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叫叫讲中国史39-唐朝和(武)周（戊）

十三、唐朝的宗教

（一）宗教

许多学者认为，唐朝是儒道释“三教合一”进程的开端。但由于统治集团的倾向，在不同时期又表现为地位的高低差异，尤其是对于佛教，经历了多轮被推崇和被贬抑的交替。李唐皇室信奉道教，而不是之前更为流行的佛教或儒教，武则天大力推崇佛教，以此作为建立“新朝”意识形态，对抗李唐皇室的工具。不过从总体上看，唐朝称得上中国历史上文化、艺术和宗教最繁盛，整个社会风气最开放的朝代，具有历朝历代最大的包容性，景教等国内外各类宗教和信仰都得到了尊重并广为流传。

道教奉老子（李耳）为教主，李唐皇室宣称为老子的后裔，在初唐的贞观年间即确定了“尊祖崇道”的国策，主张施政要顺应自然，与民休养生息，从而成就了贞观之治。唐朝的大部分皇帝都尊奉道教，道教在唐玄宗时期达到顶峰，全国道观共有1678所。唐朝中后期亦有不少皇帝喜欢服食丹药，以期长生不老，结果中毒而死，随后，相关道士会因为骗术被新君贬逐或追责，道教也因此受挫。还有道士宣扬辟bì谷、导引之术，也受到了皇帝和皇室的尊宠。

佛教在东汉明帝时期（公元一世纪）传入中国，到了唐朝已经有五百多年的历史，经过漫长的传播、发展和演变，已成为在民间较为普遍的信仰，并分化出多个宗派。佛教在唐朝官方的政治地位不如道教，但其却拥有了比道教更广泛的影响力，寺院的经济实力也远超道教。武则天上位后，还没有建立武周政权之时，便开始大力推崇佛教，以期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共同信仰，对抗李唐皇室的崇道倾向。安史之乱后，佛教又进入了新的大发展时期，唐肃宗、唐代宗、唐宪宗、唐懿宗、唐僖宗出于个人好恶，政治目的或其它原因，选择支持佛教发展的政策。而由于佛教兴盛，寺院经济和寺院所掌控的土地、人口（奴婢）大幅增加，影响了唐朝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控制力，于是唐武宗等皇帝又转而发动了“灭佛”运动。

唐朝时，袄xiān教（拜火教，伊斯兰教诞生前西亚最大宗教，波斯帝国的国教）、伊斯兰教、摩尼教（明教，朱元璋称帝后禁止）、景教（基督教的聂斯脱里派）传入中国。唐德宗建中二年，“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长安的大秦寺落成，碑文详细记录了景教传入中国和其后一百多年（贞观九年-公元635年 至 建中二年-公元781年）的传播过程，以及唐朝政府宽松、包容的政策。大秦即古罗马帝国。此碑上面还有古叙利亚文。现存放在西安碑林博物馆，为禁止出境文物。

下面几张图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及碑文拓片，碑高3.56米，宽0.99米，厚0.28米

（二）专题：玄奘西行，鉴真东渡

唐朝时，佛教理论发展与中外交流最重要的两个事件，是玄奘西行与鉴真东渡。

玄奘是中国佛教四大译经家之一（注13.1），汉传佛教唯识宗的创立者，《西游记》唐僧的原型。玄奘本姓陈，13岁出家，在学习、游历，到各地参访的过程中，发现各种经典和各大流派之间有一些无法融合的分歧，各位名师亦说法不一，于是准备前往佛教的发源地天竺国，以考证源头，理清迷惑。由于当时唐朝对出入境管理很严，玄奘先是向官方申请，未获准。贞观元年（公元627年），河北、山东大旱，关中洪水，贞观二年和三年，关中、徐州等地又发生旱灾和蝗灾，逐渐演变为大面积的饥荒，唐朝政府不得不允许百姓离开居住地，自行需求活路。玄奘混在去西边逃荒的民众当中，经由秦州（今甘肃省天水市）、兰州、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抵达瓜州（今甘肃省酒泉市瓜州县）。此时，长安的官府发现了玄奘的行踪，发公文到河西走廊，要求捉拿。玄奘立即穿越甘肃与新疆交界处的大漠戈壁，以躲避追捕。《大唐西域记》和《三藏法师传》记载：玉门关外，“莫贺延碛qì，长八百余里，古曰沙河，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玄奘多次迷路，但死里逃生，抵达西域门户伊吾国（今新疆哈密市伊吾县）。逃出瓜州，穿越大漠戈壁的时候，玄奘遇到一名胡人向导，并收作他的徒弟，名字叫做石磐陀，此人毛发浓密，成为《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原型。

在伊吾停留期间，受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市）国王麹qū文泰的邀请，前往讲法。虽然高昌国一再挽留，玄奘仍坚持西行。这个时期的西域，均为信奉佛教的国家，还没有被伊斯兰化。由于高昌国王、西突厥的叶护可汗分别修书（请沿途诸国予以协助）、护送，并提供随从、马匹、物资，玄奘得以顺利穿过西域，又翻过气候恶劣，终年冰雪的葱岭（今帕米尔高原）群山，再穿过大清池（今吉尔吉斯斯坦的伊塞克湖）、碎叶城（注13.2）、赭zhě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塔什干），渡过药杀水（今阿姆河），也就是穿过今天的巴基斯坦、印度西北部和北部，抵达天竺（今天的印度东北部和尼泊尔一带）。高昌国王派遣二十五名随从和三十匹骏马，跟着玄奘去天竺，后来回到长安的有三名随从，这些是《西游记》中唐僧仨徒弟和白龙马的原型。

