张郃带兵去防御诸葛亮，并要求凉州的军队实施反攻。诸葛亮与张郃最终在街亭形成对峙。此时，诸葛亮的心腹马谡sù请战，但未按照事先安排好的部署，并拒绝了副将王平的劝说，错误地屯兵于一座孤山上，而不是当道扎营，结果被张郃包围，切断水源，大败。街亭失守蜀军丧失战场上的优势，加上赵云在褒斜道也没有取得突破，不得不撤军，第一次北伐宣告失败。

回到汉中后，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并自贬三级。赵云撤退途中，烧毁褒斜道，以防魏军尾随追击，因此，第二次北伐只能选择陈仓道。魏军也意识到了这个情况，增加陈仓守军，重修陈仓城池。

（四）秦岭古道

“秦岭-淮河”是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分界线，也是长江、黄河两大流域的分水岭。广义的秦岭西接昆仑山，东接大别山。狭义的秦岭主要指陕西省南部，关中平原和汉水谷地（汉中盆地，安康盆地等）之间的山脉，东西长约500公里，南北宽100-150公里。秦岭的北麓有渭河、洛河（南洛河）-伊河，南麓有汉江、嘉陵江。秦岭的山，海拔普遍在1500米以上，最高可达到2600多米。

自古以来，山高林密，谷深水急，就使得秦岭成为“天堑”一般的障碍，多猛兽出没，人类穿越则困难重重。上世纪五十年代，修建宝成铁路的时候，进入秦岭山区，在姜河沿岸，有直线距离6公里左右的一段峡谷，因为高差较大（山体高差超过680米，铁路线路高差达到817米），不得不采用反复迂回，盘旋而上的方式，做了27公里长的“观音山展线”，在观音山站能观看到三层铁路在高山峡谷间重叠的场景。即便这样的设计，火车（尤其是货运列车）通过的时候，仍需要使用前面一个火车头拉，后面两个火车头推的方式（此为由北向南的情况。如果由南向北，则是前二后一）来增加动力。当时，为了给观音山站的站场及附近桥梁、隧道腾出空间，铁路建设者还实施了定向大爆破，用了334吨炸药，炸掉山石26万立方米。宝成铁路的走向，基本上沿着之前的陈仓道、金牛道，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道路仍如此艰险，三国时期的状况可想而知。

当然，秦岭中的南北方向上，也有一些古道，连接了关中平原和汉水谷地。自西向东依次有：祁山道、陈仓道、褒斜道、傥tǎng骆道、子午道。祁山道、陈仓道相对平坦，其余三条道则需要穿过险要的山区。诸葛亮第一次北伐走的祁山道，虽然离长安最远，却行军方便，出祁山后，还有大片平地可以种田和放马，边打仗便屯田，后来魏蜀对峙的时候，诸葛亮就安排了大规模的屯田。秦国祖上也正是在这一带给周王室牧马，并最终发迹的，蜀地和汉中没有什么适合养马的区域，蜀军的骑兵很弱，可以借这里的资源来弥补不足。

在南面，穿过大巴山，连接汉水谷地和蜀地的古道，由西向东分别有：金牛道、米仓道，金牛道经由剑阁到成都，米仓道先到巴西，然后转向西去成都，即今天的成渝（成都-重庆）通道。在上面这张图的西侧，还有一条阴平道，经过江油、绵阳，抵达成都，魏灭蜀的过程中，钟会被姜维堵在剑阁，邓艾就是冒险走阴平道，奇袭了成都。在东面，子午道向南，唐朝时开辟了荔枝道，从汉水谷地和安康盆地中间穿过，到重庆涪fú陵，传说这最初是给杨贵妃送荔枝用的驿道。再往东，经由长安东南面的蓝田，有一条武关道，通往南阳盆地，当年项羽被秦军主力堵在函谷关外，刘邦就是绕行这里，走秦军未注意到的防守薄弱位置，突入关中平原的。

狭义秦岭的西北方向，渭河宝鸡段上游，今天甘肃省东南部一带，被称为陇山（六盘山）。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在这里设立陇西郡，古代以西为右，所以又称“陇右”。诸葛亮五次北伐，一方面是想夺取魏国的陇右四郡（陇西、天水、南安、广魏、安定），在西面和南面对魏国关中地区形成环形/钳形包围，另一方面则是想占据渭水上游，居高临下，顺流而下，在路线选择上降低进军关中地区的难度。

