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说历史64-赢了“权威”,丢了江山
作者:行者 发布时间:2018-12-15 20:40 分类:博客|历史 浏览:1494 评论:3
说到清朝OVER的原因,“民间历史学家”最津津乐道的,便是1619年(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努尔哈赤)天命四年)叶赫部“诅咒”。不过,当时发出”诅咒“的,是海西女真叶赫部的西城贝勒布扬古,而两百多年后亲手把满清(注1)基业给折腾没了的慈禧,则出身于叶赫部的喀山家族。简单来说,就是两者仅仅具有相同的“姓氏”,其实根本不是一个家族的,就像响当当的人物王阳明,与那个惹了一身麻烦的人物王莽,虽然都姓王,却没有人认为他们应当修在一个家谱里。
要说清朝OVER的更深层次原因,还是在于其某些统治方式的错误,并因此而造成了统治基础的一步步瓦解,这个祸根,早在两百多年前的王朝初建之时,便已经埋下了。实际上,清朝入关之初,各地的反抗并没有那么激烈。首先说说明朝的百万人宗室,在明朝中期,他们已堕落成为一无是处的庞大寄生虫群体。清朝入关之前,李自成军队路过河南的时候,就把万历皇帝最宠爱的小儿子(注2),也是当朝崇祯皇帝的叔叔——福王朱常洵,连同王府里赏玩的梅花鹿给一起煮了,号称“福禄宴”。与福王周围的一群人相似,各地王府的上上下下,除了会横征暴敛,祸害当地百姓外,几无缚鸡之力。这也决定了南明政权的弱鸡,超乎了天下的想象,唯有被清军追赶的份儿了。其次是“前明”官僚的见风使舵,如吴三桂之流,都是极为迅速的,面对“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形势,他们先是投靠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后又转投入关的多尔衮,两次切换几乎没有间隔,且自认为毫无违和之感。这造成了清军入关后,各地“官方”组织的反抗总是极为分散,力度也简直可以说是蜻蜓点水。最后是广大的吃瓜群众,正如《行者说历史62-皇权不下县》中所说,“改朝换代仅仅是最高层的变化,而县以下的广大基层,管理体制,生活方式及风俗文化都一直在延续着”,清军的到来,以及明朝官僚机构的灰飞烟灭,在某种程度上,一开始并不会为普通民众所“重视”。
可惜,由于军事上的快速推进,满清统治集团的多尔衮等人迅速地自我膨胀起来,以至迷失了作为一个“正常”领导者应当具备的理性自我。清军到了江南之后,遇到了一些反抗,但其实仍旧是零星的,但多尔衮等人“大头症”发作,在刚愎自用和神经过敏的驱使下,制造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类的惨痛事件。于是,柳如是之类的社会下层人士(注3)纷纷选择了“殉国”和“ 殉道”,只剩下钱谦益之类的衣冠禽兽,以“水太凉”等理由苟且偷生,并与满清“达成合作协议”。自此,满清在“道义”上的优势荡然无存,已经无可救药的“明朝”反倒成了反抗的旗帜。两百多年后,居然还能够被资产阶级GE命党人所使用着。连那个仓皇躲到了国外(缅甸)的“南明”末代永历皇帝,都能被吴三桂(在三藩之乱时)先借用一回,再被(清末的)革命党借用个第二回。满清入关前,吸引的人才,大部分还都是蓟辽督师洪承畴之类的人物,最起码是封疆大吏,能带领千军万马的,而剃发令下达后,新投靠的钱谦益之流,则属于全家上下(包括奴婢)都明白道理,都力劝不要放弃传统形象,而自己出去遛个弯儿,都能乘机把头发给剃了,以匍匐在强权铁蹄之下的小人。孰上孰下,分分钟立现。
剃发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形式,真的只是一种形式而已。有点压力就投降的,根本不要通过剃发来表“忠心”。坚决不投降,不合作的,即便是剃了发,也不会真正顺从。何况,当时还有出家这条路呢,据说南方就有不少思想坚定的士大夫,最后选择了剃光头。对于这种后脑勺上什么都不给留下的反抗方式,满清也是基本上束手无策的,总不能说取消“宗教信仰自由”吧,那个时候,动植物都还是允许成精的呢^_^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再分析,因为自古以来,我天朝便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的理念(注4),即便是疆域极为广阔,作风极为彪悍的元朝,也没有出台过“剃发易服”的政策。满清急吼吼地推行这个措施,简直是“有困难要上,没有困难制造困难也要上”的脑残之举。据史料记载,多尔衮“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命令一发出,原本已经平定的江南江阴、嘉定等地区,立马就产生了不安、忧虑乃至愤怒的情绪,又重新响应起“南明”政权的反抗口号来。
另有不少当时没有揭竿而起的吃瓜群众,在表面上表示了服从,却在内心深处埋下了屈辱的种子。两百多年后,革命党重新扒出这些旧事拿这个来说事,仍然能够将其作为鼓动民众反对满清统治的重要武器。
