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叫叫讲中国史41-五代十国（下）

四、十国

（九）割据和开发福建的闽国

闽国的创建者王潮、王审邽guī、王审知，为光州（今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固始县人，公元885年（唐僖宗中和五年），寿州的王绪起兵，越过皖豫边界，攻陷固始，听说王氏三兄弟勇猛有才，招募至麾下。王绪兵少势薄，受到黄巢起义军和蔡州（今河南省驻马店市汝南县）节度使秦宗权的威胁，不得不率领部众向南逃窜，一路抢掠，在885年（唐僖宗光启元年）进入福建。南下时，广州、寿州军民举家同行，为了减轻粮食供应的压力，并加快行军速度，王绪下令抛弃老弱病残的家属，加上他变得疑神疑鬼，越来越频繁地找各种理由诛杀部属，军中开始秘密串联，聚集在王潮周围，发动兵变，将王绪囚禁，王绪后来自杀。王潮成为新的主将，本来准备回师广州，但行至福建中部的沙县，被当地民众挽留，在其建议下掉头南下，于886年（光启二年）攻克泉州，尽占泉州、漳州等地，唐朝政府任命王潮为泉州刺史。公元891年（唐昭宗大顺二年），福建观察使陈岩病逝，福州陷入内乱，陈岩的老部下和当地百姓纷纷邀请王潮进军，至894年（唐昭宗乾宁元年），王潮基本统一福建全境，此后三十三年，福建无大的动乱。

公元896年（乾宁三年），唐朝中央政府升福州为威武军，任命王潮为威武军节度使。公元897年（乾宁四年），王潮去世，其三弟王审知继任，后梁于910年（开平四年）晋封其为闽王，后唐继续封其为福建节度使。王审知因为开发福建，保境安民的功绩，被后世尊称为“开闽圣王”，宋太祖赵匡胤还为其题写了“八闽人祖”匾额。王审知在位期间，充分利用泉州、福州等天然良港，鼓励海上贸易，奠定了宋朝海运大发展的基础。王审知最初设立“榷货务”一职，管理海上贸易，后更名为“市舶司”，开启了泉州成为世界级商港和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城市的序幕。公元901年（唐昭宗天复元年）至908年（后梁开平二年），王审知主持了多轮福州城的扩建，首先是在子城外筑罗城40里，形成内外两重城垣，内城为政治中心和贵族居住区，外城为商业区和平民居住区，这些平民居住区后来发展成为三坊七巷。接着在罗城南北两面，分别扩建了南北夹城，因为形如半月，称之为南北月城。夹城和罗城连起来，使得福州城面积达到之前的7倍多。扩建过程中，大量制高点（屏山、乌山、于山）被包在城中，提高了防御能力，又集中疏浚和改造了城内的河流、沟渠，水陆交通更加便捷，城市面貌焕然一新，为福州之后了经济、文化、海外贸易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公元925年（后唐同光三年），王审知去世，长子王延翰继任，次年，自称“大闽国王”，但对外仍奉后唐为正朔，当时唐庄宗李存勖被伶人刺杀（兴教门之变），后唐无暇顾及闽国的变化。王延翰的冒进引起了闽国内部的不满，王审知次子王延钧，养子王延禀起兵，进入福州，斩杀王延翰，王延禀拥立王延钧继任威武军节度使、闽王等职，但王延钧在9321年（后唐长兴二年）设计将王延禀除掉。

公元933年（长兴四年），日益膨胀的王延钧称帝，国号大闽，年号龙启，国都长乐府（今福建省福州市）。称帝后，王延钧大肆搜刮财富，增加赋税，境内大地主、大商人都很恐慌，平民们也恨之入骨，他还宠信巫师，引起朝野的普遍不安。王延钧称帝后，闽国内乱不断，趋于衰弱。公元935年（后唐清泰二年/闽永和元年），王延钧病重，王昶（继位前名为：王继鹏）发动兵变，将其杀死。王昶也迷信道士、巫师，猜忌和迫害宗室，导致兵变被杀。王审知的八子王曦（继位前名为：王延羲）继任后，十三子王延政在建州（福建省南平建瓯市）与之对峙，互有多次攻伐。公元943年（后晋天福八年），王延政在建州称帝，国号殷，年号天德，但对外仍使用镇武军节度使的名号。王曦喜欢酗酒，搞恐怖政治，在公元944年（闽国永隆六年）被杀，禁军将领朱文进被拥立上位，但不敢称王，自称闽主，南唐拒绝承认其地位，后晋予以承认。朱文进和王延政在福建的争斗，引来南唐的武装干涉，公元945年（天德三年），王延政在建州被俘，王氏闽国在福建的统治结束。

下面为闽国的世系图。王潮、王审珪未被列入王室的世系序列，仅在图中做标示

下图为福州古城的演变。福州城最初建筑于公元前202年（西汉建立之年），无诸被刘邦封为闽越王，定都于东冶（今福州市鼓楼区冶山），在屏山南麓建造了冶城。公元282年（西晋武帝泰康三年），为适应人口剧增的需要，修建子城，面积较冶城扩大许多。公元901年（唐昭宗天复元年），王审知主持建造了罗城，公元907年（后梁开平元年），又在罗城南北加筑了夹城。公元970年（北宋太祖开宝二年），加筑东西夹城，整体称为宋外城。公元1371年（明太祖洪武四年），重建福州城垣，全部改为明朝典型的包砖结构，并在屏山上建镇海楼，作为各处城楼样式的范例。近代以来，福州城区范围向南大幅拓展，涵盖了闽江北岸的南台地区，这一带本为江心洲滩涂，现在已与老城区连为一体，主要是仓山区