（五）诸葛亮战略构想的实践：第二次北伐

蜀建兴六年（公元228年，魏太和二年，吴黄武七年），孙权安排周鲂fáng诈降魏国，魏国在东南方向的统帅曹休不知有诈，率步骑兵十万前往皖城（今安徽省安庆潜山市）接应。孙权发现曹休上钩，立即派陆逊等人带兵合围，大败曹休的军队。因为曹休是曹操、曹洪的侄子，又是曹丕临终前安排的四位辅政大臣（另外三位是：陈群、曹真、司马懿）之一，魏明帝曹叡不敢掉以轻心，立即从其它地方调集军队去救援。诸葛亮得知魏国关中平原空虚，写信给在吴国的兄长诸葛瑾，约定联手北伐。

这是蜀国的第二次北伐。诸葛亮带兵出陈仓道，包围陈仓。由于魏国在第一次北伐结束的时候已预料到这个情况，提前做了充足准备，虽然此时陈仓只有五千名守军，却具备较高的防御能力。蜀军使用了云梯、冲车等装备，挖地道，还试图填平护城河，均被郝昭率领的魏军一一破解，双方相持二十多天，未有胜负。魏国很快反应过来，派张郃等人率军来救援。此时，蜀军跨过秦岭转运粮食的后勤压力很大，前线军队粮食即将耗尽，不得不退回汉中，第二次北伐宣告失败。

（六）诸葛亮战略构想的实践：第三次北伐与魏国反攻

建兴七年（公元229年，魏太和三年），诸葛亮派陈式带兵进攻武都、阴平，魏国派郭淮率军来救援。诸葛亮带蜀军主力进驻建武都北面的建威，魏军主动撤退，蜀军顺利占领这两个郡，诸葛亮回到汉中。刘禅得知此消息，恢复诸葛亮的丞相职位。当年冬天，诸葛亮带着北伐蜀军的大本营转移到汉中附近的平原上，在汉中西北、东北方向分别修筑汉、乐两城（今陕西省汉中市勉县、城固县），以加强汉中的防御。后来，魏军打进成都，刘禅投降的时候，这两座城仍然在抵御魏军，作为汉中的屏障。

建兴八年（公元230年），魏军开始反攻，曹真率主力走子午道，司马懿带兵从汉水逆流而上，试图与曹真在汉中会师。张郃走褒斜道，直指汉中。诸葛亮一方面加强汉中周边的防御，另一方面要求李严率两万人增援。子午道本来就艰险，曹真进军途中又遇上长达一个月的暴雨，冲垮了栈道，在经过一个月的跋bá涉后，才走了一半路程。由此可见，魏延“子午谷奇谋”中的十天穿过子午道，属于极难实现的目标。由于三路大军步调不一致，纷纷逾期，魏明帝曹叡不得不宣布取消反攻计划，全部撤回。

（七）诸葛亮战略构想的实践：第四次北伐

建兴九年（公元231年，魏太和五年），雍州、凉州半年没有下雨，诸葛亮决定趁此机会北伐，用木牛流马来运粮。蜀军包围祁山堡，在其东北修建卤lǔ城作为大营，还招揽了附近的鲜卑人作为响应。魏明帝曹叡命司马懿坐镇长安，统一指挥，张郃、郭淮等人率军西进到祁山堡以北的上邽guī。

蜀魏两军对峙的前半期，蜀军处于相对有利地位，多次主动出击，破坏上邽一带的麦田，以至于魏军一度要从西面的羌族聚居区买粮。但司马懿的坚守不出，渐渐拖垮了远道而来的蜀军，加上李严督运粮草不力，害怕诸葛亮问责，就怂恿刘禅下旨让诸葛亮撤军，第四次北伐宣告失败。诸葛亮回到成都后，非常愤怒，将李严贬为庶人。

（八）诸葛亮战略构想的最后实践：第五次北伐

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魏青龙二年），诸葛亮经过三年的“劝农讲武”做准备，率数万大军穿过褒斜道，抵达郿县，在渭水南岸的五丈原驻扎。司马懿继续采取消耗战的应对模式，率魏军背水扎营，与蜀军对峙，希望等蜀军粮食耗尽，自行撤退。诸葛亮考虑到前四次北伐，运输粮食压力大，供应不足或不及时的问题导致了整个战役的功败垂成，组织蜀军在渭水南岸屯田。根据诸葛亮的请求，孙权也亲自带领十万军队北上，但被魏明帝曹叡亲自率领的军队击败，未能起到配合蜀军作战，分散魏国力量的既定目标。孙权曾经多次带兵北上伐魏，屡战屡败，从未得胜过，尤其是逍遥津一战，孙权以十万军队进攻魏军主将张辽的七八千兵力，仍没有攻下合肥，从此，孙权只要带兵出征，就被笑称为“孙十万”。

