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说历史6-宣传和报道

据说我国最早的“报纸”诞生于2000多年前，差不多是公元前二世纪左右的西汉时期，叫做“邸报”。不过这种报纸的“官方色彩”极为浓厚，首先，是由各郡的“驻京办事处”（其办公地称为‘邸’）负责采编，其次，主要登载谕旨、奏议，中央政府的大事和其它政治类情报。基于这两个方面的特点，其读者群差不多就仅限于当朝官员了，民间老百姓不一定让看，不一定看得懂，此外也不一定愿意积极主动地去经常关心这些毫无“娱乐性”的信息。

宋代是我国城市经济与文化快速发展的时期，甚至可以说是整个封建时代城市发展最快的时期，基本达到了顶峰，等明清时期则出现了萎缩和倒退。城市的大发展，造就了一个日益庞大的市民群体，而城市不比乡间，没有宽阔的“锻炼场地”，没有一望无际的美景，甚至连街道上都是常常摩肩接踵的，不得不让人住久了便深深地感到一种“压抑”。不过，我们的祖先们总是富于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尽管当时还没有现代城市的建设管理思想，但“放松”的办法并不少，比如在“宇宙中心，全球第一大城市”汴梁，就广布着茶楼、酒肆，不信吗，去看看《清明上河图》就知道是何等繁华了，这可是一幅写实作品，与顾恺之的《洛神赋图》有着本质区别，绝对是“如假包换”的标准。当然，除了物质文明以外，精神文明也是必不可缺的。北宋末年，就悄然出现了大量“民间小报”，并出现了中国最早的狗仔队——内探（打探宫廷新闻）、省探（打探中央政府各大机关的新闻）和衙探（打探各地方衙门的新闻）。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些“民间小报”天天运用的“采访”手段一般都属于“非常规”，但当时的外部环境和政府管理理念还都挺宽松，只要别太出格，倒也很少有被专门“追究”或是“跨省”的事情。

客观的说，明清时期我们国家的民间报纸相对于官方“邸报”有了更大的独立性和独创性。尽管其大部分消息的来源仍然是官方，但是在编辑上还是比较灵活的，并且没有在发行前必须由“领导“详加”审定”的严格规矩。不过，主要是因为中国封建制度逐渐走向没落，尤其是封建统治集团日益腐朽、保守、专制的决定性影响，民间报纸在元明清时代面临了巨大的压力，甚至被“无端”的查禁，同时有相关人员受到最高可以达到死刑标准的处罚。

其实，这几百年应该是一个由古代向近代逐步演进的时代。在西方，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之类的新思想、新观念正如火如荼地产生和传播起来，报纸行业作为其中的典型代表，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大发展。而在中国，封建统治集团顽固地认为“千古不变”才是维护自己统治和既得利益的最佳状态，因此“愚民”和高压政策非常有必要，最好是所有老百姓都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敢做，只剩下对统治者的绝对服从和盲目崇拜。

这绝不是一种正常的政治手段，最多只能被称作是一种卑劣的权谋手段。然而，这种手段在元明清以来的中国“官场”上一直很有市场，直到深刻地影响着今天的某些掌权者。按说新中国成立都快七十年了，改革开放也快有四十年了，但就是还有那么些个坚定地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坚决反对一切外部先进事物的人，始终不遗余力地维护着所谓的“传统”和“正统”。当然，面对这个几乎能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时代，它们也不是无所作为，它们也“主动”学习了一些“新名词”、“新概念”，只不过是按自己的想法来理解，按自己的想法来演绎和解释，并要求“被管理者”服从于它们这种“旧瓶装新酒”、“换汤不换药”式的“与时俱进”来。

