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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叫叫讲中国史7-西汉和新朝
时间:2020-8-6 23:19:11 | 作者 : 行者 | 分类 : 博客|历史 | 浏览: 次 | 已有 0 人对本文发表了看法

一、秦末农民战争(楚汉相争)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首先点燃了秦末农民起义之火。其中有一支,便是项梁、项羽叔侄所率领的,以“楚怀王”熊心(属于楚国王族的后裔,但不是战国时期的楚怀王,而是其孙子辈)为名义上的首领。汉元年(公元前206年),刘邦避开洛阳与黄河、华山、函谷关一带秦军的锋芒,绕行南面商洛地区的武关道,攻破咸阳,秦朝灭亡。不久,在北面巨鹿大败秦军主力的项羽带着四十万大军逼近咸阳,攻破函谷关,意欲消灭刘邦,自己独占灭秦成果。刘邦按照实用主义的原则,退出咸阳,回到自己驻军的灞上,主动前往杀机四伏的“鸿门宴”,施展巧计,糊弄了项羽。

天下初定后,项羽把“楚怀王”改称为“义帝”,自称西楚霸王,作为实际的天下主宰。又仿照秦朝以前的模式,大封十八个诸侯。刘邦被封到陕西南部,秦岭背面,接近四川的汉中地区,并兼有四川(巴郡、蜀郡),名为“汉王”。为了防止刘邦东山再起,在秦朝的核心区域——关中地区,分封了秦朝的三名降将章邯hán、司马欣、董翳分别为雍yōng王、塞王和翟zhái王,合称“三秦”,既相互牵制,又共同防御刘邦出兵中原。

刘邦前往汉中地区的时候,项羽帐下的执戟郎中韩信,因为长期不受重用,溜走投奔刘邦,经萧何举荐,在汉元年(公元前206年)被刘邦拜为大将军。刘邦退入汉中地区的时候,按照张良的计策,烧毁了经过的栈道,达到了迷惑项羽的目的,也为养精蓄锐,等待时机赢得了缓冲时间。当年晚些时候,刘邦采用韩信所制定的策略,“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不仅重新占领关中地区,还攻占了北面的北地郡、上郡,以及西面的陇西郡。此时,韩王成被项羽杀害,张良逃出彭城,投奔刘邦,至此,“汉初三杰”齐聚刘邦麾huī下,楚汉相争也拉开序幕。

汉二年(公元前205年),刘邦带领多个诸侯国共计56万军队,进军到河南洛阳,离项羽的统治中心彭城(江苏徐州)仅有四百多公里的距离,且一路上都是黄河中下游的平原,一马平川。刘邦趁着项羽忙于在山东半岛与齐国作战,同时向北、向东出击,并攻入彭城。项羽从齐国撤军,率三万精兵突袭刘邦,消灭了汉军数十万人,迫使汉军一路奔逃,渡过濉suī水,退到灵璧、砀县(今安徽省宿州市砀山县)。面对此局面,张良建议刘邦联络英布(黥qíng布)、彭越,以此来骚扰项羽的后方,牵制住项羽进一步回击刘邦的军队。刘邦还率军返回关中地区,打败雍王章邯,巩固了后方。之后,刘邦和项羽在荥阳(今河南郑州)、成皋(虎牢关一带,也是今郑州附近,民国初年,黄河洪水冲毁此城)一带形成对峙。公元前202年秋,在对峙了四年之后,楚军的粮食消耗殆尽,而萧何一直在从关中地区为汉军源源不断地输送兵员和粮草,此外,韩信率军在北方节节取胜,占领了魏国、代国、赵国、燕国、齐国(今河北、山东)的大部分地区。楚军不得不与汉军约定以鸿沟为界,西边归刘邦,东边归项羽,是为“楚河汉界”。

