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说历史5-永远都不会有绝对的、无限的权力

记得我们这一代人上学的时候，至少涵盖了小学和中学的十二个年头，历史教科书上总是“不厌其烦”地讲授着社会发展在总体上可以分为五个阶段的理论，即全世界都遵循着“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包括中国特有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模式）→社会主义社会（其高级阶段是共产主义社会）”发展规律。

但是，进入大学以后，看到了更多的“一手资料”和不同观点之后，才发现，原来这仅仅是斯大林同志“个人”的一种“演绎”而已。据说斯大林这个论断的最初理论来源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的一句话：“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但从这句话的语气上来看，马克思当时或许只是与大家简单“探讨”一下，不过，在经过斯大林的一番加工，尤其是在斯大林专制主义的那种政治气氛之下，居然就变成了所谓的“正统”马列主义社会科学理论，甚至深深的影响了中国的不少历史学者好多年。

当然，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从来都没有过，也永远都不会有绝对的、无限的东西。不管处于什么样的时代，都会出现无数善于思考，敢于改革的人，时不时质疑着现有的一切，认真分析其合理性，从而在客观上推动着历史不断向前进。

目前在中国的个别地区，个别组织，或是个别人群中，存在这样一种观点：当了领导就相当于进了保险箱，群众对领导要绝对服从，领导可以毫无顾忌地左右一切 ，领导只会上不会下。

其实，对于这种极为片面，甚至有些“臆想症”色彩的东西，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宋朝，就已经被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清醒认识和摒弃。宋朝自开国之日起，便庄严宣告：本朝的体制是“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虽然如此“大胆新奇“甚至可以说是有些”惊世骇俗”的宣言为后来的元明清三代“主流价值观”所不容，但现在我们冷静下来好好想一想，又不得不佩服宋朝那些皇帝们的务实与坦陈了，反正是“没有办法”改变的现实，何不就势下坡，争取博一个“美名”呢。

即便在明朝朱元璋时期，皇帝精力无限，并且皇帝大权独揽的欲望强烈的不得了，以至于一度废除和杀戮掉宰相，没多久，一批“内阁大学士”又迅速填补了这个空白，在实际操作中行使了“名义宰相”的权力。而在地方上，主要指县及县以下行政单位，基本上就是几百年不变的老样子，大家一直处于“实质自治”的状态而已。

以前的历史教科书，通常都简单地认定明清时期为中国古代专制主义的最高峰，好像皇帝想干嘛就能干嘛，攀附上皇帝，也可以想干嘛就干嘛似的，但其实明朝前前后后三百年 ，其中相当一部分时间，站在国家这个金字塔顶尖位置的，仿佛不可一世的皇帝，其权力始终受到礼法、天下舆论，以及直接执政的士大夫群体的强有力制约。比如明仁宗（洪熙）、明宣宗（宣德）、明英宗（正统）、明代宗（景泰）、明孝宗（弘治）、明世宗（嘉靖）、明穆宗（隆庆）、明神宗（万历）、明熹宗（天启）等等，无一不受到满朝文武和“在野”的广大天下士人的严格“监督”，硬是要求其“勤政”、“爱民”、“宽仁”、“自律”，装也要装成一个天下的“表率”。当然，皇帝偶尔吃喝玩乐一回两回的，或许可以援引“谋大事者不拘小节”的托词，但是如果在权力的运用等方面想“突破”一下的话，立刻就会招致一大波暴风骤雨般的攻击。

比较典型的事件就是明世宗初登基时的“大礼议”事件，其实这件事在当今看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不过是生父母与“养父母”放在同等尊重的位置上而已。但士大夫们不这么想，那些士大夫们总是考虑的比较“周全”，比如“道统”（儒家‘圣人之道’）是否被切实贯彻，比如皇帝是否“依法”执政，比如各级官员们的意见是否得到认真采纳等等。于是，问题渐渐就复杂了，影响渐渐也就扩大了，最后，还是皇帝不得不屈服于下级的压力。不屈服也不行啊，马上就会有“大帽子”给扣上，然后普天下一齐骂开的。

不知道有没有认为这样的话，皇帝好像也做的挺“憋屈”的，起码要顾及很多人的感受。不过，在当今这个时代，思想文化已经发展到了这么高的水平，也就完全有可能放开来想一想：所谓的“当官”，不也就是一种职业么，完成好分内的任务，拿可以养活自己及家人的报酬，也就不应有其它什么非分之想了。

随着社会化大分工、大协作的不断发展，不同行业之间、不同岗位之间的相互依赖度日益加深，这一点与政治制度倒没有必然的、占据主要地位的联系，而是社会发展大趋势所带来的一个重要影响。

因此，绝对的、无限的权力，永远都只是一种幻想，不仅在当代不会有，以前也没有过这种情况所存在的条件。 当然，某些既得利益者总是希望更多的人有这样的迷信，也希望某些现象可以千秋万代不发生变化，但这些想法，都只能是幻想，幻想而已。记得“当年明月”在《明朝哪些事儿》里面评价朱元璋时，有这么一个论断（具体表述记不清了，只写个大概意思）：再强悍的个人，也抵挡不住历史的规律。所以，大家还是老老实实地顺应历史大势吧。

标签：斯大林行者说历史明朝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