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叫叫讲中国史40-五代十国（上）

一、五代十国概况

关于五代十国，一千多年来常流传这样的句子：“梁唐晋汉周，播乱五十秋”，还有一个更全的版本是：“朱李石刘郭，梁唐晋汉周，都来十五帝，播乱五十秋”

五代十国这个历史时期，具有明显的过渡性。朱温、李存勖、王建、李茂贞等人，都是唐朝末年的军阀，直接在唐朝的废墟上建立起新的政权或地方割据。而后半段的北周则是奠定了北宋的基础，郭威、柴荣的武功成就了赵匡胤，可以说是为别人做嫁衣了。

五代指的是北方中原地区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这五个政权都自称继承自唐朝，坚持自己是正统的朝代。十国指的是多存在于南方的十个割据政权，包括依附北方“王朝”的南吴、马楚，骑墙和反复摇摆的闽越、南平（荆南）、南汉，偏安一隅主要谋求自保的前蜀、后蜀，独立性较强的吴越、南唐，契丹的傀儡和唯一位于北方的北汉，这十个政权不称帝，仅称王，尊奉同时期的五代政权为正朔。其中最典型的要数吴越，不管中原地区怎样“城头变幻大王旗”，总能在第一时间宣布效忠，但这种政策也给钱塘地区（浙江）带来了七十多年的稳定与繁荣。

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在北方有着前后承继关系，前蜀与后蜀，马楚、南吴与南唐，在南方也有着一定的前后承继关系。

五代十国时期，契丹在北方边境上崛起，并建立辽朝，成为中原地区诸政权的强大对手，后晋开国之君石敬瑭为了寻求其支持，增强自己在中原地区博弈的实力，割让燕云十六州（又称：幽云十六州），因此成为被当时和后世所不齿的“儿皇帝”。燕云十六州的丢失，影响了整个北宋的疆域和政治、军事格局，使得整个北宋时期都背负着巨大的国防压力。

二、唐朝的余晖：后梁、后唐

（一）后梁-朱温，岐-李茂贞

公元907年（唐天佑四年/后梁开平元年），唐哀宗禅位，朱温改名为“朱晃”，改元“开平”，国号“大梁”，史称“后梁”，建都汴州，将其升级为开封府，唐朝结束，五代开始，朱温为后梁太祖。

朱温、李克用、李茂贞是唐朝末年势力最为强大的军阀与割据势力，分别占据了今天河南省、山西省（河东）、陕西省关中地区西部（凤翔），他们相互之间常常互有征伐。李茂贞控制着关中地区的西部和通往蜀地的要道，掌握着中国古代前半期的政治中心，唐朝灭亡之前，多次威胁和进占长安，玩弄中央政权于股掌之间。李克用主要掌控着山西，为“表里山河”之地，易守难攻，容易做成独立王国，向南出击黄河中下游的河南与山东地区，或是向西南出击关中地区，都很方便，近代的阎锡山能够长期盘踞于此，也是相同的条件。朱温的老巢在汴州，洛阳到汴州一带，曾经为东汉光武帝的发迹之处，随着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变化，正在取代关中地区成为新的全国政治中心，朱温还长期挟持着唐朝皇帝，以令诸侯，李茂贞得手过，抢到唐朝皇帝，但由于实力明显逊于朱温，又很快被抢回。后来朱温干脆将唐昭宗、皇室、百官，以及长安百姓劫持到洛阳，远离李茂贞的袭扰，同时置于自己的势力中心。淮南杨行密、蜀地王建等人，则是利用各自的地形和经济条件，专注于割据，未直接参与中央政权的争夺。

朱温所开启的五代和后梁，并不是普通民众所期待的新一个太平年间，而是继续遥遥无期的乱世，朱温本人带头沉迷于声色犬马，刷新了礼义廉耻和残暴统治的下限。可能是由于五代十国的历史过于不堪，初中历史教科书仅用一段文字来介绍这段历史，相当于跳过了这段，从唐朝直接跳到北宋。后梁的疆域也是梁唐晋汉周“五代”中最小的。

朱温建立后梁之后，李克用在其东北方向有着较强势力，甚至可以说达到了分庭抗礼之势。朱温在公元907年（开平元年）即发兵潞州（今山西省长治市），试图从这里突破，然后进击李克用的统治中心太原。两军在潞州陷入长期的拉锯战，期间李克用病逝，但其子李存勖继续抵抗，又运用偷袭，使得后梁大败，朱温因此感叹：“生子当如李亚子，克用为不亡矣！至如吾儿，豚犬耳！”公元911年（开平五年），燕王刘守光称帝，李存勖前往讨伐，次年，朱温以支援刘守光为由，发兵魏州（今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攻打依附李存勖的赵王 王镕，试图达到“围魏救赵”的效果，但朱温、刘守光均被李存勖击败，朱温因此病重。称帝以来，朱温一直没有立太子，倾向于传位给养子朱友文。朱友文驻守在东都开封，朱温想召回他的消息泄露后，控鹤都指挥使（控鹤军为五代时的禁军），朱温的次子朱友珪发动兵变，杀死朱温，又矫诏赐死朱友文。然而，朱友珪尚未坐稳皇位的时候，朱温的三子朱友贞联合一批藩王、将帅，在公元913年（朱友珪的凤历元年）起兵讨伐，攻入开封，杀朱友珪，废除其年号，复称“乾化三年”，这是朱温的年号。

公元915年（乾化五年），朱友贞改年号，称贞明元年。朱友贞即位的时候，梁晋对峙的局势已十分危急，黄河以北绝大部分地区被李存勖蚕食。公元915-923年（龙德三年），梁晋之间有过多次征伐，总体上李存勖占优势。公元923年，李存勖建立后唐，然后南渡黄河，迂回包抄洛阳，灭后梁。

后梁建立后，李茂贞拒绝称臣，继续使用唐昭宗的天复年号。后唐建立后，李茂贞向李存勖称臣，被封为秦王（之前沿用唐朝年号时，自封为岐王），公元924年（同光二年）去世。

下面为后梁的世系图

（二）后唐-走向鼎盛-李克用-李存勖-沙陀族军事集团

后唐的创始人李克用、李存勖xù父子为沙陀tuó族人。沙陀族最初为西突厥的一部分，因为活动于今天新疆的准噶gá尔盆地东南，天山山脉东部的沙陀碛（qì，沙漠）一带，故被称为“沙陀突厥” ，后来又融合了六州胡人（注2.1）、鞑靼dá dá人、回纥hé人、吐谷浑人等族群。贞观末期，沙陀族在朱邪尽忠（李国昌祖父）、朱邪执宜（李国昌父亲）的带领下归附唐朝，安史之乱后，受吐蕃、回纥侵扰，举族内迁，被安置在盐州（今陕西省北部的榆林市定边县），并遴选其中的骁勇骑兵（重甲骑兵），编为沙陀军，成为中唐和晚唐的一支劲旅，带有雇佣兵和野战军的性质，比中原地区的传统步兵有着更强的战斗力。沙陀族军事集团的核心是李克用创立的“义儿军”，收养一批打仗勇猛的将领做义子，这些义子中，李嗣源、李从珂等人也都登上帝位。黄巢起义期间，沙陀族首领李国昌（李克用父亲）、李克用崭露头角，势力不断壮大，收复长安后，被赐姓“李”（原姓‘朱邪’），以宗室成员的身份登记户籍（唐朝许多外戚、功臣、降将被授予此待遇）。五代十国时期，沙陀族先后建立了四个政权，即后唐、后晋、后汉、北汉，北宋统一后，已经深度汉化的沙陀族被汉族逐渐融合。

黄巢起义结束后，朱温占据汴梁，李克用占据太原，形成朱李纷争，南北对峙的局面。前半段，朱温占据上风，李克用在攻防中被削弱，朱温在公元907年终结唐朝，建立后梁，但李克用在自己的辖区仍沿用唐哀帝的天佑年号，打着复兴唐朝的名义与朱温对抗。当年，朱温即发兵十万围攻潞州（今山西省长治市），次年，李克用积郁成疾，临死前交给儿子李存勖三支箭，叮嘱他完成三件大事：一是征讨刘仁恭，攻克幽州，二是征讨契丹，解除北部边境的威胁，三是征讨朱温，为父报仇。

以李克用为代表的五代十国时期许多人物，大都出身底层，在“时势造英雄”的环境一路逆袭上来，具有个人英雄主义和个人奋斗的典范性色彩，因此在后世也成为诸多小说、（说书人）话本的重点选择对象。比如清朝刘翰的《李克用置酒三垂岗赋》里，就描述了李克用攻克邢州后，在三垂岗设宴庆贺的情况：“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坐皆惊呢；金叵罗，颠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嗬”，这两句话被鲁迅先生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引用。

李克用稳定内部政局后，亲自率军援救潞州，借着对方轻敌的机会，出其不意大破后梁军队，取得潞州之战的胜利。公元910年（天佑七年）末，朱温派兵北上，成德节度使王镕、义武节度使王处直向李存勖求援，推举其为盟主。李存勖带兵东进，在年底到达柏乡（今河北省邢台市柏乡县），与后梁军队隔着野河对峙。次年正月，李存勖寻得时机，大败后梁，致使其精锐部队全军覆没，取得柏乡之战的胜利，成德镇、义武镇自此倒向李存勖。

柏乡之战后，李存勖没有一鼓作气乘胜追击，而是暂缓对后梁的攻势，先去夺取河北地区，以消除后顾之忧。此时，昔日的仇人刘仁恭已经被儿子刘守光囚禁，李存勖反倒联合成德、义武、昭义、振武、天德五镇，尊刘守光为尚父，助长其野心。公元911年（天佑八年），刘守光在幽州称帝，国号大燕，史称桀燕。李存勖觉得时机成熟，在年底约了成德镇、义武镇一起出兵，次年夺取涿州，对幽州形成合围之势。朱温应邀北上救援，被击败，逃回洛阳，被其子朱友珪弑杀。公元913年（天佑十年）末，李存勖亲临前线，攻破幽州，俘虏刘仁恭、刘守光父子，次年返回太原，开设霸府（注2.2），建立行台，以唐朝皇帝的名义任命官吏。

公元915-917年（天佑十二年至十四年），李存勖取得了魏州之战等战役的胜利，一步步蚕食了黄河以北的绝大部分地区，还打败了南下的契丹军队，与后梁的实力对比发生根本性逆转。公元917年底，李存勖的军队推进到黄河，直接威胁南岸的后梁都城汴州，但渡河后未能得手，撤回河北，次年，再次南下，亦陷入相持，这段战争被称为夹河对峙。