不过,刘邦并没有给项羽以喘息的机会,趁楚军士气低落的时候,继续从多个方向发起攻击,追击退兵途中的楚军。楚军从河南中北部的黄河南岸一路向东、向南败退,刘邦又发动英布等诸侯由南向北进军,先后消灭了舒县(今舒城)、六县(今六安)、寿春(今寿县县城一带)支持项羽的军队,截断楚军的退路,最终将剩下的十万楚军围困在垓gāi下(今灵璧)。为彻底瓦解楚军的士气,韩信让自己的士兵不停地唱楚国的歌曲,营造“四面楚歌”、“十面埋伏”的气氛。楚军无心恋战,项羽不得不带着八百骑兵突围南逃,汉军尾随追击,过淮河后,项羽手下仅剩下百余人,到定远一带,接近长江北岸时,仅剩下28骑。最后,项羽在乌江(今和县)的长江岸边自刎wěn。至此,刘邦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在公元前202年改称皇帝,正式建立汉朝(西汉)。

二、汉朝的建立

西汉从公元前202年,刘邦在定陶(今山东菏泽)称帝,定国号为“汉”开始,到公元8年,王莽建立新朝为结束,总共持续了210年,属于时间最长的几个朝代之一。需要说明的是,汉武帝之前,西汉并没有年号,汉元年(公元前206年)是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的那一年,而刘邦打败项羽,建立汉朝(西汉),是四年以后了。有史书为了将秦朝和西汉连接起来,以刘邦被封为“汉王”的“汉元年”作为西汉的开始年份。

西汉最初暂定都于洛阳,三个月后,根据娄lóu敬、张良的建议,迁都位于关中地区的长安。因为首都长安在西边,刘邦所建立的汉朝被称为“西汉”。又因为首都洛阳在东边,刘秀所建立的汉朝则被称为“东汉”。

三、汉初的休养生息(文景之治)

汉朝初年,由于经历了多年战乱,整个国家百废待兴,社会上物资极度匮kuì乏。将相出门都找不到马车,只能乘坐牛车,连皇帝出巡,也找不到四匹毛色相同的马。于是,汉朝采取了与民休养生息,轻徭yáo薄赋的政策,主要遵循“无为而治”的黄老学说。这一时期还有一个成语,叫“萧规曹随”,说的是萧何之后,曹参shēn继任丞相,但曹参不提出任何新的政策,对萧何制定的政策措施也不作什么改动,以便保持政策在较长时间的连续性,从而维护整个社会的稳定。

汉太祖(汉高帝)刘邦之后,汉惠帝、吕后、汉文帝、汉景帝执政时期,继续施行恢复生产的措施,包括减少徭役,减少抽调卫卒,减少和停止地方对皇帝的进贡,开放山林河湖给贫民采集和捕猎,对鳏guān(无妻子)寡guǎ(无丈夫)孤(无父母)独(无子女)等困难群体予以救济,废除严刑峻法,废除伤害身体的肉刑等等,其中汉文帝时期还确立了“三十税一”政策,并成为整个汉朝的惯例。到了汉景帝末期,“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这句话是《史记·平准书》上的记载,意思是说:京城和地方上的仓库里,经过多年的积累,都已满满当当。铜钱数以万计,穿钱的绳子长时间承担着铜钱的重量,结果腐朽断掉了,导致铜钱散落一地。粮食也一年一年的堆积,没有消耗,最后满的堆到了仓库外面,其中早期的已经腐烂,没法食用了。休养生息的政策,为汉武帝时期反击匈奴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时也缓解了社会矛盾,使得整个国家能够一致对外。随着汉武帝时期“推恩令”等政策的实施,又逐步建立了完备的政治和体制条件。

四、从郡国到郡县制(汉太祖-汉景帝-汉武帝)

汉朝初建立时,采用了秦朝的郡县制和秦朝以前的分封制并轨的模式,称为“郡国制”。诸侯国分为王国、侯国两种,侯国只能享有封地范围内的税收,并且要服从郡的管辖,而王国则较为独立,除了税收外,还享有行政管理的权力,并拥有自己的军队。所以,许多王国成为了地方割据势力,同时与兼并了越来越多土地的地方豪强相结合,威胁了整个国家的统一。刘邦晚年时,对曾经战功赫赫的异性诸侯王们(比如韩信、彭越、英布等人)产生了猜疑,于是和吕后陆续设计铲除了这些异性诸侯王,为性格相对软弱的汉惠帝执政来减轻负担。刘邦在征讨英布的过程中受伤,并因此而死,临终前,和大臣们立下白马之盟:“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这种模式虽然消除了异性诸侯王,却又让同姓(刘姓)诸侯王取而代之,并一步步坐大,实际上还是没有解决地方割据的问题。

