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的网文推荐

2016年1月起，“大杂烩-网文推荐”栏目并入“博客-微评论”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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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23日

透视陈独秀：为何能连任中共五届最高领导？从头号功臣到无人喝彩

过去几十年对陈独秀的“批判”，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一种科学的分析研究，而只能算是一种单纯的“政治需要”。当然，在严酷的革命时期，将一些问题暂时简化，以期集中精力来完成革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倒也没有太多可以诟病的地方。但是，在革命胜利之后，方方面面都已经安定下来，有机会踏踏实实坐下来搞一些更深入的研究，却还是像过去那样点到为止，继续沿用“斗争逻辑”，就不是很妥当了。

不过话说回来，这也是源于苏联和中国传统中部分糟粕的影响。

首先，上世纪中叶的苏联是一个斯大林大权独揽的体制，为了维护这个“绝对权威”，托洛茨基很不幸地成了牺牲品。理性、客观地来看，托洛茨基根本就不是什么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更不是故意混入革命队伍的，反倒是一位称得上出色的理论家，为发展列宁主义作出了一些贡献。但问题的关键就是托洛茨基没有处理好与斯大林的关系，不仅不服服帖帖地唱赞歌，甚至有些光芒超过斯大林的迹象。于是，斯大林自然不能容忍啦，十分果断地就解决了这个“祸害”，树立起党内的“唯一体制”。据说列宁的遗愿是持续地、充分地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并建议采用一种“三头政治”，相互制约的体制，但斯大林封锁了一切消息，最终建立起绝对专制的惯例，形成苏联逐渐步入衰亡的根源。

其次，中国自身长期以来也有着“扣帽子”、“污名化”的传统。这个传统真的有些残酷，比如说本来只是一种政治斗争，“丢官”也就罢了，但“胜利者”总是要继续穷追猛打，一方面试图进一步将失败者在肉体上消灭，另一方面还要发动广泛的批判运动，向失败者示威，并“警示”群众中可能潜藏的蠢蠢欲动者。这其中比较著名的案例就是雍正时期的《大义觉迷录》事件（请点击这里查看详细内容），虽然最后以雍正被人看笑话而告终。

因此，还是要仔细、客观地对陈独秀的功过进行分析，将历史功绩充分肯定，将历史局限性区分出来，将个人的责任与组织的责任区分开来，这才是科学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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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23日

这个湖南人不一般：毛泽东与湖南五四运动

窃认为，中国共CD早期的领导人们，大都是富于理想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色彩的，这也是那个时候革命事业中的亮点。也许这种情况与现实需要有相悖之处，但不失为一种很美好的东西，在一定程度上值得提倡，至少，可以避免无意间落入庸俗化的窠臼，或者是避免简单粗暴行为的盛行。

其实，没有什么是完全不能够学习、借鉴的。现在总是有那么些个人，不厌其烦地在各种场合喋喋不休要抵制所谓的“西方思想”，然而，不知道这些人有木有了解，中国共CD的先辈们，正是从西方“取经”，为近现代中国带来了一种最“适合”的理念，最终解决了革命屡战屡败的问题。当年我们都能这么虚心，那为什么如今又变得无比自大，甚至自负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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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14日

中国房地产业走过“拐点”

行者认为，房地产业从本质上来说，不能算作真正意义的实体经济。虽然建房子是一种创造的过程，但创造的主体应该是建筑业，而不是“只负责牵头”的房地产业。不少地方政府热衷于炒作房地产，推动房地产业高度增长，其实不过是为了获取巨额土地出让金和“数字上的GDP”（房地产被计入投资，是目前“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中最强有力的部分）而已。其实这个过程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而是居民在其它领域获取并积累了货币资金之后，把这些资金转移到房地产上来，地方政府正好从中捞上一大笔罢了。也就是说，经济总量并未发生明显变化，但利益被重新分配了，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与民争利”。客观的说，这种方式对于某些地方政府不仅是一种“暴利”，更是一种再简单不过的捞钱手段，比税收要快，也容易的多，因为税收具有法律所规定的确定性，并且稳定、充足的税源必须建立了足够繁荣，持续稳定上升的市场经济之上。

银行业有个词叫做“债务置换”，但这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至少意味着风险的后置或位置转移，或多或少都带了那么一点点当下有些无奈的味道。而现在的我们国家就面临这样的困境：深化改革与稳增长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矛盾，但如果真没有了稳定的环境和持续的增长，改革又不一定能够获得充足的动力和支持。

所以说有不少学者，管理机构和领导者早已意识到房地产业所蕴含的巨大风险，对其它行业正常发展的挤压作用（资金和财富在房地产这一个行业的过度集中，会造成其它行业融资的困难和成本的增加），以及房地产业逐渐趋于饱和以至于再难有后劲的问题，但另一个问题就是，彻底放弃了房地产业之后，目前还有哪些“动力”可以带动整个经济继续以过去那种速度来增长。正是这种顾虑，使得房地产业的改革始终未能有突破，时不时还会有反复。

但问题是无法一直拖延下去的，总归有不得不解决的时候，正如银行业的“债务置换”，并不是“借新还旧”或“还旧借新”这一步操作这么简单，任何银行的最终目的，还都是贷款的安全、顺利收回。因此，要破除对房地产业的迷信，积极寻找诸如制造业等方面的新增长点，多样化产业类型，合理化产业分布，逐步把房地产业“置换”下来，这才是长久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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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14日