公元923年（后梁天佑二十年，后唐同光元年），经过十多年的征战（梁唐之争总共二十多年），李存勖基本完成了父亲的遗命，称帝，国号“唐”（以唐朝皇室后裔自居，声称沿用唐朝国号），史称“后唐”，建都魏州（今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李存勖为后唐庄宗。后唐是沙陀族在中原建立的第一个王朝，也是其最辉煌的时期。后唐的疆域是梁唐晋汉周“五代”中最大的。

称帝后，李存勖派李嗣源连夜冒雨渡过黄河，奇袭郓州（今山东省菏泽市郓城县），绕到后梁（汴州）的右翼，又趁着后梁军队主力北上，试图突袭后唐后方以扭转被动局面，但汴州防守空虚的机会，果断攻下汴州，灭后梁。

后唐灭后梁后，南楚、吴越、闽国、南平等地方割据政权纷纷入贡称藩，只有前蜀没有臣服。前蜀占据了三川（剑南西川、剑南东川、山南西道），这一片区域自古为中原和关中政权觊觎jì yú的重要对象，因为可以从这里获取丰富的资源，从而支撑扩张和征战。秦、西汉、西晋、北周-隋 崛起的过程中，都采用了这种方法。此时的前蜀，国主（后主王衍）称皇帝，与后梁分庭抗礼，又奢侈淫靡，大兴土木，卖官鬻yù爵，宠信宦官，致使朝政败坏，民众苦不堪言，亡国之象已十分明显。公元625年（同光三年），后梁在上一年对前蜀采取麻痹策略的基础上，出兵征讨，三个月就抵达成都，前蜀灭亡。

沙陀族军事集团和后唐崛起的过程中，郭崇韬为第一名将，干练、清廉、机警，从容，先后跟随李克修（李克用堂弟）、李克用、李存勖，掌管机要，四处征战，勤勤恳恳，先后攻灭了后梁、前蜀等，立下汗马功劳。李存勖建立后唐的初期，遭遇了契丹的大兵压境，后来又在黄河两岸与后梁军队对峙，形势屡次非常危急，众将大多陷入恐慌，唯有郭崇韬沉着冷静，为李存勖分析形势，找出对方的弱点，得以取胜。战斗过程中，郭崇韬十分投入，不知疲倦地连续工作数日，打盹时裤子里进了一条蛇都未能发现。他还有着非凡的谋略，灭后梁的最终战略计划，就是他制定出来的。灭前蜀之后，郭崇韬已经达到功高盖主的程度，让李存勖很不安。郭崇韬愈发刚愎自用，得罪了一批大臣和宦官。他在蜀地，周围聚集了一群小人，又贪墨了不少蜀中财宝，而不是上交国库，终于引发了杀机，被宦官所陷害致死，直到李存勖死后，李嗣源即位，才为其平反。

李存勖称帝后，志得意满，又变得多疑，郭崇韬、李嗣源等人，都被无端猜疑。李存勖自幼酷爱音律，痴迷戏曲，称帝后更不加节制，在宫中养了上千名伶人，还亲自粉墨登场，给自己取了个艺名“李天下”。《新五代史》记载，有一次他在宫中演戏，高喊“李天下何在？”，伶人敬新磨上前扇了他一耳光，说“天下者，皇帝一人而已，谁敢直呼李天下？”，李存勖不仅没有动怒，还重赏了敬新磨。被李存勖宠信的伶人，许多被授予刺史、节度使等高级官职，有个善于谄chǎn媚的伶人景进，还被授予了“银青光禄大夫”（文散官，从三品）。这些伶人大肆搜刮民财，抢占田宅，诬陷忠良，甚至连郭崇韬、李嗣源等人都不放在眼里。李存勖宠信伶人，有借此制约藩镇、功臣权力的考虑，属于帝王权术，但用过了头，便会招来反噬shì，“伶人乱政”成为后唐衰亡的重要诱因。

不过，有些资料中将宠信伶人作为后唐衰亡的主要原因，略失偏颇。首先，唐朝中后期形成的藩镇割据，后梁未能解决，后唐亦未能解决，李存勖灭后梁之后，反而对投降的藩镇大肆封赏，并让其继续镇守原地，这些藩镇继续首鼠两端，当李存勖施政不当，或是给予的财物让其不满意，就会立即反目，而在失去民心，让藩镇觉得有机可趁的时候，藩镇反叛的连锁效应也会十分迅速。其次，李存勖是骁勇的战神，却难以称得上优秀的帝王，他执政时期，一直沉迷于四处征伐，从未想过安抚百姓，恢复生产，他还设置“租庸使”，负责搜刮民众的粮食、布匹、金银珠宝，用于皇室、伶人、军队的挥霍。《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中，陆贾进谏刘邦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李存勖正是未能认识到这个转变的道理。

李存勖的倒行逆施，导致了后唐短暂盛世的终结。公元926年（同光四年），一直不安分的魏博发生戍卒哗变，李存勖派李嗣源去平叛。李嗣源带兵到了魏州城下的时候，亲军也哗变，将其劫持。李存勖不得不亲戚率军东征，结果叛军拥立李嗣源为帝。李存勖逃回洛阳，沿途部属不断溃散，最后在宫中被迫自缢而死。李嗣源抵达洛阳后称帝，为后唐明宗。

（三）后唐-趋于衰落-李嗣源及之后

李嗣源是沙陀族没有姓氏的部民，十三岁在李国昌军中效力，后被其子李克用收为养子，赐予姓名，并无血缘关系，这是沙陀族军事集团很常见的情况，李嗣源比李存勖年长。李嗣源即位后，与民修养生息，实施宽松的经济政策，放宽对民间手工业的限制，积极笼络各方面人员，争取藩镇支持，中原经济得以逐渐复苏。《旧五代史·卷四十四·明宗本纪十》记载：“故天成、长兴间，比岁丰登，中原无事，言于五代，粗为小康。”但是在执政后期，李嗣源也变得和李存勖后期一样，刻薄，多疑，使得君臣离心，父子相忌。公元933年（长兴四年），李嗣源病重，长子李从璟先前已被杀，次子李从荣担心不安排自己即位，于是发动兵变，失败后被杀，李嗣源受到惊吓，病情加剧，逝世，其三子李从厚赶到洛阳，处理后事，并即位，是为后唐闵帝（<新五代史>称：愍mǐn皇帝）。

李嗣源即位的时候，已五十九岁，精力不济，朝政被枢密使安重诲、宰相兼三司使 任圜huán把持，安重诲能力强，但自恃有大功，被皇帝重用，常常意气用事，甚至作威作福，与任圜意见不合的时候，便直接对骂，公元927年（天成二年），任圜主动申请致仕，安重诲却诬陷其谋反，矫诏将其赐死。此后，安重诲权倾朝野，专横跋扈，连皇子李从荣、李从厚都惧怕他。再往后，安重诲又想除掉皇子李从珂，但被李嗣源发觉，公元931年（长兴二年），安重诲被解除枢密使等中央官职，外放为河中节度使，又被迫致仕，因为对其有新的怀疑，李嗣源派侄子李从璋前往河中，将安重诲击杀。

李从厚的上位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巧合，他不懂治国之道，无识人之明，还优柔寡断，先是被权臣架空，后来又激反了潞王李从珂kē，在位仅五个月，就被叛军赶出洛阳，原计划逃往魏州，但逃到卫州（今河南省北部的新乡市、鹤壁市一带）时即被追杀。李从珂在李嗣源的灵柩前即位（与李从厚采用相同模式），以示自己直接承继李嗣源，与李从厚无关（理论上是并列关系）。李从珂是李嗣源的养子，后唐第四位也是最后一位皇帝。

李从珂即位时，后唐与石敬瑭之间的矛盾已非常激化，李从珂多次试图削弱石敬瑭的兵权，均未果，公元936年（清泰三年），又发动各藩镇一起讨伐镇守太原的石敬瑭，结果联军各怀鬼胎，大败，反倒让石敬瑭联合契丹军队借机南下，进逼洛阳，沿途各藩镇纷纷投降。李从珂见大势已去，自焚，无谥号和庙号，史称末帝或废帝，后唐灭亡。

下面为后唐的世系图。后唐建立后，朱邪尽忠 未获追封，故无庙号/谥号

下图为石敬瑭联合契丹灭后唐。应州为今山西省朔州市应县，雁门关在代州城北山脊上的长城中，慈州为今山西省临汾市吉县，后唐东都为洛阳。从图中可以看出，契丹从东北方向越过长城，直扑后唐的发源地太原府，石敬瑭打配合，奔袭后唐的东都。后唐的军队分别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驰援太原府，但被契丹和石敬瑭联军击败，后来有部分后唐军队向南去救援东都（图中未标示），未能成功

注2.1：六州胡人指的是昭武九姓中，被安置在‘六胡洲’（鲁、丽、塞、含、依、契）的粟特人，大致在今天的内蒙古西部的鄂尔多斯市到宁夏中部和东部的吴忠市一带。粟特人来自中亚，擅长经商，多以部落形式聚居，有显著的突厥化特征，开元和天宝年间，因为参与叛乱（包括安史之乱），唐朝政府为加强控制，将这六个羁縻州改为正州。

注2.2：霸府指的是改朝换代前夕或政权动荡时期，权臣建立的替代了中央政府的实际权力中心。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皇帝仍在位，正式的朝廷名义上也存在，但权臣另外设立了一套军事和政治机构来掌握实权，从而架空皇权，另一种是中央政府已全面崩溃，但权臣或诸侯尚不具备创建新朝的能力，于是先在自己所控制的区域建立起管理机构，等到实力积累到一定程度或时机成熟，再转变为新政府。三国时期的曹操、司马昭，东晋和南北朝时期的王导、恒温，以及唐朝末年和五代十国时期的许多藩镇，都建立过霸府或类似机构。有时候，霸府与名义上的国都不在同一地，比如曹操的魏国都城为邺城，同期东汉王朝（汉献帝）的国都则是在许昌，又比如高欢的霸都在晋阳（今山西省太原市），同期的东魏国都则是在邺城。

行台的性质是中央政府（尚书省）的临时性派出机构，又称行尚书台、行台省。最早出现在三国曹魏的司马昭时期，为尚书省主官出征或出镇过程中，随军的衙署。初期，行台主要有军事指挥职能，不管地方上的民政事务，南北朝的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尤其是六镇起义爆发后，在北方故地设立行台，其持节的主官开始有代天子巡视的职权。北魏末年，高欢专权时期，行台的权力进一步扩大，成为权臣僭越和取而代之的过渡，后来的东魏、西魏时期，宇文泰亦采用此类做法。隋朝和唐朝初年，设置有行台，但很快废置，以加强中央集权。五代十国时期，行台重新出现，为权臣的工具。金国南下后，在中原部分地区设置行台尚书省，由中央政府的尚书省统领。元朝时，在地方上分别设置行中书省（行省，管行政）、行御史（行台，管监察）、行枢密院（行院，管军事），行省与之前的行台相对应。