（十）十国中疆域最大的南唐

南唐是从南吴发展而来的，开国君主徐知诰及其养父徐温，篡夺了南吴的王权，最终取而代之。公元937年（南吴天祚三年），徐知诰受禅称帝，初定国号为齐，改元为昇元shēng。公元939年（昇元三年），徐知诰恢复李姓，改名为李昪biàn，自称是唐宪宗之子，建王李恪kè的四世孙，又改国号为“唐”，史称“南唐”。

李昇奉行息兵安民的政策，休兵罢战，敦睦邻国，江南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艺术得到恢复和发展，“儒衣书服盛于南唐”“文物有元和之风”“北土士人闻风至者无虚日”，成为五代十国时期文人和士大夫的重要避风港，南唐有很多词人，其末代君主李煜亦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员。公元943年（昪元七年）李昇去世，其子李景（后改名为：李璟）继位，启动了开疆拓土的进程。公元945年（保大三年），南唐趁闽国内乱，将其攻灭。公元947年（保大五年），契丹灭后晋，中原无主，契丹的耶律德光派人联络南唐，声称想在与南唐继续之前友好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支持南唐成为中原之主，李璟在评估了自己实力之后，予以婉拒。为了展示承继唐朝法统的形象，南唐请求契丹允许其派人到长安，修复唐朝皇帝的陵寝，亦被拒绝。契丹军队北撤后，南唐一度想进军中原，但后晋的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动手更快，先入汴梁，使得南唐的北伐计划未能实施。公元951年（保大九年），南唐趁马楚内乱，一度攻占其全境，但未能站稳脚跟，荆湖地区被马楚将领周行逢占据，并最终归于北宋。

公元956年（保大十四年）、957年（保大十五年）、958年（交泰元年），后周世宗柴荣三次组织南征，最终攻取了南唐淮河以南，长江以北的全部州县，李璟在大败之后，面对后周强大的军事政治压力，主动去帝号，改称南唐国主，奉后周为正朔，换用后周的年号（显德五年）。经过与后周的交战，南唐转为衰落。

公元959年（显德六年），后周世宗柴荣派人对李璟说：“我与江南，大义已定，但顾虑后世不能容纳你，可以在我在世时修造城隍、整治要害为子孙计。”这是非常诚恳的建议，充分表现了柴荣的胸怀。于是李璟准备迁都洪州，但群臣皆不愿意，只能先升洪州为南昌府，定为南唐的南都。

公元959年（显德六年），柴荣病逝，次年，赵匡胤发动兵变，篡夺后周政权，建立北宋。公元961年（建隆二年），李璟留太子在金陵监国，自己前往南昌府，但该地开发不够，居住和办公条件都较差，群臣纷纷想回去，李璟在重重困难和巨大压力下病逝，太子李从嘉在金陵继位，改名为李煜，为南唐后主。公元971年（开宝四年），北宋灭南汉，南唐腹背受敌，北宋又屯兵汉阳，占据了南唐核心地区的（长江）上游，形成居高临下之势。此时，南唐的北、西、南三面受敌。公元974年（开宝七年），北宋水陆并进，一路沿着长江顺流而下，先后攻下南唐的池州、铜陵、芜湖、当涂、采石矶（后两个地方均在今马鞍山），逼近金陵，一路攻下鄂州（今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击败南唐大批精锐军队，还有一路从东边过来，攻下常州、利城寨（今江苏省无锡江阴市），第一支军队与第三支军队构成了东西夹击的态势。

公元975年（开宝八年）正月，北宋各路军队会集到金陵周边，全线出击，发起总攻，南唐军队有过几次迂回出击，并有其它地方的勤王之师赶来救援，但都被宋军击败，宋军围住金陵之后，城内逐渐断粮，死伤人数不断上升。李煜两次派徐铉出使北宋，奉上大批钱物，请求减缓攻势，面对徐铉的恳求，赵匡胤按着剑怒斥道：“不须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乎‌！”“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后来成为一句经常被引用的名言。至当年十二月，金陵城破，李煜投降。

下面为南唐的世系图。徐知诰称帝后，恢复李姓，改名为李昪

（十一）契丹的附庸北汉

北汉是十国当中唯一 一个不位于南方的政权，而且是十国最后一个被灭的，撑到了北宋建立后的第十六年。公元951年（后周广顺元年），郭威发动兵变，攻入开封，杀后汉隐帝刘承祐，建立后周。接着又杀了后汉高祖刘知远的养子，刘崇的嫡长子刘赟yūn，以彻底断绝后汉帝位的传承。刘崇是刘知远的弟弟，时任河东节度使、太原尹，听闻后汉皇室被屠戮殆尽，自己亲生儿子也被杀，就在河东十二州称帝，沿用后汉的年号乾祐，史称“北汉”。为了抗衡后周，北汉选择了与后晋相同的方式，对辽朝自称“侄皇帝”，成为又一个夹缝中的傀儡政权。刘崇称帝后，改名刘旻mín。后周与北宋均不承认北汉的合法性，连年攻打，北汉面积小，实力弱，加上政治腐败，以及需要给辽朝进贡，在战争中消耗很大，人口锐减到盛唐时期的八分之一。不过由于北汉的主体位于山西，表里山河，易守难攻，硬是凭借太行山、吕梁山的崇山峻岭天然防线，坚持了许多年。

