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叫叫讲中国史9-中国历史上的战略要地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重复着“分裂—统一”的过程。由此也产生了许多个战略要地，有时候是作为双方或多方之间的缓冲，有时候作为加强防御的多条战线，有时候也可以被用作发起进攻的重要基地。

在行政区划上，主要有“山川形便”和“犬牙交错”两大原则。这些重要战略要地的归属，常常灵活运用了这两大原则，尤其是后者。

一、汉中

陕西中南部是肥沃的关中平原，早在周朝、秦朝、汉朝时期，便已经成为整个中国的核心地带，被选择在这里建立首都。其南缘为秦岭，东西很长，南北很宽，山高林密，难以逾越。秦岭南麓lù，横亘gèn着汉中平原，又叫做汉中盆地、汉水谷地。这里是汉江的上游，四面都是崇山峻岭，其东部的安康一带也没有大路，今天与湖北十堰之间还有着水面极其广阔的丹江口水库，因而汉中平原能够成为一块较为独立的，甚至可以自给自足的区域。汉中平原再往南，为大巴山脉，再次翻山越岭，才能抵达四川盆地。

于是，汉中成为了陕西（关中）和四川之间的重要战略缓冲区。如果是四川控制了这一带，便能够对陕西（关中）形成巨大威胁，秦汉交替之际的刘邦就成功由此处“暗度陈仓”，三国时的诸葛亮、姜维也在这里分别六出祁山，九伐中原，严重干扰了魏国的发展，为蜀国的延续争取了有利环境。但反过来看，如果是陕西控制了这一带，四川就失去了一半以上的防线，因为大巴山没有秦岭那么险峻，北方军队进入汉中平原，四川盆地的最北面的广元、剑阁、江油等地，就相当于门户大开了，这也是后来的许多个朝代，都把汉中划入“陕西”的范围，而不让四川所掌握的原因。

二、江淮

江淮主要指的是长江与淮河之间，属于安徽、江苏的区域，包括了淮河中下游的南岸，以及长江下游的北岸。中国历朝历代都有着“守江必守淮”的说法。这一带虽然已经是大江大河的下游平原，个别处有低山丘陵，却关系着南北双方在战略主动权方面的争夺。如果是北方占领了江淮地区，前锋便能够抵达长江一线，迫使南方不敢在长安南岸的南京建都，而是要进一步退守杭州或其它腹地，南宋面临的就是这样的局面，南北朝时期的陈朝也是未能守住长江防线，直接被隋朝军队一锅端。如果是南方占领了江淮地区，便能够获得宝贵的战略缓冲，同时在淮河、江淮之间和长江设置三道防线，在江淮之间的寿春等地建立强大的军事堡垒，并阻止北方获得建立水军，运用水军南下争雄的合适自然条件，因为淮河以北就不再有宽阔水面来训练水军了。

三国时期，江淮地区的形势较为复杂，并发生过多次激烈的争夺。魏国方面确立了死守合肥的战略，有“张辽威震逍遥津”的传奇战例，还有建立合肥新城来加强防御的安排。吴国方面也从未放弃通过裕溪河、巢湖北上的努力，在转入战略守势之后，又在南面的滁州一带挖了一条平行于长江的“涂塘”，试图构建起两道防线，以“涂塘”替代淮河的作用。

三、襄阳-南阳

“襄阳-南阳”可以算是与江淮地区相对应的地理区域，一个在西一个在东，分别扼è守了长江上可以横渡并进入南方腹地的两端，再往西，便是三峡，然后是四川盆地的南缘，都是没有太多突破机会和战略意义的区域了。东西方向上看，“襄阳-南阳”位于中国第二阶梯和第三阶梯的交界处，第二阶梯多为高原和山脉，难以逾越，到了“襄阳-南阳”一带，因为过渡到第三阶梯，沿着汉水往东南方向走，江汉平原（汉江中下游）就在不远处，是个物产丰富的鱼米之乡，同时也是华中和中南地区的门户，而朝着东北方向，沿着随（州）枣（阳）走廊，又可以绕过桐柏山-大别山，到达淮河中下游及江淮地区。南北方向上看，“襄阳-南阳”属于“秦岭-淮河”这道南方和北方分界线的组成部分，也是不可多得的缺口，西面为秦岭，东面有桐柏山-大别山，淮河，都是天堑qiàn。