三、宋朝的晨曦：后晋、后汉、后周

（一）后晋-石敬瑭

与后唐一开始就与后梁相分立有所不同，后晋开国皇帝石敬瑭最初为李克用、李存勖、李嗣源麾下的将领，后来又成为李嗣源的女婿，在李存勖执政末年的兵乱中拥立李嗣源即位，因为这个和之前累积的功劳被任命为节度使。李嗣源在位期间，契丹、吐谷浑、突厥犯边，经众臣推举，石敬瑭北上带兵守边，河东成为其发家的根据地。李存勖非常信任石敬瑭，委以重任。李从珂即位后，继续让石敬瑭担任要职，并且让其除掉李从厚这个心腹大患，但并不信任他，而是将其视为最大的威胁，不过石敬瑭通过一系列操作，得以逃回河东，对于后唐来说，相当于放虎归山了。

公元936年（清泰三年），石敬瑭出于试探的目的，申请调任其它地方，李从珂则根据大臣的建议，将其由河东节度使调任郓州节度使（今山东省菏泽市郓城县）。于是石敬瑭勾结契丹皇帝耶律德光，许诺割让燕云十六州，每年进贡大批财物，以儿国自称。石敬瑭的手下大将刘知远（后汉开国皇帝）认为其中部分条件太屈辱，但石敬瑭一意孤行，终于成为历史上的“儿皇帝”。契丹一直在寻找南下的机会，石敬瑭主动送上门，耶律德光喜出望外，立即带兵经过雁门关，偷袭后唐军队，将其击败，斩杀一万多人。当年十一月，耶律德光册封石敬瑭为皇帝，国号“晋”，史称“后晋”，在柳林（今山西省太原市）即位，改元天福，石敬瑭为后晋高祖。山西原本是后唐的起家之地，公元933年（长兴四年），李嗣源加封石敬瑭为侍中、太原尹、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兼大同、振武、彰国、威塞（注3.1）等地军队蕃汉马步军总管，让石敬瑭掌握了这片地区的军政大权，也使得“晋”成为其后来的国号。

割让燕云十六州是石敬瑭最大的罪过。这十六州包括幽州（今北京市中心城区）、蓟州jì（今天津市蓟州区）、瀛州（今河北省沧州河间市）、莫州（今河北省沧州任丘市）、涿州zhuō（今河北省保定涿州市）、檀州tán（今北京市密云区）、顺州（今北京市顺义区）、新州（今河北省张家口市涿鹿县）、妫州guī（今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儒州（今北京市延庆区）、武州（今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蔚州yù（今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云州（今山西省大同市）、应州（今山西省朔州市应县）、寰州huán（今山西省朔州市）、朔州（今山西省朔州市）。在石敬瑭之前，后唐还丢失了平州（今秦皇岛市卢龙县）、宁州（今辽宁省的辽东地区）、营州（今辽宁省朝阳市及周边的辽西地区），再加上后晋时期，杜重威投降后被契丹占领的易州（今河北省保定市易县），中原王朝失去了今天河北（含北京、天津）的大部分和山西的北部，完全放弃了长城这道屏障，黄河中下游自此暴露在契丹/辽的面前，同时在北面和东面有着防御压力。尤其是东面，契丹可以仿效后唐灭后梁的方法，从黄河下游（南岸，山东郓州一带）逆流而上，迂回包抄，快速突击汴州城，直捣后晋的统治中心，虽然这个方法未能实施，却给了后晋长期的恐慌。此外，在西线，放弃了燕山以北的今天张家口、大同这一片区域，便是放弃了面向草原游牧民族的前进基地，意味着从攻势变为守势，从主动变为被动，即便是在防御上也被契丹死死拿捏了。后来的明朝下大力气北伐，在西面构筑了大同、宣府防线（宣大总督），在东面构筑了关宁锦防线（蓟辽总督/督师），事实证明非常有效，如果最后没有吴三桂的引兵入关，长城防线依然会稳固下去。更进一步来看，宣大、关宁锦这两个防区，甚至可以采取诱敌深入的打法，把游牧民族的骑兵放进来，在这一片缓冲区域依托连片的城市和堡垒，发挥中原步兵守城的优势，将骑兵一点点消耗掉，最终拖死。

下图为燕云十六州

石敬瑭（当时45岁）称呼比他小十岁的耶律德光（当时34岁）为“父皇帝”，自称“儿皇帝”，又每年进贡帛bó三十万匹。对于这些卖国求荣，毫无底线的行为，石敬瑭的亲信将领刘知远亦公开表示了反对，《资治通鉴》记载，刘知远进谏说：“称臣可矣，以父事之太过。厚以金帛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许以土田，恐异日大为中国之患，悔之无及。”但石敬瑭不接受此类进谏。鉴于石敬瑭的这些行为，有历史学家认为，后晋不能被称作一个朝代，而仅仅为契丹的附属国，应当从梁唐晋汉周的法统传承中剔除出去。

石敬瑭称帝当年（公元936年），攻入洛阳，后唐灭亡。次年，再次将汴州升为开封府（上次是后梁），又称东京，洛阳（河南府）为西京，太原府为北京，另外还有邺都（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为陪都。

后晋存在的十一年，始终处于契丹和藩镇的夹缝之中，经常有节度使反叛，甚至公开或半公开地勾结契丹，却从来都不敢严厉处置，尤其是对于手握重兵的刘知远，完全不敢得罪。《资治通鉴》记载：“（石敬瑭）新得天下，藩镇多未服从，或虽服从，反仄zè不安。兵火之余，府库殚竭，民间困穷，而契丹征求无厌。”公元942年（天福七年），石敬瑭在屈辱和忧愤中去世。

石敬瑭死后，因其儿子们多早逝，由其侄（养子）石重贵继位。石重贵尝试脱离对契丹的依附，提出“去臣称孙”，意在重塑后晋独立于契丹之外的法统，不再承认藩属关系。公元944年（天福九年，后改为：开运元年）和945年（开运二年），后晋两次击退契丹的进攻，但由于其内部政治腐败、天灾频发，未能形成优势。石重贵盲目乐观，在公元946年（开运三年）发动北伐，主帅杜重威消极避战，一遇到挫折就向南撤退，最后投降契丹，致使后晋军队主力尽失，契丹趁机大举南下，石重贵投降，后晋灭亡。公元947年（开运四年），耶律德光率军抵达汴州，俘虏后晋皇室，将其带往北方，当年，契丹建国，国号“大辽”，年号大同，都城沿用辽太祖 耶律阿保机 时期定的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耶律德光为辽太宗。

契丹军队进入中原后，四处烧杀抢掠，称为“打草谷”，激起了当地民众的激烈反抗，后晋的河东节度使刘知远趁机打着反对契丹暴行的旗号，抢先攻下潞州、泽州，又南下占领洛阳、开封，这个过程中，契丹军队在各地民众的起义浪潮中望风而逃，刘知远基本没有遇到什么抵抗，而其它节度使，慑于刘知远所把持的政治正确，也不敢轻举妄动，大都被动接受了结果。唯一的硬骨头是天雄节度使杜重威，但他在契丹灭后晋的时候率十万大军投降，名声不好，刘知远亲自带兵去征讨，围困魏州数月，打攻坚战，让其粮食耗尽，迫使杜重威出城投降。刘知远在太原称帝，国号“汉”，史称“后汉”，使用后晋高祖石敬瑭的年号，公元947年定为天福十二年，刘知远称帝后改名刘暠‌hào，是为后汉高祖，后攻克汴州，迁都于此。

下面为后晋的世系图。石重贵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庙号，《旧五代史》称其为“少帝”，《新五代史》称其为“出帝”

（二）后汉-刘知远

公元948年正月，也就是后汉建国的第二年年初，刘知远改年号为乾祐，但当月就去世了。次子刘承祐嗣位，是为后汉隐帝，没有再改年号。公元950年（乾祐三年），李守贞等藩镇叛乱，刘承祐派郭威前去平叛，但又对其猜忌，于是郭威也反叛了，刘承祐被乱军杀害，后汉只存在了三年就灭亡，是五代十国最短的一个政权。其实刘知远为沙陀族，但声称自己为东汉明帝八子，淮南王刘昞bǐng的后人，承继了前汉（西汉）和后汉（东汉）的法统，但不说与三国时期（蜀）汉的关系，而（蜀）汉一直自称承继了东汉的法统。

辽灭后晋的时候，原属后晋的阶州（今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成州（今甘肃省陇南市成县）、秦州（今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凤州（陕西省宝鸡市凤县）被后蜀攻占，但后汉建立后，又从辽的手中夺得胜州（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大致相当于之前的‘河南地’）。总体上看，后汉的疆域较后晋有所收缩，主要是西线收缩了不少。就国力、疆域、军力等方面来看，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大体呈逐步下降的趋势，但到了后周，则出现反弹，为北宋崛起创造了条件。

刘知远拥兵自重，趁着契丹灭后晋的机会建国，本人并不善于治国，反而重用贪官酷吏，实施残暴统治，使得民不聊生，这是其覆亡的重要原因。

公元951年（后汉乾祐四年），郭威称帝，国号“周”，史称“后周”，又称“郭周”和“柴周”，建都在汴，改元广顺，郭威是后周太祖。郭威自称是虢叔的后裔，故国号为“周”，虢guó叔为季历的三子，周文王（长子）的弟弟，周武王和周公的叔叔与老师，虢国的首任国君。

下面为后汉的世系图

（三）后周-郭威，柴荣

郭威称帝后，废除后晋、后汉的酷刑，减轻刑罚，将前朝从各州府抽调的“散从亲事官”（注3.2）等人员全部解散，让其回乡从事农业生产，放松前朝在盐、酒、皮革等方面的经营禁令，免除后梁以来东南诸州的牛租，严格控制佛教发展，废除国都没有敕额的寺院，减少僧人数量，为饥民授予无主田地，并减免差役和赋税，倡导节俭，反对历代帝王的厚葬，严惩贪官，严禁军队扰民。他还去专程前往曲阜，拜谒孔庙、孔子墓，下令修缮孔庙，禁止在孔林打柴毁林，拜访孔子后裔，提拔其为官，表示要尊崇圣人，以儒教治天下，为后周治国奠定了思想基础，改变了唐末和五代以来崇尚武力，不忌野蛮的风气。郭威虽然在位时间较短，却开启了革除唐末以来积弊的进程，为柴荣的统一战争奠定了基础。公元954年（显德元年）正月，郭威病重，立即安排身后事宜，四月逝世，按既定计划传位给养子（柴皇后侄子）柴荣，权力得以顺利交接，后周政局稳定，政策延续。柴荣为后周世宗。

