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整个经济持续走低的压力依然没有缓解，产能过剩和部分行业的结构性过剩，内需不足和出口受限的问题依然存在。

不能忽视的是，最近几年的低利率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部分僵尸企业/产能的继续，或是新兴产业的盲目扩张，从而导致了钢铁、光伏等行业及其上下游的产能和供给过剩，进一步加剧实际的通缩，并迫使银行体系进一步降低利率，以防止这些行业资金链快速断裂。

不过，工业生产表现出一定韧性，工业增加值环比增速在11月达到2023年度的最高值0.87%，只是环比和同比的增幅出现一些分裂。

分项来看，高新技术产业增速下滑较快，电气机械、化工、汽车、计算机通信等中高端产业增速下降，金属制品行业增速上升。整个工业总体上库存压力减轻，融资利率降低，信贷支持政策的效果明显，但部分行业，尤其是新能源及其上游产业的产能过剩问题仍非常突出。

2、资金空转现象仍较为严重，企业的中长期贷款减少，短期贷款增加，居民信贷仍处于历年低位。

截至11月底，由于M1增速从1.9%降至1.3%等原因，M1-M2剪刀差已扩大至8.7%，社融方面主要靠政府融资来拉动，人民币信贷规模降至近四年来的最低位，票据融资持续走高（达到2092亿）。

3、消费动能明显放缓，消费降级趋势更加明显。

CPI同比增幅自8月以来持续下降，11月的CPI降至-0.5%，与2020年最低值持平，处于十余年的最低位，2023年8月和11月CPI两次探底。化妆品、建材、家电降幅扩大，前三季度增长较为突出的汽车、金银珠宝、文化娱乐增速下降亦较快。

与之相关联的是，不少居民收入增速放缓，收入未来预期减弱，居民定期存款从2020年的63%上升到现在的71%，企业存款从42%上升到48%。人口增长拐点出现之后，消费随之发生结构性变化，消费降级越来越明显表现为新的长期趋势，2024年消费可能会继续增长乏力。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必须消费品范围的肉（同比增长-31.8%）、菜、油、通信（-3.7%）、交通（-5.0%）、家用品等整体走弱，文教娱乐、烟酒的降幅更大，旅游等可选消费逐步乏力，这些都是拖累消费整体增长的主要因素。猪肉在供给端的产能出清仍未完成，母猪存栏量仍高于2020年第三季度和2018年第一季度这两个历史高位，猪周期在未来将继续走弱。

就消费领域更长期的趋势来看，2017年以来大部分时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增速均低于人均GDP增速，而财产性收入增速减去工资收入后的增速在2015年以后一直低于5%，大部分时间甚至低于2%，2016、2021、2023年还出现了负值，这意味着富豪阶层的收入增长高于普通居民，贫富分化在加剧。

4、相对落后地方（过于依靠土地出让收入）政府财政的偿债压力进一步加大，并可能蔓延到更多领域，因此公共项目的介入要相对谨慎。全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2022年同比下降23.2%，2023年1-11月同比下降17.9%。

不过，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也有着必要性和急迫性，这是发达地区与相对落后地区的双赢，可以考虑作为下一步新业务拓展的切入点。

5、就全球大环境来看，总体在逐步企稳向好，但仍不能忽视个别区域的突发性风险。

一是2024年上半年的大选期间，出于迎合部分群体的考虑，美国可能会暂时改变相对理性的合作共赢对华政策，转为以邻为壑的导向，并可能干扰美联储的独立决策，给中国的出口、产业转移（一带一路）、货币与外汇政策等带来巨大压力，但这些都是短期的、阶段性的，等到大选尘埃落定，现任和下届政府会重新回到对话的轨道上来。

二是俄罗斯的疲态将进一步凸显，等到开春之后，如果美欧在俄乌战场上加大援助，不排除俄罗斯会铤而走险，拉中国下水。

三是随着新冠疫情逐渐被淡忘，逆全球化浪潮也会随之降温，日本和欧洲有望成为推动重启全球化和国际贸易的重要动力，但阿根廷等个别国家地区仍存在民粹主义，周边的朝鲜、伊朗仍不能排查突发性爆点，从而干扰中国对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出口与投资。