汉景帝时期,根据晁错的建议,进行了削xuē藩,但这项措施迅速被刘姓诸侯王所利用,发动“七国之乱”。此时,汉景帝想起在汉文帝时期,长安附近警卫部队——细柳营中,有个名将叫周亚夫(汉初名将,绛jiàng侯周勃的次子),就派他带兵去平叛,截断了叛军的后方粮道,平息了叛乱。鉴于这些教训,汉朝中央政府加快了削弱诸侯国实力,加强集权的进程。到了汉武帝时期,根据主父偃yǎn的建议,又颁布“推恩令”,要求诸侯的爵位和封地不能像过去那样只传给嫡长子,而是要将封地分成若干区域,同时分给所有儿子,对于爵位,嫡长子直接继承原爵位,其他儿子降一等分别授予爵位。此举将诸侯国的领土不断被分割开来,王国变成了侯国,每一块都越来越小,不再具备对抗中央的能力。

汉武帝之前,分封制(包括夏朝、商朝时期的方国)在我们国家延续了两千多年。秦朝第一次强力推行了郡县制,但由于当时条件的不成熟,以及方法的过于激烈,最终未能成功。而汉武帝创新了瓦解诸侯国的方法,以最少的投入,在潜移默化中完成了从分封制到郡县制的转变,奠定了国家统一和各地交流的良好基础,并为后世开创了一个新的模式。

五、西汉与匈奴的战争

秦朝到汉朝初年,匈奴在漠北草原上崛起,逐步统一了由东向西覆盖东北、内外蒙古、甘肃、新疆等地区的强大奴隶制政权,号称拥有三十万骑兵。为这一时期的chán,经常带兵南下,袭扰内蒙古中部(云中郡)、陕西(榆林)、山西(晋阳-今山西太原,平城-今山西大同)一带,最远能抵达关中平原的雍(今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离首都长安已不足200公里。

公元前201年,冒顿带兵攻占马邑(今山西北部的朔州),韩王信(不是名将‘韩信’)投降。冒顿继续南下,次年攻占晋阳(今山西中部的太原)。于是刘邦亲自带兵迎战,但不幸中了埋伏,被围困在平城(今山西北部的大同)白登山。刘邦采用陈平的建议,给匈奴送去大量钱财,让匈奴的包围圈松开一个口子,趁着大雾,仓皇逃脱,此事史称“白登之围”。后来,考虑到国内形势和汉匈之间的军事实力对比,汉朝采取了“和亲”的政策,包括把公主嫁给单于,约为亲家,每年送去大批丝绸、粮食、酒等物品,以换取匈奴减少南下袭扰和掠夺。

汉朝同时也在做着积极的备战,比如用免税,赐予爵位,赎罪的方式移民“实边”,比如改革边防军的轮换制度,增强战斗力,又比如奖励养马,逐步建立一支能够与匈奴抗衡的骑兵部队等等。

到了汉武帝时期,汉朝的国力已空前强大,具备了反击匈奴的基础。于是,从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到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朝先后发起十几场战役。

首先是在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匈奴从东路入侵上谷、渔阳(今北京一带),汉武帝派车骑将军卫青从西路的云中郡发起突然袭击,完全收复了秦汉交替时被侵占的河南地,解除了匈奴对首都长安的威胁,设置朔方郡、五原郡(均在内蒙古中部,河套地区)。其中在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霍去病率领八百骑兵,运用当时最先进的战术大败匈奴,两次“功冠全军”,被汉武帝封为“冠军侯”。