柴荣在郭威的基础上，继续朝着统一全国的方向前进。即位当年，在高平之战中击退北汉和辽朝的联军。次年，从后蜀手中收复辽灭后晋时占领的秦州、凤州、成州、阶州。公元956-958年（显德三年至五年），三次亲征南唐，迫使其割让淮河以南长江以北的十四州，去帝号，改称江南国主。公元959年（显德六年），北征辽朝，42天连克三州三关（宁州、瀛州、莫州、益津关（今河北省廊坊霸州市境内）、瓦桥关（今河北省保定市雄县旧南关）、淤口关（今霸州市境内）），这是五代时期最辉煌的北伐战绩，后来的北宋守住了这一片区域，大大减轻了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带来的边防压力。然而在谋划继续向北攻取幽州的时候，柴荣突发疾病去世，年仅三十九岁。柴荣曾立下“以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的壮志，励精图治，后周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大增。

柴荣延续了郭威的限制和打压佛教政策，其灭佛措施为“三武一宗之厄”规模最大和程度最深的。总体上看，五代朝廷对佛教的政策越来越严格，越来越苛刻，郭威废除了几十所寺庙，而柴荣废除了30336所寺庙，仅保留2694所，强制还俗的僧尼超过61200人，强行收购佛像用于铸造钱币，规定出家要得到父母、祖父母同意，并念读经文考试合格，还规定仅可以在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今河南省洛阳市）、大名府（今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京兆府（今陕西省西安市）、青州（今山东省潍坊青州市）五处设立戒坛进行剃度。《资治通鉴》记载，柴荣表示：“卿辈勿以毁佛为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于善，斯奉佛矣。彼铜像岂所谓佛耶？且吾闻佛在利人，虽头、目犹舍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济民，亦非所惜也。”对于这些措施，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给予了充分肯定：“若周世宗，可谓仁矣，不爱其身而爱民；若周世宗，可谓明矣，不以无益废有益。”

柴荣即位后，就开始着手解决唐末和五代以来的骄兵悍将问题，首先从整顿禁军入手，将藩镇军队中的善战之士选入禁军，由皇帝直接掌握，这个政策被后来的北宋所继承，并进一步创新出“杯酒释兵权”，最终解决了唐朝后期形成的藩镇割据问题。柴荣的病逝较为仓促，继位的后周恭帝柴宗训年仅七岁，难以驾驭朝中老臣和各地军头，柴荣为了其能够顺利即位，临终前也抓紧做了一些安排。当时有传说“点检做天子”，柴荣听到后，首先怀疑当时的殿前司都点检 张永德，郭威是此人的岳父，而郭威又是柴荣的姑父和嗣父（为继位，柴荣改称‘郭荣’），所以张永德为柴荣的妹夫，但是本着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原则，回到开封后，柴荣立即免去张永德的职务，换由殿前司的三把手，向来低调的赵匡胤yìn来担任。殿前司的一、二、三把手依次为都点检张永德，副都点检慕容延钊，都虞yú候赵匡胤。殊不知，许多年来，赵匡胤一直在四处结交大臣和藩镇，张永德与其亦私交甚笃dǔ，赵匡胤之后，宋太宗赵光义，宋真宗赵恒也对其礼遇有加，张家属于国戚。公元959年（显德六年）六月，柴荣病逝，柴宗训即位，次年（显德七年，未改年号）正月，北方报告北汉和辽朝联军南下，符太后与朝臣们商量后，决定派赵匡胤带兵北上御敌。后周军队行至陈桥驿（今河南省东北部的新乡市封丘县），赵光义、赵普、石守信、王审琦等人策动兵变，为赵匡胤“黄袍加身”，军队随即掉头，回师开封。途中，只有京城巡检使韩通仓促组织了抵抗，但很快被率部做先锋的王彦升斩杀。入朝后，被兵变军队押送到殿前司公署宰相范质，重臣王溥、魏仁浦等人责问赵匡胤，赵匡胤的心腹，殿前司散指挥都虞侯 罗彦瓌guī拔剑，厉声恐吓道：“三军无主，众将议立检点为天子，再有异言者斩。”于是朝中不再有人敢提出异议。随后，后周恭帝禅位，赵匡胤称帝，国号“宋”，史称“北宋”，又称“赵宋”，建都在东京开封府，改元建隆，赵匡胤为宋太祖。

下面为后周的世系图

（四）五代十国的结束（北宋建立与统一）

北宋建立后，赵匡胤采取赵普的“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策略，先用假道伐虢guó之计，攻灭南平，并吞荆湖地区，又陆续灭后蜀、南汉、南唐。宋太宗赵光义继位后，在公元978年（太平兴国三年），闽国的残余势力（割据漳州、泉州的平海军），吴越 相继纳土归宋，次年，宋太宗亲征北汉，攻灭十国的最后一个政权，唐末以来近百年的南北分裂局面最终结束。

遗憾的是，新崛起的北宋未能战胜依然具有一定相对优势的辽朝。公元979年（太平兴国四年），赵光义攻灭北汉后，试图一鼓作气继续北伐，收复燕云十六州，但由于其军事指挥能力有限，且未做修整、充分准备和精心谋划，致使宋军在高粱河（北京西直门外）遭遇惨败。混战中，赵光义腿部（亦有记载为臀部）中箭，无法骑马，急忙找了一辆驴车，一夜间向南狂奔两百里，逃到涿州（今河北省保定市）。赵光义打仗不行，逃跑速度却惊人，辽朝精锐骑兵都没有追上，因此被戏称为“高粱河车神”，与动漫中的“秋名山车神”齐名。此战让北宋精锐部队损失惨重，丧失了收复燕云十六州的主动权，在北部边防线上转为战略防御。赵光义拒绝反思本人的失误，反倒认为是武将的过失，之后进一步强化了重文轻武的国策，致使两宋三百年在军事上的孱弱。

注3.1：振武军是唐朝设立的边防军镇，以黄河支流振武河命名，治所先后在东受降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单于都护府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公元758年（唐肃宗乾元元年）从朔方节度使分出振武军节度使。彰国军是公元926年（后唐明宗天成元年）设置的节度使辖区，治所在应州，此设置一方面为了加强边疆防御，另一方面为了保护宝宫寺（今应县木塔的前身）的建造，该寺是李嗣源祭祀先祖的皇室家庙。威塞军/镇是李存勖灭桀燕（刘守光）后，将卢龙镇的燕山以北地区划出来，新设置的一个藩镇，治所在新州，辖区主要包括新州、武州、儒州、妫州

注3.2：亲事官是唐朝设立的一类官职，在政府机构中负责具体事务的执行，区别于带有决策职能的官职，“亲”的意思是对政务的直接参与。散从的意思是非正式的，作为随从等等，宋朝起，“散从官”属于流外职，或是差役性质。

四、十国

（一）割据两川的前蜀，王建

王建为唐朝末年的军阀，年少时以屠宰牛，盗窃驴，贩私盐为生，都是游走在黑白交界处的营生，因为其排行第八，被蔑称为“贼王八”。后来犯罪，被狱吏偷偷放走，经人指点，到今河南省周口市一带投奔忠武军。公元880年（广明元年），黄巢起义军攻陷长安，唐僖宗逃往巴蜀，忠武军赶去勤王，王建为八个都头之一，称“忠武八都”，开始崭露头角。公元884年（中和四年），王建等人领兵入蜀，将唐僖宗迎回长安，又被宦官田令孜收买，收为养子，为“随驾五都”之一。公元885年（光启元年），王建成为神策军（禁军）的主要统领，河东节度使军队攻击长安，唐僖宗逃往凤翔、兴元（今陕西省汉中市），王建护驾并负责保护玉玺，途中唐僖宗惊恐过度，枕着王建的腿睡着了，醒来后很感动，将御衣赐给王建，此后，王建多次以这件事作为皇帝为其背书的依据。

入蜀后，田令孜失势，王建亦受到影响，外放为利州（今四川省广元市）刺史。王建打着尊奉唐朝皇室的名义，在蜀地招兵买马，不断扩张自己的势力与地盘。公元888年（文德元年），唐昭宗任命宰相韦昭度为西川节度使，同时将西川的部分区域划为永平军，任命王建为永平军节度使，治所在邛qióng州（今四川省成都邛崃lái市），这是王建割据蜀地的开始，但这个阶段他还是非常小心地侍奉韦昭度。公元891年（大顺二年），唐昭宗下令蜀地争斗的各方罢兵，让西川的王建和东川节度使顾彦朗返回关中，又要恢复陈敬瑄的官爵。陈敬瑄是宦官田令孜的同母弟弟，曾担任西川节度使，田令孜失势后投奔了他，在韦昭度、王建的攻势下，困守成都已三年。收到诏书后，王建拒绝罢兵，还吓走了犹豫不决的韦昭度，封锁剑门关，切算蜀地与关中的联系，并加紧攻城。陈敬瑄、田令孜无奈投降，后被王建所杀。于是唐昭宗不得不承认王建在西川的地位。

王建攻陷成都一个月后，东川节度使顾彦朗病逝，其弟顾彦晖继任。王建开始谋求吞并东川，趁李茂贞、李克用在关中地区混战的机会，分化瓦解了东川统治集团，一步步蚕食其土地。公元897年（乾宁四年），攻破梓州（今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吞并整个东川。公元900年（光化三年），封琅琊王。公元901年（天复元年），攻占兴元，改封西平王，次年兼并整个山南西道（今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公元903年（天复三年），攻占荆南节度使的辖区，扩张到今重庆市大部到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当年进封蜀王。公元904年，王建与李茂贞结为儿女亲家。公元906年（天复六年），王建攻占归州（今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获得整个三峡地区，临近三峡与江汉平原的交界处。

公元907年（天复七年），朱温称帝，建立后梁，王建拒不承认其正统性，在成都称帝，国号“大蜀”，史称“前蜀”，次年改元武成。公元916年，改国号为“大汉”，次年又改回。前蜀的国都为成都府。王建在位期间，尊重和不拘一格选用人才，整顿吏治，减轻赋税，招募流亡农民，恢复生产。他审时度duó势，以关陇地区的李茂贞为屏障，与之修好，避免与朱温直接对峙，又对荆南政权保持克制，不继续向东试图攻占江陵（今湖北省荆州市），选择守好三峡东口。公元911年（后梁乾化元年）之后，王建与李茂贞因儿女婚姻纠纷导致关系破裂，发生激烈军事冲突，朱温闻讯，与之叙同为唐朝勋旧之谊，联络其一同出兵，两面夹击李茂贞，前蜀这个阶段夺得秦州、凤州、阶州、成州、陇州（今陕西省宝鸡市陇县）、文州（今甘肃省陇南市文县），且与后梁未发生直接接触和冲突。