公元979年（北宋太平兴国四年/北汉广运六年），宋太宗赵光义率军亲征北汉，击溃援助的辽军，攻陷晋阳（太原），杨业（杨家将的初祖）归宋，北汉灭亡。赵光义为了防止有人再割据，强制迁移了晋阳的居民到开封和洛阳，又火烧、冲灌城池，削平城北的系舟山，将这座春秋战国时期诞生的古城（赵国都城）完全摧毁。后来的太原城，则是在汾河以东重新建立的。

下面为北汉的世系图。刘继恩本来姓薛，刘继元本来姓何，成为他们的舅舅刘承钧的养子后均改姓刘

（十二）其它割据政权

唐德宗贞元年间，从振武节度使、朔方节度使的辖区各划出一部分，设置夏州节度使，后来其辖区扩张到夏州、绥州、银州、宥‌yòu‌州、静州，称为“定难五州”，大致在陕西北部及其邻近的内蒙古、宁夏地区，面积约5.2万平方公里，与今天宁夏回族自治区的6.64万平方公里基本相当，这部分区域与今天宁夏的核心区域也大体重合。公元881年（唐僖宗中和元年），因平定黄巢之乱有功，被赐名“定难军”。公元883年（中和三年），定难军的首领李思恭（拓跋思恭）因平叛有功，被封为夏国公，这是西夏这个国号的来源。定难军的统治中心为夏州（今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但西夏的国都位于其西边约三百公里处的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因为夏州为黄土高原北部（鄂尔多斯地台）山地和沙地交错的环境，相对贫瘠，而兴庆府位于黄河河套（西套-宁夏平原，前套-敕勒川/呼和浩特与包头，后套-巴彦淖nào尔），号称“塞上江南”。定难军的统治集团为李氏（拓跋氏）家族，是党项族，又称党项羌，属于西羌的一支，先前的鲜卑族拓跋部曾加入其中，故称为党项拓跋部，唐太宗时期被赐姓李，所以同时使用李氏和拓跋氏这两个姓氏，唐朝政府任用其镇守宁夏一带，属于“以夷制夷”的策略。整个五代期间，定难军的割据均相对稳定，到了北宋仁宗时期，正式脱离中原王朝，建立西夏。

唐朝末年的归义军在五代时期继续存在，其一方面努力改善和西域各少数民族政权（甘州回鹘hú、西州回鹘、于阗tián等）的关系，另一方面积极恢复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奉中原正朔，接受封号，以唐朝余威来强化自己的地位。公元1036年（北宋仁宗景祐三年），归义军被崛起的西夏攻灭。

五、周边少数民族政权

（一）割据云南的大理

唐昭宗天复二年（公元902年），南诏权臣郑买嗣发动政变，将南诏王族尽数杀害，南诏灭亡。此后，云南地区经过了数年混乱，先后建立大长和国、大天兴国、大义宁国这三个时间较短的政权，五代十国时期的公元937年（后晋天福二年，南唐升元元年），南诏开国功臣的后代（但当时已沦为没落贵族）段思平，联合洱海地区的贵族与百姓，建立了段氏大理国，定都 羊苴咩xié miē城（今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大理古城，“苴”字在此处不读常见的jū）。

大理国的建立，结束了前面三个政权时期的苛政和沉重税负，进入到经济、社会、文化稳定发展的时期，废除了奴隶制，过渡到地主和农民为主体的封建制。大理国包括前理、后理两个时期，持续三百多年，直到公元1254年被蒙古攻灭。大理全国上下尊崇佛教，被称为“妙香佛国”，超过半数的君主在执政末期都出家为僧。前理和后理的分界是公元1095年，宰相高升泰篡位，改国号为大中，但次年其病逝后，由于内外一致反对，段氏重新继位，恢复大理国号，高氏篡位前称为“前理”，段氏复辟后称为“后理”。大理与中原地区长期维持着“茶马互市”等经贸往来。

下图为大理（古城附近）地形图。“大理四绝”包括“下关风，上关花，苍山雪，洱海月”，合称“风花雪月”。公元799年（唐代宗贞元四年），皮逻阁的曾孙迁都至羊苴咩城，后来，段思平亦定都于此，建立大理国。元朝灭大理后，该城被焚毁。明朝洪武年间，在原址东侧重筑大理城，为大理府和太和县的治所，也是保存至今的大理古城。太和城为南诏的第一座都城。三阳城为南诏和大理国都的北边第二道关隘，第一道为上关（龙首关），南边则是下关（龙尾关），三座关隘正好包住了苍山与洱海之间的大理国都附近

（二）契丹-辽（详述见后面的《北宋、辽、西夏》一文）

契丹的崛起主要得益于突厥在唐朝持续打击下的衰落（契丹得以填入这个空白），以及安史之乱后唐朝北部边镇的向内收缩（转为内部争霸，而不是对外攻防）。至唐朝末年，契丹已成为草原上一支强大的力量。唐朝灭亡后，中原陷入长期的混战。公元907年（唐哀帝天祐四年，后梁太祖开平元年），耶律阿保机成为契丹的可汗，逐步终结了军事民主制和选汗制，改为中原王朝的世袭和终身制。公元916年（后梁贞明二年），耶律阿保机称帝，国号“大契丹国”，阿保机为辽太祖。公元918年（后梁贞明四年/契丹神册三年），定都 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契丹建国后，陆续兼并了党项、室韦、渤海国、回鹘、吐谷浑，又屡屡南下袭扰，掠夺中原人口，收留河北战乱的流民，在草原上按照中原风格建筑城池来安置，并选用部分汉人为重臣，开启了契丹汉化的进程。

