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说历史15-朱元璋的黄册和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

整整二十年前（1995年）的夏天，行者跟随父母第一次去南京旅游，重点游览了著名的玄武湖。虽然在那个时候，各地的旅游开发还不像现在这么深入，但玄武湖周边的自然风光绝对是美不胜收的。泛舟于其上，微风拂面，一边是依着湖岸建设的高大威武的明代首都级别古城墙，一边还隐隐约约能看见连绵不绝的紫金山（准确的说应该是钟山那一片。当时，玄武湖东面尚未出现大面积的市区建筑），真是一种极好的享受呢。

不过再往前推500多年，也就是明孝宗（朱祐樘）的弘治元年（1488年），当时全国人民，即便是处于金字塔最顶端的那一小撮人，生活就没有这么“惬意”了。据说当时有一位奉钦命前往两广地区出公差的天子宠臣——大太监郭镛，路过“留都”南京，忽闻城外的玄武湖风景甚佳，就带着二十几个小喽啰，雇了艘游船泛舟去了。哪知道，这件“小事”迅速被一位叫做孙纹的监察御史给狠狠参了一本，直接定性为“虽祖宗严禁之地偃然不顾，前去游憩”，接着还义正辞严的表示“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于是，本来不可一世的郭公公立马丢了去两广“大玩大捞”的机会，只得灰溜溜返回了京师（北京）。

其实历史上的朱祐樘是一位普遍公认的“好同志”，属于明清时期君主专制制度日益强化这个大环境下，不可多得的宽厚仁慈之君。但这一切基础性条件，都无法“包容”郭镛的这个看起来挺“小”的过失，其中的关键，就在于那时的玄武湖压根就不是旅游风景区，连老朱家独享的园林都不是，真是白白浪费了这一大片湖光山色哪。

在这里，行者可以“非常严肃”地告知各位，明朝三百年间，玄武湖全境属于“公共安全专家BU户籍管理中心”的办公区。根据明太祖朱元璋的天才设计，充分利用了玄武湖湖面宽阔，正中央正好有几个小岛的特点，建成了储存有大明帝国全部差不多两亿“户籍人口”资料——“黄册”的超级档案库。当时玄武湖周边若干距离之内，农民是禁止耕种的，与最近这几十年各地围湖造田的做法完全相反，属于“迁界禁海”的思路。此外还有大批驻军，昼夜巡逻，坚决不让一个人一条船下水，真的完败当今中央档案馆的各类监控探头和传感器呢。当然，除了防盗方面的考虑，近水以防火也是考虑的重点，不过，那个年代如果烧了黄册库，恐怕得问一个株连好几族的大罪，也就是说防火设施和规范都是有的，但绝没有人敢在事前预防之外动任何想法。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南京的六部基本上被架空，成为贬退或真正等待退休的官员们的赋闲之所，但“黄册库”三百年没有什么变化，这也从某个角度证明了朱元璋最初设计的“高端”和“超前”，居然一直没有被淘汰呢。行者窃以为，明朝脑子比较好的也就三位皇帝：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以及明熹宗朱由校，虽然最后一位同志喜欢木工活甚于治理国家，但如果赶上今天这么开放的时代，不做皇帝，至少也能做个国际知名设计师，说不定都能达到贝聿铭的水平，呵呵。

总的来说，受“小农意识”影响很深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其一生所为之努力奋斗的目标就是“小国寡民”。尽管他在“客观上”创造了一个拥有着辽阔疆域和众多人口的巨型帝国，但朱元璋始终希望：1、把天下给打散，让各地尽可能自给自足，削弱地区之间的联系与交流，以期实现对中央政府反抗之力的无法集聚。2、把天下给固化，主要是采取严厉的户口制度，把百姓束缚在有限的区域内，并且把百姓的职业也给“世袭化”（比如民户、军户、匠户等），甚至试图把这种状态给千百年延续下去。

不过，就在朱元璋当政时期，全国各地就出现了大量突破以上体制的事件。据《明史》记载，早在洪武三年（1370年），全国有记载的逃亡军人就达到了47900余人。要说当时的国防形势，还真的并不是很乐观呢，那一年，正值徐达、李文忠、冯胜、邓愈、汤和等一群名将出征西北，在兰州附近与扩廓帖木儿决战，属于攻击北元的关键性战役。然而，将近五万“职业军人”的大逃亡，不得不说严重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和国家的安全。