在天竺，玄奘首先前往摩揭陀国的王舍城，进入那烂陀寺。王舍城是佛祖释迦牟尼长期居住的地方，第一次佛教结集在此地。那烂陀寺是古印度最大的佛寺和佛教最高学府，是佛教中心，还是全球最古老的“大学”，《西游记》中的大雷音寺以此为原型。玄奘在这里得到了写在芭蕉叶上的梵文经书，为佛教早期的经典，后来又带回唐朝，这段经历是《西游记》中在西天取得真经的原型。玄奘在那烂陀寺学习了五年，声名远扬，又游历南亚次大陆的数十个国家。回到那烂陀寺后，其师傅戒贤安排他担任一些活动的主讲，并参加辩论，均获胜。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玄奘学成归国途中，第二次路过戒日王朝的国都曲女城，受戒日王邀请，出席了有二十多个国家君主和僧众参加的无遮大法会，宣讲大乘佛教的教义，其声誉和影响力达到顶峰。公元640年，戒日王与玄奘首次会面后，即派遣使者取道尼泊尔、西藏（吐蕃）前往长安，并介绍了玄奘在天竺的事迹。唐太宗接见戒日王朝的使团后，派梁怀璥jǐng率团做回访，无遮大法会之前，梁怀璥应该已经到过了戒日王朝。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王玄策率领唐朝使团再次出访戒日王朝，当时正值戒日王去世，大臣阿罗那顺（Arjuna）妄图篡位自立，拒绝王玄策进入曲女城。王玄策随即联合吐蕃、尼泊尔两国的军队讨伐，生擒阿罗那顺之后回师。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玄奘经由西域（估计是为了履行回访高昌国的约定）返回长安。玄奘西行，往返十七年，旅程五万里，游历“百有三十八国”，带回大小乘佛教经律论“五百二十夹（注13.3），六百五十七部”。回到长安后，玄奘得到唐太宗的接见，并遵照其安排，在弘福寺、大慈恩寺翻译佛经，还将亲自路过的110国和路上听闻的28国的山川、地理、道路、风俗一 一记录下来，形成十二卷的《大唐西域记》，这不仅仅是一个旅行类的书，也是一本极其详细的情报汇总，还是一本保存了大量资料的历史巨著，此成就让人高山仰止，并且不局限于宗教这一个领域，还包括历史、地理等多个学科。公元八世纪初（武周结束，唐中宗复位时期）笈jí多王朝没落，印度教兴起，佛教衰微，那烂陀寺逐渐沦落，十二世纪末（南宋第二位皇帝宋孝宗时期），被入侵的伊斯兰军队摧毁。自此，古印度与佛教相关的历史大都沉入地下，文明出现中断，但幸好有《大唐西域记》的记述，1861年，英国考古学家在那烂陀寺附近发现佛教遗迹，与《大唐西域记》的内容吻合。1957年，中国政府捐资在那烂陀寺附近建造玄奘纪念堂，在2010年和2011年又向新建的“那烂陀大学”捐资助学。佛教在古印度衰落后，中国成为佛教的主要传承区，并保存了大量珍贵经典，因此中国也成为朝鲜半岛、日本、越南北部佛教的母国。

玄奘翻译了《大般若经》《解深密经》《大菩萨藏经》《瑜伽师地论》《大毗婆沙论》《成唯识论》《俱舍论》等佛教经典，并据此建立了汉传佛教八大流派之一的唯识宗。唯识宗（又称：法相宗、慈恩宗-诞生于大慈恩寺）着眼于佛法，与着眼于佛性的禅宗不同，所以理论比较高深，是汉传佛教中最难研习的流派，非专业人士不能掌握，“法相”的意思就是“法”（内容）与“相”（形式）的辩证统一，属于较高层次的哲学思辨。就内容本身来说，唯识宗代表了汉传佛教理论和辩证的最高水平，但缺乏普通群众容易理解和喜闻乐见的成分，因此在后来的发展中，远远不如更贴近普通人兴趣和理解能力的禅宗，唯识宗后来的传播比较困难，而禅宗为较多普通人所能理解与接受。

下图为宋元时期绘制的《玄奘负笈jí图》，现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下图为唐长安城大慈恩寺大雁塔前面的玄奘铜像，这个形象经过了艺术化处理，偏向于电视连续剧《西游记》的风格

下图为天竺国那烂陀寺附近的玄奘纪念堂前面的铜像，这个形象更具有写实特点，与《玄奘负笈图》相似，手拿的拂尘，背后的行笈，短款外衣，行笈顶上遮阳挡雨的篷子，腋下夹着的手杖等等，都是典型的行脚僧装扮。需要说明的，《玄奘负笈图》和下面这个铜像，胸前都挂着一串海螺佛珠，实际上行脚僧是不会有这样的装扮，因为太重，太耗费体力，虽然看起来很有气势，展现了佛法无边，所以这又是一种艺术化的加工。《西游记》中，沙僧戴着九颗头骨串起来的佛珠，表现了其凶狠、强悍的特点

下图为那烂陀寺遗址

鉴真东渡始于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先后尝试了六次，至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才成功抵达日本。鉴真是扬州大明寺的高僧，曾游历长安、洛阳等地。当时日本派遣了许多遣唐使，学习唐朝的先进制度、文化和技术，其中也包括一些学僧，比如著名的阿倍仲麻吕（晁衡），他们发现日本的佛教戒律不完备，于是邀请鉴真东渡传法。由于当时的造船与航海技术还不十分成熟，加上唐朝政府不支持此类行为（李唐皇室更希望传播道教），去往日本的路上频频遇险，鉴真历尽千辛万苦，双目失明，才抵达日本的萨摩。