契丹在公元926年（后唐庄宗同光四年/明宗天成元年）攻陷上京龙泉府，两年后，将渤海国的居民整体西迁和南迁，以防其复国。渤海国内迁居民规模最大的一支，落脚在辽西走廊，使用故国的“兴州”这个地名，是为今天的辽宁省葫芦岛兴城市。经过辽朝、元朝四百多年的开发，至明朝中后期，在兴城设置了宁远卫，蓟辽督师驻防于此，成为关宁锦防线的核心位置。

公元936年（后唐清泰三年/后晋天福元年/契丹天显十一年），石敬瑭称“儿皇帝”，割让燕云十六州，辽太宗（耶律德光）时期的契丹因此获得南下中原的前进基地。石重贵继位后，尝试脱离对契丹的依附，最初两次击退了契丹的进攻，但公元946年（开运三年）之后变为败势，契丹大举南下，于次年攻下汴州，后晋灭亡。当年，契丹建国，国号“大辽”，年号大同。契丹一直有南下入主中原的意图，石重贵与之交恶wù后，契丹加快了这一进程。不过，后汉、后周、北宋均在一定程度上对其形成了阻碍，加上辽世宗、辽穆宗继位后政治腐败，军纪松弛，辽景宗继位后采取了相对克制的南下征伐国策，辽与中原之间维持了相对稳定的分界线。五代末年，辽的疆域已经东到大海，西连西域，成为北宋极大的威胁。

（三）吐蕃，交趾

公元八世纪末（800年左右），吐蕃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日益激化，使得整个国家陷入分裂和混战。归义军崛起后，原本为吐蕃所占领的河西走廊和西域部分地区，在名义上重新归于唐朝。公元九世纪末（877年左右），黄巢起义进入高潮的时候，吐蕃王朝已经瓦解，青藏高原出现大大小小许多个割据政权。这种状况在五代和北宋时期一直持续。

越南北部地区在秦朝为象郡的辖区，秦末汉初属南越国，西汉武帝时正式设立交趾郡（郡治在今越南首都河内）。直到唐朝，该地区均稳定地处在中国的有效管辖之下。公元906年（唐哀帝天祐三年），当地世家子弟 曲承裕 被唐朝政府授予静海军节度使一职。公元930年（后唐长兴元年），静海军被南汉吞并。公元937年（后晋天福二年），交州地区发生叛乱，南汉花了很大力气也未能平叛，便选择放弃，为之后的交州从中国独立出去留下了隐患。公元939年（后晋天复二年），吴权在白藤江之战中击败南汉军队，称王，建立吴朝。公元968年（北宋太祖开宝元年/北汉天会十二年），丁部领建国，国号为大瞿越qú（丁朝），两年后称帝，年号太平，交州自此正式脱离中国。虽然北宋建立之后，丁部领接受了“交趾郡王”的封号，名义上位列藩属，但实质上已完全独立。

六、五代十国的疆域和外交

五代时期，中原王朝的统治范围较唐朝末年明显缩小，契丹-辽朝持续向南扩张。公元959年（显德六年），后周收复瀛州（今河北省沧州河间市）、莫州（今河北省沧州任丘市），此后与辽朝基本以白沟（今流经河北省保定市的拒马河）为分界线。到了公元1004年（北宋真宗景德元年），“澶chán渊之盟”正式确定了这一现状。

下图为后梁时期的全景图

后梁的齐州为今山东省济南市，邓州为今河南省南阳邓州市。南唐的虔州为今江西省赣州市。马楚的朗州为今湖南省常德市，连州为今广东省清远市连南瑶族自治县，为马楚和南汉反复争夺的地区。前蜀的黔州为今重庆市彭水县，在乌江下游临近长江的位置。南汉的齐昌府（陪都）为今广东省梅州兴宁市。吴越的西府为杭州，是国都，东府为越州，是陪都。螺城为越南吴朝的都城，在今天的河内

朱温被杀后，南平正式脱离后梁，成为完全独立的政权

“九姓乌护”又称“九姓铁勒”“九姓乌古斯”，为隋唐时期兴起于蒙古高原的突厥语系部落联盟，以回纥（回鹘）为核心，包括仆固、浑等九大铁勒部族。公元646年（唐贞观二十年）回纥汗国兴起后，趁机推翻突厥在当地的统治，公元682年（唐高宗李治‌永淳元年‌）东突厥复国，回纥分裂，北迁的部族被统称为九姓乌护。公元840年（唐文宗开成五年）回鹘汗国崩溃，这些部族分为三支，并西迁，一支为西州回鹘，一支为甘州回鹘，一支到中亚的锡尔河流域

“辖嘎斯”即唐朝时期的“黠嘎斯”（归 坚昆都督府 羁縻），为五代至辽朝的音译，都源于突厥语Qırğız。这是叶尼塞河上游的民族，为近现代中国境内柯尔克孜族与中亚地区吉尔吉斯族（吉尔吉斯斯坦的主体民族）的共同先祖。汉文史籍中，这个民族的音译一直在变化：汉朝“坚昆”→魏晋“契骨/纥骨”→唐朝“黠戛斯”→五代至辽朝“辖戛斯”→元朝“乞儿吉思”→明清时期“布鲁特”→近现代“柯尔克孜/吉尔吉斯”

