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说历史33-士大夫与太监

据说在两年前，微博上有位当代的儒家学说研究者搞了个悬赏活动，声称谁要是能从儒家“十三经”（包括某些人特想利用的<孝经>哦）找到“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句话（或这个理论）的出处，就立即奖励2000元。正如商鞅“南门立木”的最初阶段，一直没有人去揭这个榜。后来，赏金好像还翻了一番，提高到4000元了，不过，商鞅“南门立木”的“圆满大结局”就是没有出现，至今，好像赏金还是在那里静静地躺着睡大觉。最近，另一位当代的儒家学说研究者表示，两千多年来，儒家学派根本就没有形成过这样的思想倾向，并且坚称，他运用了现代计算机检索技术，对儒家经典（不包括历代和当代打着儒家学派旗号，夹杂自己乱七八糟观点，甚至是干脆去招摇撞骗的）进行全面检索，连类似的东东都没有找到呢。

其实在元朝之前，我天朝的士大夫还是相当“体面”的。那时候绝不同于现在“金氏棒子国”，没有任何人把所谓的“最高尊严”当回事。君主与臣民的关系，大体上属于近现代以来西方所提倡的那种“社会契约”（敲黑板：严格意义上来说，卢梭可不是‘社会契约论’的首个提出者哦^_^）。孔圣人就强调过：“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大家都得互相尊重。孔圣人还说：“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或许，这就是三百多年后另一位大儒——董仲舒所创立的“道统”高于皇帝的这套理论的最初来源哦（请点击这里查看详细内容）。

相信大家都知道魏征直谏唐太宗的故事，网上曾经有好事者“考证”说，这都是一些史官按照“领导意思”编出来的“故事”，但是就【行者】这些年接触到的各类资料来看，史书上（包括官修正史）魏征的许多言行，完全符合当时的历史情况。李唐王朝虽然血统中有不少西北少数民族的因素，但整个皇族在思想上挺开放，能够主动接受中原最先进的思想文化，这也是大唐盛世得以出现的重要条件。就算是四百年后的宋朝，另一位直性子高官——包拯，在被授予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等职位期间，也常常在朝堂之上与宋仁宗激辩，连唾沫星子都溅到了皇帝陛下的脸上和身上。但“最高领导人”并未拂袖离去，而是耐着性子继续“装”，表现出一幅严格遵循“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原则，虚心接受臣民意见建议的样子。

唐宋时期，我天朝的最高国家机关里，皇帝与大臣一般都是坐而论道，面对面坐好的。对于部分功臣勋旧，皇帝还得关照着加个坐垫什么的，以示“关怀”与“亲近”，否则，“老同志”们觉得办公条件不舒服了，后果可是有点严重的。在朝堂上跪着可不是“悠久传统”，至少在明朝以前，高官们面见皇帝，老百姓到地方官那里打个官司，都没有此类规矩。有人可能会说这几年的历史剧里面有这样那样的场景，而且能追溯到秦汉时期，【行者】要告诉大家，有些编剧编历史剧，就跟体育老师教数学是一样一样的。当然，秦汉时期的人看起来都像是一天到晚“跪着”，但其实人家是在“坐着”，即便皇帝，也是这样的姿势，而且皇帝在还礼的时候，还得欠身、弯腰，否则，很容易就会被认为是没素质，轻佻了。

现在有的人，以为自古以来“皇帝就是臣民的天”，殊不知，过去的许多人，其思想境界和认识水平可比如今某些人要高的多。比如三国时期吧，枭雄曹操的继承者——算是有很强手腕的魏文帝曹丕，就曾经在朝堂上提出了一个很难以回答的问题：如果只有一颗救命的药丸，你们是给皇帝我呢，还是给自己的父亲？在场的大臣们面面相觑了一会，但邴原直接走出了班列，响亮而清晰的回答道：“要给自己的父亲。”【行者】相信当时曹丕一定会相当尴尬的，但是在那个时代，在那个时代的主流价值观下，邴原的观点并不违反任何法律法规或公序良俗，并不能将其治罪，曹丕也许最初是想捉弄下、试探下这些大臣，却不想到最后是丢了自己的面子。所以说四十年多年前，我天朝常常亢奋的喊：“爹亲娘亲没有伟大领袖亲”，在普通群众的心里面，实打实的说，基本上等同于瞎扯。

【行者】认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早期和中期，士大夫还是敢于、乐于和善于胸怀天下的。普通的士大夫，至少都能树立“良禽择木而栖”的观念，而更高层次的士大夫们，更是认为“道统”才是天下的最高准则，连天子也不能例外，并且运用“道统”这个武器，牢牢约束着天子的言行，如果天子违背了这个“道统”，那么，即便是人民群起而攻之，将其替换掉，那也是可以被认可的“替天行道”的行为。

可惜，宋亡以后，我国封建社会逐渐进入日益衰落的晚期，越来越不愿意和不敢于“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集团，以及愈发偏执的最高统治者，共同泯灭了“士大夫精神”的传承。这个时候还诞生了一个概念，叫做“扑作教刑”，意思就是说读书人青少年时期，常常挨教书先生的体罚，于是在其成年和取得功名之后，便会变本加厉地把这类暴力施加到辖内百姓的头上。按照我天朝的传统，士大夫集团除了充当国家管理者和地方上（县以下自治）的领头人之外，还要身体力行的为全社会做好典范。而扭曲了自己心态的士大夫，毫无疑问的又会带坏整个社会的风气，甚至让社会上不明真相的群众觉得，恐吓与暴力是一种正常现象。我天朝正是按照这种规律，在最近七百年（元朝以来）一步步堕落下去，以至落后于西方的。

士大夫精神消逝的同时，太监心态悄然扩展开来。太监的最突出特点，就是没有自己的独立思想，也没有任何坚持的原则，唯有对权力和金钱的膜拜及追逐。当然，某些领导很享受这样的下属与服务，并以对自己的绝对服从来作为评价、任免标准。然而，这样的奴才，以及它们所依附的官老爷，实在都是游离于近现代文明体制之外的幽灵，并且是深化改革，增进人民福祉的最大障碍。

虽然辛亥革命已经超过百年，但消除太监心态的遗毒，仍然是当下极其重要，且较为复杂的问题。因为太监心态在最近这七百年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已深深侵入了我们这个民族的骨髓，已完全抹杀了我们这个民族的血性，甚至可以说把我们这个民族给阉割掉了。即便是现在立即下猛药，也不是那么容易清除彻底的。不过，我们还是要努力去做，充分发掘“士大夫精神”在当代的意义，以避免沉渣泛起，以避免借尸还魂。

近代以来，伴随着传统小农经济的解体，士大夫这个社会阶层也瓦解了。但作为革命党和革命者，还是有必要继承“士大夫精神”中的堂堂正正为人处世，任何事情都光明正大地进行这些品质，把握好自己的人格，坚持正确的原则。

据说在清朝末年，法国公使罗杰斯觐见清朝皇帝时，说：“贵国太监制将健康男人变成残疾，很不人道。”结果，没等清朝皇帝开口作答，有一位贴身太监已经大怒，抢着说道：“这是陛下恩赐，奴才心甘情愿！我们心甘情愿净身入宫，伺候主子，你是如何险恶用心，竟敢侮辱天朝盛威？”行者第一次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深深地为我们国家的某些人感到丢脸，同时觉得，这些人跟世界潮流的差距真的不是一般的远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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