6、就经济发展的长期动力来看，中美比较可以作为重要参考。

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GDP占美国的70.7%，2023年前三季度则降至64%，中国与美国在经济总量和增长方面的差距逐渐扩大。

中国仍主要依靠制造业，重视第一产业，美国则更多依靠服务业和消费，特别是高端服务业，文化娱乐、体育、餐饮、住宿等行业较为突出。

分项来看，一是中国效益相对较低的第一产业占比较高，占GDP的8.1%（此为国家统计局数据），而美国仅为1.1%。

二是美国附加值和效益较高的第三产业占比很高，占GDP的80%以上，中国为53.5%，美国的服务业中的法律服务、计算机系统设计、科学技术服务等领域占GDP中的13%，中国仅为6%左右，美国的金融业、商务服务业、高端服务业亦较为突出。

三是美国消费对整个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较强，私人消费总额占GDP的68%，加上政府消费则达到82%，其中金融、保险、医疗方面的消费占GDP的15.7%，而中国在房地产方面支出占GDP的7.2%，房地产业对其它消费的挤压较强。

7、外资离场也是当前和未来需要给予足够重视的问题，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仅仅依靠自己的内循环是不可行的，会造成内卷和恶性竞争的白热化，最终摧毁整个价格体系和市场运行。

2023年1-10月外资持有的中国股票和债券累计减少超过310亿美元，是2001年加入WTO以来的最大规模净流出，8月至11月北向资金流出超过250亿美元，2022年第二季度到2023年第三季度（连续六个季度）外企从中国撤走利润超过1600亿美元，2023年第三季度外商直接投资减少118亿美元，是1998年有记录以来的首次负增长，2023年1-11月实际利用外资同比下降10%。

外资离场主要是由于对政策摇摆不定和地区安全的考虑，2024年可能会延续这个趋势，具有较大不确定性，进而影响到外贸和许多制造业的生产、利润、就业等。

1998年前后我国发生了严重的产能过剩，一半以上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不到50%，但后来由于加入WTO，开拓海外市场，成功化解这些过剩产能，从而避免了经济危机。

8、就长期趋势来看，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24年初发布的《2024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认为，2023年中国GDP增长预计能最高回升到5.3%，但由于房地产市场疲软，外部需求减弱，贸易局势紧张等因素，2024年的经济复苏将面临巨大阻力，GDP增长可能会降至4.7%。

为应对这方面的困难，需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降低政策利率和抵押贷款利率，增加用新债券融资的公共部门投资，以便稳定和刺激新的经济增长。

我国制造业投资的增速，从2012年便进入下滑区间，2015年下半年开始则跌破10%至今，2020年一度跌到接近-30%，2021年初的大幅上升则是对前一年大跌的回调，制造业拉动经济动力不足。

9、就房地产业来看，目前陷入了“成交量萎缩→销售回款减少→房地产企业无法按期还款→房地产企业没钱或没信心投资→交房延迟甚至烂尾或质量下降→居民更不愿或不敢买房→成交量进一步萎缩”的恶性循环，预计在2024年，虽然房地产市场的供应端比需求端收缩地更厉害，但价格上涨压力并不大，仍然是以去库存为主，二线以下城市需求会继续低迷，二手房挂牌量将继续快速增长，商品房将面临保障房、二手房供应增加的压力。

具体表现有：

一是房地产企业的融资有所改善，虽然与往年平均水平仍有较大差距，但第四季度环比回升。

二是11月的房屋竣工面积和新开工面积同比增长为正值，但是比之前几个月的增幅有所下降，比前几年亦有较大回落。

三是11月的住宅销售额同比增长-18.3%，销售面积同比增长-23.5%，下降幅度高于前几个月，二手房价格加速下跌，与2020年最高点相比，住宅土地供应、住宅新开工、住宅新房销售同比降幅分别达到-68%、-57%、-35%。