下图为后唐时期的全景图

后唐在李克用占据地区的基础上，兼并了后梁、李茂贞、刘仁恭、朔方节度使（灵州）等区域。但是在李茂贞占据地区的西南角，丢失了汶州（今四川省阿坝州茂县）、阶州（今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文州（‌甘肃省陇南市文县）等地，大致为甘肃、四川、陕西交接地带。在李克用之前占据地区的西北部，由于天德军的辖区于公元920年（后梁贞明六年）被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攻占，失去了整个河套地区，云州（今山西省大同市）直接暴露在辽朝进攻的前沿。在刘仁恭占据地区的东北部，丢失了整个辽西走廊（营州），山海关附近长城同样暴露在辽朝面前

公元925年，前蜀被后唐攻灭。公元934年，孟知祥建立后蜀

公元918年（后梁贞明四年），契丹定都 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公元926年，渤海国被契丹攻灭，在其故地建立东丹国作为过渡的傀儡政权，由契丹皇太子统治，至982年被辽朝正式吞并。后唐时期，契丹的疆域已经东到日本海，西到今天新疆最北部的阿尔泰山，北跨蒙古大草原（接近贝加尔湖），南到长城一线。公元946年，“辽”取代“契丹”成为新的国号

喀喇汗王朝（又称：黑汗王朝）是回鹘、葛逻禄等族群在新疆到中亚建立的政权，大约形成于公元840年（唐文宗时期），公元1212年（南宋宁宗时期）被花剌子模攻灭

下图为后晋时期的全景图

后晋失去了燕云十六州，北部边疆向南大幅收缩，西京（河南府）为今河南省洛阳市。此外在东南部，今天的江苏省东北部盐城市、连云港市一带，被南唐攻占

公元937年，南吴被南唐取代。南唐西都（江宁府）为今江苏省南京市，东都（江都府）为今江苏省扬州市

本图中的辽主要标示了较为有效管控的疆域，蒙古大草原中部（河西走廊以北）至阿尔泰山的部分未标示，谭其骧先生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将这一带标注为“达旦”，这是唐宋时期对北方游牧民族的一种称呼，又作“达怛”“鞑靼”（均读作：dá dá），前身为室韦部落，后来演变为蒙古族

网上有后汉 乾祐二年（公元949年）的地图，此时后汉的疆域和后晋没有太大差别。主要是北疆略有变化，包括东边的今天北京到保定一带向南收缩，而西边的河套东南（包头与呼和浩特的黄河南岸）向北扩张。另外在西南部，后汉被后蜀攻占了秦州、成州、阶州、凤州，公元955年，后周重新夺回这四个州

下图为后周时期的全景图

后周在黄河河套地区的对岸，也就是鄂尔多斯高原的东部，位于定难军和北汉交界出的北面，有一块飞地，这片地区属于永安军，亦为燕云十六州的府州，契丹南下取得云州后，永安军抵挡住了契丹的攻势，为中原王朝一直保有这片地区，北汉建国后，这片地区变成了北周的飞地。公元956年（保大十四年）、957年（保大十五年）、958年（交泰元年），后周世宗柴荣三次组织南征，最终攻取了南唐淮河以南，长江以北的全部州县

公元951年（后周广顺元年/南唐保大九年），南唐“受邀”介入马楚的内部争斗，派兵进入湖南，攻占长沙后，马楚灭国，但南唐荆湖地区的统治并不稳固，这一带陷入马楚旧将领们混战的局面

至公元949年，辽朝已经巩固了之前扩张的区域，在西到阿尔泰山，北跨整个蒙古高原，东到大海（包括库页岛），南到长城的广阔地区建立起较为有效的统治，故本图扩展了其疆域的范围。此时，辽朝的中京大定府、西京大同府尚未设置。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辽朝的“五京”更像是五大区域性政治和军事中心，共同构成一套网状的政治统治体系，而辽朝真正的政治中心是随季节迁徙的捺钵nà bō，皇帝的行营差不多每三个月迁徙一次，大臣跟着一起移动办公，都住在帐篷里

七、五代十国的体制

五代十国沿用了唐朝的三省六部制，又将主管财政的三司（盐铁、度支、户部）独立出来，并新增了主管军事的枢密院，枢密使的权势日益超过宰相，这些变化被后来的宋朝所沿用。这一时期很多君主从节度使起家，上位后即提拔自己的幕僚，加上笼络前朝元老和有功将士，新增了很多虚职、爵位，这种状况成为宋朝冗rǒng官的源头。

五代时期，各个政权都积极尝试解决唐朝遗留下来的藩镇问题，经过长期磨合，形成一套新的体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帝王通过枢密院（枢密使）掌管军机大事，控制全国军队。二是通过对禁军将领和藩镇节度使（节帅）的任免和调动，并增加各种限制措施，确保牢牢控制中央禁军和地方藩镇。三是随时派遣将领去指挥作战，军令最终归于帝王。北周到北宋时期，最终形成了枢密院与三衙（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侍卫亲军步军司）相互牵制，分别掌管军政和军令，各自向皇帝负责，共同管理禁军的体制。

在地方上，州县与节度使辖区并立，成为动乱的重要原因。后晋的成德节度使安重荣曾公开叫嚣“今世天子，兵强马壮则为之耳。”五代十国一直在努力削弱节度使的势力，同时加强禁军力量，至北宋初年，在之前成果和经验的基础上，通过“杯酒释兵权”，最终解决唐末以来的藩镇尾大不掉，屡屡威胁中央的问题。