蜀魏两军对峙一百多天后，诸葛亮很是着急，先后派兵攻打武功水（渭水南岸支流，今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在五丈原以南，褒斜道北出口一带）、阳遂（今岐山县蔡家坡镇，与渭水南岸的五丈原隔河相望）等地，想破解困局，争取主动权，均未成功。诸葛亮又准备了一套女人的衣服，故意送给司马懿，想使用激将法来激怒司马懿，使其出战，结果司马懿识破了这个计谋。

司马懿从诸葛亮使者的口中试探出，诸葛亮“事事亲力亲为，食少事繁多”，判断诸葛亮将坚持不了多长时间，进一步坚定了以拖待变的信心。当年八月，诸葛亮积劳成疾，病情急剧恶化。消息传到成都，刘禅急忙派李福前去探望。诸葛亮安排了去世后蜀国的人事和政策，让杨仪、费祎带各军撤退，魏延、姜维断后，秘不发丧。

多年前，费祎出使东吴的时候，孙权就说过，杨仪、魏延都是能力高却心眼小的人物。诸葛亮在世的时候，尚能控制住两人，而诸葛亮不在了以后，火并便在所难免。当时，魏延是军中二号人物，对诸葛亮未将其纳入到托孤重臣序列极为不满，在撤退过程中，要求自己带兵留下来，继续北伐。杨仪假公济私，造谣说魏延反叛，将魏延斩杀，并灭其三族。回到成都后，费祎调查清楚整个事件，向刘禅报告，刘禅将杨仪贬为庶民，后来又将其下狱，一年后，杨仪在狱中自杀。杨仪、魏延，一度为诸葛亮麾下最出色的文、武干将，两人死后，蜀国人才凋零，国力受到很大影响。之后，费祎、姜维也在路线方面存在严重分歧，费祎主张休养生息，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不愿意给姜维的北伐提供人马、粮草，蜀国高层的矛盾依然突出。

（九）诸葛亮北伐终未成功的原因-客观的、蜀国的角度

从蜀国角度来看，汉中地势的不利变化，加大了诸葛亮北伐的难度。

汉中平原，又称汉中盆地，或汉水谷地，位于汉江的上游。其北面为秦岭，东西很长，南北很宽，山高林密，虽然离关中平原的直线距离很近，却难以逾越。其南面为大巴山脉，比不上秦岭的宽广险峻，但也要费很大力气翻山越岭，才能抵达四川盆地。其西面是今天甘肃省的东南部，称之为陇南，属于秦（秦岭）巴（大巴山）山区、黄土高原、青藏高原的交汇点，多高山深谷，遍布着密密的森林，连长江与黄河的干流也分别从南北绕行而过。其东部的安康一带也没有大路，今天与湖北十堰之间还有着水面极其广阔的丹江口水库。

汉中是陕西（关中）和四川之间的重要战略缓冲区。如果是四川控制了这一带，便能够对关中形成巨大威胁。秦汉交替之际，刘邦根据韩信的建议，由此处“暗度陈仓”，一举扭转被动局面，进入到和项羽“两强争霸”，平分天下而对峙的阶段。诸葛亮和姜维的北伐，也都是希望效仿当年刘邦的成功经验，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干扰了魏国的发展，为蜀国的延续争取了有利环境。然而，刘邦的成功，得益于当时的汉江流域一直向西延伸到今天的甘肃省天水市，且上游遍布山间湖泊，面积最大的一处称“天池大泽”，具有丰富的水量，造就了良好的通航条件。刘邦军队经由沔miǎn水、汉水运输物资，非常方便、快捷，同时，从西面的陈仓道等处穿过秦岭，可以避开关中地区的正面防御，绕到其侧翼，出奇制胜。然而，西汉初年（汉高帝刘邦时期），甘肃省东南部到陕西省西南部一带发生强烈地震，余震持续了八个月，大幅改变了地貌，截断汉水上游（沔水，今称‘西汉水’）河道，形成堰yàn塞湖。公元前161年左右（汉文帝时期），堰塞湖满，从其南部山间溢yì出，冲入嘉陵江上游河道，成为嘉陵江的西源头，也就是说，沔水最初是由西向东流，后来变成了由西向南流。

