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说历史62-皇权不下县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因为出身于社会最底层，对民间疾苦掌握的比较深，在这方面，他要远胜于他那些从小就长于深宫之中，最多只会彪呼呼的子孙们。比如说对于最低级的地方官吧，朱皇帝就严格规定，没事不准随便“下乡检查”，“考察”也不行，“体察民情”同样不行。总之，防范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永远都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些官员在朱皇帝的眼里，稍有不慎，便可能会产生扰民乃至搜刮民脂民膏的风险。

既然官员只能老老实实地待在衙门里，遇到事情，便只能由衙役持“传票”，要求百姓前往衙门来接受问话。至于胆敢以身试法的“极少数”官员，朱皇帝还特别规定，普通百姓可以直接将其绑起来，手持朱皇帝亲自编撰的《大诰》，前往南京告御状。如果出现了这样的队伍，沿途官员还得好生伺候着，丝毫不能有什么马虎，更不能打击报复的。

实际上，限制“公权力”的使用方法和边界，在我们国家的历朝历代，一直都是被高度重视和谨慎规划的问题。在大部分历史时期，我国均采用“皇权不下县”的模式，即县以下的乡、亭、里这三级“区划”，其管理人员都是由当地民众推举产生，而并不是由县衙直接选用。平时，除了人口普查和登记（户籍制度），以及征粮征税之外，中央与地方ZHENG府的触手都不会轻易伸到县以下，一般都允许“地方自治”。

当然，在某种程度上，“地方自治”与两千年来生产力发展水平有着密切关系，即百姓能够交纳余粮的正常数量，不足以满足过于庞大的官僚队伍。于是，理性的国家统治者，会选择严格控制官僚队伍规模的政策，优先解决好治国理政的最主要矛盾，而对于其它细枝末节的东西，则尽可能放权给地方和基层。

可以这么说，我天朝近两千年来的国家架构，既不同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领主制，也不能简单的认为自上而下全都是君主专制，似乎更应当被看做是一种混合体，即在上、下两大层面上，分别采取两套模式，只不过这两套模式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这个角度来看，“改朝换代”仅仅是最高层的变化，而县以下的广大基层，管理体制，生活方式及风俗文化都一直在延续着。

两千多年的实践证明，“皇权不下县”体制下的“地方自治”，最起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积极作用：

一是促进了邻里之间的沟通，即便没有血缘关系，也会因为在服务，上传下达和相关社会事务开展等方面的联系，将个人（家庭）利益深深融入到集体利益之中。这与现代所提倡的“公民社会”有相通之处，比如说当下许多发达国家，也是在大力提倡邻里之间的“守望相助”，并没有因为这种活动的“古老性”，而直接“一刀切”。

二是提高了社会治理的效率，在社区这个层次上，相对“冷冰冰”，还可能有些死板的行政手段，在有些时候并不太适合，需要因地制宜，强化具体措施的针对性，根据不同地区的风俗习惯，根据不同阶层或人群的认识水平，理解能力和受教育程度等因素，采用最容易说明白，最容易被接受的工作方法，甚至可能需要打“人情牌”、“温情牌”，而这些都是常规行政手段所无法实现的。

三是有利于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很好地统一起来，一方面更充分调动基层的活力和（主动）参与度，另一方面则是更好地发挥ZHENG府的服务职能，而不是片面看重某些所谓的“管理”职能。

四是可以避免公务猿的队伍过于庞大，避免行政开支过于庞大，同时有效防范权力寻租等腐败行为。行政机构和行政权力在不断扩张方面的欲望，属于大多数国家都存在的普遍规律，这就需要立法、司法机构来形成一种同级别层面上的制约，也需要通过“自治”等架构，来限制行政类公权力的不合理扩张。

客观的说，两千多年来，“大一统”思想和体制一直在试图将国家的“影响力”延伸到最基层，但总是屡屡碰壁，反倒是“乡约”这种理念，以及乡绅这个群体，在最基层社会发展了起来，使得国家不得不将一部分权力“委托”给这个体系，同时，又没有任何办法来瓦解这个体系。这套体系的完整形态，差不多在宋朝已经十分完备了，到了明清时期则是达到顶峰。虽然说“动植物不准成精”之后，新的社会形态——如生产队（生产大队）、人民公社等——强势出现在乡村和城市，但之前的大量实践仍足以证明，“小ZHENG府，大社会”是完全能够实现的。由此还能得出结论，在技术手段和传播渠道不断升级的基础上，基层“自治”和政府的精简与优化，也是社会治理的重要改革方向。

最近几年，有些地区或单位出现了一种很不好的倾向，就是公权力过度侵入私人领域。甚至有个别公权力被某些掌权者私有化，乃至滥用，使得对私人领域的侵入达到了违反法律和常理的程度。比如说有的单位吧，某些领导天天就想看员工“八小时以外”做了什么，甚至想了什么，更有甚者，连员工的（微信）朋友圈都想控制，要统一“收编”员工的（微信）朋友圈，为单位所用，乃至为领导“个人”所用，真是严重的历史倒退。

早在秦朝末年，刘邦带着军队绕过函谷关，攻入关中地区之后，首先便是召集当地的父老、豪杰等地方士绅和有名望的人，“约法三章”，不仅阐明了自己的ZHENG治立场，也充分展现了不同于秦朝高度集权和专制的统治者形象。　《汉书·高帝纪上》记载，汉二年二月，刘邦颁布政令：“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与正常的郡县两级官僚相比，三老不代表国家权力，平时主要掌管“教化”，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同时，三老一般不依靠俸禄，而是领取象征意义更为强烈的“十月赐酒肉”等。这些事情也表明，汉初的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的国策，早在刘邦逐鹿中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形成了，属于“皇权不下县”的具体落实。

前段时间，网上有人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中国，看起来是一个国家，但其实更是一个文明。【行者】对此深以为然，因为真正的凝聚力，是无法通过强力手段来创造的，而是需要赢得内心的认同。好的政策，开放的态度，自然会换来拥护，光知道频繁的开展形形色色的活动，没事就发些“洗脑”短信，三天两头组织学习，反复地检查，只能是助长形式主义的不良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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