接着是在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汉武帝派霍去病出兵陇西(今甘肃东南部),越过yān支山,长驱直入匈奴境内千余里,与匈奴军队打遭遇战,大获全胜,随后,霍去病带兵又越过居延泽,抵达祁连山一带,大破河西走廊一带的匈奴军浑邪王、休屠王军队,还缴获了匈奴祭天用的金人。这场战役使匈奴内部发生严重分裂,浑邪王率四万人投降了汉朝。当时匈奴悲伤的唱道:“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汉朝在这场战役胜利的基础上,在河西走廊建立武威郡(武功军威)、酒泉郡(霍去病将汉武帝奖励的酒倒入泉水与河水中,以示官兵同饮)、张掖(张大汉之掖,断匈奴之臂)、dūnhuáng(敦-大,煌-盛),打通了通往西域的道路。自此,匈奴在西北方向上失去了侵扰能力,汉朝得以将陇西郡、北地郡、上郡的守备军队减少一半,大大减轻了全国的负担。

最后是在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派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分别率领十万骑兵,分东西两路深入到漠北,采用长途奔袭,不断追击的战术,全歼匈奴单于和左贤王的主力,使得匈奴再也无力南下。卫青的西路军最远追击到赵信城(今外蒙古中部,乌兰巴托以西,杭爱山南麓),霍去病的东路军最远追击到北海(今俄罗斯的贝加尔湖),并在狼居胥山、姑衍yǎn山(都在今外蒙古中北部,乌兰巴托以东)分别祭天、祭地,庆祝胜利,史称“封狼居胥”,此举也成为后世两千多年来中国军人的最高理想。这场战役过后,匈奴单于逃到漠北,“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同时,匈奴还失去了对东北地区的控制,霍去病将上谷郡、渔阳郡、右北平郡(以上为今河北北部,北京一带)、辽西郡、辽东郡(以上为今辽宁)的乌桓huán部落迁居到长城之外,设置“护乌桓校尉”统一管理,作为汉朝与匈奴之间的缓冲。

随着军事力量的瓦解,匈奴内部大乱,汉昭zhāo帝时期,发生五单于争立事件,并使得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南匈奴呼韩邪yé单于投降了汉朝,在甘泉宫朝见汉宣帝,北匈奴的郅zhì支单于被迫西迁。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求亲,汉元帝派王昭君出塞,与之和亲。

为消除后患,汉朝的西域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先斩后奏,带领远征军尾随追击几千里,越过葱岭,在中亚地区的乌孙、康居等国,将郅支单于及其军队全部消灭。胜利之后,陈汤在提交给汉元帝的报告中说:“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六、对西域的经营和丝绸之路

汉朝在秦朝基础上,进一步扩展了疆域,其中最重要的成果,便是打通了河西走廊,把领土范围延伸到整个甘肃和大部分新疆地区。这意味着中国人的足迹从黄河中下游地区进入到欧亚大陆的中间位置,在这个基础上,东西方沟通的路线开始形成,渐渐出现了丝绸之路。

公元前二世纪,差不多是秦末汉初的时候,西域(今新疆)分为“三十六国”。在天山以北的准噶尔盆地,有乌孙等国家。在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的塔里木盆地,塔克拉玛干沙漠分出了北疆和南疆。其中北疆qiū(今库车)、疏勒yān车师(今吐鲁番)等国家,南疆则有莎车于阗tián楼兰(今罗布泊pō)等国。匈奴崛起时期,冒顿单于征服了西域,向各国征收赋税,并以此作为进攻汉朝的基地。

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西汉从匈奴投降的人口中获悉,原先居住在敦煌一带的大月氏zhī(以前又读作ròu zhī),为了躲避匈奴的攻击而西迁,但一直都对匈奴怀恨在心。于是汉武帝决定招募勇士,向西寻找并联合大月氏,以夹击匈奴。张骞qiān响应招募,带领使团出关。但是在途中被匈奴发现,关押了十余年。张骞找机会逃出,越过葱岭,经过大宛yuān(不是现在的常见读音wǎn)、康居等国,终于抵达大月氏。但此时的大月氏已占有大夏的故地,不愿意再和匈奴发生冲突。张骞不得不无功而返,并第二次逃脱匈奴的关押,于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返回长安。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派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分东西两路,深入到漠北攻击匈奴,同时任命张骞为中郎将,率领三百多人,携带大批金币、丝帛、牛羊等物品,遍访西域诸国,包括乌孙、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张骞返回长安,乌孙还派了几十个使者随同,做回访。此后,汉朝的使团还抵达更西面的安息(波斯)、西南面的身毒(印度)、条支(中东地区,两河流域),贯穿了整个中亚和西亚,于是,“丝绸之路”初步形成了。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汉武帝派赵破奴率军攻打楼兰、车师,在酒泉至玉门关一带设立亭障,作为供应粮草的驿站和防御的哨所。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又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击败大宛,在楼兰、轮台等地设校尉,管理屯田,这是汉朝在西域最早的军事和行政机构。