鉴真受到天皇、高官、民众、僧侣的热情接待，受命统领全日本的佛教事务，牵头建立正规的戒律制度。鉴真按照唐朝的建筑和雕塑风格，设计修建了唐招提寺，保存至今，连同其圆寂后弟子们为其制作的坐像（供奉在唐招提寺），为日本国宝。扬州大明寺的鉴真纪念堂，便是仿照唐招提寺的新建筑。鉴真被尊为日本佛教律宗的初祖，中国自此也成为日本佛教的母国，鉴真在日本还是医药学、豆腐业、饮食业、酿造业的始祖。

奈良时代的日本宗室长屋王，出于对唐朝文化和佛教的推崇，创作四言古诗《绣袈裟衣缘》“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并将其绣在千件袈裟上，赠与唐朝，一方面作为佛事供养，另一方面包含了邀请唐朝高僧赴日传法的愿望，此举后来终于促成了鉴真东渡。一千三百多年后的2020年新冠期间，日本又把“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印在援华物资的外包装上面，再次引发中日友好人士的共鸣。

（三）藏传佛教

松赞干布之前，西藏的原生宗教是苯教，发源于公元前五世纪的西藏西北部古象雄王国（今阿里地区）。苯教的万物有灵和自然崇拜，转山与祭山神，在路口、村口、屋顶、山顶、山路旁插风马旗，藏医，藏族天文历算，象雄文字和藏族艺术风格，至今仍保留在藏传佛教和藏族民间风俗中。

松赞干布时期，文成公主带入的汉传佛教，尺尊公主带入的尼泊尔和印度佛教，加上西藏本地的苯教等信仰，融合成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五大派别：宁玛派（红教）、萨迦派（花教）、噶举派、噶当派、格鲁派（黄教）。格鲁派是藏转佛教现在最大的派别，由宗喀巴大师在明成祖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创立。格鲁派采用活佛转世制度，清朝时形成了达赖喇嘛（前藏）、班禅额尔德尼（后藏）、章嘉活佛（内蒙古）、哲布尊丹巴（外蒙古）四大活佛转世系统。格鲁派的寺庙主要有西藏的甘丹寺（祖庭）、哲封寺（最大的一座）、扎什伦布寺（班禅长期居住地）、色拉寺，青海的塔尔寺，甘肃的拉卜楞寺，内蒙古的五当召。五世达赖（公元1617-1682年，明末清初）重建了最早由松赞干布修建的布达拉宫，后成为西藏政教合一体制的统治中心。

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的区别有：一是汉传佛教与中原地区的道教、儒教相融合，即唐宋时期的“三教合一”，藏传佛教则是与西藏古老的苯教相融合。二是汉传佛教和南川佛教都是以显宗为主，通常以公开方式传授教义和经典，藏传佛教的密宗成分更多，许多时候以个别会面方式或是在特殊场合传授教义。三是汉传佛教从南朝梁武帝时期开始，便强调吃素等戒律，藏传佛教则没有这方面的严格和强行性要求，这主要与青藏高原气候严寒，食物供应有限等因素有关。四是汉传佛教的仪式、节庆、风俗习惯和传统更接近古印度时期的佛教，并融入了中原地区的许多特色，主要包括坐禅、持修、法会等等，藏传佛教则是吸收了大量苯教的文化风俗，包括转山转水，插风马旗等。五是汉传佛教的佛像通常面相和善，表现了慈悲与智慧的特点，藏传佛教的佛像则面相凶恶，表现了威严的特点。六是汉传佛教是衣钵bō传承制度，僧侣通过持修在团体中脱颖而出，被上一代高僧授予衣钵，表示继承了其地位，不过日本的汉传佛教有部分寺庙为寺主私有，寺主可以结婚生子，寺庙一代代传给子孙，藏传佛教有许多活佛传承体系，寻找和认定的灵童经过培养，被认为是上一代活佛的转世。七是汉传佛教的僧侣服饰相对朴素，以体现谦逊、平和的心境，藏传佛教僧侣的服饰则较为鲜艳，以红色、黄色为主，并带着莲花形状的僧帽。八是汉传佛教的寺庙为中原地区传统建筑风格，藏传佛教的寺庙为藏式建筑风格。需要说明的是：大乘（救世利他）与小乘（修身自利）并不是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的区别，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都同时包含有大乘、小乘的内容。此外，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也都同时包含有显宗和密宗，只是占比不同，密宗是汉传佛教八大派别之一（唯识宗、三论宗、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律宗、密宗）。某种程度上还可以说，汉传佛教是藏传佛教早期的源头之一。

注13.1：中国佛教（主要指汉传佛教）的四大译经家，按时间顺序依次为：南北朝前秦后秦时期的鸠摩罗什，南朝梁的真谛，唐朝的玄奘、不空。

注13.2：碎叶城是李白的出生地，在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比什凯克以东，托克马克市附近。碎叶镇于唐高宗调露元年（公元679年）建置，属条支都督府，与龟兹qiū cí、疏勒、于阗tián并称为唐朝的“安西四镇”。玄奘经过碎叶城是贞观初年，当时碎叶城在西突厥管辖之下。

