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说历史8-腐败对于任何国家都是坠入深渊的推动力

老婆最近一直在每天坚持追央视的《王大花的革命生涯》，今晚是大结局，而这两天播放的最后几集，基本上都是在围绕一个“天火计划”来展开的。客观的说，这部电视剧总体上编的挺不错，单从文学艺术这个角度来看，还是比较吸引人的。不过，作为一个历史爱好者，总是感觉剧中的这个“天火计划”好像很陌生， 以至于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怀疑。于是我又专门查了查手头的一些资料，至少可以肯定的是，暂未有什么史料能够证明曾经有过类似的历史事件，也就是说，这部电视剧里面的”天火计划“，基本上属于一种单纯的”文艺创作“了。

当时的真实情况是，1931年到1945年之间，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是整个东北地区唯一能与日寇周旋的抵抗武装。但是，日本关东军的实力一直不容小觑，日本在东北的行政管理机构也非常强悍和发达，因此，东北的未来一直差不多是一个未知数。尽管毛泽东在1945年6月的中共七大上就强调到：”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末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地。“但苏联红军出兵东北绝对是一场”闪电战“，不仅日本关东军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一溃千里，中共方面估计也没有及时接到”友党“的”提前通报“，直到苏联红军进入东北4天（1945年8月11日）之后，八路军总部才连下“六道命令”，要求正驻防在河北北部、热河、察哈尔、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山东（渡海至辽东）的部队火速出关，”配合“苏联红军的行动。由于时间太紧，行军速度太快，“孤军深入”远远跑在最前面的曾克林部三千人，还一度与八路军总部失掉了联系。另有史料记载，林彪带着10万“临时拼凑起来”的军队赶往东北，出山海关的时候，简直跟”叫花子“一样，据说有的战士手中连武器都不齐全（或许就是下定决心准备去’抢‘了，因为到了后来打平津战役前林彪带队重新入关之时，清一色的日式最新装备，火力已居各大野战军之首）。

同时，需要特别注意的另一个方面的情况就是，国民党军队也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迅速抢占东北各大战略要地了，据说到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已占领东北所有大城市，总兵力达到51万人，而同期同区域的共产党军队充其量只有12万左右（当然，等到辽沈战役开打之时，中共在东北的正规军和各种辅助力量加在一起，似乎可以与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抗衡了）。于是，连美国那位”热心“又能干的马歇尔将军也看不下去了，再也不相信蒋介石在”和谈“上有一丁点儿的诚意，并立即选择回国，以免内战“忽然”爆发之时，作为”调停总指挥“的自己“不得不”颜面扫地。

要是按照一般的”剧情设计”，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取得最终胜利，基本上可以被认为是“分分钟”的事情，其实当时国内和国际的不少舆论也正是这么看的。不过，历史的发展就是常常这么的富有“戏剧性”：辽沈战役从开打到结束，只有52天（1948年9月12日-11月2日），且“一口气”报销了蒋介石近50万军队，让蒋介石最为器重的“名将”之一杜聿明第一次“满地找牙”（第二次便直接俘虏了——在随后的淮海战役中）。

但是，任何表面上看起来“偶然性”的背后，其实都蕴藏着一种“必然性”。最近正在阅读的美国历史学家胡素珊（Suzanne Pepper）写的《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便是在“相对狭窄”的军事战略研究之外，就抗战之后国民党在短短的几年内，由极盛一步步走向崩溃的根本原因所进行的深入研究。要说胡素珊女士这本书当中的部分观点，与我们这些中国80后以前上学时所接受的教育，居然有不少相同或相似的地方。这也许就是“英雄所见略同”的结果，因为腐败对于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促使其坠入深渊的“强大”推动力，这一点与政治制度无关，同时也与地域、民族、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之类的因素或内外部条件均无关。

胡素珊女士在《中国的内战》这本书中，开宗明义即指出，虽然中国面积很大，社会也很复杂，很难认定某个单一的原因决定了1945年-1949年的中国内战的结果，但是从宏观上来说，国共之间的”政治斗争“，也就是两党对农民、地主、工人、资本家、学生、知识分子所采取的各项政策，尤其是这些政策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在战场之外对两党的命运与前途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同时又相当深刻地影响了战场上的形势。这一点在过去已得到了反复证明，比如在淮海战役的冰天雪地里，国民党军队为争抢有限的空投补给，斗殴甚至相互开火都是常事，而共产党军队的背后，数十万民工满怀着无限热情与牺牲精神，用小轮车把物资源源不断地向前方输送着，有如此之对比，能不拉开”综合实力“上的差距么？