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汉军在西北方向,匈奴的南面,即四川北部、甘肃、青海一带,击败了西羌,开始在汉羌交界的边境上屯田。羌族分裂为两支,西羌人南下,进入四川,东羌人向东内迁,与汉族融合。因为羌族在两千多年前就开始了与汉族的融合,所以羌族是中华民族最为重要的最初来源和组成部分之一,对中国历史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形成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严格意义上来说,此时的羌族应被称作“古羌人”,传说是上古时期蚩尤部落的后裔,被黄帝部落打败后,西迁,以牧羊为主业。春秋时期,羌族建立有义渠国,但迫于秦国扩张的压力,再次西迁到更远的地方。

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汉宣帝正式任命郑吉为西域都护,作为中央政府在西域的最高行政长官,都护府位于乌垒城(今新疆轮台),自此,西汉在西域的统治完全确立。汉朝在西域,有权册封国王,颁赐官吏印信,调军,征粮,因此,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新疆地区从西汉开始,便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七、汉武大帝

除了上面说的削藩,攻击匈奴之外,汉武帝还开展了财政和经济等方面的改革,将盐、铁的生产经营,以及铸造货币的权力统统收归中央,充实了国库,也沉重打击了自然条件较好,物产丰富,较为富裕的诸侯国。同时,汉武帝设置“均输”、“平准”官,名义上是为了在丰年收购,防止市场价格过低,在歉年卖出,防止市场价格过高,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地方上的不少官员却借着手中权力和资金实力,将这两件事变成了与民争利的情况。这也是中国最早的“计划经济”和“宏观调控”。汉武帝还发明了算缗mín(向大商人征收财产税)、告缗(鼓励告发隐匿资产和逃避税收的人,将被告发者财产的一半奖励给告发者)措施,这些措施虽然在一定时间内增加了财政收入,却对商品经济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

在思想文化方面,西汉初期主要是崇尚“黄老之术”,认为国家要少干预,甚至不干预经济和社会生活,以便与民休养生息。汉武帝时期,根据大儒董仲舒的建议,开始“罢黜chù百家,独尊儒术”,使得儒家逐渐超越了其它学术派别,成为之后两千多年中国古代社会的最正统思想,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在“独尊儒术”的基础上,董仲舒又发明了“天人感应”,“大一统”等概念,将皇帝的地位和权力空前强化,并予以神化。

汉武帝及其后的汉昭帝、汉宣帝时期,西汉的疆域扩张到最大,社会稳定,经济、科技、文化事业日益发展,周边对手国(匈奴等)都一蹶jué不振,国力和影响力达到了这一历史时期的最高峰。因此,后世出现了“秦皇汉武”这个词,用于肯定秦始皇、汉武帝在历史上的地位。

汉武帝的一些政策也损耗了国力,给普通民众带来了沉重负担,激化了矛盾,于是汉武帝在晚年颁布了“轮台罪己诏”,对过去的政策加以反省,放弃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的倾向,不再发动对外战争,回归到汉初休养生息,轻徭薄赋的轨道上来,这个转变为“昭宣中兴”创造了条件。

汉武帝时期,南巡抵达安徽省六安市霍山县,安庆市岳西县、天柱山市(原潜山县),将这一带的大别山敕chì封为“南岳”,今天的霍山县城,仍保留着当时沿袭下来的“衡山镇”这个名称,为了与后来再次改封的“南岳”(在湖南省衡山市)相区别,霍山附近现在被称为“小南岳”景区。汉武帝在南巡期间,还将“衡山国”改名为“六安国”,取“六地平安,永不反叛”之意,“六安”这个地名自此替代了“六”这个地名。王莽篡汉之后,六安国被废除,东汉明帝时期重新设立,四十多年后再次废除,并入庐江郡。