注13.3：“五百二十夹，六百五十七部”是唐朝史书中关于玄奘法师从天竺带回佛教典籍数量的记载，但中国古代并没有“夹”这个量词，在书籍（丛书）方面，主要有“部”“卷”这些常用量词。有学者认为，这里的“夹”指的是佛经的夹板工具，即“梵夹”。古印度用贝多罗树叶刻写佛经，然后用木板夹住两端以作保护，再用绳子穿起来并打结。这个“佛教术语”随佛经传入中国，虽然贝多罗树叶改为纸张，又取消了穿孔和系绳子，有时候还会在外面加一层黄绫包裹，但夹板仍保留（表面雕刻精美、奢华的图案），并一直沿用“梵夹”“贝夹”这些词。

十四、有关唐朝的史书

（一）二十四史序列

隋朝以前，正史（纪传体）多为私家修撰，公元593年，隋文帝宣布禁止民间私自编撰国史和评论历史人物，此后历朝历代的国史便只有了官修这一种。唐太宗贞观年间，设立史馆，隶属于秘书省著作局，并由宰相监修国史，后改隶于门下省，唐玄宗开元年间又改隶于中书省。

唐朝的正史修订有些波折和复杂，有《旧唐书》，又有《新唐书》。

五代的后唐为《唐书》修撰做了许多准备工作，至后晋时期，由刘昫xù（监修的宰相）、张昭远等人修成，后世为区分，称之为《旧唐书》。《旧唐书》内容较为详细，但由于成书仓促，有些部分显得粗糙，在体例、文字等方面也有不足。比如《旧唐书》部分章节直接抄唐朝的实录、国史原文，有许多“大唐”“本朝”“今上”字样。

北宋仁宗鉴于五代时《唐书》的浅陋，下诏欧阳修、宋祁等人重新修订《唐书》，书成后，为了区别之前的《唐书》，称之为《新唐书》。北宋组织重修唐史，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宣示继承自唐朝的正统，将唐朝列为“前朝”，以示本朝与五代无关，同时，也希望系统梳理唐朝的历史，为北宋制定政策，完善体制来总结经验。《新唐书》的编撰者多为饱学之士，写作质量很高，修正了《旧唐书》的记事矛盾、风格体例不同等问题，整理和补录了之前战乱时期未能收集到的史料，并增加了以前断代史没有的《仪卫志》《兵志》《选举志》，还增加了《宰相》《方镇》《宰相世系》《宗室世系》四类表，系统展现了唐朝宰相及其所属的世家大族的演变，藩镇势力的消长等。由于唐穆宗之后就没有了官修实录，所以唐朝后期的人物列传，采用了不少小说、笔记、传状、碑志、家谱、逸史、文集等资料。不过，《新唐书》过于追求文字的精炼，不惜删去许多重要的历史情节，比如封常清、高仙芝、玄奘、一行的事迹。此外，《新唐书》极度鄙视农民起义，对隋末、唐末的农民起义持敌视态度，使用大量恶毒词语。

（二）其它史书

武则天长安二年（公元702年）至唐中宗景龙四年（公元710年），刘知几编撰了中国首部系统性史学理论专著《史通》，将唐朝及以前的正史编写体例分为编年体、纪传体两大类，并对各自特点和优缺点做分析评论，书中还详细论述了史料采集、表述要点、修史原则、史官制度、史籍源流、史家得失、历史文学等。此书强调史书的真实性与客观性，反对曲笔和虚美之风，提出“六家二体”，即史学分为六个（家）流派，又可以分为编年体、纪传体两种体例，系统论述了“通识”观念和“通变”意识。书中提出了“史家三长”（才、学、识），主张著史要尊重史实，秉笔直书，总结了唐朝及以前的史书编撰方法（六家二体），并提出了历史的社会教育作用，能“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qiè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使人“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因此，修史“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

十五、小结

（一）中国文化圈/中华文明圈

唐朝经济、外贸、文化发达，影响力遍布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北非、欧洲等地区，声名远播，创造了“中国文化圈”的雏形，可以说“中国文化圈”最早形成于隋唐时期。唐朝是当时全球最强大的国家，所以当时和之后的许多国家，都称中国人为“唐人”，称中国侨民聚居的区域为“唐人街”。当时来中国学习的“梵僧”（古代泛称国外来华的僧侣）写道：“愿身长在中华国，生生得见五台山。”唐朝的贵族（上流社会）以蓄养昆仑奴、新罗婢、菩萨蛮为荣耀，昆仑奴是来自东南亚、中亚的黑人，随阿拉伯商队来华，新罗婢是来自朝鲜半岛的年轻女子，新罗与唐朝是盟友，菩萨蛮是来自西南蛮夷地区的歌舞女艺人，用当时流行的词牌名“菩萨蛮”来代称。这种情况反映了唐朝的纸醉金迷，但也表现了唐朝文化艺术的高度开放和兼容并包。

仿照卡齐鲁在《世界英语与文化战争》（剑桥大学出版社）一书中提出的英语“三圈”理论，可以将汉语及其所从属的中国文化圈从内向外分为三个圈层。最核心的圈层为中国本土，此区域最主要的官方语言/最广泛的母语为汉语（大部分地区属于汉藏语系），通行着主要从上古时代华夏部落联盟传承下来的文明和传统。中间的圈层为东亚和东南亚的国家，东亚的朝鲜半岛与日本在过去的两千多年里一直不断学习中国文化，甚至在本国文字中引入了大量古代汉字，他们也是古代诸多藩属中与中国关系最近的，东南亚则是唐朝开始，尤其是明朝及之后“下南洋”目的地，中国人凭借自己的勤劳与智慧，成为当地工商业的翘楚，传播了中国文化和风俗，并作为当地与中国（故乡）紧密联系的纽带。最外面的圈层是有着华侨、（已入籍）华人、对华友好人士、对中国感兴趣人士的世界其它国家或地区，这是中国贸易、文化的外延，古代主要依托丝绸之路，唐朝尤其是明朝之后新开拓了海上航线（海上丝绸之路），近代以来则包括了贸易（进出口）、投资与基建、军事存在（联合军演、驻军等）、国际合作（联合国与相关国际组织及其项目）、文化交流（展览、孔子学院等）等多种形式。

