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说历史106-“封建”“帝制”“专制”

作者：行者发布时间：2023-03-15 00:21 分类：博客|读书观影和写作浏览：3917 评论：2

之前，【行者】写过一篇博文，对“钢铁慈父”的“封建社会”理论（古代史‘五段’分法）进行了探讨（请点击这里查看详细）。不过，当时虽然提出了异议，却未能进一步提出改进方案。最近几年，【行者】经常思考这个问题，主要由于能力有限，一直想不出什么。

最近在研学西晋时期的历史，从图书馆借了本《哈佛中国史2-分裂的帝国：南北朝》，发现清华和复旦教授【葛兆光】为之撰写的序言，详细介绍了把秦汉到明清这两千年的历史称为“帝制中国”的原因，非常有道理。

【葛兆光】教授首先引用了《哈佛中国史》的论述，认为在秦朝以前，“秦人”“楚人”“齐人”之类的诸侯国命名法，以及“关内人”之类的特定地域命名法都是长期、广泛存在的。西周时期的青铜器何尊上有铭文“宅兹中国”，最近几年常常被四处宣传，但真正意义上一个整体，还是要等到秦朝建立之后。秦朝第一次在政治与法律上，文化和文字上，以及经济、货币、工具（车的轨距等）、度量衡等各个方面，构建了一个统一的“中国”整体。西汉初期的“大一统”“独尊儒术”“霸王道杂之”等措施，则是进一步强化了这套体系和共同意识。实际上，不管是逐渐形成的中国主体民族——汉族，还是“中国”这个地理和政治上的实体，更多地都是基于文化，而不是单纯血统的共同体，两千年来的“帝制”，不断强化这个概念，并在逐步扩张的过程中把文化方面的影响力传播到更广阔的疆域。【葛兆光】教授还引用了《哈佛中国史6-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的一句话：“在蒙古、女真、西藏、内亚穆斯林与其他非汉民族，整合成一个新形态、超越性的政治体上，取得惊人的成功，渐渐地，中国士人开始接受受此重新定义的中国，并认同为自己的祖国。”这句话，正是对中国“帝制”时代的外向性、开放性（包容性）的描述，总结出了两千年来以政治为基础，以军事为先导，却常常涵盖了“共同经济体（含朝贡体系和贸易往来）”及“中国文化圈”等多方面内容的形成原因。

东亚地区的北方为戈壁大漠，西部和西南为崇山峻岭，东部和东南是古代人难以穿越的海洋，这种地理条件是形成统一国家，减少外患威胁（虽然仅限于古代），增强内部凝聚力的重要基础。但只有这些客观条件还不够，“帝制”这种政治形态，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经济和文化，共同维护了“中国”作为一个整体的长期稳定。虽然有许多轮改朝换代，但民族和超出了政治范畴的“国家”，始终传承着，四大文明古国，仅有我天朝实现了文明的一直延续。

秦、汉、三国、隋、唐、北宋、明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屡屡叩边，总是未能越过长城，其重要原因，便是没有发现中原王朝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韧性。南北朝、五代、金、元、清时期，周边少数民族的政权入主中原，则是发现了这个奥秘，融入到“中国”的体制和文化当中。这正是恩格斯所指出的：“在长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大多数情况下……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当“征服者”认识到这一规律的时候，便在此认识基础上取得成功。

【卜正明】教授主编的这套中国史，又被称为“哈佛帝制中国史书系”，【行者】认为，“帝制”这个词比较好，比之前的定义更加准确、适合。如果把这两千年定义为“封建”，毫无疑问差得有些远，因为真正可以列土封疆，在一处地方充当拥有全权“土皇帝”，在汉武帝之后基本上就全部消失了。如果定义为“专制”，这个定性也太重了些，客观的说，皇帝很少能够为所欲为，大部分情况下都受到士大夫集团的强有力制约。《哈佛中国史1-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梳理了五个方面的情况，以此来证明“帝制”体系下，全国整体的统一性和集中性，与具体到各个地方的差异性总是并存的。这五个方面是：1、在帝国秩序之下逐渐式微但并未被完全抹除的地域文化，2、以皇帝个人为中心的政治结构之强化，3、建立在表意文字基础之上的文化教育，以及由国家操控的、巩固帝国存在的文学经典，4、帝国内部的去军事化和对帝国边缘族群所开展的军事活动，5、农村地区富裕的豪强大族的兴旺。【行者】认为，第2条还可以补充“士大夫集团及其所持的道统对皇帝的制约”，即使在明初的洪武、永历年间，宰相被废除，皇权一时间空前强化，随后还是被内阁给逐步架空，重新回到士大夫集团与皇帝“共治”的状态。此外，第5条还可以补充“皇权不下县，民间始终未中断的以家族为中心的聚合”，大分裂，改朝换代时期的战乱，“衣冠南渡”等等，都没有打断这个进程，有小家庭的团灭，有家谱之类资料的遗失，但广义的大家族大都传承了下来，并且未受到胡汉、南北、儒释、君臣等关系变化的影响。

多年前，【行者】买过一套《剑桥中国史》，断断续续地阅读了其中的一些片段，总体感觉在字里行间充满了学术气息。相比较来看，“哈佛中国史”写的更为简单、有趣，更适合普通人没事翻一翻，以后有时间，打算都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