八、昭宣中兴

根据汉武帝的安排,汉昭帝刘弗陵继位后,霍光(霍去病的弟弟)辅政。霍光在汉昭帝时期,击败了汉武帝时期留下来与其一同辅政的上官桀jié、金日、田千秋、桑弘羊四位大臣,汉昭帝死后,“试用”但又很快废掉了汉武帝孙子——昌邑王刘贺,贬为“海昏侯”,最后,迎立汉宣帝刘询。汉昭帝到汉宣帝期间,摒弃了汉武帝时期所提倡的儒学中不切实际的内容,采取了道家和法家相结合的治国方针,再次强调恢复经济,汉朝的国力因此重新强盛,这段时间被称为“昭宣中兴”,或是“孝宣之治”。

九、其它方向的外交和西汉疆域

西汉在秦朝疆域的基础上,在西北方向打通了河西走廊,开拓了西域,一直抵达葱岭。在东北方向进入朝鲜半岛。在南方消灭了南越国,并登陆海南岛。在西南方向抵达云南(哀牢山、高黎贡山)。在东南方向占领浙江(东瓯ōu)、福建(闽mǐn越)。从秦朝到西汉,我国的国土面积从340万平方公里扩展到609万平方公里(汉平帝元始二年)。

秦朝和西汉时期北上出击匈奴,消除了来自北方的军事威胁,将黄河中游(几字形大弯内,即黄土高原)的农业区和牧业区的分界持续向北推移。秦汉以前,这道分界线大致位于陕西南部关中平原的北缘,即“宝鸡-咸阳-西安”这一组城市带的北面。西周时期,西安附近还是犬戎出没的地区,即便是秦部落,在当时也还是以养马(而不是耕种)为主业。但是到了唐宋时期,便已经推进到陕西中北部的延安一带,再到明清时期,又继续推进到陕西北部的榆林一带,已临近黄河(黄河几字形大弯,即河套地区这一段)南岸。这种持续的变化,拓展了中原地区居民的生存空间,但也破坏了黄土高原上原有的森林,使其变为耕地,由于黄土高原土壤本身的疏松特性,人类将其改为耕地后,便发生了大面积的水土流失,使得黄河日渐浑浊zhuó,通航能力不断降低,北宋开始,货船便无法在黄河上逆流而上,抵达关中平原了,漕运只能到河南开封,使得北宋不得不放弃在关中地区的长安,或是靠近关中地区的洛阳建都的打算,而是选择在开封建立首都。同时,黄河还在下游的河南、河北、山东境内形成地上河(悬河),带来漫坝、决口、改道等严重自然灾害,造成了河南、河北、山东、安徽的黄泛区,遍布盐碱地,无法耕种。

十、西汉的体制

(一)政治体制

西汉的中央政府中,采用与秦朝时大体相同的三公九卿制,即丞相负责行政,太尉负责军事,御史大夫负责监察。汉武帝时期,为扩大皇帝的权力,设置了内朝,同时还频繁的更换和诛杀丞相。但君权始终未能超越相权,丞相仍为百官之首,掌握着各项政策的具体执行权,内朝仅仅作为皇帝的秘书,不算是一个独立的机关。

西汉的选官制度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西汉建立到汉武帝初年,有两种途径。一种是沿用了秦朝以来的军功爵制,按军功大小授予爵位,并据此安排不同的官职。另一种是设置郎官,作为皇帝的警卫和侍从,在皇帝身边观摩和跟班学习政务,从中遴lín选出学有所成者,外放担任官员。