（二）唐朝边疆的羁縻制度和节度使

唐朝是一个全新的、庞大的帝国，其疆域比之前朝代要大的多，扩展到了许多之前相对陌生的位置。

唐朝与古代世界上其它帝国相似，因为有着广阔的疆域和复杂的民族构成，所以在不同区域采取不同的治理体制，其统治集团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更大包容性，成就了更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也使得唐帝国在中后期（安史之乱后）重重困难之下表现了巨大韧性，又延续许多年。秦汉帝国更偏向于汉族为主体，隋唐帝国则是首次深度的民族大融合，这也是后来一千多年中国历次大统一阶段的重要特征。

西魏、北周、隋、唐，某种程度上都属于汉族与少数民族混合型政权，李唐皇室具有典型的汉胡混血特征。作为唐朝的最高统治者，大唐天子在中原地区为皇帝，在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视角则为“天可汗”——天下共主的称号。这种模式在后来的元朝也出现，即在中原地区为元朝皇帝，在中原以外的欧亚大陆则为成吉思汗所留下的四大汗国共同的、拥有最高地位的大汗。正是由于开放性和包容性，唐朝创造了繁荣的文化和稳固的政权，对内对外展现了充分的、真正的自信，与阿拉伯帝国、拜占庭帝国并称为当时世界上的三大帝国，与“两汉两罗马”的地位不相上下。

清朝也属于类似的二元体制，即清朝天子在中原地区为传统意义的皇帝，在东北为八旗的最高统领，在内外蒙古通过爱新觉罗家族和蒙古诸部王公的联姻成为满蒙联盟的大汗。不过，清朝始终对中原的汉族不放心，采取了“旗-民”原则上不得通婚，旗人享有许多特权，强行占有大量资源和利益（比如圈地）等政策，形成民族压迫与相对隔离的状况。清朝时期，爱新觉罗家族是唯一的主子，八旗是奴才，汉族则是奴才的奴才。这也导致了清朝中后期汉族重新喊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

唐朝新开拓的疆域始终存在一些不稳定因素，周围还有突厥、契丹、奚、靺鞨之类的“敌人”天天窥伺。唐朝一直在探索这些新开拓疆域的有效治理方法，以及更好处理相关问题的方法。唐朝试图用节度使来提高边境地区管理的效率，同时降低整个国家的治理成本，却不幸亡于藩镇割据，与初衷相背离。宋朝脱胎于五代的混乱，在疆域方面呈现了一轮大幅后退，但到了元朝，中国的开疆拓土和巩固统一便取得了明显成果，再到了明朝，相关体制更加成熟规范，等到清朝，基本奠定了近代多民族国家的版图模样。

（三）其它问题

唐朝中期（安史之乱后），经济重心南移，南方经济超过北方，这种格局在后来一千多年未变。这个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一是战乱破坏了北方的经济，安史之乱后，唐朝中央政府仍无力控制河北地区，这一带的藩镇处于实质的割据状态，交战时有发生。二是北方人口为躲避战乱迁移到南方，并带去生产资料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唐朝时期科技所达到的高度，也为开发南方创造了有力条件，南方的大量森林、沼泽、山地被开发出来，加上大运河的运用，促进了南北方的经济交流，巩固了更广阔的国土。四是唐朝中后期和五代时期，南方相对安定，经济发展有一个较好的环境。五是南方的气候温暖湿润，土地肥沃，在种植水稻等方面具有优势，就粮食生产来看，南方能做到一年两熟，两年五熟甚至一年三熟，而北方只能做到一年一熟或两年三熟，粮食产量的增加是人口增长和经济（城市/城镇）发展的最重要基础。不过，南方取代北方成为经济中心，需要等到南宋时期。

府兵制一步步崩溃，募兵制取而代之，使得国家渐渐失去了对编户农民的控制，这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商业和城市的发展，城市则主要依托其中增长的自由市民阶层，这个趋势在后来的宋、元、明三朝还会有进一步发展，并一度差点儿成为“资本主义萌芽”，可惜未能再向前突破达到质变，因此中国在清朝末期无法像欧洲一样演变出资本主义制度。唐朝的城市为里坊制，城市分为若干个区域，各自围绕一圈高墙，不得向外开门开窗，有宵禁制度（但里坊内部的彻夜娱乐和宴饮不受限制），北宋时期突破了里坊这种区域限制，城市生活上到新的高度。

真正意义上的两京制始于隋唐，西汉的国都长安与东汉的国都洛阳，北魏的新都洛阳和旧都平城，北宋的东京开封府和西京河南府（洛阳），元朝的大都与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明朝的京师顺天府与南京应天府，清朝的京师顺天府和盛京奉天府（今沈阳），或是处于不同时期，或是地位和作用有着明显的不平等，都不像隋唐时期那样，经常被交替使用，在实体的皇家与政府建筑有相似形态，在“虚化”的政治运行中具有同等地位。