王建六十岁才当上“皇帝”，因此选立太子为称帝后的重要大事，却一波三折，先后有多位儿子在立储争斗中失败被杀，最终确定的王宗衍（后改名为：王衍）喜好酒色和游戏，继位后，前蜀日益腐朽、衰落。公元924年（前蜀乾德六年），李存勖派李严出使前蜀，以探虚实。公元925年（后唐同光三年，前蜀咸康元年），李茂贞归降，后唐与前蜀之间不再有缓冲，但后唐仍然派人出使前蜀，以作麻痹。当年九月，后唐出兵，开始攻打前蜀，沿途州县望风而降，七十天就逼近成都，面对兵临城下的局面，王衍束手无策，选择投降，前蜀灭亡。

下面为前蜀的世系图。前蜀的王衍，后蜀的孟昶均无庙号，后主仅为部分史料的称呼

（二）割据两川的后蜀，孟知祥，孟昶

唐朝末年，孟知祥在李克用麾下做事，李克用弟弟李克让的女儿嫁给他为妻，李存勖继承晋王之位后，用其掌管机要。公元925年，后唐征讨前蜀，总领此事的郭崇韬临行前，推荐孟知祥为西川节度使，作为战后的蜀地负责人。李存勖接受了这个建议，并给孟知祥加 同平章事衔（宰相待遇）。灭前蜀之后，郭崇韬功高盖主，被猜忌和处死，蜀地的后唐军队群龙无首，大乱，李存勖之子魏王李继岌jí无力控御局面，于是孟知祥急忙入蜀，以稳定局面。李继岌北归途中，洛阳兵变，李存勖被杀，李嗣源继位。孟知祥在蜀地听闻了这些变化，觉得后唐已外强中干，遂开始着手割据。公元926年（天成元年），孟知祥又加了侍中衔，但拒绝上缴剩余的二百万缗mín犒kào军钱，后唐再次派李严以西川监军的身份入蜀，孟知祥将其斩杀，李嗣源对此毫无办法，为示好，还将孟知祥被扣留在凤翔的家属送回成都。公元933年（长兴四年），李嗣源册封孟知祥为蜀王。

公元934年正月，孟知祥称帝，国号“属”，史称“后蜀”，改元应顺，四月又改元明德。当年，李从珂、李从厚争夺帝位，后唐内乱，山南西道、武定军归附后蜀。六月，孟知祥在宴会上突然发病，立三子孟昶为太子，命其监国，七月病逝，孟昶继位。孟知祥为后蜀高祖。

孟昶在位前期，借着契丹灭后晋的时机，接受了秦州、成州、阶州的归附，又攻取凤州，差不多恢复到前蜀的疆域，对内励精图治，与民休养生息，后蜀国力日益强盛，一度扩张到关中地区中部的长安。但到了后期，孟昶也变得沉湎酒色，奢侈腐败。公元955年（后蜀广政十八年，后周显德二年），柴荣征伐后蜀，吞并了北部四州。公元964年（后蜀广政二十七年，北宋乾德二年），北宋开始征伐后蜀，大军攻入蜀地，次年，孟昶出降，后蜀灭亡，孟昶被押送到开封，不久去世，有史料认为是赵匡胤将其毒杀。

公元964年除夕，孟昶命学士辛寅逊将“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注4.1）题写于桃符之上，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春联。汉朝以来的传统中，桃符仅刻有神像或神名，主要用于驱鬼辟邪，而变为题写吉祥的对仗句，表达新春愿景，则是向文学审美转型。明清时期，随着红纸在民间的普及，春联又由木质桃符变为纸质楹联。

孟昶喜好文学和艺术，对蜀地和躲避战乱入蜀的词人、画家们多有照顾，其在位期间，蜀地名家辈出，其对花间派的发展亦有贡献。后蜀灭亡后，孟昶的嫔妃花蕊夫人被一起俘虏到开封，赵匡胤听闻花蕊夫人的故事，命其作诗，她当场写出《述国亡诗》：“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直接撕开了后蜀的遮羞布。孟昶在位期间，为讨花蕊夫人的欢心，安排在成都的城墙上大量种植芙蓉（木芙蓉，秋季8-10月盛开），成都因此得名“芙蓉城”或“蓉城”，“蓉城”至今仍为成都的别名，木芙蓉亦为成都市花。

公元941年（后蜀广政四年，后晋天福六年），孟昶创作《令箴》二十四句，每句四个字。后来，北宋太宗赵光义摘取其中四句“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要求各州县刻在石碑或石头上，立于衙署门前，作为给官员的廉政警示，称作《戒石铭》。公元1132年（南宋高宗的绍兴二年）起，以黄庭坚手书为全国通行范本。

下图为淮安府署“公生明”牌坊背面的“戒石铭”，【行者】于2026年5月3日拍摄，图片编号114007

下面为后蜀的世系图

（三）割据荆湖的南平/荆南/北楚，高季兴

荆湖是宋朝的行政区划概念，对应今天的湖北、湖南大部分地区。北宋初年，设荆湖北路、荆湖南路，分别简称湖北路、湖南路，治所分别为江陵府（今湖北省荆州市）、潭州（今湖南省长沙市），公元985年（太宗雍熙二年）合并为荆湖路，公元997年（至道三年）又分开。荆湖是楚文化的发祥地，五代十国时期南北方交界的重要枢纽，也是北宋统一战争的重要战场。唐朝、五代十国和两宋时期，荆湖地区的商业城镇发展很快，经济、贸易、文化、城市建设在全国位于前列，影响巨大。到了明朝，荆湖又被称为湖广。此外，湖南、湖北也可以统称两湖。

南平又称荆南、北楚，为高季兴所创，他年少时为朱温义子朱友让的家奴，后来被朱温看重，收到军中为亲兵，逐渐升为牙将、颍州防御使、毅勇指挥使（注4.2）、宋州刺史等职。公元906年（唐哀帝天祐三年），朱温派兵攻取了荆南地区之后，任命高季兴为荆南节度留后。公元907年（后梁开平元年），朱温称帝，高季兴被正式任命为荆南节度使。朱温被其子朱友珪杀害后，高季兴不再驯服，断绝了贡赋，此情况持续了五年，公元917年（后梁贞明三年），南平才恢复与后梁的臣属关系，但是从朱温之后，南平就不再是后梁的藩镇，而成为实际的独立王国（割据政权）。南平主要控制了荆州、归州、峡州，也就是长江三峡东口至江汉平原西半部的区域。南平是十国中最小的政权，但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南北和东西方向上均处于正中，控制着交通要道，因此高季兴经常组织打劫途径南平的各地使者、商人的财物，这种无赖行径，使得当时的人都蔑称其为“高赖子”。公元915年（后梁贞明元年），朱友贞还是封高季兴为渤海王，主动拉拢。

后唐建立后，高季兴主动前往洛阳朝见，但又匆匆忙忙逃回，李存勖虽然很后悔未能截住他，却又封其为南平王，这是“南平”作为政权名称的原因，至此，南平演变成一个完全独立的政权。高季兴去世后，长子高从诲继位，延续了奉事中原王朝的国策，同时与周边的南吴、南唐、南楚、后蜀等割据政权保持和睦关系，政策比其父更理性、灵活、开放，为南平带来了较长时间的和平稳定，高从诲之后，南平依然继续这些政策。高从诲之后，其三子高保融，十子高保勖（高保勗xù），高保融长子高继冲先后继位，这期间，后周崛起，后来又过渡到北宋，中原王朝国力的相对优势和全国统一趋势愈发明显。公元962年（北宋建隆三年），武平军节度使（治所在今湖南省常德市）周行逢病逝，其子周保权继位，驻守衡州的张文表叛乱，周保权向北宋求援。次年（宋乾德元年），赵匡胤摆出了假道灭虢的阵势，高继冲吓得七天就归降，南平灭国，成为北宋统一战争中第一个被消灭的割据政权。

下面为南平的世系图

（四）割据荆湖的马楚/南楚，马殷

唐朝末年，湖南和周边有多个节度使，陷入多方混战，还有蛮族及其军队也加入进来。唐昭宗时期，刘建锋、马殷带兵入湘，陆续征服多股势力。刘建峰被部下杀死后，马殷被推举为领头人。公元896年，马殷被唐朝中央政府任命为潭州刺史、判湖南军府事，公元898年（唐朝光化元年），被任命为武安军留后（唐朝 节度使、观察使缺位时的代理），次年，基本平定了湖南全境，公元901年（唐朝光化四年），被唐朝中央政府正式任命为武安军节度使。公元903年（唐朝天复三年），淮南的杨行密攻打武昌军节度使杜洪，马殷带兵救援，杜洪兵败被杀后，马殷趁机夺取了岳州（今湖南省岳阳市），势力范围从湖南扩展到湖南湖北交界处。

公元907年（后梁开平元年），朱温建立后梁，马殷遣使朝贡，朱温封其为侍中兼中书令、楚王，承认其对湖南的割据。不久，马殷又兼任武昌节度使，充任本道（本地道府）招讨制置使。公元908年（后梁开平二年），马殷攻打岭南，夺取今天广西的大部分地区。公元923年（后唐同光元年），李存勖灭后梁，建立后唐，马殷又派人到洛阳朝贡，被封为楚王、尚书令。马楚先后奉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为正朔，其中第五位国君马希萼è在位期间，还向南唐称臣。公元927年（后唐天成二年），马殷仿照中央征服的体制，以潭州为都城，将其改名为长沙，这是长沙这个地名的肇始，并在长沙城内修宫殿，置百官，建立名副其实的独立王国。马楚 兴盛时期的疆域，覆盖了今天湖南省全境，广西区大部，贵州省东部，广东省北部。

公元930年（后唐长兴元年），马殷去世，按照遗命，开启了其诸子间兄弟相继的继位模式。由于兄弟相争，加上奢侈无度，马楚开始走上下坡路，这个阶段的统治集团内部争斗被称为“群马争槽”。由于内部争斗，南唐“受邀”介入，于公元951年（后周广顺元年/南唐保大九年）派兵进入湖南，攻占长沙后，马楚灭国。