八、五代十国的经济、外贸、科技、文化（教育）、宗教、艺术

（一）经济、外贸、商业税、农业、手工业

由于频繁的战乱和沉重的赋役，五代十国的人口较唐朝最高峰时下降了一半以上，至五代十国末期，经过多年的恢复，全国人口总计3000万左右，仅为唐朝高峰期的一半。

为了防止逃避兵役，朱温的军队开始在军士脸上刺字，以便各地关津识认、追捕逃兵。此举被五代十国的多个政权，以及后来的宋朝所借鉴。琼面原本为一种带有强烈侮辱性的古老刑罚，将这种方法用到军士身上，严重损害了其尊严，使得军士地位大大降低，民间产生了“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说法，数千年的尚武之风也因此消亡。

五代时期，吴越的明州（今浙江省宁波市）、闽国的长乐府（福州）、泉州，南汉的兴王府（广州）都是重要外贸港口，与日本、东南亚，甚至大食（阿拉伯帝国）都有常态化的贸易往来。

唐朝的税收仍以农业税为主，但是唐高宗显庆年间，在广州派驻了市舶使，负责征收关税，意味着中国古代商业税和涉外税收的开端。五代时期的税赋大多很重，在传统农业税之外，随着商业和贸易的发展，商业税被越来越多征收。北宋延续了唐朝和五代以来增加商业税的做法，并逐渐超过农业税和盐酒课，占到财政收入的半数以上。五代时期，商业税以住税和过税为主，住税的征收对象为坐商，在店铺销售商品或自己生产的商品入市交易时征收，过税的征收对象为行商，在转运货物经过关津时征收，这套税收体制亦被宋朝所沿用。

“圩田”这个词出现于宋朝，但这种技术最早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吴越两国，至五代在南方基本成型。圩田又称“围田”，指的是在河湖浅滩修筑堤坝，利用沟渠涵闸来排灌，淤湖为田的拓垦方法。干旱的时候开闸引水，洪涝的时候关闸拒水。南北朝至唐朝，圩田规模不断扩张，五代时期，南唐（江淮地区）和吴越（太湖周边）修筑的圩田，方圆达到数十里，后唐至宋朝，芜湖地区形成了"田千二百七十顷""八百八十沟渠"的万春圩，面积可以折算为今天的84.67平方公里，相当于古代长安城，香港岛，或是今天一个小型乡镇的大小。

虽然战乱破坏了社会经济，但五代十国时期的瓷器在唐朝技术的基础上仍有进一步发展，并出现了民窑和官窑的分立。后周世宗柴荣时期，柴窑（御窑，窑址在今河南省郑州市）出产的瓷器“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滋润细媚有细纹”，被称为“瓷皇”。郭威和柴荣提倡节俭，拒绝使用珠玉和金银器具，还将铜器全都熔化以铸造钱币，于是造价相对低廉的瓷器开始成为宫廷和民间用器的替代品。宋朝开始，柴窑、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并称“六大名窑”，但明朝以后，柴窑逐渐衰落至绝迹，现在通常只说“五大名窑”。《五杂俎zǔ》卷十二记载："陶器柴窑最古，世传柴世宗时烧造，所司请其色，御批云：'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雨过天青”又名“天青釉”，是一种高温釉，青中泛蓝，恬淡，幽雅，完美展现了雨过初晴，云层散开时的天空颜色。宋代汝窑的天青釉被宋徽宗推崇为“雨过天青云破处”的理想色，为道家“清静无为”美学的体现。

下图为天青釉，高28.7厘米

唐朝时，徽州成为文房四宝的重要产地，歙砚、徽墨逐渐崭露头角，五代的南唐时期，歙县出产一种非常精美的纸，被南唐后主李煜看重，收藏在宫中的澄心堂，命名为“澄心堂纸”，此纸为历代王朝的贡品。

（二）文化、艺术

五代十国是词的重要发展时期，唐末到前蜀的韦庄，前蜀后蜀道北宋的欧阳炯，继承了温庭筠开创的花间词派，南唐的冯延己，中主李璟、后主李煜等人为北宋词的发展和风格形成开拓了新的领域。李煜的词多为亡国之后的伤感，比较有名的包括《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浪淘沙·帘外雨潺潺》《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此外，他也创作了《渔父》之类的诗词，带有清新明快的色彩。

五代的绘画在唐朝基础上继续发展，以山水画和花鸟画为主，不过这一时期最著名的画作，当属顾闳hóng中的《韩熙载夜宴图》。韩熙载出身北方望族，唐朝末年中了进士，因其父被诛，逃到江南，最初受到南唐中主李璟的宠信，但后主李煜继位后，受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影响，遭到猜疑，加上此时的南唐已江河日下，他不愿意为其陪葬，为了自保，韩熙载装作生活腐化，醉生梦死的样子，表现出没有政治野心的样子，但李煜还是不放心，派画师顾闳中、周文矩前往韩熙载府邸，把看到的情况画下来。实际上，韩熙载早就看穿了这个安排，故意做了一番不问时事，沉湎miǎn于歌舞的表演，顾闳中详细观察了整个场面和全过程，随后画出来，李煜看后，决定放过韩熙载。《韩熙载夜宴图》分为五个部分，类似连环画。从右往左，第一段是琵琶独奏，韩熙载悠闲地坐在榻上，同坐穿红袍的为新科状元郎粲càn。第二段是舞蹈表演，为称作绿腰（六幺）的唐朝传统舞蹈，韩熙载脱下外套击鼓伴奏，门生舒雅手持牙板打拍子，僧人为韩熙载的好友德明和尚，在这样的场合他有些不好意思。第三段是中场小憩。第四段是管乐合奏，韩熙载换下正装，盘腿坐在椅子上。第五段是宾客离去，韩熙载又换了件衣服，站起来举着手送行。顾闳中的观察和绘画极为细致，比如画中韩熙载始终眉头紧锁，若有所思，心不在焉，与热闹的场面形成鲜明对比，这是非常写实的手法，充分表现了当时韩熙载的心境。这幅画作也成为研究唐朝、五代至北宋服饰、习俗、艺术的重要参考。