西晋以前，历史上多为至少在表面上看彬彬有礼的禅让，被替代的皇帝及其集团大都会被安排一个合适的去处，并获得安全承诺，不至于国灭身死。西晋初年开始，最高统治集团的政治斗争日益残酷化，在夺权之余，还要在肉体上消灭对手，开启了非常恶劣的传统，其流毒一直延续到隋唐时期。比如高平陵之变中，司马懿半哄半吓，让曹爽主动解除职务和兵权，但很快就自食其言，将曹爽夷灭三族。北魏时期，尔朱荣 矫诏带兵攻入洛阳，把胡太后、幼帝元钊，以及几乎所有北魏中央高官和王公贵族都杀掉，史称“河阴之变”，其手段之残忍，前所未见。隋唐延续了类似的悲剧，隋炀帝上位后立即弑父、弑兄，唐太宗在玄武门之变中杀了兄弟，又囚禁其父，长孙无忌构陷唐太宗与隋炀帝之女的儿子李恪，致使其遇害，并牵连家人，武则天为巩固自己的皇位，大肆捕杀李唐皇室和权臣，连自己的几个儿子也不放过。章怀太子李贤就写了一首《黄台瓜辞》，犹如曹植的《七步诗》，表达了对武则天冷酷无情的反抗。

（四）客观认识安史之乱后的唐朝

安史之乱后，盛世结束，唐朝陷入外有藩镇割据，内有宦官专权和朋党之争的局面，这个局面持续了差不多一个半世纪。然而，安史之乱与吐蕃崛起，都没有阻断交通和贸易，唐朝晚期还开辟了位于南方的港口，发展出海上“丝绸之路”，这是中国连接世界的又一途径，后来的宋、元、明亦沿用了这一套体系，中国的影响力扩展到东南亚，乃至南亚、西亚和东非。如果没有清朝的一口通商（广州十三行）等海禁措施，新航路开辟和大航海时代及其后的世界历史可能会被改写。

安史之乱后，唐朝中央政府失去了对北方大部分地区的控制权，藩镇的崛起和扩张也消耗了更多原来上交给中央的税收和物资，即便是一些忠于中央政府的藩镇，亦减少了上缴，其中包括主观的不想上交，也包括客观的没有更多钱粮上交，于是唐朝中央政府不得不更倚重于相对富庶和快速发展的南方。《新唐书·权德舆传》记载说“江淮田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韩愈在《送陆员外出刺歙州诗序》中称“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杜牧也在《浙江西道观察使催郾行状》中感慨：“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基于以上情况，唐朝中后期逐渐形成一种新的帝国架构，并为后来一千多年所继承。这一套架构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中央（至少在名义上）维护全国的大一统，协调各地关系，促进交通和贸易。二是西北、正北、东北、西南主要承担稳固边疆的重任，充当中原的屏障，同时为中原向内陆，向亚洲和欧洲腹地发展贸易提供渠道。三是日益富庶的南方被不断深入开发，吸收北方的人才和技术，又通过漕运为北方提供钱粮物资。作为拥有广阔疆域的庞大帝国，地区间差异与发展不平衡是不可忽视的难点，而解决了这个问题，便能跨过门槛，实现长久发展，这也是安史之乱过后，唐朝看起来严重衰落，却能够长期续命的重要基础。

唐朝作为东亚的中心，东西方连接的重要枢纽，首先靠的是经济和文化，其次才是军事与政治，而丝绸之路与唐诗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诚然，唐朝前期的军事力量非常强大，但是在安史之乱后，军事方面的整体衰落，却没有带来东西方交流的中断，也没有导致唐朝影响力的丧失，这说明唐朝在经济（贸易）和文化艺术方面的软实力在发挥着作用。

有必要认识到，唐朝“熬死”了几乎所有周边的强大对手，比如突厥、吐蕃等等。实际上在当代，中国通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韬光养晦，也可以说已经熬死了近代以来侵占中国领土最多的沙俄（苏联）和侵略中国程度最深的日本这两个最大的对手，当然，想要取得与全球最强大国家——美国的竞争优势，仍需更长时间和更大耐心。

杜甫《石壕吏》中的场景，并不是毫无针对性的征兵，随便拉壮丁，而是反映了府兵制的崩溃。具体来说，一方面，持续高烈度战争让不少府兵家庭的成年男丁损失殆尽，但按照制度设计，又必须继续提供兵源，所以只能是家中老太太顶上，算是履行了义务，其实官吏也不错，没说收回国家授田，没说惩罚，也没有强迫其花钱另外雇人出征。另一方面，针对府兵制家庭出不了兵源的状况，此时的国家手里已经没有更多田地可以授予新的府兵制家庭，然后让其履行出兵源的义务，这说明府兵制将国家的资源消耗殆尽，其负面效应正在日益凸显。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杜甫作为路过的投宿者，不会被“抓壮丁”，不像民国时期抓壮丁那样被胡乱绑走，而是仅从官府登记的名册上“抽丁”，也正反应了当时的唐朝虽然衰落，却依然保持了一整套制度体系，这是唐朝能继续维持下去，维持最后“体面”的重要条件。

