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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说历史61-语录
时间:2018-10-13 13:5:33 | 作者 : 晓路 | 分类 : 晓路的博客|历史 | 浏览: 次 | 已有 1 人对本文发表了看法

我天朝“语录”的始祖,恐怕要数《论语》了。然而,《论语》并不是孔圣人本人的想法,而是其弟子和再传弟子拍这位“大老板”马屁的创造。由此可见,“语录”这种形式,其实并不一定是通往“圣人”之路的必要条件,至少,我天朝最近两千年来排名在首位的“圣人”,在世期间就没有这么认为过,更没有朝这个方向努力过。

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因为终于把“红星”从赣南闽北的老根据地给逼了出来,常凯申一时间便忍不住有些飘飘然,以至于产生了自己就是普天下“领袖”的幻象关于这段历史,请点击这里查看【行者】的另一篇文章。等到1943年,差不多把日本人也给揍倒了,常凯申更是志满意得,于是抛出了“一个国家”、“一个主义”和“一个领袖”的理论,集中写入《中国之命运》这本小册子,试图让全国民众都来学习下自己的“语录”,将个人崇拜推向顶峰。当然,历史证明,这些东东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常凯申“自我宣传部”的自娱自乐罢了。仅仅过了五六年,本应在内心深处绝对服从于“封建帝王”的四亿农民,就把立志于成为“帝王”级“领袖”的常凯申,给赶到了东南方的一座小岛上。

基于常凯申的拙劣表演和不好影响,“伟大领袖”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对个人崇拜现象还是保持了足够的警觉。比如在1943年4月,“伟大领袖”就专门致信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凯丰同志,要求杜绝某些人提出的给自己做寿的“建议”,同时不要将自己的“思想”直接认定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来大张旗鼓地做宣传。1945年4月,在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伟大领袖”也特别叮嘱道,任何人(包括自己)都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学而知之,是人而不是神。直到1956年,“伟大领袖”仍清醒的指出,斯大林在其一生的后期,越陷越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DANG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我DANG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建立健全群众路线、集体领导的ZHENG治制度,防止突出个人和个人崇拜的现象在我DANG内出现。

可惜,1957年之后,因为人民公社、大跃进在实践中的全面崩溃,“三面红旗”(另外一面是‘总路线’)实际上已经倒了两面,DANG内反冒进的声音也越来越强烈,“伟大领袖”开始有些坐不住了,愈发觉得自己的“权威”受到了严重损害,觉得必须从个人崇拜上找点“批判的武器”。与此同时,赫鲁晓夫在苏联的穷折腾(在苏共二十大上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让“伟大领袖”极为不平,直接表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实际上是把领袖同群众对立起来,破坏DANG的民主集中制的统一领导,涣散DANG的战斗力,瓦解DANG的队伍。”1964年秋,赫鲁晓夫在ZHENG变中被迫下台,“伟大领袖”十分“满意”,对著名的美国记者斯诺说出了这样的分析:“赫鲁晓夫之所以下台,可能就是因为他没有个人崇拜。中国确有个人崇拜,也需要有点个人崇拜。”相信聪明的斯诺在听到了这句结论后,会惊得“哑口无言”,后来的史料中,也确实没有关于斯诺对此进行评价的记载。倒是美国学者施拉姆在《毛ZE东》一书写到:“1966年8月以后,中国人又朝一个方向前进了一步,这和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关系,即使在50年代早期的苏联也没有过先例。我已说过,这就是不仅认为毛的思想具有神效,而且认为刊登毛思想的物体——小小的红塑料皮的《毛ZHU席语录》——也具有神效。”施拉姆还据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对毛的崇拜已到了使斯大林相形见绌的程度。”