第二个阶段是汉武帝执政时期,为了扩大官员的来源范围,又创立了三种途径。一种叫做“察举”,规定在任的高级官员依据不同地区的人口数量,按一定比例推举“贤良”、“孝廉”等等,经考核合格,授予官职。一种叫做“征召”,主要是面向有一定能力但又不肯主动出仕的人,由皇帝召见,考察合格后,授予官职,与此相配套的还有“公车上书”,规定全国民众都可以上书言事,如有可取之处,即可授予相应官职。最后一种是“五经博士”,汉武帝根据公孙弘的建议,设置五经博士弟子,每年考试,凡是能通一经及以上的,都授予文学掌故之类的官职,其中成绩为甲等的,授予郎官之类的官职,作为官员队伍的又一重要来源。

秦末时,刘邦进入函谷关,抵达咸阳之后,与当地民众“约法三章”。西汉建立后,萧何按照这个导向,在《秦律》基础上编订《汉律》,废除秦朝时期的夷三族,连坐等苛kē政,又另外增加三章细化的规定,总共分为九个章节,称作《九章律》。此外,皇帝的诏令在当时也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

(二)军事体制

西汉早期为征兵制,以两支正卒来守卫京城,一支叫做南军,负责宫城的守卫,负责人是卫尉,一支叫做北军,负责整个京城的守卫,负责人是中尉,这两支军队各有两万人,汉武帝时期减少到各一万人。正卒的主要问题是每年轮换一次,职业化程度较低,不利于提高打仗水平。

汉武帝时期,西汉开始尝试募兵制,建立职业化的军队,包括侍从军禁卫军。侍从军主要有三支,分别为期门军、羽林骑、羽林孤儿,负责人均为光禄勋。“羽林”的意思是“如羽之疾,如林之多”,羽林骑又叫做建章营骑。禁卫军共有八支,每支约七百人,分别由八个校尉(中垒、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bēn)率领,称“八校尉”。

在地方上,西汉一直沿用征兵制,正卒分为材官(步兵)和骑士(骑兵),负责人为郡守和郡尉。汉武帝时期,增加了楼船(水兵)这一军兵种。

十一、西汉的经济和文化艺术

在农业方面,西汉普遍使用了牛耕铁器,耧车播种技术,“代田法”(田垄和正在使用的田地按年轮换,以保持土壤肥力),“区种法”(分区使用不同程度的水肥)被广泛推广,还兴修了大量水利工程,大大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

春秋晚期(公元前六世纪左右),中国出现了冶铁技术,虽然比目前已知的世界上最早掌握此项技术的西亚地区晚了约800年,但后来发展很快,迅速取代了木、石、骨这三类材料,被用来制造农具、生活用具和兵器等。在铁器被普及之前,金属类工具(产品)主要为青铜,但铜矿比铁矿还是要少一些的,因此铜器的应用范围相对较小,主要被贵族所垄断。铁器,尤其是铁质农具大规模出现之后,一方面扩大了金属工具的使用范围,使得土地被深耕,许多水利和灌溉工程被兴建,缓解了旱涝的影响,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另一方面则是减轻了劳动强度,让之前需要许多人共同完成的集体劳动,被以小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所取代,在客观上促进了井田制的瓦解,使得“地主-农民”这种生产和经济模式在西汉成为主流,“奴隶主-奴隶”这种生产和经济模式彻底消失,从而让西汉建立起比秦朝更为稳定的新型经济基础,终结了向夏商周方向“复辟”的可能。

在手工业方面,西汉的冶铁业、丝织业获得很大发展,汉锦的织造和染色工艺达到较高水平,尤其是蜀锦,后来的三国时期,蜀锦成为蜀汉这个国家重要的“出口”产品和收入来源。民间穿麻布为主。西汉的漆器非常有名,体现了当时的工艺水平,并与后来的瓷器并称为中国古代工艺的代表。

角抵(摔跤)是秦朝到西汉时期的重要体育运动。西汉时期,还出现了两本数学著作:《周髀算经》、《九章算术》。

汉武帝时期,司马迁写成《史记》,涵盖了传说中的上古时期黄帝到汉武帝时期,总计三千多年的历史。这部史书中所采用的纪传体格式,为中国历朝历代的正史确立了基本规范。《史记》分为十二篇本纪(帝王,包括西楚霸王项羽,吕后),三十篇世家(诸侯),七十篇列传(其它名人,也包括周边少数民族,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篇表(大事年表),八篇书(各类典章制度,包括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等方面的),共计130篇,超过52万字。《史记》为二十四史之首,也是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之首。司马迁又称“太史公”,其家族世代继承“太史公”这个史官官职。