从较低层级的视角来看，府兵制终结，募兵制兴起后的唐朝军队和职业军人，与之前士族与豪强们招募的部曲（私兵）相比，有了更多的独立思想和认识，不再完全依附于节度使，而是积极参与了唐朝前中期秩序逐渐瓦解后的博弈。这些包括唐朝中央政府与各藩镇的博弈，藩镇之间的博弈，以及藩镇内部节度使与其下属的博弈。作为职业军人，节度使追求着自己独立王国的稳定与扩张，而其下属们也追求着更多收入和更低风险，于是，节度使与唐朝中央政府的“大一统”目标有着矛盾，而唐朝中央政府又可以通过去迎合节度使下属们的期望，对藩镇实施节制，甚至将藩镇分割，从唐玄宗天宝年间的十个变成唐宪宗元和年间的四五十个，可以说只要不影响节度使下属们的收入，别让他们去经常冒生命危险，藩镇有多大，节度使的命运如何，甚至节度使被换成了谁，都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正由于职业军人这个群体的作用，唐朝在经历了安史之乱，又面临藩镇坐大的局面之后，继续维持了一个多世纪，而不是在内忧外患中按“规律”和“历史周期律”崩溃。正如北宋时期的尹源在《唐说》一文中总结道：“夫弱唐者，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诸侯维之也。”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唐朝中后期，唐朝中央政府已经无力供养全国军队，而节度使则是充当了唐朝中央政府和基层骄悍军人之间的缓冲带，当出现军饷不能及时或足额发放等矛盾时，骄兵们会首先攻击更近的节度使，攻击后很多怨气也就发泄完了，一般不会集聚和演变为大规模的起义，距离上更远的唐朝中央政府则得以保全，长安和洛阳的统治集团也乐于见到藩镇内部的争斗，并从中渔利。

五代时期，节度使依然存在，政权更迭如走马灯，许多时候就是中下层军官和士兵想维持荣华富贵，或是想要更多，赵匡胤的陈桥兵变，也是这种性质。不过他意识到这种情况屡屡发生的原因，下决心通过“杯酒释兵权”来分化掉唐朝中后期形成和延续下来的职业军人这个利益集团。当然，职业军人地位自此降低，并成为宋朝历次战争大都失败的主要原因。唐朝前中期被称为“后隋朝”，沿袭和进一步广光大了隋朝的扩张与开放，唐朝中后期被称为“前宋朝”，面对无法解决的疆域和治理等方面问题，选择了趋于内敛的道路，这也影响了唐朝之后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

唐朝继承了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士族掌权体制，其统治阶层的核心部分亦为关陇集团。科举制是对这套体制的突破，而关陇集团为了维护自身地位与权益，采取政治联姻，拉拢科举应试者投靠（举荐）等手段，试图实现阶层的固化。于是寒门和庶族开始与唐朝中央政府离心离德，当时的“TOP1网红”李白喊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而更多的人才与高适、王昌龄一样选择去藩镇，进入节度使幕府，以寻求上位机会。安禄山手下有一位心腹谋士叫严庄，初为寒门士子，因为当时没有渠道实现自己的抱负，就投靠了安禄山，并成为安史之乱的主要谋划者之一。安禄山称帝后，被任命为中书侍郎，后伙同安庆绪杀安禄山，晋位御史大夫、冯翊王，安史叛军崩溃后，严庄投降唐军，获得司农卿的官职。这样的人生轨迹虽然有些不体面，却代表了唐朝时寒门士子的愿望和不满，可以说是那种体制使得人 异化了。

（五）国家宏观上的辉煌与民众微观上的幸福

传统的历史观体系下，判断一个朝代是否强大，主要看疆域是否广阔，军事是否强大之类的指标，而较少关注文化是否繁荣与开放，民众尤其是中下层民众的幸福感如何等方面。最近几年，越来越多出现了重新认识宋朝等历史时期的声音，体现了更加理性，更具有人性化的新型历史观。以北宋为例，北宋在经济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辽朝则是在军事方面具有相对优势，通过数年的战争，双方认识到谁也消灭不了谁，继续打下去只能是无谓的消耗，而相互妥协，宋朝“花钱买和平”，不失为一种虽然不大“体面”却在现实中具有可行性的选择。安史之乱后的唐朝亦如此，虽然中央政府的权威大打折扣，实质性的全国统一依然存在，各地生产与贸易也没有多少变化，战乱结束后，普通人的生活渐渐恢复了正常，正如前面所说，这是一种新的帝国形态，虽然在传统观念中不那么光鲜亮丽，气势恢宏。

【理论派】指出：“人类历史上，每一次社会底层对社会中上层阶级的抵抗与暴力的革命运动，基本上都是因为大众有切实的改变当前生活状况的需求，在一些地区，这些需求不是因为大众普遍想要和中上层阶级过上一样的生活，而是为了满足自己最根本的生存需要，在社会濒临变动的时期，人们总是会见到一个国家中出现各种腐败、灾害、疫病、战乱等现象，这些社会动荡的因素，造成人们渴望安定的心态，进而形成了一种王朝更迭的社会现象，每到这个时候，实际上人们会意识到，只有使用暴力的手段才能达到最终和平的目的，这就导致每到王朝末期，总是会爆发全国性的大起义。”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唐末的黄巢起义，明末的李自成起义，被认为是中国整个古代规模和影响最大，对抗烈度最高的农民起义。安史之乱爆发期间，战争对普通民众的影响更多是心理层面的，因为中原地区已经有好几代人没有见过战争，忽然到来的叛军又是相貌和着装都不太熟悉的胡兵。实际上叛军和唐军双方的战斗力都相对有限，并且都常常发生内讧，比如安禄山和安庆绪，安庆绪和史思明，史思明和史朝义，又比如“反杨群体”与杨国忠集团，唐玄宗与哥舒翰，唐玄宗与唐肃宗等等，一定程度上集中在中上层的斗争。但是在安史之乱后，唐朝原有的政治、经济、社会体制遭到破坏，部分地方（藩镇）分离加剧，于是唐朝各级政府（中央和服从于中央的地方政府）加大了对尚能控制地区的攫取，中下层民众负担开始变得越来越沉重，直至无法正常生活下去。唐朝政府却未能认识到形势的变化和矛盾不断激化的严重性，终于让一次又一次零散的农民起义最终汇聚成全国范围的汹涌浪潮，即黄巢起义军打进了长安。《黎东方讲史之续·细说隋唐》中写道：“中国的农民是最好说话的，他们能忍专制，能忍苛政，能忍腐败，甚至能忍吃树皮草根，但到树皮草根也没得吃的时候，他们为了活命，便会以最大的爆发力来激起大动荡，向政府清算他们曾忍受过的一切苦难。”