下面为马楚的世系图

（五）专题：盐铁专卖与私盐贩子

唐朝末年的黄巢、王仙芝，前蜀的王建，南吴的杨行密、徐温，吴越的钱镠，元朝末年的张士诚、方国珍等人都曾经做过私盐贩子。在许多朝代，私盐贩子群体中都出过乱世枭雄，因为他们敢想敢干，敢于突破正常的体制。中国古代的盐铁专卖（又称‘盐铁专营’‘盐铁官营’）最早始于春秋时期的齐国管仲，成型于西汉武帝时期，由桑弘羊主导了整套制度的设计。这种制度的核心是国家对盐和铁实行垄断经营，虽然不征税，却获得大部分利润，虽然不直接组织生产，却控制着更为重要，利润更高的流通环节，并间接控制了生产的节奏。汉武帝去世后，汉昭帝组织盐铁会议，鉴于民间不满的日益高涨，采纳了部分建议，取消酒类专卖和部分地区的铁器专卖，但盐的专卖未做根本改变，这个模式一直延续至今，现在各地仍存在着政企合一的盐务管理局和盐业公司（两块牌子一个机构），所有零售终端的盐都出自这里。

战国时期，铁器被大规模使用，极大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自此，铁成为农业生产和中原王朝高度重视的战略资源，也是制约北方游牧民族（通商-物资交换 或 禁运）的重要手段。北方草原上，不仅缺乏铁矿资源，也没有成熟的、大规模的冶铁技术，足够的工匠，以及完备的手工业体系，很多时候需要通过贸易或抢掠从中原地区获得铁制品，包括铁锅等生产生活用具，也包括刀剑、盔甲、盾牌等兵器。中原王朝通过贸易管控（时间、频次、配额等），技术垄断，甚至阶段性的禁令，来抑制北方游牧民族的成长，部分时候甚至能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不过在中原地区内部，汉昭帝之后，铁的专卖就不那么严格了，除了对武器制造有限制外，日常生产生活所需的铁制品一般都能通过正常的贸易随时得到。

唐朝安史之乱后，由于财政困难，盐的专卖被重新拾起，并引入商人和民间资本，以改善政府独揽所带来的效率低下，质量低劣等问题。然而，盐的质量问题在整个古代都未能解决，而且还价格一直居高不下，只是因为盐的每天消耗量很小，虽然单价远高于其成本，却没有让普通民众感觉到吃力。宋朝时，整个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催生了“盐引”制度，将国家专卖的收益证券化，使之成为一种可以在市场上和金融领域交易的有价证券。明朝初年，“盐引”被朱元璋作为引导商人协助政府将粮食和相关物资运输到边镇的手段，但同样是由于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盐引”又成为金融领域纯粹的有价证券，而脱离了盐业本身。盐的专卖始终为历朝历代中央政府提供了客观的收入，明清时期，盐税是仅次于田赋的第二大财政收入来源，管理盐业的机构和官职，都是官场上让人眼红的位置。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由于是皇帝的宠臣，被安排了江宁织造、两淮巡盐御史的职位，康熙下江南，曹家承担了相当一部分花费。《红楼梦》中林黛玉的父亲林如海，中探花后，被皇帝看重，也钦点了巡盐御史一职，作为重点培养的官僚未来之星。

盐的专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与民争利，不可避免的会滋生腐败和权利寻租等问题。于是，在这些非正常权力的缝隙中，又孕育了私盐贩子这个群体。私盐是指未经政府许可，脱离官方监管体系流通的食盐。其实不管是官盐还是私盐，在生产环节都没有什么区别。海边盐场的生产者，一部分盐卖给官方，流通到全国，同时也有一部分盐自用，用于时做菜或是腌制海味，为了区分这两类，盐场的管理机构要求把后者染成红色，相当于标识为“不能转运和售卖”。但任何监管都可能有漏洞，在两者之间，总会有私盐流出，被私盐贩子贩运到各地，尤其是经济下行，普通民众生计艰难的时候，价格更低，质量更好的私盐便大行其道。私盐贩子游走在灰色地带，大多数时候通过行贿、分成等方式寻求官员和官府的庇护，但也有与官府撕破脸，或是坐大之后不再理睬官府的情况，于是变为武装走私的方式，聚集人数不断增加，组织愈发严密，直至成为割据一方的枭雄，从相对简单的经济犯罪变为政治上的掘墓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这句话说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但对于之前的私盐贩子同样适用，即便历朝历代对私盐贩运都有严刑峻法，有时候与现在贩毒的处罚一样重，却无法遏制此类现象，反倒是私盐贩子在中央政权日渐孱弱的过程中，一点点壮大起来。明清时期，扬州富甲天下，盐监、盐商、盐帮（盐枭）三足鼎立，相互之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白道、黑道，以及之间的灰色地带，都不怎么分明。盐帮在明面上是苦力，与盐商有着身份、地位、财力、习俗等方面的差别，但是在暗地里，分得不是那么清楚，常常配合着行事，一起分赃。“枭”是一个象形字，本意为猛禽站在树上，也指猛禽被捕获后，砍头放在树上以示众，因此从秦汉时期开始，“枭首”被作为一种死刑方式，砍头后还要悬首示众，后来，将私盐贩子称为“盐枭”，表示此类人“罪大恶极”，让人倍感恐怖。再后来，贩毒分子中的穷凶极恶之徒，亦被称为“毒枭”。

古代以农业税（田赋）为主，盐的专卖为最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之一。近代以来，工商税成为新的财政收入主体，尤其是关税异军突起，盐的专卖的主要作用则在于确保国家对基础民生资源的掌控，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驭民之道，此外也带有抑制垄断或投机，维护社会稳定的成分。土地革命时期，国民党对根据地采取食盐禁运政策，目的就是要削弱根据地军民的战斗力，让其因为缺乏盐（钠离子）的摄入，身体乏力，精神萎靡，长期还会导致低血压、抽搐、循环衰竭等后果。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盐的价格逐渐被放开，运输和销售限制逐渐放宽，盐的专卖不再作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当然，对于较小规模的私盐贩运，历朝历代政府给予了一定限度的宽容，比如宋朝法律规定“孤贫无业、老幼男妇，零星贩盐，止求糊口，非兴贩者，免禁捕。”明朝法律规定“若贫难之人，将私盐肩担背负，易米度日者，不必禁捕。”清朝法律规定“老弱孤独担负四十斤以下者免议。”但老（70岁以上）弱（残疾人）孤（没有父母且未成年的小孩）独（60岁以上70岁以下没有子女）这些群体的运力十分有限，远远低于商业化贩运私盐并稳定盈利的标准，对政府掌控市场的影响很小，反倒能彰显政府帮扶弱势群体的形象，在不损害经济效益的基础上收获社会效益。

（六）割据江淮的南吴/杨吴，杨行密

两千多年来，江淮都是四战之地，是南北争锋的交界，杨行密能够在这个地区脱颖而出，并吞多个势力，充分证明了他的气魄与能力。唐僖宗乾符年间（公元874-879年），江淮地区群雄并起，杨行密也参与其中，被庐州（今安徽省合肥市）刺史抓获，后释放，招募为州兵，多次立下战功，不断晋升，他驱逐了新任庐州刺史，割据一方，公元883年（唐僖宗中和三年），唐朝中央政府任命杨行密为庐州刺史。同年，淮南节度使辖区发生战乱，杨行密应邀带兵东进，打败敌军后，进入扬州（后被迫退出），时任淮南节度使已被杀，于是杨行密将其辖区据为己有，不久南下，攻陷皖南的宣州。公元889年（唐昭宗龙纪元年），杨行密被加封为宣州观察使，晋级节度使的行列，随后，他攻下了苏南的苏州、常州、润州（今江苏省镇江市），公元891年（唐昭宗大顺二年），攻下皖东/江北的滁州、和州（今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公元892年（唐昭宗景福元年），攻下苏北的楚州（今江苏省淮安市），再次攻下扬州后，杨行密被加封为淮南节度使。公元895年（唐昭宗乾宁二年），封弘农王，位列诸侯。公元897年（乾宁四年），北上攻打寿州（今安徽省寿县），击败朱温的军队。公元902年（唐昭宗天复二年），加封为吴王，这是吴国的渊源。为了区分春秋战国时期的吴国，以及三国时期的吴（孙吴），杨行密的吴国又被称为“南吴”或“杨吴”，为当时南方最强大的割据政权。吴国鼎盛时期，疆域涵盖了安徽、江苏的淮河以南地区，湖北东部，江西全部，以及淮河以北的苏北地区淮安到连云港一带，均为东南富庶之地。南吴的国都为广陵（今江苏省扬州市），称江都府，后来又增设金陵府（今江苏省南京市），为西都，江都府则称为东都。

公元905年（唐哀帝天佑二年），杨行密去世，其长子杨渥即位，与元勋旧臣产生矛盾，公元907年（天佑四年），徐温等人发动兵变，杀杨渥，立杨行密次子杨隆演，开启了徐氏专权的时代。公元919年（天祐十六年），徐温率官劝进杨隆演称帝，未获答应，但废除了唐昭宗、唐哀帝的天祐年号，改年号为武义，正式断绝了与唐朝的法统。当年名义上为天祐十六年，实际上在公元907年（天祐四年），朱温建立后梁的时候，这个年号已经被废除。之后，河东（李克用）、凤翔（李茂贞）、淮南等藩镇或割据政权，拒不承认后梁为正统，继续使用天祐年号，最晚至公元919年。

公元920年（武义二年），懦弱的杨隆演去世，徐温拥立杨行密的四子杨溥pǔ继任吴王，次年，改年号为顺义。公元927年（顺义七年），徐温率百官劝进杨溥称帝，但不久徐温病逝，当年十一月，杨溥称帝，大权仍掌握在徐温养子徐知诰（后改名为：李昪biàn），徐温儿子徐知询等人手中。公元932年（大和四年），封徐知诰为东海王，公元935年（太和七年），又加封齐王。公元937年（天福二年），杨溥禅位给徐知诰，吴国由徐氏控制的傀儡政权最终走向灭国。

下面为南吴的世系图

（七）割据浙闽的吴越，钱镠

吴越的开国皇帝钱镠liú最初也是私盐贩子，后投奔杭州刺史 董昌，公元879年（乾符六年），在阻击黄巢起义军的过程中立功，升为都知兵马使，为中级军官。 公元886年（光启二年），率兵攻灭镇东观察使刘汉宏，占领越州（今浙江省绍兴市），次年，升任杭州刺史，与董昌分别领浙东、浙西。公元895年（乾宁二年），董昌在越州称帝，国号大越罗平国。钱镠劝阻不成，将其攻杀。于是钱镠成为江浙一带的统领，唐朝政府任命其为镇海节度使、镇东节度使，赐予铁券。钱氏家族一直保存这个铁券，认为是中央对其地位的背书，此物藏于国家博物馆，为现存的中国古代四件丹书铁券中最早的一件。明朝初年，朱元璋对勋臣贵戚们大开杀戒，但认可了此铁券，赋予其在明朝仍具有“免死金牌”的效力。北宋建立后，钱氏家族被官方认定为仅次于赵宋皇室的贵族，得以稳定传承至今，近现代以来，自然科学界的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钱正英，社会科学界的钱钟书、钱复、钱穆，政界的钱其琛等人物，都出自这个家族。公元902年（天复二年），唐朝政府册封钱镠为越王，后改封吴王。吴越国采用“两都”制，西府杭州，东府越州。

