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说历史53-主子心态

按照我天朝历史学界过去几十年的传统，元朝算得上是最“霸气”的朝代，因为其疆域最为广阔（注1），而宋朝则普遍被认为是最“窝囊”的朝代，因为不仅国土面积小，周围还始终环伺着一群虎视眈眈的邻居。

不过在最近几年，国内历史学界逐渐改变了这种思想倾向，开始从“国民的幸福感”等角度出发，重新审视宋朝和元朝的体制。基于这种在导向层面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逐渐认同了宋朝在诸多体制上的先进性，甚至认为其最早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大幕，同时越来越多的人认可这样的观点，即元朝建立之后，在不少领域，用草原上的落后体制替代了中原地区既有的先进体制，属于历史的倒退。

【行者】认为，与宋朝相比，元朝最大的“开倒车”，便是“主奴关系”及相关思想意识的回潮。

在宋高宗时期，御史台检法官方廷实就直接告诫皇帝：“在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后来在宋理宗时期，御史洪天锡也直接质问皇帝：“上下穷空，远兵怨疾，独贵戚巨阉享富贵耳。举天下穷且怨，陛下能独与数十人者共天下乎？”

但自从元朝起，这些事情和言论就不太容易想象了。因为草原上出来的“黄金家族”，将征服的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人口与财富，统统认作其私有财产。又从中拿出一部分，“封赏“给大大小小的“奴隶主”。元朝统治者们还建立其一套法律体系，来维护这套“奴隶制度”。

元朝的大臣们，不再是传统的“技术官僚”，不再“以天下为己任”，而是悄然褪去了公共色彩，沦为君主和皇族的“家奴”。实际上，清朝也继承了这样的体制，即清皇室才是唯一的“主子”，八旗也仅仅是奴才而已，至于广大汉人，连奴才还不如。如果有汉人能“抬旗”（加入八旗的户籍，比如曹雪芹的祖父曹寅），那这样的“荣升”奴才，本身就被看作是一种“荣耀”了，真是相当扭曲的价值观哪。

早在元朝真正的开国君主忽必烈执政时期，就有着“金莲川幕府”的说法。这是忽必烈获得汗位之前（其兄长蒙哥担任大汗期间），通过多个渠道招募到的各方面人才。忽必烈夺得汗位之后，这些人构成了中央政府高级官僚的主体，享受着特殊待遇。民国以前，史书上通常喜欢将其称之为“潜邸旧臣”，觉得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事情，后来在清朝，也出现过多次类似的情况，比如雍正时期的年羹尧、李卫等人。但换个角度来看，这无疑是一种“天下为私”的状况。伟大领袖不都说过么，干部选拔要贯彻“五湖四海”的原则。如果是局限于某一个地区，某一个集团，那便是极其严重的狭隘和偏私了。其实在元朝之前，我天朝一向是强调天子要无私心，无私利，无“私人”，无私事。比如唐太宗最倚重的大臣魏征，最初甚至都是其最大的对手（时任太子（李建成）洗马），差一点就要了他的命，但唐太宗考虑的是整个官僚集体的工作能力，而并不在乎历史上的“政治倾向”。

元朝的粗放型，甚至可以称之为粗鄙型的治理，持续了不到一百年的时间（注2）。可惜，在元朝的这种统治模式已经烟消云散之后，明朝的开国君主朱元璋居然对这些糟粕表示了极大的赞同，并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了颂扬之情，比如“元虽夷狄，入主中国，百年之内生齿浩繁，家给人足，朕之祖父亦预享其太平”等等。当然，历史学界从来都不这么认为，许多史书明明白白的记载着，朱元璋的祖父和父母，都是在元朝的残酷统治下，流离失所，最终因饥荒而归天的。那么，朱元璋之所以这么表态，最关键的原因，就在于他看上了元朝的“主奴体制”，自己也退化了，逐渐充满了“主子心态”，而不是以前朝代“正常”皇帝的那种“怀天下”的“正常”心态。历史学界目前已普遍认为，朱元璋所设计的“小农国家”架构，继承了元朝许多落后的东西。不过，在朱元璋和朱棣之后，明朝的皇帝们在士大夫集团和整个社会的压力和推力作用下，慢慢地在实际操作中放弃了“皇明祖训”。也就是说，明朝中后期的体制与明朝初期的体制完全是两种状态，这也是明朝中后期社会开放，以及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等情况的重要基础。