最近，随着全国范围反腐的步步深入，陆陆续续也出现了一些不怎么”和谐“的声音，其中比较典型的观点有：1、认为反腐的成绩已经”足够“，或许还产生了那么一点点疲惫、懈怠的心理，而“旷日持久”的行动将逐渐磨灭群众的热情，认为可以”暂告一段落“。2、认为反腐已完成所有”相对容易“的步骤，已无法再进一步深入下去，目前最佳的选择就是”见好就收“。3、认为反腐再向深入推进，将可能引发那些尚未被处置的腐败分子的强烈反弹，如果出现大规模的反扑，就会反过来葬送已有的全部成果。

为此，网上有人提出”有条件赦免贪官“的建议，并援引香港廉政公署成立初期，时任港督亲自下令对曾经腐败，但”发誓将不再继续腐败“的警员”既往不咎“的案例。这篇文章公开发表之后，很”自然“地引发了广大网友的强烈不满。不过，文章的作者在随后的表态中，依然坚持这样的观点：“过去三十年累积的社会怨气实在太多太重，官民之间的冲突太久矛盾太大，让人几乎看不到和解的出路与希望……”

这里需要澄清的是，这篇文章的作者其实并没有弄清楚问题的本质，或者说是混淆了一些概念。其一，所谓的”社会怨气“并不是一种负面的情绪，而应当被认为是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被破坏之后，社会中绝大部分人所表现出的一种自然的、合理的反映，这也正是我们这个社会得以不断纠正错误，不断向前进的重要保证。其二，从来都没有什么”官民冲突“，就中国的国情来看，反倒是有不少群众对”青天大老爷“充满了崇敬，这里所说的”冲突“，仅限于广大人民群众和少数腐败官僚之间，而任何时候，都不能让多数人的正义被少数人的狭隘、自私所绑架。其三，”和解“这个词用的尤为不恰当，任何国家和社会都不可能与犯罪行为作“和解”，尤其是影响恶劣的刑事犯罪，因为如果这么做了，就意味着放弃了基本原则，并破坏了社会正常秩序得以维持的基础。最起码，不能造成一种腐败”可以被理解“的印象，否则，长期和深层次的破坏性将是非常难以消除的。

最近几个月，国家在搞一系列的敦促海外逃犯主动回国自首的行动，这个措施就很好，首先是坚持认定其腐败行为的非法性，并坚持严格依法进行处置，但同时又规定，主动自首可以争取一定宽大的原则，在具体操作层面提高了活动的成功率。

说实在话，目前中纪委的”老王书记“及其战友们正面临着日益复杂与艰难的局面，既要对付下面那些层出不穷，越藏越深的”苍蝇“，又要想办法去对付上面那些手段愈加高明，势力也大的不得了的”老虎“。但是，反腐依然要继续坚持”在路上“，这一点是不能有什么懈怠和畏惧的，也绝不能坐下来商量什么”妥协方案“，甚至堕落为空谈的，否则都是彻底的误国行为。1948年夏秋之际，国民党的”太子爷“蒋经国”奉旨“前往上海”打虎“。起初，各界对此充满了”期待“，在某种程度上，或许还有望成为已日薄西山的国民党政权扳回局势的最后一次难得机会。然而，国民党没有抓住这次机会，反倒是一如既往的”失去民心“和”进一步失去民心“。

胡素珊女士在《中国的内战》这本书中指出，同时也是最近几年历史学界普遍认同的观点：1945年日本投降之时，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的“威望”一度达到顶峰（并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但是，对于”突如其来“的战争胜利和日占区巨大的财富，国民党集团“瞬间”都迷失掉了，把”接收“变成了”劫收“。一个个”劫收大员“，都成为”五子登科“（金子、房子、票子、车子、女子-汉奸的妻妾）的腐败官僚。于是，在”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之类的民谣声中，民心向背已经悄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据说当时（1945年）已经有国民党高官向蒋介石进言：”像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人心！“但似乎没有几个人注意到”基础的动摇“和”定时炸弹的埋下“，继续兴致勃勃、信心满满的找共产党要”决战“，殊不知”政治财富“与”物质财富“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关联，反而是后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将前者“吞噬”。于是，国民党在”沉睡“和”宿醉“中迅速消逝了，而起初并不被普遍看好，其实也并不占多少优势的共产党，成功利用了对手的弱点，在博弈中成为最后的赢家。因此需要认识到的是，这绝不是什么历史的”诡异“，而是在众多表象之后，始终“隐藏”着的一个基本历史发展规律在起着作用。

总的来说，要尊重民意，顺应民意所向，用反腐成果来赢得民心，通过“将反腐坚持下去”来持续激发人民支持和参与的热情。此外，千万不要错误解读“老王书记”前段时间说的“还不是时候”这句话，要知道反腐永远不能有终点，并且要逐渐常态化。

一千多年前，我们国家有句名谚，叫做“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而今也有一句在民间流传的话，叫做“宁遇阎王，莫遇老王。”由此可见，人民群众的态度和期望始终未变，而执政者需要做的，也就是始终遵循这个规律，始终守住这个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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