四是土地供应量和土拍成交量在2021-2023年持续萎缩，2023年1-11月比2020年下降了接近70%，比上一轮最低点2016年下降了超过40%，其中二线以上城市下降幅度更大，近三年城投平台拿地占比在30%以上，2022年甚至超过50%，有明显的托底特点，2021年城投拿地后开工率不足40%，2022-2023年开工率不足30%，城投拿地并没有及时转化为房地产实际供给。

五是经过了2020-2022年的停滞，2023年疫情结束后头一年的等待，在目前和未来短期仍看不到经济大幅反弹的情况下，更多房主开始熬不住，选择屈服于低迷的市场和观望的买家，将手中房屋降价出售。

六是由于近几年疫情/封控，经济走低，外资撤出和出口导向型经济下挫等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多的法拍房进入市场，从2020年的20万套增长到2022年的150万套和2023年的400万套，达到当年交易量的30%，按照黄奇帆的理论，法拍房超过市场流通量的20%，就会对本区域的二手房价格形成崩盘式的影响。

七是最近几个月，各地纷纷加快房地产行业的监管和调控放松，但提振效果很有限，行业风险持续加大。

八是在理论上，房价稳定和上涨需要建立在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之上，而许多中小城市无法回避的问题是，自身经济复苏受限，邻近的大城市又越来越表现出对人才尤其是年轻人的强大虹吸效应。

九是部分开发商在一手房价格方面的实质性打折（包括赠送面积，付款优惠，附赠车位等措施），加剧了二手房市场价的下挫，使得银行房产类抵押物价值随之缩水。

就区域性的房地产市场调控来看，为了避免长期持续走低影响到市场情绪和交易量以及土地出让，部分地方政府有可能会采取收购空置房屋（包括未售出的一手房），改为廉租房、保障房、公租房、房改房、人才房等措施，但这仅限于中小户型，而90平米以上户型住宅和商铺的处置难度依然较高，依然会紧密关联当地市场状况，而不受政府相对有限的入市行为的影响。

10、新一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货币政策要从“有力”转为“有效”，预计会出台更多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支持中小微企业，加大中长期贷款资金投放等方面的措施。

2023年8月起，基建投资增速超过制造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就2023年10-11月的投资数据来看，传统基建再次发力，随着特别国债的逐步落地，以及中央经济工作提出的财政政策适度加力，预计2024年度政府投资会超预期。

11、在银行业内部，下一阶段的金融体制改革对国有大行将会有诸多利好，国有大行已明确为国家重点支持的对象，而中小型银行可能会面临更加严格监管的压力。

在利率升降的导向方面，我国已实际形成与美联储政策的常态化背离。美联储基于美国经济在疫情后强劲反弹的态势，为防止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和投机行为，选择多次加息，收紧流动性的策略。我国在疫情后有不少行业持续低迷，需要通过降息来刺激经济复苏和更充分释放流动性。未来一段时间，我国LPR仍将处于下行区间，存量利率随着贷款利率继续下降。

不过在监管导向方面，有关部门会重点考虑以下问题：一是利率进一步下降的空间将越来越有限，运用此类工具的边际递减效应会越来越明显。二是我国与美国在利率水平方面差异的不断扩大，导致市场上资金大量外流，强化了美国经济的韧性，同时也使得最近几个月沪深两市的交易量和股指水平受到严重影响。

相对传统的客户基于谨慎性风险偏好，一直是各大银行存款的主体，但利率的大幅下降动摇了许多客户对存款产品的信心，使得揽储越来越困难。股市和投资市场的低迷，削弱了基金等替代产品的吸引力，最近一两年，许多客户对这些产品的安全性（保本）表示了极大担忧，影响到业务营销。这些都是外部市场低迷和波动对个金业务（尤其是中间业务）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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