我天朝有个名句,叫做“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正是由于“伟大领袖”有了这方面的想法和需求,“纯粹”的拍马屁者,以及别有用心的其它人,纷纷活跃了起来。比如在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有人开始“试探”着发言:“应当相信主XI比我们高明得多,很多重大问题都是主XI提出来的,我们要力求在自觉的基础上跟上。”当与会者随后发现,这些发言并未造成任何不理想的后果,场面一下子就“活络”了起来。时任上海市WEI第一书记的柯庆施“深情”表态:“我们相信主XI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XI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真是让人起一身鸡皮疙瘩的节奏啊。薄三儿的老父亲也不甘落后,迅速“表忠心”道:“我们有了毛ZHU席这样的舵手,有了这样英明的领导,我们只要老老实实地向他学习,老老实实地按照他的指示办事,就可以避免犯反‘冒进’那样的错误,在经济建设上就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看来,薄三儿四十多年后在山城推行的“唯我独尊”,还是有着长期“家学”渊源的。到了1958年的庐山会议,因为半路杀出了个彭大将军,“伟大领袖”几乎是出离愤怒了。而此时的DANG内ZHENG治生活,已经严重异化,甚至可以说是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潭。比如有不少人就认为,对无产阶级政权的维护,可以等同于对掌握最高领导者个人的无条件维护。又比如有不少人还认为,拥护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即使领导者明明错了,也不许表示“不满”,更不许提意见。于是,彭大将军倒下了,林副统帅迅速上位,我天朝不准动植物成精以来的新版个人崇拜,也终于冲破了一切枷锁,展现出了疯狂和荒谬的面目。对了,此时的“语录”,逐渐升级为顶配版“红宝书”。据说其印刷数量,在短短几年间,妥妥地超过了全球的《圣经》。

语录的最大害处,在于将本来还带有科学性的理论简单化、庸俗化、绝对化、“私人”化了。同时,强行拉低了广大群众的“智商”,形成了一种不准思考,盲目服从的社会氛围。比如说在庐山会议上吧,中南局某位领导就公开发表了一番相当肉麻的话,它说:“共产DANG员,对DANG的忠诚等于旧社会一个女人嫁了人一样,一定要‘从一而终’……否则便不能称为 ‘贞节’之妇。”天哪,这位应具有一定水平和觉悟的领导者,居然把马克思主义的操守,给等同于封建道德所要求的“好女不嫁二男”理念了,真是让人不知道该怎么评价才好~~~

当然,需要更深入认识到的是,“语录”推广过程中的最大受益者,其实并不是“语录”的原作者,而是积极推动这件事情的人,比如林副统帅,又比如“伟大领袖”的大侄子等等。虽然当年的“伟大领袖”本人对某些人的所作所为一度十分满意,特别满足,但是在层层传达和组织“学习”的过程中,在“伟大领袖”可以知晓和控制的范围之外,其它人真的可以夹带许多私货呢。比起古代那些照本宣科传旨的官老爷,这不仅要风光的多,更有着大量的“实惠”。早在庐山会议一结束的时候,林副统帅就迫不及待地通过其控制的JUN委总ZHENG治部,印发了名为《为保卫DANG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文件,要求全国只能唱赞歌,不能提意见,而狐假虎威的受益者,便是自认为比大BOSS更为康健的二BOSS。虽然二BOSS没几年还是一不小心暴露了,直接被大BOSS给赶去见了导师马克思,之前说的那么多话,都不顶用,包括那句最有名,最称得上“发毒誓”的:“‘伟大领袖’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伟大领袖’的话一定要坚信不疑,坚决照办……指示就必须执行,最高指示就尤其要执行。‘伟大领袖’的书,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有,照办就行了。”

至于“伟大领袖”的那个大侄子,与常常装模作样在“伟大领袖”身后半步举着“语录”红宝书的林副统帅相比,公开场合要更为任性。比如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伟大领袖”因为身体每况愈下,常常安排由大侄子充当“联络员”,负责在ZHENG治局会议上传达“最高指示”,而在这样一名“普通”DANG员面前,平时都处于金字塔最上面的ZHENG治局委员们,也只有“恭聆圣训”的份儿,绝不敢对这位“联络员”有任何“轻视”表现的。再后来,这位大侄子还真把自己当做重要的“皇亲国戚”,或许还自认为已达到“亲王”级别了,颐指气使别人逐渐成为一种常态,甚至直接公开表示:“我只要亮出主XI的几句讲话,就够他们学习一个月的。”这就难以想象,此时的“最高指示”,究竟是真的,还是编的了。

总的来说,“语录”还是要少搞,并慎重对待,即便有着“短平快”的“疗效”,却很容易误入封建主义的错误轨道,对于现代社会来说,十分有害,而且影响深远。可以说,“语录”的泛滥,必然会带来高度集权的体制,扼杀民主、理性、创新和进步,形成一种错误的导向,还可能被某些野心家所利用,这些流毒将是非常难以清除的。

我们这个国家,封建社会持续了两千多年,有着深厚的帝王思想的土壤。而近代以来,由于直接跨过了资本主义阶段,又使得造神之类的运动在普通群众中仍然存在着一定基础。用现代意识来替代掉传统意识中的糟粕,依然任重而道远,所以在宣传和教育方面,还是要努力向前看,不能把社会主义的真正特点与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混为一谈,这也是全面迈向现代化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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