恩格斯指出:“在长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大多数情况下……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满清统治集团的想法,则是完完全全的逆这个历史规律而动,且过度迷信强力手段,妄图让先进的群体(民族)来接受相对落后的文化和体制,这必将毫无悬念地迎来失败的结局。
后来,康雍乾三朝,尤其是乾隆时期,满清统治集团制造了更为血腥,更加残暴的文字狱,这则是被柏洋先生命名为“大头症”的进一步激化。看起来,好像全国民众的血性都被磨灭了,在满清统治集团面前只剩下唯唯诺诺了,但是在深层次,除了增加统治成本,在民间树立统治者更坏的形象外,对于维护政权的稳定,是毫无益处的。实际上,在制造了最多文字狱的乾隆的统治后期,各地的起义——不仅仅包括白莲教——已经是如火如荼、此起彼伏,让八旗和绿营疲于奔命了。
直到今天,总是有领导者错误的以为,对于普通群众,只要狠狠的压制就可以了,它们还以为,强权能够让人害怕,让人服从。殊不知,首先,历史周期律是无法对抗的,即封建王朝到了中后期,人口和土地(兼并)方面的压力,自然而然就暴露了出来,这是陷入混乱的根本原因,而所谓的“思想控制”和“磨灭反抗精神”,都不过是维护统治的治标之策,还不一定能长期有效。其次,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治本之策,唯有改GE,或是改GE受阻之后不得不换用的GE命,这也是不以少数人意志为转移的,这个理论在近代以来表现的尤为突出,使得个别人和个别利益集团日益失去了为所欲为的条件。
满清的一些政策,赢了浮云般的“权威”,却丢了根本的“江山”。需要认识到的是,对于下属或普通群众,决不能表现出任何的鄙视,而是要时刻都平等、诚恳相待,同时,也不能视若草芥,而是要对这些支撑起了自己地位和地盘的人,满怀敬畏之心。否则,天天抱着“你们这些刁民,总是想害朕”的错误思想,最后,只会应了《荀子》中的那句话:“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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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明末时期,东北的女真族主要分为三大部,最南面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建立后金(后改名为清朝)的叫做建州女真,叶赫部所属的叫做海西女真,此外,北面和东面(即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以东地区)还有野人女真。
注2:福王朱常洵是万历皇帝和郑贵妃的儿子,因为郑贵妃被万历皇帝所宠,朱常洵一度有望问鼎太子之位,但是由于当时朝中的高管们就是不买账,终未如愿。万历皇帝为了补偿这个小儿子,将其封地安排在洛阳,并以十倍标准赏钱和赐田。朱常洵在洛阳快活了近三十年,1641年(崇祯十四年)正月,李自成攻克洛阳,将其俘获。
注3:柳如是的原身份为奴婢和风尘女子,钱谦益则是进士,东林党领袖之一,官至礼部侍郎。不过,因为“抵抗-投降-反叛-再降”这一整套动作,被满清统治者下令列入《明史》的《贰臣传》,并由乾隆皇帝亲自加批语:“反侧佥邪,更不是比于人类矣。”
注4:出自《孝经·开宗明义章》。
注5:这句话最早出自《荀子·王制篇》,《贞观政要·论政体》中的记载,不过是魏征和李世民对古书的转述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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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3位网友发表了看法:
行者 评论于 2018-12-19 23:30:28 回复
这的确是一个需要重视的顽疾。
Micro 评论于 2018-12-19 10:36:59 回复
打压与自己想法不同的人,是我国官老爷们一贯的作风
行者 评论于 2018-12-19 23:30:28 回复
这的确是一个需要重视的顽疾。
行者 评论于 2018-12-18 15:44:01 回复
【网上分享导语】伟大领袖还没有年老糊涂的时候,曾多次强调:“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可惜,就是有那么些个领导者,最不喜欢听到不同的声音,更是拒绝一切意见建议。对于各种可能的“不稳定因素”,一律直接封杀。殊不知,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下属个个都顺从,甚至异化为盲从,但这位领导的地位,已岌岌可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