三国时期，在赤壁之战前夕，魏军不遗余力地抢占“荆州-襄阳”地区，用轻骑兵日夜奔袭，就是为了占据这一片战略要地，形成居高临下的战略优势。诸葛亮在“隆中对”中，也强调了“荆州-襄阳”的地位，认为可以与汉中地区配合使用，作为将来北伐的重要出发地，具体来说，就是魏国发生重大变乱的时候，蜀军主力出汉中，另一支军队则由襄阳出击作为策应。后来的情况也表明，自从关羽“大意失荆州”之后，蜀国相当于被断其一臂，再也打不出有力的组合拳，注定了北伐的屡战屡败。南宋时期，襄阳是抵御元军的重要节点，先后坚守六年之久。实际上，当时南宋已经高度腐朽，无力抵挡元军南下的攻势，但襄阳给元军造成巨大消耗和严重挫折，有力配合了其它地区宋军的防守，延缓了南宋的衰亡。在《射雕英雄传》中，金庸先生专门编写了一段郭靖、黄蓉在襄阳抵抗元军的故事。

需要说明的是，今天的湖北省襄阳市和河南省南阳市，其实属于同一地块——南阳盆地（南襄盆地）。丹江口水库的北半个库区（丹江流域）属于南阳市，南半个库区（汉江流域）则属于襄阳市、十堰市。将这一片区域分割开来，并分属两个省，也是分而治之，制造“犬牙交错”态势的考虑。三国时期，诸葛亮“躬耕”的古隆中，位于今天的襄阳市中心城区附近，但因为在汉水北岸，当时属于南阳郡（以宛城-今南阳市为郡治）的范围，不在襄阳郡（南郡）的范围内，襄阳郡是只包括了汉水南岸的区域。

四、辽西走廊

明朝前期，主要威胁来源于北方，即元朝覆亡后的残余蒙古势力——瓦剌là、鞑dá靼dá。后来蒙古日渐衰落了，东北方向的后金逐渐崛起，成为明朝最大的外患，辽东镇、蓟州镇（含山海关）也成为长城上“九边”压力最大的军事重镇。后来，明朝还设置了辽东经略、蓟辽督师等高级职位，以便统筹领导山海关附近和辽西、辽东一带的军队，对抗后金咄咄逼人的攻势，天启皇帝的老师孙承宗，明末名将袁崇焕都担任过这些职务。就防御策略来看，如果局限于长城一线的防守，局限于山海关这一处军事堡垒，防线就缩成了只剩下一道，而且没有战略纵深，后金只要打开任何一个口子，便能直接进入到一马平川的华北平原东北部（天津市，河北省唐山市），几天即可直达北京城下。在明朝早期和中期，一次是土木堡之变后，瓦剌军队挟持着俘虏的明英宗越过长城，抵达北京城下。另一次是嘉靖年间，鞑靼军队也曾经突破大同、古北口的长城，入侵到怀柔、顺义、昌平、通州等北京近郊。由此可见，过于依靠长城一线，其实是相对薄弱，存在着许多漏洞的防御。