可以这么说，刘邦拿到了最后一张船票，而刘备在其所处的时代，已经无缘复制其祖先的成功。

诸葛亮北伐的时候，由于在汉水和嘉陵江上游之间出现了分水岭，蜀地和汉中的物资无法通过水路向上游转运，不得不翻山越岭，耗时较长，损耗较大，常常会出现供应不足的情况，即便发明了“木牛流马”等“黑科技”装备，也是杯水车薪，并不能改变后勤受限的窘jiǒng境，这是屡战屡败，难以打持久战，拼消耗战的重要原因之一。

反过来看，如果是陕西（关中）控制了这一带，四川就失去了一半以上的防线，因为大巴山没有秦岭那么险峻，北方军队进入汉中平原，四川盆地的最北面的广元、剑阁、江油等地，就相当于门户大开了，这也是后来的许多个朝代，都把汉中划入“陕西”的范围，而不让四川所掌握的原因。到了蜀国后期，姜维北伐，转为在陇南地区做重点出击，但听说钟会率领魏军进攻汉中，也很快回援，害怕丢失了基本盘。等到魏军全面进入到汉中盆地（邓艾则是绕过汉中，走西边的阴平道），便意味着已经越过了最为艰险的路段，蜀中许多人的抵抗意志已经开始动摇了。

（九）诸葛亮北伐终未成功的原因-主观的、魏国的角度

就普天下这个范围来看，魏国面临着西南有蜀国，东南有吴国的两线作战局面，即便是与蜀国接壤的区域，也是西南有陇西和汉中，东南有荆州，同样需要分兵防御。在赤壁之战结束后的几年里，魏国对于蜀国，主要表现为防御，被动应付，疲于奔命的状态。关羽失荆州以后，蜀国在东线失去了突破口，吴国势力向西北推进，却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给了魏国喘息的机会和重新思考战略布局的时间。这几年，魏国还趁机向南推进，在蜀吴之间的巫峡东北，夺取了上庸等地区，相当于打进去一枚楔xiē子。

魏国也渐渐发现了破局之道，便是避开蜀国屡屡北伐的锋芒，将战略重心从汉中转入关中，把蜀国的大量财力、物力和人力消耗在“四川盆地→大巴山→汉中盆地→秦岭→关中平原西南部”这条漫长的运输线上。魏国的战略是，放弃董卓、李傕jué、郭汜sì等军阀在混战中反复破坏，赤壁之战期间已经严重破败的关中地区，将这一带变为与蜀国对峙zhì的缓冲地带。从蜀地往北，翻越大巴山相对容易一些，但翻越秦岭，至今仍是一件较为困难的事情。魏国把秦岭北麓lù的关中地区给让出来一条线，让蜀国看到北出秦岭古道的希望，表面上看似乎是战略收缩，实际上却是让蜀国背上了沉重的后勤负担，致使蜀国本应占据主动的北伐，由于后勤负担等客观条件的阻碍而变为被动。当然，东汉到魏国时期，全国（至少是北方）的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已经转移到关东，即河洛地区，以洛阳为代表，魏国建立之初，又新形成了许昌（汉献帝驻地）和邺城（魏王驻地）“二元化”的国都格局。总之，魏国是通过调整空间布局，拴住了蜀国，赢得了战略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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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根据《礼记》，九锡是指：车马、衣服、乐、朱户、纳陛、虎贲、斧钺、弓矢、鬯。“锡xī”在这里是“赐cì”的通假字，但是在汉朝以后就直接读xī了。九锡是九种礼器，由天子赐给功勋卓著的诸侯或大臣，是古代最高级别的礼遇。其具体构成是：1、车马：按照最高标准，配备八匹黑色公马，马车上用金色涂装。2、衣服：衮冕之服：皇帝和上公（三公之上）的礼服。3、乐：又名：乐则，乐县，指钟磬qìng类乐器。4、朱户：朱漆（红色）大门。5、纳陛：上朝时走“贵宾”专用通道，不与其他大臣一起。6、虎贲bēn：出行时，可以有虎贲卫士若干人随侍。7、斧钺：斧和钺yuè，但这里是装饰性的兵器，代表军权和治权，如果被授予“假节钺”，则可以代表天子行使一些权力。8、弓矢shǐ：这里指特制的红色、黑色弓箭，是代表天子讨伐的象征。9、秬jù鬯chàng：祭祀时用的香酒。

注2：本文动笔于2021-12-3 22:30:6 由于篇幅过长，为了更快地加载，提供更好的访问体验，后面的内容再分出来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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