钱镠及其后人始终奉行保境安民，不出头，不求虚名，闷声发展的政策，一方面对中原历代政权称臣和朝贡，表明态度，避免被攻击，另一方面积极开发本地，发展经济，维持安定，推动繁荣。公元907年（后梁开平元年），朱温册封钱镠为吴越王，此为“吴越（国）”建立的标志。实际上，吴越有一套完整的政府机构，钱镠也使用类似于皇帝的仪仗，并且使用自己的年号（天宝、宝大、宝正），仅仅是名义上不称帝而已。 

公元907年（开平元年），朱温建立后梁，封钱镠为吴越王，兼淮南节度使。五代十国期间，前蜀、南吴、南汉、闽等南方割据政权都曾经称帝，群臣多次劝进钱镠，均被拒绝。公元932年（后唐长兴三年），钱穆去世。其后，钱穆的七子钱元瓘guàn，钱元瓘六子钱佐，钱元瓘七子钱倧zōng，钱元瓘九子钱俶chù先后继位，虽然统治集团内部有过多次争斗，但吴越国整体保持了安定的局面。公元975年（北宋开宝八年），钱俶应约带兵北上，与赵匡胤的军队会师南唐国都金陵。公元978年（太平兴国三年），吴越主动“纳土归宋”。

公元910年（后梁开平四年），钱镠组织大批劳动力，修筑钱塘江沿岸的捍海石塘。钱塘江入海处为喇叭口形状，涨潮时，由于河道急剧变窄，潮水受到越来越严格的束缚，流速越来越快，冲击力越来越大，常常会漫上江岸，冲毁农田，海水入侵还导致杭州的地下水与河湖都变得很咸，影响了生产生活。最初，吴越采用传统的夯土板筑法，结果潮水日夜冲刷，堤坝很快就被冲垮。于是钱镠下令更换策略，以“大竹破之为笼，长数十丈，中实巨石；取名大木长数丈，植之横为塘”，“内又以土填之，外用木立于水际，去岸二九尺，立九木，作六重”，称为“混柱”，奠定基础，筑成石塘。这种结构减弱了潮水的冲击，还能让涨潮过程中带上来的泥沙淤积，进一步加固了海塘。捍海古塘从六和塔筑到艮gèn山门，长三十三万八千五百九十三丈（按唐朝至五代的政府和军事工程类标尺，一丈合今天的3.6米来计算，差不多为今天的1219公里‌），外加土塘，内筑石堤。经过海潮八百多年（至清朝雍正年间）的冲刷，其中有许多巨石都已经被磨平，但整体结构却依然稳固如初。当时有民间传说，海塘难修是因为钱塘江里有潮神作怪，于是钱镠选择农历八月十八潮神生日的时候，聚集数百名弓箭手到江边，一齐放箭，射出三万多支箭之后，潮头向西南方向逃逸，最终消失，钱塘江自此变为“之”字形状，所以这一段又名曰“之江”。由于这个传奇，钱镠被尊称为“海龙王”，捍海石塘也被称为“钱王堤”。钱镠还疏浚了太湖、钱塘湖（西湖）和江浙地区的许多水道，有力促进了运输和灌溉事业。《资治通鉴》记载，钱镠年轻的时候在军中，为了提高警惕性，防备敌军偷袭，使用了一种特制的圆柱形木质枕头，名曰“警枕”，夜里睡的太死，头部放松，枕头就会转动或滑落，将人惊醒（注4.3）。另有史料记载，钱镠在床前放一个铺满白粉的盘子，夜里想起什么事情，就随手记录在上面，天亮后即处理，相当于现在的备忘录。

不过，也有历史学家认为，钱氏家族统治吴越的八十多年，应当定性为“乱世中的安稳，‘盛世’下的苛政”。一是税赋很重，田赋为北宋时期的3-5倍，人头税（身丁钱）使得溺婴、弃婴频发，柴米油盐和各类食物全都要交税。二是徭役很多，经常有修建各种工程的派差，普通民众要一年到头给官府干活。三是刑罚严苛，动辄被关押和处罚。“纳土归宋”之后，北宋朝廷为表示圣恩浩荡，减免了新归附地区的许多赋税和徭役，吴越民众才得以喘息。吴越的社会生活，并不像《太平年》等文艺作品中所描述的那样美好， 钱氏家族的许多行为，都是基于自身实力所作出的不得已选择，是小国在夹缝中的无奈之举。最后的“纳土归宋”，也是因为北宋快要统一全国，形成了绝对优势，吴越已无力抵抗被兼并的历史大趋势，不如拿手中仅剩的筹码去争取一点点利益。

下面为吴越的世系图

（八）割据岭南的南汉

岭南是五岭（南岭）以南地区的统称，涵盖了今天的广东（含港澳）、广西、海南，土著居民为古代越族（即 百越，而不是现在的越族/京族）。百越有许多分支，除了粤桂琼的南越（广东）、西瓯（广西）、骆越（广西、贵州、越南）之外，也包括东南沿海的吴越（长江下游到浙江）、扬越（洞庭湖、鄱阳湖至扬州）、东瓯ōu（浙江南部瓯江流域）、闽越（福建）等，部分还零星分布在湖南、江西、安徽等地。百越、百粤、诸越可以看作是同一概念，古代“越”和“粤”为通假字，近代以来才有所区别。由于交通不便，岭南长期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秦朝南征百越后，设立桂林郡、象郡、南海郡，开启了中央政府对这片地区的有效统治。但由于交通条件的限制，每当中原发生变乱，或是中央政府力量薄弱的时候，岭南就容易形成割据之势，秦末，赵佗便在此建立南越国。

公元878年（唐僖宗乾符五年），黄巢起义军攻破广州，然后北上进入湖北、湖南。公元883年（唐僖宗中和三年），刘谦凭借军功被任命为封州刺史（广东省肇庆市封开县，曾为广信县、苍梧郡，位于广东和广西交界处，两广最早的政治中心），仅一年多，就发展除了一万多兵马，百余艘舰船，称霸岭南。公元894年（唐昭宗乾宁元年），刘谦去世，当地官员拥立其长子刘隐，并在其后攫取了清海军节度使（原岭南东道节度使）的职权，公元904年（唐昭宗天祐元年），刘隐通过贿赂朱温的方式，正式获得这个任命，掌握了岭南地区的军政大权。公元911年（后梁乾化元年），刘隐病逝，刘谦三子刘䶮yǎn继任。

公元917年（后梁贞明三年），刘䶮称帝，国号大越，改元 乾亨，升广州为兴王府，作为国都。次年，又改国号位大汉，史称南汉。刘䶮的皇后是楚王马殷的女儿，但南汉与马楚之间，多年来时有纷争。南汉被称为五代十国最荒唐的政权，历任统治者均昏庸、奢侈、暴虐，刑罚严酷且随意，甚至大批诛杀宗室。南汉的最奇葩之处是宠幸宦官，觉得只有宦官才不会有自己家庭的羁jī绊，完全忠于皇帝，于是要求能臣和科举中胜出者也都阉割，使得南汉境内“宦官”超过七千人。不过，十国中仅有南汉、前蜀、后蜀、南唐坚持科举考试，五代则基本上都有实质性的科举，其中后周的进士科和殿试制度，为北宋科举制趋于成熟奠定了基础。

公元951年（南汉乾和九年），南唐进攻楚国，南汉打着救援的旗号，不仅将楚国势力彻底赶出岭南地区，还越过南岭，进入到湖南的郴州一带，南汉疆域达到极盛。公元970年（南汉大宝十三年，北宋开宝三年），潘美率军南下，先攻下湖南，然后攻下广西，最后从韶州（今广东省韶关市）这个粤北门户进入到南汉核心区域，宋军节节进逼，南汉宠幸的宦官纷纷逃亡，还卷走船舶、财物，南汉后主刘鋹chǎng只能投降。

下面为南汉的世系图

（九）割据和开发福建的闽国

闽国的创建者王潮、王审邽guī、王审知，为光州（今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固始县人，公元885年（唐僖宗中和五年），寿州的王绪起兵，越过皖豫边界，攻陷固始，听说王氏三兄弟勇猛有才，招募至麾下。王绪兵少势薄，受到黄巢起义军和蔡州（今河南省驻马店市汝南县）节度使秦宗权的威胁，不得不率领部众向南逃窜，一路抢掠，在885年（唐僖宗光启元年）进入福建。南下时，广州、寿州军民举家同行，为了减轻粮食供应的压力，并加快行军速度，王绪下令抛弃老弱病残的家属，加上他变得疑神疑鬼，越来越频繁地找各种理由诛杀部属，军中开始秘密串联，聚集在王潮周围，发动兵变，将王绪囚禁，王绪后来自杀。王潮成为新的主将，本来准备回师广州，但行至福建中部的沙县，被当地民众挽留，在其建议下掉头南下，于886年（光启二年）攻克泉州，尽占泉州、漳州等地，唐朝政府任命王潮为泉州刺史。公元891年（唐昭宗大顺二年），福建观察使陈岩病逝，福州陷入内乱，陈岩的老部下和当地百姓纷纷邀请王潮进军，至894年（唐昭宗乾宁元年），王潮基本统一福建全境，此后三十三年，福建无大的动乱。