唐朝是一个开放的、向前的、向上的时代，所以能够“时势造英雄”，不断探索和尝试，即便有一些相对保守的势力，也无法抵挡整个大势。相比较来看，宋朝之后，尤其是元朝之后，中国逐渐步入到古代的最后一段，整体上趋于内敛，有少数具有远见卓识的人物，却未能实现向近代过渡的根本性改变。

（六）是末路？还是新生？（用小说笔调作为结尾）

唐朝是一个伟大的、辉煌的时代，是后世无数人所向往的穿越目的地。唐朝的结束，让许多人，也包括之后许多人的梦因此而破灭。出生和成长在开元、天宝年间的人们，大都以为盛世会是一种常态，并能够一直持续下去，却未能预料到，其中会有许多人湮没在随后的安史之乱，剩下的人则会在其后的分裂和穷困里苟活余生。

天复四年（公元904年）正月，屯兵河中（今山西省运城永济市）的朱全忠奏请唐昭宗迁都洛阳，理由是邠（bīn，今陕西省咸阳彬州市）、歧（今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区）的“叛军”正在向东逼近京畿。作为仅仅为名义上的九五之尊，天下共主，唐昭宗其实早已沦为傀儡，失去了作出决策的权力，因为在之前讨伐李克用、李茂贞等藩镇的过程中，连最后的“私人武装”——神策军也损失殆尽，此时只能像建安年间的汉献帝依附于曹操一样，唯朱全忠的马首是瞻，甚至可以说还不如此境况，更像是汉少帝惶惶不可终日地生活在董卓的阴影之下。朱全忠原名朱温，曾经跟随黄巢造反，却中途叛变，纳了投名状，混入唐军阵营，只为荣华富贵。李唐皇室最初以为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还赐名曰“全忠”，却不知道在那个礼崩乐坏，国将不国的时代，忠义和温文尔雅早就被抛弃，能在丛林法则下胜出的，只有手段最凶残的军头。

容不得商量，或者说连准备的时间都不给，朱全忠麾下虎狼般的军士，像对待牛羊一样，驱赶着长安的上百万官民开始了一场大迁徙。老弱病残行动迟缓，会迅速被殴打，如果军士们心情再差一些，恐怕就要被直接抛弃到废墟中，或是就地戕qiāng害，这是乱世的常见情形了。富家大族也许能稍微体面些，但前提是给负责监督的军士们行贿和谄chǎn媚，这是之前他们所经常享受的待遇，而这个时候上层和下层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反转，不过所有人对这种情况都开始习惯，因为朱全忠的前上级——黄巢带着起义军攻入长安的那一天，“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这些军士还接受了一个重要任务，拆毁隋唐两代持续了三百年的长安城，把宫室和民房的建筑材料全扔进渭水，让其顺流而下，漂到洛阳和开封，为三年后即将诞生的新朝（五代-后梁）和新都做准备。

已经不用等到三年后，因为长安的繁华消逝，便意味着唐朝的大厦全面坍塌。满目疮痍，硝烟弥漫的古城旁，渭水依然在静静流淌，只是与许多年前相比，不再有波涛汹涌的大气势，只剩下蜿蜒曲折的河道，以及日渐干涸的河床。白马啸西风，声音低沉而嘶哑，有人说，这风是从岐山那方向吹来的呢，那是秦皇汉武指点江山的地方，那是本朝太宗皇帝纵横捭阖的地方。有老人感叹，从凤鸣岐山，周文王带领百姓进入关中开疆拓土的时候算起，渭水已经滋润八百里秦川有两千多年了，犹如一位默默付出，无限付出的母亲，现在到了油尽灯枯的时候。有年轻人纠正道，越来越多的人口，越来越少的草木，越来越严重的水土流失，都使得这一片曾经的富庶之地不再能承受更大和更长时间的压力。老人说，毕竟故土难离啊。然而，在场的所有人在这个时候都还没有意识到，这并不是一次长途旅行，而是永别，不管是否情愿，绝大部分人和他们的后代，都将不会再回来。后面一千多年里新建立的王朝，也不会再选择在这里建都，也就是说皇帝、官员和贵族们，在这一场“宫阙万间都做了土”的浩劫之后，都不会再踏入关中平原了。

朱全忠在戎马倥偬kǒng zǒng之余，常常会把玩着精美的琉璃杯，注视杯中的红色液体，这是盛唐时期上流社会的身份象征。从一同起事的“泥腿子”群体中脱离出来后，虽然对长安的达官贵人们屡次举起屠刀，但是在内心深处，他还是想成为其中一员，成为过去仅仅在传说中听到过的“天命之人”。经历了太多事情，目睹了太多弑shì杀，他渐渐有些迷茫，感觉分不清杯中是西域葡萄的酿造，还是对手鲜血的汇集。他觉得自己没有多少错，或者说有时候是“不得已而为之”，但他没有意识道，自己结束了一个日渐腐朽门阀所掌控的旧时代，却又开启了一个愈发野蛮军阀所主导的更加不堪的新时代。旧时代不值得留恋，旧时代向新时代的转换多半要伴随着阵痛，但末日的苦难和涅槃的煎熬不应强加于普通民众，这应当是人心向善的追求。

本文动笔于2025-03-7 18:10:57

标签：给叫叫讲中国史唐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