鉴于此，明朝中后期，从王化贞、熊廷弼、袁应泰，到有孙承宗、袁崇焕，历经数十年，明军在辽西构建起“关宁锦”防线。防线以锦州为前锋，以宁远为中枢，以山海关为后盾，总长度大约有100公里，其间遍布着许多军事堡垒，并设置屯田，实现“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自给自足，长期固守的目标。“关宁锦”防线所在的辽西走廊，呈西南-东北走向，背山面海，其西北面为燕山山脉，东南面为渤海，宽度只有10公里左右，纵向还有许多条平行的河流，称得上“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态势。不过，“关宁锦”防线的有效性，仍依赖于明朝在东北的整体战略。当这一套战略是积极进取的时候，明军以“关宁锦”防线作为跳板，前锋突入到辽东地区，并在鸭绿江口附近建成东江“基地”（总兵毛文龙），给后金的后方造成威胁，但如果这一套战略变为收缩态势，后金（皇太极时期）便能够步步为营，将“关宁锦”防线的军事堡垒逐个击破，让明军节节败退，最后退到山海关，被破关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在1948年秋冬季的辽沈战役中，解放军也深刻认识到了辽西走廊的重要战略地位，在战役之初即抢占锦州及其外港——葫芦岛，对东北的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形成“关门打狗”的态势，并阻断了华北国民党军队北上援助东北的道路。于是，东北的国民党军队一步步被困死，被分割消灭于数个大城市中。

五、河西走廊

河西走廊指的是甘肃中部和西北部地区，位于黄河以西的狭长地带，呈东南-西北走向。河西走廊南面为祁连山，阻隔了青藏高原，北面为茫茫大漠与戈壁，与蒙古草原有着一定的天然界限。河西走廊的优势主要有两点。一是自然条件较好，祁连山积雪融化后流下来，造就了多个绿洲，便于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民族开展屯田，减轻粮食供给（长途运输）的压力，从而得以长期驻扎下来，相比较周边的恶劣自然环境，这一带具有很强的人口承载力。二是连接了中原（关陇（陕西、甘肃）地区）与新疆，在更加广阔的视角上来看则是连接了东方（东亚）与西方（中亚、西亚、欧洲），是不可多得的交通要道。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新疆是亚欧大陆真正的中心地带，是全球范围在四个方向离海洋都最远的区域，控制了新疆，便是控制了整个亚欧大陆的命脉，对于东亚这样一个相对封闭（仅东、南方向朝向大海）的地理单元来说，新疆是通往西方，以及可以绕道前往南亚等地区的重要孔道。

早在西汉时期，我国就认识到了河西走廊的战略意义，主动出击，先后建立河西四郡：武威郡、张掖郡、酒泉郡、敦煌郡，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西域都护府，控制新疆全境。后来的历朝历代，哪怕再有困难，也始终未放弃对河西走廊的牢牢控制和对新疆的经营，而这一切绝不是维持“丝绸之路”这么简单。近代以来（鸦片战争前后），林则徐筹划东南海防的时候，也意识到来源于西北方向的威胁，翻译和分析了大量西方书籍、报纸和其它渠道信息，认真分析了河西走廊到新疆的形势，并将结果告知清政府伊犁将军（时任的新疆地区最高军政首脑），后来编写了《海国图志》的魏源，以及再后来率军西征，收复被沙俄及阿古伯侵占区域的左宗棠等人，为巩固中国的“大后方”，延伸中国的发展空间和地缘影响力奠定了重要基础。

六、河南地与河套

万里长城的走向是两千年来逐步形成的结果，具有强烈的客观性。就自然条件来看， 长城走向与400毫米年度等降水线高度吻合，是半湿润区和半干旱区，季风区和非季风区，外流区和内流区的分界，也是农耕区和放牧区的分界。长城的大部分区段都修筑于高山之上，但也有例外，比如陕西北部到宁夏一带，也就是黄土高原北部到黄河河套地区。其中黄土高原的中北部，因为是位于黄河中游几字形大弯的南面，又被称为河南地。