比如有两个概念，在最近就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其中一个叫做“宣传”，而另一个叫做“报道”。比较严格的从新闻学的角度来分析，“报道”可能更为客观一些，更多强调对某个事件的真实的、全面的，尽量不加个人好恶类色彩的反映，至于让别人了解了新闻事件以后怎么办，尤其是怎么想，一般都不会继续作更深层次考虑的。而“宣传”基本上是一种主观的、带有特定目的的活动，其主要目标是为了让别人能够接受某种思想或观点，可能会“引用”某个新闻事件来作为“引证”，但更多的是为了实现“教育”方面的最终目标，而不是单纯的让别人来了解到这则新闻。目前在我们国家，有的领导者在平时总喜欢把两个词连起来说，称作“宣传报道”，但其实在它们的内心深处，只能容得下“宣传”这个词的空间，并且要把“宣传”的主动权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让“宣传”成为美化自己形象，强化自己地位的重要工具。至于真正的“报道”，从来都是不会去关心的，因为这件事并没有实实在在的、直接的好处，弄不好还会弄巧成拙，不小心搬个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所以说古今之间一脉相承，只要是把“当官”作为一种乐趣和谋利手段，任何与自由、民主、法制有关的东西，便都是其不能接受的，即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装点门面”。这绝对是“原则”问题，就像真正的“为人民服务者”时时刻刻都要抵制腐朽和腐败一样。

据说在几百年前，“撰造浮言”、“乱有传播”可都是一等一的大罪，足以流放、杀头甚至灭门。但是直到今天，要想从根本上清除所谓的“言论犯”、“思想犯”的错误，还需要也许是几代人的努力。比如薄三儿执政重庆期间，就将肆意处置与自己持不同观点，或是不愿意无条件服从自己的人作为一种“常态化”的“工作”，虽然这个人最终落了个可耻、可悲的下场，但是其负面影响还在，并在未来较长一个时期，仍旧存在着不可忽视的一部分支持者，以及一大批不明真相的周边群众。因此，目前依然是任重而道远的，我们离彻底破除对“运动”的迷信，真正走上法制化的轨道，实现国家的平稳、健康发展，还有相当一段距离。

最后再说一个“宣传报道”方面的“失败”案例，就是大家在茶余饭后常提及的《大义觉迷录》。要说到了雍正时代，满汉融合已经比较深入，清政府的统治已经比较稳固。但雍正这个人从心理学上来看，似乎猜忌心过重，居然把吕留良、曾静等人差不多可以说是杜撰出来的十大罪（一谋父，二逼母，三弑兄，四屠弟，五贪财，六好杀，七酗酒，八淫色，九诛忠，十任佞）当做了重点管制对象，还在日理万机之余亲自执笔一一反驳。其实在当时那种反清宣传日渐低迷，天下大多数百姓倾向于“安定团结”的大形势下，雍正完全可以采取“冷处理”的方式，把人给抓起来，把书给没收了，一切就过去了，或许不管不问，几年以后，时间的流逝也能够洗涤干净旧迹。但雍正不这么想，非要把事情给“闹大”，还“愈战愈勇”，专门编了一本《大义觉迷录》来逐条反驳，并下令全国上下“认真学习，深入领会”。于是，大家也都振奋起精神来了，民间“无聊”很久了，正好可以一睹上层人士们的“丑闻”，并按照自己的胡思乱想来进一步添油加醋。而历史研究者们也从考据的故纸堆里面探出头来，以为可以从中进一步发掘出一大批“第一手资料”。中国历史发展到清朝，不少中下层甚至是部分上层人士都已经麻木，除了想过一辈子小农经济型的安稳日子外，对政治方面的东西压根就不关心了。但《大义觉迷录》的刊行，一时间激起了人们内心深处窥探他人隐私的欲望，最终反而是起到了完全相反的效果——雍正坐实了“暴君”的形象。这是雍正最初想不到，最后也掌控不住的，以至于乾隆上台之后，立即下令将其老爹的“最著名著作”列为“禁书”，但是，对雍正乃至整个清王朝的严重负面影响，无论如何是恢复不过来了。雍正一生谨小慎微、兢兢业业，但仅仅是这一件事情，足以让其悔恨不已，痛哭流涕。

综上所述，要想搞好管理，不论是管理一个单位，还是一个国家，都要立足于管理者自身的修养和能力，着重于赢得被管理者的理解与支持，而不是错误的依靠强权、愚民之类的东西。这个世界没有谁多怕谁，也没有谁比谁笨多少，大家都是平等的，大家都希望不断向前进，所以，要始终向前看，向上看，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此外需要清醒认识的就是，任何形式的开倒车都是没有前途的，不管这种行为披着怎样光鲜，怎样时髦的外衣，都不可能长期蒙骗下去，都会被人认出是坟墓里捞出来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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