请点击这里查看《韩熙载夜宴图（宋摹本）》，目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图片有15MB，打开较费时，故不展示在此页

九、五代十国的史书

（一）二十四史序列

按照常规做法，北宋时期针对五代十国这个历史阶段，只会由官方修成一部《五代史》。但是在北宋初年（公元974年）完成了《五代史》的编纂之后，过了六十二年（公元1036年），欧阳修又私修了一部《五代史》。虽然后者是私修，前者是官修，后者却名气更大，而且用时长的多（前者用了一年半，后者用了十七年），到了金朝入主中原，已取代前者，成为官学教材，前者则是逐渐散轶yì、失传。为了区分，后世将前者称为《旧五代史》，将后者称为《新五代史》。《新五代史》与《旧五代史》相比，史料做了一些删减，着重增加了许多史论方面的内容，并大量采用“春秋笔法”，寓褒贬于叙事。这种处理，反映了北宋时期崛起的科举制官僚士大夫群体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理想，与孔子编订《春秋》，阐述和宣扬“微言大义”，希望让“乱臣贼子惧”的目的是一样的，后来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亦为北宋士大夫群体此类实践的代表。南宋时期，理学兴起，官方和士大夫阶层均推崇《新五代史》，认为其有着道德教化的作用，将其列为官学教材和科举范本，《旧五代史》逐渐被边缘化。金朝和元朝为了显示自身正统地位，将《新五代史》列为官方唯一教材。明朝之后，官学和科举只用《新五代史》，《旧五代史》几乎失传。

《旧五代史》又《梁唐晋汉周书》，由宋太祖诏令编纂，薛居正监修，动笔于公元973年（宋太祖开宝六年）四月，次年润十月即完成。该书以范质的《建隆五代通录》作为底本，参考了五代时期各朝的实录。薛居正是五代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出生于后梁，在后晋、后汉、后周均做过官，他撰写《旧五代史》的时候，不加道德滤镜，不说个人好恶，力求客观公正地记录和叙述历史。《旧五代史》包括本纪六十一卷，志十二卷，列传七十七卷，共一百五十卷，又分为梁书、唐书、晋书、汉书、周书、志六大部分。《新五代史》取代了《旧五代史》的地位之后，《旧五代史》只有官府和部分藏书家秘藏，除了《永乐大典》大量收录，其它地方已很少见再引用。公元1449年（明英宗正统十四年），南京文渊阁大火，《永乐大典》原稿本等珍贵藏书被焚毁，《旧五代史》最权威的版本自此失传。

《新五代史》为欧阳修的私修，完成后藏在自己家里，去世后才由其家属呈送给宋神宗。《新五代史》打破了《旧五代史》的（五个）分朝体例，将五朝本纪合并，并首创了多种类别的列传，如《家人传》《臣传》《死节传》《死事传》《一行传》《唐六臣传》《义儿传》《伶官传》《宦者传》《杂传》等，全书包括本纪十二卷、列传四十五卷、考三卷、世家及年谱十一卷、四夷附录三卷，合计七十四卷。《新五代史》对《旧五代史》纷繁芜杂的史料做了大幅删减，丢失了许多细节，以至于无法摸清一些重要事件的全貌，比如《旧五代史》的本纪有六十一卷，《新五代史》仅有十二卷，又比如《旧五代史》分了食货、刑法、选举、郡县、天文、历法、职官等多篇志，《新五代史》仅有司天、职方二考。不过，《新五代史》对纷繁芜杂史料的整理让条理更加清晰，尤其是列传，把同类人物合并到一篇列传中，更有利于某一类历史事件发展变化脉络的查询，对《旧五代史》中的部分谬误，也做了仔细修订。欧阳修编撰《新五代史》的过程中，还增加了不少之前未见到的史料，比如北宋时期新面世的《五代会要》《五代史补》《五代史阙文》《唐余录》《九国志》等等，在北方边疆各民族（奚、契丹、吐谷浑）和南方诸国的史料方面亦做了补充，同时还引用了笔记、小说、杂史、野史等方面的内容，作为对正史的佐证。因为贯穿了“春秋笔法”，《新五代史》的行文充满了悲剧气氛和抒情色彩，故事生动，人物性格鲜明，每篇都有欧阳修以“呜呼”作为开头的评点，爱憎分明，为五代十国乱世的吊古伤今之作。《史记》与《新五代史》被成为二十四史中文笔最好的两部，《宋史》《辽史》《金史》编撰的时候，均以《新五代史》为范本。。