十二、新朝(外戚政治与王莽代汉)

汉元帝执政后期,土地兼并加剧,社会矛盾凸显,官场日益腐败,中央权力衰落。当时有大臣提出建议,要求限制贵族、官员、富商及其他豪强的土地和奴婢数量,缓和矛盾,但未被采纳。后任的汉成帝、汉哀帝仅仅是更改了年号,沉迷于形式主义,结果使得整个刘姓皇室失去了威望,以王莽为代表的外戚迅速崛起。王莽的姑姑是王政君,王政君是汉元帝的皇后,汉成帝时期的太后。

在官僚地主们的支持下,王莽先是被封为“安汉公”,接着被称为“假皇帝”,最后干脆在公元8年,自立为皇帝,定国号为“”,自此,西汉结束。

曾经有人说,王莽是一个从后世穿越到西汉末年的人,因为他的许多行为超越了当时的历史发展水平。这算是一个笑谈了,但王莽至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将西汉以来所逐渐形成的许多问题,都看的太简单化了,没有认真分析这些问题产生的真正原因,或者说处在那个时代的人达不到这么高的认识。后来的刘秀,也没有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仅仅是重新揉了揉,暂时缓和了矛盾,暂时糊弄过去,建立了东汉。这些问题继续存在,并成为东汉最终覆亡的重要原因。

十三、小结

汉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黄金时期,并且是第一次以广阔疆域和“大一统”国家的形象出现。秦汉时期对于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来说,相当于一个人的青少年时代,完全可以用“朝气蓬勃”这个词来形容。秦朝以前,中国人还没有“统一国家”的概念,总是称自己是“某某地方”,比如楚国(楚地)人,比如燕国、赵国(燕赵之地)人,但是从秦朝开始,这些“地方观念”渐渐都消失了。易中天有本书,名为《两汉两罗马》,说的就是汉朝与同时期西方的罗马帝国,并称为当时世界上文明程度最高,国力最强大的东西方两大帝国。

形成于上古时期的华夏族,在汉朝时期演变为汉族,并成为中国的主体民族,这种形态在此后两千多年始终未发生改变,也成为整个国家保持统一、稳定和文化传承的重要因素。汉朝之后的三国两晋南北朝,还发生了中国境内的第一次民族大融合。周朝及以前,还是有(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这个说法的,而汉朝的疆域开拓,初步奠定了今天五十六个民族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国家的基础。

客观的说,是秦朝开创了延续到今天的中国版图的基础,但秦朝在“马上打天下”之后,依然坚持“马上治天下”的理念,未能解决统一全国之后如何治理广大疆域的问题,这也成为秦朝持续时间较短的重要原因。秦朝的官僚队伍,主要包括军功贵族、刀笔吏这两大群体,其中军功贵族的利益实现,需要依赖于不断对外发动战争,并不适合和平建设时期的状况,而刀笔吏的培养与传承,在社会上也局限于较为狭隘的阶层(群体)。这种体制造成了天下有事的时候,秦朝的统治基础是相当薄弱的,不稳定的,连不少基层刀笔吏,如萧何、曹参之流,也都迅速发生了动摇,走到了秦朝的对立面。汉朝对秦制进行了改革,创立了察举、征召等制度,面向中低层,面向更广泛的社会群体来选官,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国家管理和运行中来,扩大了统治基础,促进了各个阶层间的合理流动。这一套制度经过后来的不断发展完善,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科举制,唯才而不唯出身,并以此建立“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体制。可以这么说,汉朝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意义上的王朝,也应当被视为延续到今天的“中国”所最初形成的时代,此前,中国大地上有着许多个各自生活、发展的“实体”,但是从汉朝以后,便出现了统一的身份认同,文化认同,宗教认同,以及经济联系,形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共同“国家”,这是汉朝在中国历史上的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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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动笔于5月19日,断断续续写了快三个月~~~

2020年8月17日,小幅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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