公元896年（乾宁三年），唐朝中央政府升福州为威武军，任命王潮为威武军节度使。公元897年（乾宁四年），王潮去世，其三弟王审知继任，后梁于910年（开平四年）晋封其为闽王，后唐继续封其为福建节度使。王审知因为开发福建，保境安民的功绩，被后世尊称为“开闽圣王”，宋太祖赵匡胤还为其题写了“八闽人祖”匾额。王审知在位期间，充分利用泉州、福州等天然良港，鼓励海上贸易，奠定了宋朝海运大发展的基础。王审知最初设立“榷货务”一职，管理海上贸易，后更名为“市舶司”，开启了泉州成为世界级商港和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城市的序幕。公元901年（唐昭宗天复元年）至908年（后梁开平二年），王审知主持了多轮福州城的扩建，首先是在子城外筑罗城40里，形成内外两重城垣，内城为政治中心和贵族居住区，外城为商业区和平民居住区，这些平民居住区后来发展成为三坊七巷。接着在罗城南北两面，分别扩建了南北夹城，因为形如半月，称之为南北月城。夹城和罗城连起来，使得福州城面积达到之前的7倍多。扩建过程中，大量制高点被包在城中，提高了防御能力，又集中疏浚和改造了城内的河流、沟渠，水陆交通更加便捷，城市面貌焕然一新，为福州之后了经济、文化、海外贸易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公元925年（后唐同光三年），王审知去世，长子王延翰继任，次年，自称“大闽国王”，但对外仍奉后唐为正朔，当时唐庄宗李存勖被伶人刺杀（兴教门之变），后唐无暇顾及闽国的变化。王延翰的冒进引起了闽国内部的不满，王审知次子王延钧，养子王延禀起兵，进入福州，斩杀王延翰，王延禀拥立王延钧继任威武军节度使、闽王等职，但王延钧在9321年（后唐长兴二年）设计将王延禀除掉。

公元933年（长兴四年），日益膨胀的王延钧称帝，国号大闽，年号龙启，国都长乐府（今福建省福州市）。称帝后，王延钧大肆搜刮财富，增加赋税，境内大地主、大商人都很恐慌，平民们也恨之入骨，他还宠信巫师，引起朝野的普遍不安。王延钧称帝后，闽国内乱不断，趋于衰弱。公元935年（后唐清泰二年/闽永和元年），王延钧病重，王昶（继位前名为：王继鹏）发动兵变，将其杀死。王昶也迷信道士、巫师，猜忌和迫害宗室，导致兵变被杀。王审知的八子王曦（继位前名为：王延羲）继任后，十三子王延政在建州（福建省南平建瓯市）与之对峙，互有多次攻伐。公元943年（后晋天福八年），王延政在建州称帝，国号殷，年号天德，但对外仍使用镇武军节度使的名号。王曦喜欢酗酒，搞恐怖政治，在公元944年（闽国永隆六年）被杀，禁军将领朱文进被拥立上位，但不敢称王，自称闽主，南唐拒绝承认其地位，后晋予以承认。朱文进和王延政在福建的争斗，引来南唐的武装干涉，公元945年（天德三年），王延政在建州被俘，王氏闽国在福建的统治结束。

下面为闽国的世系图。王潮、王审珪未被列入王室的世系序列，仅在图中做标示

（十）十国中疆域最大的南唐

南唐是从南吴发展而来的，开国君主徐知诰及其养父徐温，篡夺了南吴的王权，最终取而代之。公元937年（南吴天祚三年），徐知诰受禅称帝，初定国号为齐，改元为昇元shēng。公元939年（昇元三年），徐知诰恢复李姓，改名为李昪biàn，自称是唐宪宗之子，建王李恪kè的四世孙，又改国号为“唐”，史称“南唐”。

李昇奉行息兵安民的政策，休兵罢战，敦睦邻国，江南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艺术得到恢复和发展，“儒衣书服盛于南唐”“文物有元和之风”“北土士人闻风至者无虚日”，成为五代十国时期文人和士大夫的重要避风港，南唐有很多词人，其末代君主李煜亦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员。公元943年（昪元七年）李昇去世，其子李景（后改名为：李璟）继位，启动了开疆拓土的进程。公元945年（保大三年），南唐趁闽国内乱，将其攻灭。公元947年（保大五年），契丹灭后晋，中原无主，契丹的耶律德光派人联络南唐，声称想在与南唐继续之前友好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支持南唐成为中原之主，李璟在评估了自己实力之后，予以婉拒。为了展示承继唐朝法统的形象，南唐请求契丹允许其派人到长安，修复唐朝皇帝的陵寝，亦被拒绝。契丹军队北撤后，南唐一度想进军中原，但后晋的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动手更快，先入汴梁，使得南唐的北伐计划未能实施。公元951年（保大九年），南唐趁马楚内乱，一度攻占其全境，但未能站稳脚跟，荆湖地区被马楚将领周行逢占据，并最终归于北宋。

公元956年（保大十四年）、957年（保大十五年）、958年（交泰元年），后周世宗柴荣三次组织南征，最终攻取了南唐淮河以南，长江以北的全部州县，李璟在大败之后，面对后周强大的军事政治压力，主动去帝号，改称南唐国主，奉后周为正朔，换用后周的年号（显德五年）。经过与后周的交战，南唐转为衰落。

公元959年（显德六年），后周世宗柴荣派人对李璟说：“我与江南，大义已定，但顾虑后世不能容纳你，可以在我在世时修造城隍、整治要害为子孙计。”这是非常诚恳的建议，充分表现了柴荣的胸怀。于是李璟准备迁都洪州，但群臣皆不愿意，只能先升洪州为南昌府，定为南唐的南都。

公元959年（显德六年），柴荣病逝，次年，赵匡胤发动兵变，篡夺后周政权，建立北宋。公元961年（建隆二年），李璟留太子在金陵监国，自己前往南昌府，但该地开发不够，居住和办公条件都较差，群臣纷纷想回去，李璟在重重困难和巨大压力下病逝，太子李从嘉在金陵继位，改名为李煜，为南唐后主。公元971年（开宝四年），北宋灭南汉，南唐腹背受敌，北宋又屯兵汉阳，占据了南唐核心地区的（长江）上游，形成居高临下之势。此时，南唐的北、西、南三面受敌。公元974年（开宝七年），北宋水陆并进，一路沿着长江顺流而下，先后攻下南唐的池州、铜陵、芜湖、当涂、采石矶（后两个地方均在今马鞍山），逼近金陵，一路攻下鄂州（今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击败南唐大批精锐军队，还有一路从东边过来，攻下常州、利城寨（今江苏省无锡江阴市），第一支军队与第三支军队构成了东西夹击的态势。

公元975年（开宝八年）正月，北宋各路军队会集到金陵周边，全线出击，发起总攻，南唐军队有过几次迂回出击，并有其它地方的勤王之师赶来救援，但都被宋军击败，宋军围住金陵之后，城内逐渐断粮，死伤人数不断上升。李煜两次派徐铉出使北宋，奉上大批钱物，请求减缓攻势，面对徐铉的恳求，赵匡胤按着剑怒斥道：“不须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乎‌！”“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后来成为一句经常被引用的名言。至当年十二月，金陵城破，李煜投降。

下面为南唐的世系图。徐知诰称帝后，恢复李姓，改名为李昪

（十一）契丹的附庸北汉

北汉是十国当中唯一 一个不位于南方的政权，而且是十国最后一个被灭的，撑到了北宋建立后的第十六年。公元951年（后周广顺元年），郭威发动兵变，攻入开封，杀后汉隐帝刘承祐，建立后周。接着又杀了后汉高祖刘知远的养子，刘崇的嫡长子刘赟yūn，以彻底断绝后汉帝位的传承。刘崇是刘知远的弟弟，时任河东节度使、太原尹，听闻后汉皇室被屠戮殆尽，自己亲生儿子也被杀，就在河东十二州称帝，沿用后汉的年号乾祐，史称“北汉”。为了抗衡后周，北汉选择了与后晋相同的方式，对辽朝自称“侄皇帝”，成为又一个夹缝中的傀儡政权。刘崇称帝后，改名刘旻mín。后周与北宋均不承认北汉的合法性，连年攻打，北汉面积小，实力弱，加上政治腐败，以及需要给辽朝进贡，在战争中消耗很大，人口锐减到盛唐时期的八分之一。不过由于北汉的主体位于山西，表里山河，易守难攻，硬是凭借太行山、吕梁山的崇山峻岭天然防线，坚持了许多年。

公元979年（北宋太平兴国四年/北汉广运六年），宋太宗赵光义率军亲征北汉，击溃援助的辽军，攻陷晋阳（太原），杨业（杨家将的初祖）归宋，北汉灭亡。赵光义为了防止有人再割据，强制迁移了晋阳的居民到开封和洛阳，又火烧、冲灌城池，削平城北的系舟山，将这座春秋战国时期诞生的古城（赵国都城）完全摧毁。后来的太原城，则是在汾河以东重新建立的。

下面为北汉的世系图。刘继恩本来姓薛，刘继元本来姓何，成为他们的舅舅刘承钧的养子后均改姓刘

（十二）其它割据政权

唐德宗贞元年间，从振武节度使、朔方节度使的辖区各划出一部分，设置夏州节度使，后来其辖区扩张到夏州、绥州、银州、宥‌yòu‌州、静州，称为“定难五州”，大致在陕西北部及其邻近的内蒙古、宁夏地区，面积约5.2万平方公里，与今天宁夏回族自治区的6.64万平方公里基本相当，这部分区域与今天宁夏的核心区域也大体重合。公元881年（唐僖宗中和元年），因平定黄巢之乱有功，被赐名“定难军”。公元883年（中和三年），定难军的首领李思恭（拓跋思恭）因平叛有功，被封为夏国公，这是西夏这个国号的来源。定难军的统治中心为夏州（今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但西夏的国都位于其西边约三百公里处的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因为夏州为黄土高原北部（鄂尔多斯地台）山地和沙地交错的环境，相对贫瘠，而兴庆府位于黄河河套（西套-宁夏平原，前套-敕勒川/呼和浩特与包头，后套-巴彦淖nào尔），号称“塞上江南”。定难军的统治集团为李氏（拓跋氏）家族，是党项族，又称党项羌，属于西羌的一支，先前的鲜卑族拓跋部曾加入其中，故称为党项拓跋部，唐太宗时期被赐姓李，所以同时使用李氏和拓跋氏这两个姓氏，唐朝政府任用其镇守宁夏一带，属于“以夷制夷”的策略。整个五代期间，定难军的割据均相对稳定，到了北宋仁宗时期，正式脱离中原王朝，建立西夏。

唐朝末年的归义军在五代时期继续存在，其一方面努力改善和西域各少数民族政权（甘州回鹘hú、西州回鹘、于阗tián等）的关系，另一方面积极恢复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奉中原正朔，接受封号，以唐朝余威来强化自己的地位。公元1036年（北宋仁宗景祐三年），归义军被崛起的西夏攻灭。

注4.1："余庆"出自《周易·坤卦》"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指先祖的遗泽。"嘉节"通"佳节"。

注4.2：“毅勇”应为褒扬性前缀‌，“毅勇指挥使”应为带有‌荣誉性或特定部队标识的指挥使头衔‌，可能是用于表彰某位指挥使的勇武或所统部队的称号。

注4.3：《资治通鉴》记载的原文为：镠自少在军中，夜未尝寐，倦极则就圆木小枕，或枕大铃，寐熟辄欹而寤，名曰警枕。

本文动笔于 2024-11-01 11:0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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