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说历史48-熊孩子误我！

因为有李鸿章这位“伯乐”，袁世凯早在二十出头的时候（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便已经“初步”功成名就。其中最辉煌的瞬间，要数1882年，那一年，23岁的袁世凯带头冲锋，一举平定棒子国“太上皇”大院君对自己儿媳妇闵妃发动的兵变（个人以为，此事件比最近江苏盐城的那个事件恶劣的多^_^）。此举深得李中堂的赞赏，被“加封”为“帮办朝鲜军务”，这是我天朝常驻棒子国的实际“总督”兼“驻屯军”统帅，被棒子国高层尊称为“袁司马”。（注1）

后来，因为一些“出头”事件，袁世凯屡遭同僚和国内某些“清流”党人的攻击，但李中堂一如既往的信任这个年轻人，并逐渐将其作为自己的继任者来培养。1890年2月，李中堂还给袁世凯写下了“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的评语，真是极尽褒奖之词啊。

1895年我天朝在甲午战争中惨败后，因为光绪皇帝发奋要变法，要编练新式军队，袁世凯更是平步青云，先后担任天津小站练兵的负责人，直隶按察使，工部右侍郎，山东巡抚（义和团运动时期），在李鸿章去世（1901年）后，又进一步接任其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职务。

客观的说，袁世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初（20岁至40岁左右）的一系列成功，与时代环境有一定关系，但也是与其个人的良好性格、出色能力密不可分的。那个时代，有过不少光芒四射的人物，但1908年11月光绪皇帝和慈禧老太婆相继OVER后，满清统治集团最初是将袁世凯“解除一切职务”，以绝后患的。不过，仅仅三年后（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炮声就吓的这群“八旗子弟”手足无措了，朝中其他高官们也或者干不了，或者不愿干，不得不重新请出“隐居”（实则一直在等待机会呢）在河南安阳洹上村的“袁宫保”，试图挽回残局。

可惜，这个时候的“袁宫保”已经不再对“伤害过”他的满清统治集团抱有任何真心，加上其师傅李鸿章，以及与李鸿章同一辈的晚晴名臣们，如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沈葆桢等人均已不在，“袁宫保”大可以放开手脚，向满清统治集团发起最猛烈的权力争夺战了。1911年11月1日，袁世凯取得内阁总理大臣的职务，位极人臣。1912年2月12日，袁世凯“逼宫”结束，宣统皇帝及隆裕太后被迫退位，“一切权力归农会”（误！以前上学时书本上的口号喊顺口了，呵呵。应该是归‘袁宫保’）。

要说在这个时候（1912年初），袁世凯的声望和个人地位都已经达到顶峰，就连屹立了三十多年（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到1912年）的革命旗手——孙中山，也“主动让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的职位。就当时的情况和社会舆论来看，可以大胆的猜想，如果袁世凯好好干几年，甚至相对“平庸”的履行几年职责，都会被作为民主共和国的“国父”，来永载史册的，并且不大会再有孙中山什么出名的机会了。

然而，【行者】又要说“历史就是有那么多的‘然而’、‘但是’、‘可惜’”了^_^ 自从袁世凯成功镇压了宋教仁留下的国民党（请点击这里查看更多信息），以及后来孙中山重新组建的中华革命党（同前面的链接）领导的“二次革命”后，好像愈发“自信”，自满，自大，以至于明显的自我膨胀起来。在这里，【行者】觉得十分有必要再一次温习一遍伟大领袖的著名教导：“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这可是在任何时候都适用的真理哦。【行者】认为，袁世凯前面三十多年（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到1914年左右）的顺风顺水，平步青云，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一步一个脚印，唯实际效果，不计虚名和浮云的奋斗原则。而袁世凯后来选择称帝的行为，则是捞了个空的名号，未增加任何实际利益，反倒很快又惹了一堆麻烦，最终还把自己给活活逼死了，严重得不偿失啊。

就袁世凯为称帝做准备的一些细节，【行者】看过多种史料，注意到一个问题，即袁世凯本人似乎对传统的封建帝王那套体制，并不是多么热衷，至少是更倾向于建立一种君主立宪制的政体。因为袁世凯算得上是晚清“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参与过维新变法的部分活动（虽然他出卖了维新派，但他编练过新式军队，建立过新式工业，成绩还是有的），并且是二十世纪初高级官僚中“预备立宪”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就算宣统退位时，袁世凯更多的是被革命形势给推着往前走，跟那个黎元洪属于同一类的投机分子，但还是得承认其作为最直接的执行者这个作用。综合这些情况，差不多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袁世凯不大会“积极”地走曾经被自己拉下马的清帝的老路，至少，不会轻易采用已经被历史和民众所抛弃的方式。

那么，为什么袁世凯最终还是决定称帝了呢？【行者】觉得，关键还是在于“革命”“成功”之后，袁世凯志得意满，开始有些飘飘然，以为自己说什么都好使，以为做什么都不会有人反对，也就是上面所说的明显”自我膨胀“了。当然，袁世凯周围的一帮小人，利用了袁世凯的蜕变，为了各种各样的目的和私利，也开始积极行动起来，这对于进一步加剧袁世凯的蜕变，以及逐渐败坏袁世凯的名声，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波助澜作用。

