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说历史27-被利用的大人物

民国时期，尤其是鲁迅先生逝世以后，到1949年建国前，郭沫若算得上是国共两党竞相争抢的头面人物。蒋介石就多次通过各种形式，对其加以拉拢，不过，那个时候的郭沫若还没有完全泯灭自己的“独立性”，尚能站稳“正确的政治立场”，时不时会找个机会讽刺挖苦”中华民国最高领袖“蒋委员长一番。比如说在1946年初夏时节，郭沫若就找了几个中外友人，一起到了新光复的南京，拜谒了城外的中山陵。同时，不忘利用这个机会，在7月到8月的上海《文汇报》上连着发表十多篇”游记“，借着评论中山陵建筑设计的机会，把”蒋委员长“又一次狠狠的揶揄了一段时间（具体内容，大家可以参见<郭沫若自传>这本书，里面有收录）。

就1926年到1929年期间中山陵建造的整个过程来说，“蒋委员长”确实夹带了不少“私货”，属于利用大人物——中山先生来巩固自己政治地位，攫取政治利益，有点儿不大厚道的类型，所以，郭沫若此时“借题发挥”也属于自然的事情。比如说中山陵台阶中段的碑亭中，矗立着一块写有“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中山先生于此”的碑，记得二十一年前（1995年暑假），行者第一次经过那里的时候，以小学毕业生的眼光，就表示了极大的惊奇，当即就问爸爸：“为什么不是常见的‘国父’字样呢？”当时爸爸就笑着说：“这是蒋委员长的安排呢，以党葬来替代国葬，一个考虑是宣扬国民党的权力高于中华民国主权，而另一个考虑则是利用这块碑，来宣示他才是孙中山先生唯一、合法（政治）继承人的地位。”现在，作为读了一些书籍，自己有了一些初步知识积累的历史学爱好者，行者仍然觉得爸爸当年所作出的解释相当准确。而近十几年来大量的史料页充分显示，“蒋委员长”在整个“奉安大典”过程中，的确下了不少功夫，最起码，各个环节的负责人和重要嘉宾，如何应钦（北上迎柩总指挥）、戴季陶（铸鼎的总监督）、吴稚晖（最初的传文作者）、张静江（最初的记文作者）、宋子文等人，都是“蒋委员长”的铁杆兄弟哪。后来在1943年，“蒋委员长”最铁的“异性兄弟”戴季陶，还在陪都重庆弄了一个极具复古色彩的“国父陵祭祀与拜谒”仪式十四条流程，要知道那时候可正是抗战最困难的阶段，搞出来这么一套将中山先生与封建帝王几乎不加分别的东西，真是让人大跌眼镜哪，让人不得不怀疑是在又一次利用中山先生，先开个头，然后就是“蒋委员长”顺理成章的自封为“天子”了。

当然，这类事情在我天朝的历史上，绝不是个案。比如1976年11月，新上任的“英明领袖”华主席先不忙着恢复生产，也不忙着清除“四人帮”遗毒，而是重点抓两件“小事”，一个是修建“伟大领袖”的纪念堂，另一个则是尽快编辑出版《毛选》第五卷。说实在的，纪念堂也许有必要修建，但一着急，便会很多问题考虑不周全，以至于今天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南远眺，总是有一种不伦不类的感觉。而那本《毛选》第五卷，没过几年，就再也没有公开印刷和发行过，现在能见到的，除了一部分群众的个人收藏外，就只有“毛左”们将其作为“旗帜”了。华主席的想法与先前“蒋委员长”可能有共通之处，即向外界展示自己的“政治继承人”的地位，同时，掌握好政治遗产的“解释权”，虽然这种“简单粗暴”的方法，首先会让理性的人觉得难以接受，很快也会被越来越多的普通群众所看穿，但历史上总是会有许多人去尝试，去冒险，希望可以利用好前面的“大人物”这个重要资源。

行者认为，自古以来，我天朝政治“异常”和国家衰落的根源，无非有三个方面：一为外戚（包括暂未联络上家人的嫔妃），二为宦官，三为佞幸（大臣）。而这三者的共同点，就是掌权者没能管好、用好自己手中的权力，反倒被某些别有用心者给利用了，包括对身后诸多事情的安排。这是历史的教训，并且时反复发生过多次的教训。

据说伟大领袖在晚年，也曾公开、严正声明：“她（江青）是她，我是我，她不代表我。”可惜，此时的“吃瓜群众”都被江女皇及其三个小伙伴给蒙蔽了眼睛，很久很久以后，才反应过来，但已经有些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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