当然，体制的突破有着其必然性。一方面，是由于数千年来我们国家与社会一直存在的自由主义传统，在整体环境或局部条件适合的时候，总是会时不时冒出来，这一点在吴钩的《中国的自由传统》一书中有详细阐述。另一方面，则是与黄册所密切关联的人身自由限制太紧，国家无偿徭役太重，这也与元末明初的战争破坏，百业待兴有一定的关系，并不能认为是老朱家的贪得无厌和穷奢极欲。

但是，这一切都无法改变朱元璋的理想与抱负，他坚持将我们国家的专制主义体制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正如今天的户口簿并不只是一本简单的档案，而是直接关联着诸如社保、入学、买房等“地区性福利”一样，朱元璋设计出的黄册、鱼鳞册，不仅详细登记了人口、土地方面的信息，还担负着作为税收基本依据，强化社会管理，确保国家“稳定”的重任，称得上是明朝三百年稳固统治的基本框架。为防止有个别人等买通地方官员，在黄册登记信息上作弊（尤其是要避免豪强地主招收人口，隐瞒土地，或是有人逃亡到外地——即便是由于饥荒等原因），除各地官府中存有一套当地黄册外（实际上省（布政使司）、府/州、县各存放一套），每次普查（一般每十年更新一次）都会呈交一套“副本”至南京玄武湖的黄册库。遇到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最起码还有南京黄册库里面一套存档可供比对，任何人妄图突破“朱元璋体制”的行为都将是徒劳的。

朱元璋的“黄册体制”差不多延续到了17世纪中叶（1644年，李自成率军攻占北京，明朝灭亡）。虽然有学者认为，在明朝中后期，实际上已经脱离了朱元璋最初设计的那条轨道，但是行者坚持认为，明面上的，大的框架仍没有什么变化，并且这种保守主义专制主义的倾向被后来的清朝统治者所模仿，继续沿用至20世纪末。

这里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就在18世纪后半段，在太平洋的另一边，正式诞生了一部《美利坚合众国宪法》（1787年5月签订）。并且在四年之后（1791年），进一步出台“宪法第二条修正案”，明确宣告：“纪律优良的民兵部队对自由州的安全是必要的，因此，人民持有并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可受侵害。”行者以为，这样的文字要是给差不多同时代的我天朝雍正皇帝（1723-1735年在位），岂不是要气急败坏，出离愤怒了。

最近网上常有这样一种说法，说是明清以来，中国与西方逐渐就不在同一个“时空”中了。其实还可以毫不客气的说，从明清时期开始，西方逐渐走上了向近代演进的快车道，而中国由于裹足不前，把精力主要放在如何强化对内部的统治和管制上，便日益没落下去了。

行者认为，美国宪法及“宪法第二条修正案”，其象征意义要大于实际（操作）意义，即最初的那些宪法制定者们，在这部最高级别的法律中，为人民有效地制约政府留足了空间，也就是说，即使到了最后一步，强势的、暴力的政府已经肆无忌惮到无视任何人意见的程度，人民仍有机会通过手中持有的武器来予以抵制。所以说，美国“宪法第二条修正案”的核心并不是交给人民一样具体的工具，而是赋予普通人一项权力，用以共同来维护民主法制的制度规范。

就今天我们国家的情况，尤其是部分领导者所持有的观念来看，我们与美国之间的差距还很大，我们离解放思想、深化改革的要求也还有一定的距离。我们国家的传统治理思想认为，“编户齐民”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把老百姓给套上个“紧箍咒”还是有必要的。但是，近现代以来的多个国家实践均表明，更合理、和谐的状态其实应当时人人都参与进来，人人都负起责任来，而不是那种简单的、粗暴的“维稳”，否则，也许一时有效，但不可能长久持续。

要知道，民间并没有真正的“怪兽”，唯一需要防控的“怪兽”，唯有不受节制的权力。美国的建国者们坚信，暴政比刑事案件要恐怖的多，因为刑事案件最终可以通过完善具体管制措施来压制住，而暴政涉及整个体系，问题要复杂的多。这一点，尤其是其中体现的高度理性精神，值得我们从更深的层次上来细细揣摩、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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