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说历史17-还是穿越到宋朝去“见义勇为”和“正当防卫”吧

据说在“美帝”的“资本主义法律”体系中，常常会采取“陪审团”这个制度，即法院的审判工作拢共分两步：第一步，由非法律界的，随即抽取的普通民众组成陪审团，判断嫌疑人是否有罪。如果陪审团认为其不构成犯罪，或是在“情理”上可以被“宽恕”的话，直接就做无罪释放处理了。如果陪审团认为其构成了犯罪，应当受到法律的惩罚，则转入第二步。第二步，则是由专业化程度非常高的法官来确定具体量刑标准，而陪审团在这一步是不参与的。

行者认为，这是英美法系（或称为‘普通法系’）在司法实践中非常值得效仿和借鉴的一大亮点，即判断嫌疑人是否有罪，绝不局限于，拘泥于相对呆板的法条，而是更多地考虑公序良俗、常理常识和人之常情，在这些基础上，综合作出一个最合适的判断。

这里可以用“美帝”和我天朝的一些常见案例来做一些对比。

“美帝”的案例是父亲发现自己的女儿遭到性侵，立即冲上前殴打犯罪者，但当场打死了对方。不过陪审团在法庭上表示，这位父亲的防卫行为是有着充分理由的，是为了保护女儿所作出的自然反应，并且能够为广大民众所理解，因此判定其无罪。

我天朝的类似案例也有很多，比如亲戚朋友遭到偷窃，甚至演变抢劫等不法侵害时，在见义勇为的过程中，出手偏重，打伤或致死犯罪者。但是就已有的案例来看，绝大部分都会被判定为“防卫过当”，甚至会被追究“过失伤害罪”、“过失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等刑事罪名，并要求对犯罪者及其家属作出民事赔偿。当然，我天朝的某些砖家也是有自己的理由，认为我们是“法治国家”，只有司法机关才能行使“处罚/惩罚权”，其他任何人或组织都无权剥夺他人的生命，或是损害他人的健康。

上面一段的观点有一定合理性，但是需注意两个问题：其一，在紧急情况下，如何非常好地控制住“见义勇为”或“正当防卫”的度，实在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尤其是对于情绪激动的，未经过专业的心理训练和技术训练的普通人。其二，“法治”原则肯定是要遵循的，但“法治”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单纯的“法治”，而是要维护公平正义，如果是明确了这个目的的话，那么是否符合普通人的最朴素的“正义观”，则是“法治”具体操作中需要充分考虑的关键点。

吴钩所著的《生活在宋朝》，专门安排了一个章节，来叙述宋朝司法制度中特别强调的“情、理、法”三者平衡的问题，特别强调，宋朝要求法官在司法实践中，不能仅仅充当“法律的自动售货机”，而应当“揆之条法，酌之人情”，作出“理法两平，情法均衡”的裁决，并将这个过程，称作“原情定罪”。

行者认为，西方的先进经验一定要认真学习借鉴，同时，本国的优良传统也要继承发扬。不过，就法律条文的良好运用，以及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合理使用方面，不能不说，当前，我们国家把原来一些好的传统给忘掉了，而另外一些西方好的做法，又没有学成。所以，对不少群众在暴力面前表现出的所谓“懦弱”和“退缩”，还是应当持适当的理解态度。同时，行者想顺便提醒一下踌躇满志，跃跃欲试，希望维护公平正义，维护世界和平的童鞋们，还是先穿越到宋朝去吧，因为，现在的这套法律体系和运用原则，实在不适合你们和你们的这些义举呢。

南宋有位法官叫胡颖，他曾总结出一句话：“法意、人情，实同一体，循人情而违法意，不可也。守法意而拂人情，亦不可也。权衡于二者之间，使上不违法意，下不拂人情，则通行而无弊矣。”行者认为，这句话说的相当理性，中肯，是现代英美法系与我们国家传统司法制度的共通之处和相同精华，值得今天的我们仔细揣摩。

说实在的，如果法官只会死板的较真于法律条文，真不如让科学家给发明一台自动处理案件的计算机。用这种机器来替代未能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人，才是降低成本，提高速度的举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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