然而，好景不长，等到明朝一亡，满清统治者们再次带着落后的观念和体制进入中原。于是，元朝那一套，以及明朝中后期所摒弃的那一套，重新死灰复燃，不仅改变了整个社会蓬勃向上的面貌，还侵入到我天朝不少人的思想意识深处，其负面影响，至今未能消除。

网上曾经有过一组比较，说的是在十八世纪末期，大洋彼岸的华盛顿在领导美国取得独立战争胜利之后，立即辞职并回到乡下隐居，以避免任期过长，有人借此破坏民主体制。而在我天朝，同时代的乾隆皇帝却深深的沉浸在“十全老人”的梦幻中，觉得普天下都是自己的奴仆和私产，自己已经达到无所不能的境界，只要自己高兴就好。相比较而言，华盛顿基本保持了清醒的头脑，能够与时代同步，而同时代的乾隆，无疑是“主子心态”的恶性膨胀。

对于“主子心态”，【行者】归纳出以下特点：

一是认为所有东西都是自己的，其他人的获得都来源于自己的“赏赐”。如果是私营单位，或许还有些道理，因为股东是出资人嘛。但是在某些公营单位，领导者不过是个职业经理人而已，却也觉得大家都占自己的便宜了，觉得大家都依赖于自己才能过活，这就有点儿匪夷所思了。关于这方面的原理，130年前（1888年），马克思主义先驱者们在《国际歌》里已经说的很明白：“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只不过现在有一部分人不太听得懂，另有一部分人故意不听，并极力防止别人去听。

二是强调无条件的服从，甚至不惜采用故意美化，乃至神化领导者的方法。四十年多年前，我天朝有这么一个原则（现在已经成为网上的笑话了）：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而现在仍有人喜欢讲这样的“道理”：不要质疑领导，更不要反对领导，领导说的就是有道理，因为领导本身就站得高，看得远。可以毫不客气的说，真是四十多年来，毫无长进啊。

三是强调绝对的控制力，甚至常常使用强制手段。正如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所说的：朕即国家。这个原则与近代以来的主流——“主权在民”是根本对立的，但某些领导很是喜欢，觉得制度什么的都不应当成为约束自己，或是妨碍自己形形色色想法立即被贯彻的因素。

四是害怕任何质疑，反对或背叛，拒绝一切不同的声音，某些时候不排除使用窥探隐私的方法。据说在元朝，统治者害怕汉族群众“闹事”，就规定每十户汉人才能持有一把菜刀，平时轮流使用，使用前则需要履行严格的“借出”手续。现在也有一些领导者，特喜欢窥探下属的朋友圈等平台，并且觉得八小时以内还不够，八小时以外也得掌握起来。要说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哪怕有多么冠冕堂皇的借口，窥探别人的隐私，都是一种病呢。

五是喜欢溜须拍马的人和行为，这是增强“自信心”的重要手段。因为“主奴关系”在当今这个社会，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本身就是不正常的，病态的情况，想要维持下去，也就只能靠不正常的人和手段了。

1279年，在崖山海面，陆秀夫背着宋朝最后的象征——赵昺跳海殉国。历史学界认为，我天朝自由、开放、进步的风气自此断裂，并进入到一个保守、专制的漫长历史时期。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人提出要接续上这“中断的文明”，【行者】认为，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便是从内心深处消除“主子心态”（‘主子’方面）和对这种心态的盲从（‘奴才’方面），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才能充分释放出生产力，为深化改革解除桎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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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严格意义上说，把西伯利亚那些不毛之地给剔除掉，元朝的疆域也仅仅剩下最传统‘中国’的范围。此外，那时候的新疆，还是‘察合台汗国’的领地， 属于广义上的蒙古“四大汗国”之一，但并不是元朝皇帝管辖的区域。

早在忽必烈争夺蒙古大汗这个职位的时候，成吉思汗所建立的“大蒙古国”便已经实际分裂了。元朝皇帝在名义上继承成吉思汗的“汗位”，元朝又称“大汗汗国”。在新疆地区，为“察合台汗国”。在阿富汗、伊朗和土耳其地区，为“伊尔汗国”。在俄罗斯的欧洲部分，为“金帐汗国”，又称“钦察汗国”，后来的沙皇，也自认为继承的是“金帐汗国”的帝位。

注2：这里采用的是历史学界使用最为广泛的计算方法，即以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为始，以1368年朱元璋军队攻陷大都为终。不过，【行者】觉得，在朱元璋军队完全攻陷大都之前，元朝在全国范围的统治，早已分崩离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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