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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说历史12-权谋上有种办法叫做裹挟
时间:2015-7-2 23:5:46 | 作者 : 行者 | 分类 : 博客|历史 | 浏览: 次 | 已有 0 人对本文发表了看法

记得上中学的时候,老师讲到北宋的王安石变法,说这场改革不仅在当时遭遇了极大的阻力和反对,而且在后来的差不多一千年里(一直到清朝末期,20世纪初,大致在‘预备立宪’前后的样子),仍持续不断地被无数保守主义者反复批判。

当时行者还真没有把这些话当回事,很简单地以为,敢跟宰相级别的高官,宋神宗御前的头号大红人——王文公(王安石去世后的谥号为‘文’)过不去的,唯有司马光及其手下一群小喽啰而已。而据史料记载,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司马光就主动离开了首都开封,搬到洛阳,闭门著述,居然坚持了十五年,终于弄出一部巨著《资治通鉴》来。《资治通鉴》在学术上的成就绝对是很了不起,同时,也融入了大量司马光在政治上的思想倾向,不过,这都还是士大夫之间相当文明的“骂仗”,主要是搞一些理论方面的辩战,从不动手,更没有任何阴谋诡计的成分。

但是,在王安石和司马光这些大儒陆续离世之后,尤其是在宋朝这个思想文化发展的黄金时代结束之后,日渐没落的封建制度,以及这个制度的既得利益者——日益保守的封建统治集团,也包括附庸于此统治集团,主要为其“糊墙”(巩固地位)和“刷漆”(粉饰太平)的各色人等,就不那么理性、客观地来叙述和评论王安石所做的事情,这些事情对当代的借鉴,以及这些事情对整个历史发展的影响了。比如著名的“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在其第三卷和第四卷(章节),就硬是杜撰了两篇故事。其中第三卷叫做《王安石三难苏学士》,总的来说还可以局限于“拉偏架”的范畴,小小地揶揄王安石一把的。但是第四卷《拗相公饮恨半山堂》,基本上就已经演变为满嘴跑火车的状态,甚至还编出了一个农村老妇人借喂猪和喂鸡之机,大骂王安石,将其比作家禽家畜,并且被王安石给看见,以至于气至半死的场景。其实“三言二拍”里面大部分文章的水平都还可以,但有了这么些个糟粕,整本书也被带下了水,弄得后世不少文艺评论家,总是喜欢揪住这一点大加鞭挞了。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迎合元明时期社会上某些低素质群体的口味,或者是为了迎合前面所说的那些日渐堕落的统治集团的需要,总之,原本挺像样的一本文学作品,瞬间沦为了街头小摊上的“通俗”出版物,真是让人很是遗憾哪。

当然,《警世通言》之类的元明清时期小说里面,夹杂一些不那么光彩的作品,也是与其成书时代的整体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网上有人说,中国的基本历史脉络为:侠义的春秋战国,豪迈的秦汉,自信的隋唐,文雅的宋,然后,就只剩下流氓的明,以及奴才的清了。也就是说,尽管在某些经济乃至科技指标上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思想文化方面的停滞甚至是倒退,将成为一个民族迅速走向衰落的最根本原因,同时也是难以逆转的最大障碍

常常有人说“崖山之后无中华”这句话,但行者进一步认为,最早可以追朔到王安石变法图强的努力失败之时,最晚也不能超过形形色色的诸人将王安石定为批判的靶子之际。比如说王安石去世半个世纪以后的朱熹(王安石生卒时间为1021-1086年,朱熹的生卒时间为1130-1200年),就采取了断章取义和曲解的方法,把王安石的财政政策和理财思想定义为“聚敛害民”、“剥民生利”之道,压根无视王安石一直都在极力维护中小自耕农利益,打击兼并土地的大地主和高利贷者的努力。其实,在一定程度上,“王安石-陆九渊(象山先生)-王守仁(阳明先生)”这一脉的思想理论,与“程颢程颐-朱熹”这一脉的思想理论,不过是儒家学说发展到宋明时期,自然分化出来的两大流派而已,但就有那么一些人,硬是要将其庸俗化、政治化,甚至上升到“君子-小人”的高度,或是当做攻击对手的工具,最终给我们这个民族带来了严重的祸害。

“政治”只是一个中性词,只代表如何治理一个国家的学说。但“权谋”就完完全全是一个贬义词了,至少包括了狭隘的利益,也包括某些实在见不得人,经不起推敲、考量的东西。单纯的“政治斗争”,不过是争夺国家管理权的问题,成功者并不是为了将权力变为私有财产,而失败者也不见得有什么极其悲惨的后果,比如司马光可以跑到洛阳去写书,又比如苏轼也可以退到浙江、湖北等地区“避避风头”。然而“权斗”的后果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失败者很可能连“成王败寇”的待遇都享受不到,不说肉体上消灭,至少也得在精神上“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其永世不得翻身”。

因此可以说,政治能力的悄然退化,权谋崇拜的日益盛行,使得我们国家在封建社会的后期,逐渐落后于整个世界的大潮流,同时将先前已经保持了1500年的绝对优势(秦朝-南宋)丧失殆尽。

权谋手段深入到国家与社会的更深层次之后,还引出了裹挟这个恶魔,也就是说偶尔出现变革的苗头,立即就会被悍然扼杀掉,而且还会有人告诉不明真相的群众说,你们所面临的困难和痛苦,都是由这个变革的苗头所致,而化解这些困难与痛苦的方法,莫过于继续坚持旧有的体制,跟着我们走,听我们的话,与我们一起来反对所有变革的动向。比如现在就广泛流传着这样的奇葩理论,说反腐影响了经济发展。而有的单位领导还会误导职工说,你们福利的降低,都是由当今的改革所致,是“上面”要跟你们过不去。但也有人发现,单位的经营收益一直在上升,任务目标也在年年加码,但实际收入却减少了。这究竟是在忽悠谁呢?是想背着“上面”继续把好处往自己的兜里装,还是想发动不明真相的群众给“上面”施加压力,试图迫使“上面”取消变革的计划呢?

我们国家的假道学向来不缺乏,前面所说的那位名人朱熹,同时也是假道学的著名典型。南宋淳熙八年(1181年),朱熹诬陷台州知府唐仲友有风化之罪,指使黄岩通判抓捕官妓严蕊,严刑逼供长达两个多月,虽手段称得上丧心病狂,却只得到一句“岂可妄言以污士大夫。虽死不可污也!”的供词,使得当时朝野内外,包括皇帝,对朱熹都充满了轻蔑和鄙视。而庆元二年(公元1196年),监察御史沈继祖弹劾朱熹十大罪状,其中就包括诱引两名尼姑为妾,与儿媳偷情并致其怀孕的内容,最终导致朱熹被罢官,得意门生蔡元定被逮捕流放。

关键时候,群众的眼睛还是雪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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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玺璋 之《金缕曲》

寂寞千年久。更谁能,推心置腹,呼朋唤友。自古英才多奇志,不信蝇营狗苟。是与非,惟天知否。问道人心何所见,却原来,只是跟风走。真心话,难出口。

任公奋作狮子吼。想当年,神州陆沉,举国悲愁。只取临川成一梦,怎奈杯中残酒。看群贤,争说肥瘦。毕竟文章惊海内,且由他,覆雨翻云手。知己在,何所有。

注:解玺璋是梁启超所著《王安石》(传记)的译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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