与长城其它区段的大致稳定走向相比，河南地与河套地区的分界线是一个不断变化，持续向北迁移的过程。秦汉以前，这道分界线大致位于陕西南部关中平原的北缘，即“宝鸡-咸阳-西安”这一组城市带的北面。西周时期，西安附近还是犬戎出没的地区，即便是秦部落，在当时也还是以养马（而不是耕种）为主业。但是到了唐宋时期，便已经推进到陕西中北部的延安一带，再到明清时期，又继续推进到陕西北部的榆林一带，已临近黄河几字形大弯（北面为河套地区）。这种持续的变化，拓展了中原地区居民的生存空间，增强了关中地区的安全系数，但也破坏了黄土高原上原有的森林，使其变为耕地，由于黄土高原土壤本身的疏松特性，人类将其改为耕地后，便发生了大面积的水土流失，使得黄河日渐浑浊zhuó，通航能力不断降低，并在黄河中下游造成了愈加频繁的漫坝、决口、改道等严重自然灾害，进而造成河南、河北、山东、安徽的黄泛区。古代早期，位于关中地区的首都，常常会担心来自北方的军事威胁，但是到了古代中后期，这种威胁成功解除后，关中地区由于自然条件的恶化，人口承载能力的降低，又不得不被放弃，改为在中原其它地区建都。

七、青海

青海属于青藏高原的组成部分，不过在清朝以前，一直都是相对低调的存在。清朝前期，蒙古的和硕特部进入青海，一度成为这一带的统治集团。加上元朝以来藏传佛教传入蒙古，逐渐成为蒙古的主流宗教，藏族和蒙古族的统治集团呈现合流的新趋势，影响了中央政府对西南及北部边疆的有效管理，并可能威胁到河西走廊的畅通。于是，在罗卜藏丹津叛乱被平定之后，清政府增设青海办事大臣一职，将青海从广义的“藏区”划分出来，单独作为一个省级行政单位，横亘在西藏和蒙古之间，作为缓冲和阻隔，以防止地方势力的坐大。

东晋到唐朝前期，青海一带为吐谷浑国，唐朝中后期，吐蕃占领青海的大部分地区，这都严重影响了河西走廊的安定和对西域的管理，是中原王朝不可忽视的巨大隐患。清朝正是鉴于这些历史教训，专门强化了对青海的统治，构建出一片不同于藏区和蒙古地区的行政区，达到了“犬牙交错”的目标。古代的早期，由于技术条件所限，祁连山是难以逾越的屏障，但随着交通技术的不断进步，从青海翻过祁连山到达河西走廊，已经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这是需要充分考虑的风险因素。

八、贵州

贵州也是一个相对年轻的省级行政区划。明朝以前，虽然名义上设置有郡县，但实际上大都采取羁jī縻mí制度，让当地少数民族“自治”。元朝时，为了畅通湖广（今湖南、湖北）前往云南、东南亚、南亚的通道，开始在贵州大张旗鼓地建设“苗疆走廊”，起点为湖南常德，终点为云南昆明，经过贵州中部的铜仁、遵义、贵阳、毕节等地区，大大加速了这一带的汉化与民族融合，为明清时期贵州正式建省和“改土归流”奠定了基础。

其实在漫长的古代，贵州本身的经济基础是相当薄弱的，部分地区行政机构（也包括明朝时的卫所）的日常运行，甚至需要依靠国内其它地区的接济，但贵州的地理位置又十分重要，是中原王朝开拓疆土和延伸影响力到西南的重要节点，是云贵高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汉（华夏）、苗（指上古时期的三苗，而不是后来狭义的苗族）这两大族群自上古时期以来不断融合的区域，即便只有“一线路”（一条官道及其两侧）的宽度，也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珠江（西江）从贵州南部与广西交界的地方流过，但由于已经处于上游，通航能力还是比较有限的。至于贵州的中部和北部，虽然有乌江横穿而过，但也大多为山高水急的类型，不容易与下游的重庆（乌江汇入长江处）通航。因此，虽然横跨珠长江两大流域，然而千百年来，贵州还是以陆路交通为主，“官道”穿过其中部。不过，近几年贵州正在努力学习三峡工程的经验，通过修筑水库和船闸（升船机），解决落差和险滩问题，将红水河等航道的通航能力提高到500吨级（部分地段指驳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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