进化是危机带给我们的最好礼物

《共产党宣言》里面有一句很著名的话：“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他们的名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用的语言，演出历史的新场面。”而大量的现实情况一直都充分表明，马克思的这句话总结的相当深刻和到位。

就目前我们国家的实际来看，深化改革，真正地将改革进一步推动下去，关键还是要解放思想，并且还要真正地把思想观念从传统的、固有的、偏见的、落后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同时，还要注意某些糟粕换一个面目出现，甚至冒充新思想、新理念的行径，不能被个别人的臆想所左右，不能被某些禁区所吓倒，更不能被某些利益集团所绑架，这是确保改革成功的最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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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11日

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对中国多位领导人的评价

这些评价横跨了三个时代（毛-邓-江）。

就MZD和DXP的评价来看，基本上与现在历史学界的主流观点相似。

而对于JZM的评价，其中还是有一些新观点的。施密特认为：“中国的稳定已经足以使它没有统帅式的人物也能过日子”，因此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更适合选择做“一个管理型的现代西方政治家”。当然，施密特是认为JZM正是这么做的，但当今的舆论和历史学界似乎更普遍的认为，JZM的“雄心”远不限于此，呵呵。在掌握着整个国家的十三年里（不包括只担任J委主席的最后几年），他好像始终在有意或无意地试图将自己“打造”成一个“核心”，一个“伟人”，一个与最初的“华主席”有着相同相似形象的“人物”，被全国人民从“心底”所深深“敬仰”。但事实总是与理想相距甚远，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DXP把我们国家的大门给打开之后，就再也没有人能重新关上了，也就是说，在JZM“上任”前十多年，领导人在群众的神化形象就已经被彻底打破，并且在未来，也不会有人会相信那个过去的“神话”。

有关ZRJ的评价，施密特的观点也基本符合当今的主流，其核心观点包括：1、ZRJ在管理经济上很有一套，2、ZRJ是个非常勤勉的领导人，3、坚决反腐是ZRJ的重要贡献。当然，这也没有什么值得意外的，因为ZRJ本身就是一个几乎没有争议的人物，并且在其在任期间，就以其能力和品质，赢得了国内外广泛的肯定和赞誉。

http://history.sohu.com/20151111/n42606887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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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6日

诞辰|邹韬奋：要办一份为大众做喉舌的刊物

以前对邹韬奋先生的印象还是有些模糊的，最早的时候只知道新闻记者行业有个“长江韬奋奖（前身为韬奋新闻奖）”，出版行业有个“韬奋出版奖”，感觉一个人的名字居然能够出现在两个行业的最高奖项之上，应该是不一般的了不起。后来看了一些“课外书”，发现有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很上档次，而其前身“生活书店”，也是邹韬奋先生于1932年在上海创办的。另外还有家当前非常著名的杂志《三联生活周刊》，其前身还是邹韬奋先生上世纪二十年代创办的《生活周刊》。

其实，邹韬奋先生从事新闻、编辑和出版行业不过二十年，属于英年早逝的类型，但他为我国国家创造和留下了这么多标杆级的文化遗产，不得不让人敬佩不已。

这篇文章是《三联生活周刊》为纪念邹韬奋先生诞辰120周年组织的特稿，比较详细而又重点突出地介绍了邹韬奋先生的战斗经历，对于还不十分了解有关历史的读者来说，实在是一篇极好的资料。

邹韬奋先生生活在与我们相距甚远的时代，但很多东西是相通的，比如做人做事的良心，比如坚持正义，追求自由的精神，比如在各种困难前不低头，愈挫愈勇的坚定信念，这是现在和将来我们可能会缺少，然而又是最难能可贵，最需要的东西。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Dg1NjA2NA==&mid=400439757&idx=4&sn=68adb4f890a93bc791a2a55b037dad89&scene=23&srcid=11063Et6252uc046COUlqklB#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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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3日

“互联网教父”凯文·凯利：这些行业将被彻底颠覆

凯利先生在这次采访中的第一部分，即强调了新事物（新技术/新模式）的发展问题，并以Uber为例进行说明。目前我们国家也面临着“打车/专车软件”与传统出租车行业的冲突与博弈。行者认为，有些问题其实算不得太大的问题，但比较难以逾越的一道坎，就是既得利益者对自身权益（哪怕是有些并不十分合理的权益）的极力维护。据说大部分出租车司机对“打车/专车软件”的诞生并不是那么敏感，行者也看到过在不少大中城市，出租车司机自己也从早到晚在用着这些软件，然而，现在总是有那么些个手里持有大量出租车行业牌照的利益集团，对这些新事物很是激动，时不时还鼓动、挟持一下“民意”，搞的某些监管部门也投鼠忌器，畏手畏脚了。因此，还是要多一些美国人的宽容、开放，以及敢于尝试，坚持向前看的精神。

采访的第二部分涉及创新与创业的话题，总的来看，凯利先生提出的观点比较中肯，理性，政府治理的中心，还是要更多地集中于市场所抵达不到的地方，与市场可以发挥的作用互为补充，互相促进，而不是与市场争夺控制权，搞大包大揽，甚至以政府的手来取代市场的自发作用。

http://mp.weixin.qq.com/s?__biz=Njk5MTE1&mid=400287337&idx=1&sn=a14dc8f80ae1847dc5f9b65e341cad30&scene=23&srcid=1103AWbAkjymyKz6Q6YDFW6Z#wechat_redir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