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说历史3-官不官，商不商

洋务运动是中国第一次规模较大且影响较为广泛的近代化运动，这场运动在”技术层面”有力推动了中国的进步，这一点是应当被认可的，不过在更宏观和位置更高的“组织层面”，由于其主要采用了“官商”体制，而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结果只收获了一个“嫁接”不成功的怪胎，最终使得种种梦想、抱负和目标，被一场甲午战争给击的粉碎。

当然，“官商”也不是只有弊端而百无一用。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盐业、采矿业、制陶业等等都曾经实施过“官商联营”、“官督商办”以及“特许经营”等方式，并对政权和经济的稳定运行起到过一定作用。但是，全球步入近代社会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机构直接干预，甚至参与经济的弊端便逐渐显现出来了。其一，市场有着自己的一套运行规律，并具备自我调节能力，而无须人为的过度干预。其二，政府管理所追求的主要目标是安定，而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则是尽可能高的速度，甚至可以说在某些情况下，政府的过分严格管制会损害到创新的实现，这个尺度即便在市场化程度非常高的时候，仍有可能成为不可忽视的矛盾。

洋务运动中，官员对“企业”的负面影响有：1、直接干预“企业”的人事任免，使得企业员工尤其是高级管理人员无须考虑如何更好的经营，而只要与上级官员搞好关系，甚至只要去迎合官员个人的“口味”就可以了，这也是任人唯亲，权力寻租，以及其它私下牟利等腐败现象的根源。2、直接决定企业的发展方向和重大问题，这无疑是架空了“职业经理人”，而让那些对做生意几乎是一窍不通的官员们没事指手画脚，这样的企业根本就无法涉水市场的大潮，其产品只为“政治需要”。3、直接为企业提供纳税、技术等方面的便利，或是为企业提供借款和垫款，这使得企业压根不用考虑盈亏，不用考虑技术创新，不用考虑成本核算，完全背离了市场规律，此外，洋务派企业利用自身优势，对其它民间企业形成了巨大压力，存在“官争民利”的问题。

“官商”这个问题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并继续影响着当代中国。比如在拆迁和城市改造领域，前些年，某些地方政府的官员总是趋之若鹜的，因为征地补偿金和土地出让金之间的巨额差距，以及房屋建成后的超高利润率实在是太诱人了，以至于演变成某些地方政府的重要/主要收入来源。后来有规定说政府机关不能再直接参与房地产业了，于是就出现了大量所谓的“城投公司”，还是政府“当家”。再后来“政府融资平台”也成了监管重点，不过有土地出让金在，还是足以让不少政府官员“坚持”下去的。等到城郊土地快“开发”殆尽，某些地方政府又打起了“城中村”、“棚户区”改造的主意，通过将楼层提高，来进一步“向土地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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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有一个规则，就是要债的最多坚持到大年三十，只要过了除夕，好像整个农历正月期间（至少得到正月十五）吧，债权人都不能够再“打扰”债务人的。这倒是一条可以让大家都“好好过年”的传统，不过在遵循这个传统的时候，也有人选择“变通”执行的方式，比如有的地方搞拆迁，大领导就给小“公务猿”们下死命令：必须在春节前将所有钉子户给解决掉，否则等待正月初三后，钉子户和拆迁工作人员就都“不好看”了。于是在腊月二十五前后，某拆迁现场的路边，连夜竖起铁皮墙，把当天晚上还在正常营业的各大商铺遮盖的严严实实，试图通过使其无法再继续经营的方式，迫使其“主动配合”拆迁。

要问这些政府里的官老爷为什么不好好坐办公室，甘愿冒着三九天的寒风在外面“坚守”，关键就是在一个“钱”字，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土地出让金方面的问题。然而这也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就是搞得似乎“官不官，商不商”，官员在房地产业上比开发商还要急，而开发商也不用按市场规律来找人谈判，直接让政府去“打头阵”就好了，自己等着收“三通一平”的地块就可以了。

其实这不是一个长久之策，因为起码有三大弊端：1、容易成为种种“潜规则”的温床，2、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3、官、商都没有找准自己的位置，并且相互之间始终存在着种种矛盾。这是洋务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也是今天我们需要认真借鉴的重点。

官应当有官的样子，商也应当认真做好商自己的事情，这是社会化大分工、大协作的基本要求。越俎代庖，不是正常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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