比如那个著名的杨度（注2），就搞了一个组织叫做”筹安会“，这个组织先是炮制了“全国各省的推戴投票”，于1915年12月7日完成并上报参政院。然后是1915年12月11日上午9时的解决国体总开票，“各省国民代表”共1993人，全部赞成君主立宪，没有一票反对，居然也没有一张废票！经过袁世凯假惺惺的退让，当天下午，参政院再次开会推戴，据说当时秘书厅仅用15分钟便拟定2600余字的长文，而且“众代表”对此推戴书均表示无异议，真是比北方棒子国拥护金氏家族还要“团结”，还要“热情”，还要整齐划一啊。于是，袁世凯只能是“勉为其难”，发表公告称“国民责备愈严，期望愈切，竟使子无以自解，并无可诿避”，只能以“牺牲自我”的方式来完成荣登大宝的“光荣任务”了。每当看到这段历史的时候，【行者】都不禁“拍案叫绝”，为我天朝某些官僚们的“装×”才华而深深的感叹，明明是闭上眼睛说瞎话嘛，却都装的是那么的道貌岸然，理所当然~~~

据说这期间奔走最积极的，要数袁世凯的宝贝儿子袁克定。为了让老爹充分相信“民意”，这个熊孩子甚至自己在家里开了个“微型印刷厂”，每天印制一期“山寨版”的《顺天时报》，呈送给老爹阅读，以便洗脑。这样做的后果是，虽然外面真正的《顺天时报》已经把袁世凯骂的一无是处了（这时候的‘言论自由’倒是有可取之处啊^_^），袁世凯看到的“消息”却始终是拥戴，拥戴，自下而上和国内国外统统一致的拥戴。有历史学家认为，袁克定自幼随袁世凯游历朝鲜，并曾留学德国，对德国的强大和君主权力制度印象十分深刻，这个熊孩子估计是打心眼里希望成为中国版的强悍的“威廉二世”，而获得这个“职位”的最便捷渠道，莫过于自己老爹先成为“腓特烈三世”。（注3）

虽然袁克定很是“努力”，想尽了各种办法，不断地促使自己老爹上位，但袁世凯接受皇帝之尊号（1915年12月）后，只过了三个多月（1916年3月），在南方多省发动“护国战争”的强大压力下，就被迫取消帝制了。又过了三个月，在全国人民的唾弃下，又直接OVER了。此时，距袁世凯公布《修正大总统选举法》（1914年12月29日），将总统任期改为十年，并规定可以连选连任，只有短短一年半左右的时间。袁克定这熊孩子的黄粱美梦，被轰醒的够快啊。

总的来说，还是要认清自己所处时代的特点，看清民主、法治（而不是人治）等现代制度、思想快速发展，以及历史不断向前进的潮流，不能随便由着自己的性子来，不能轻易听信身边某些小人的蛊惑。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不管在什么时候，都不能自我膨胀，不能误以为没有人会反对，也不能误以为有人不赞同不认可，是一件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袁世凯OVER的时候，年仅57岁，当时的人们平均寿命没有现在这么高，但作为名门望族出来的子弟，又长期身居高位，保健措施应该是不错的，如果不是面临了全国上下相当大的压力，袁世凯恐怕也不会在那么短的时间内病情爆发，在并不算太老的年龄直接OVER。【行者】猜想啊，袁世凯临终时，会高呼两句话，第一句是：“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而第二句是：“杨度误我！（袁克定这）熊孩子误我！”

呃，如果大家没有在相关史料中找到这两句话的记载，那么……就当做一个笑话吧，呵呵。（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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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据当时的“公开”口径，袁世凯有一妻九妾。其中有个小妾就是其在朝鲜的时候，由朝鲜皇族和高官们“进贡”的。我天朝曾经有出嫁皇族少女以和亲的制度，【行者】认为，朝鲜的这个举措，也意在拍袁世凯的马屁^_^

注2：杨度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为复杂的一个人物。最早的时候，他参与了维新变法，属于当时较为进步的维新派。二十世纪初，他主编《中国新报》，担任清政府“宪政编查馆”的提调，又成为立宪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辛亥革命前后，杨度转为反对革命，反对共和，大力拥戴袁世凯的称帝活动。袁世凯称帝失败后，杨度“隐居”天津，研究了几年佛学，还发表了不少文章。然而，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他又接触上了李大钊等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并在1929年白色恐怖最高峰，许多人选择退DANG的时候，正式加入中GUO共产DANG。这样的思想跨度，这样的先进与落后转换，在整个中国近现代史上，应该是空前绝后的。

另外也有史料说，宣统三年（1911年），在清政府成立“皇族内阁”前后，杨度虽谋得统计局局长一职，却与被迫赋闲的袁世凯矫情颇深，认为袁是其一直要找的“非常之人”，而自己可以借助袁成就“帝师”的梦想。武昌起义爆发后，杨度还直接弃官不做，前往袁世凯“隐居”的河南，做了袁的幕僚。如果这件记载是真的话，那么，杨度也许是一个投机分子了。

注3：德意志帝国的连续三代皇帝名称很有意思，分别为：威廉一世、腓特烈三世、威廉二世。这三个人是具有直系亲属关系的祖孙三代，尤其是那个“腓特烈三世”，绝不是乱入的哦。

注4：“杨度误我”这句话是真的，有出处的，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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