（二）其它史书

《十国春秋》是清朝的吴任臣在公元1669年（康熙八年）编撰完成的纪传体断代史，主要是为了补充《新五代史》对十国的部分史实记载简略的不足，广泛收录了五代至宋朝的杂史、地方志、笔记等资料，包括吴14卷、南唐20卷、前蜀13卷、后蜀10卷、南汉9卷、楚10卷、吴越13卷、闽10卷、荆南4卷、北汉5卷，共114卷，公元1788年（乾隆五十三年）重印时，增补了《拾遗》《备考》2卷。将《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和《十国春秋》放在一起阅读，可以更好地了解五代十国这段历史的全貌，从更多角度来观察，尤其是避免陷入“正统性”之类相对狭隘观点的窠臼。

十、小结

（一）五代十国的一些趋势

五代十国持续的时间不算长，属于隋唐帝国大一统之后的一轮整理，不过，对于普通民众的个体来说，是一代甚至几代人的人生被毁了。沉默的大多数，顺从的大多数，在客观上助长了野心家、冒险家的气焰，增加了底线被试探的次数和频度。五代十国时期的帝王，常年处于被下面的节度使取而代之的威胁之中，而看起来嚣张的节度使，亦没有了唐朝中后期的绝对权势，可能被手下官兵拥立（黄袍加身），也可能因为满足不了手下官兵的诉求和欲望，直接被杀掉，然后换一个人来坐这个位置。相比较而言，唐朝的政治斗争，包括安史之乱，更集中于上层，多表现为利益集团的博弈，党争，权谋手段，帝王心术等形式，对社会中层和下层的影响较少，当然，这不包括上层争斗带来的兵灾。五代十国时期则是中下层军官屡次制造兵乱，以胁迫上层，但因此而改变的政策常常是混乱的、短视的，甚至缺乏合理性，进而导致了整个政局的不稳，朝堂变得更像是凶残匪徒的巢穴。

唐末到五代的乱世，为北宋及以后造成了“重文轻武”的国策，汉唐以来的尚武社会风气从此消失。柴荣的军功很强悍，但始终未能探索出一套完整的的体制，更多依靠个人威望，取决于领导者的个人喜怒，甚至是一时好恶，而当他识人出现偏差，本人又遭遇突发状况（猝死）的时候，整个局面便急转直下，整个体系随之崩塌。赵匡胤对柴荣的政策做了全面检讨，尝试着构建虽然有些复杂，但可以形成有效制约的制度，宁可慢一些，也要稳一些，于是超越了柴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开创了持续三百多年的宋朝。

表面上是“乱”，深层次却在“变”，经过五代的数十年，中国从唐朝过渡到宋朝。五代十国是一段剧烈变化的时期，但历史总是一连串细节上的“偶然”，共同构成了大趋势上的必然。

（二）专题：皇位继承的四种类型

中国古代的王朝和地方割据政权，继位主要有四种类型：一是父死子继，二是兄终弟及，三是高层推举，四是权臣僭jiàn越。

第一种“父死子继”是最常见的类型，符合周礼及儒家传统观念的导向，其基本原则为“立嫡以长”，首选嫡长子，次选其他嫡子，并按长幼排序（注10.1），这种方法基于血缘的正统，以此来实现秩序及稳定，但其弊端是“立嫡/长不立贤”，不过在官僚士大夫群体势力较大，多方相互制约机制较为有效的情况下，皇权仅作为整个政治体系中的一极，更多承担名义方面的职责，具体行政事务则是交由职业官僚去处理。

第二种“兄终弟及”可以看做是第一种的补丁，主要运用于皇帝无子，或是皇子年幼无法履职，无法掌控政局的时候，其目的在于确保皇室的地位，避免大权旁落。北宋初年，宋太祖赵匡胤猝死之后，几个儿子均年幼，难以控制当时复杂的局面，于是赵宋皇室选择其弟弟赵光义继位，赵光义成熟而富有经验，并且为北宋初创团队的核心成员，能够立即接手和延续政策。

第一种和第二种在五代十国时期还有一个衍生形态，即养子继位，虽然没有血缘关系，却在传统伦理上符合标准，对于非汉族的皇室来说，血缘的纯洁性并不那么在意，有着更实用主义的倾向。

第三种“高层推举”是部分特殊时期的特殊形式，常见于五代十国之类的混乱时期，或是清朝入关前之类的王朝相对较低发展阶段（努尔哈赤、皇太极、顺治初期的八王共治推选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近现代的民主选举体制未出现的时候，高层推举往往是无序的，存在大量的博弈、权谋手段、分赃、利益交换，甚至带有丛林法则的色彩，很难推举出真正有能力和正派的领导者。

第四种“权臣僭越”亦为非正常的形式，但对于五代十国这样的乱世来说，一定程度上却是见怪不怪了，高级将领取代或更换君主，中低级军官取代或更换高级将领，是五代十国在此类型上的主要表现，与其它朝代或时期相比，多了军事政变的色彩，也多了血腥味道。实际上，上古时期出现，并在西汉、东汉、曹魏等朝代末年所延用的“禅让制”，许多时候也是基于权臣和皇族实力对比发生逆转后的新情况，本质上属于无情政治斗争的结果，只是在表面形式上加了一层看起来温和的面纱。

第一、二种和第四种之间，还有一种中间形态，即新的上位者属于皇族，但不是既定的继承人，其上位是通过政变或武力。比如唐太宗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比如明成祖朱棣的靖难之役。

注10.1：朱元璋制定的《皇明祖训》，对嫡长子继承制有着较为系统的梳理：“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立嫡不立长，立长不立贤。”

本文动笔于2026-05-09 12:3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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