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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说历史36-就不能好好说话么
时间:2017-11-3 22:41:48 | 作者 : 行者 | 分类 : 博客|历史 | 浏览: 次 | 已有 0 人对本文发表了看法

有好些日子没有写“行者说历史”这个专题了,刚刚过去的十月,是伟大的辛亥革命105周年的纪念,所以,新更新的这篇“行者说历史”,就来说说辛亥革命的事情。

此处,先强力插入一条其它信息:前几天,【行者】买了张俄罗斯地图,带着儿子铺在地板上研究,并拍了张照片,发到微信朋友圈里。结果,【行者】的朋友【SUPER】马上问道:“你这是在纪念十月革命胜利一百周年么?”吓得【行者】赶紧翻书,发现,今年还真的是整整一百年了呢。但【行者】一般不乱吹牛^_^,在朋友们面前更是真诚的很,于是,仍实实在在的回答道:“没这么高大上,只是某宝上看到打折的东东,就立马下手了而已~~~”

同样的道理,这篇“行者说历史”,也仅仅为【行者】作为历史学爱好者的一篇随笔而已,大家不要随便联想哦,呵呵。

1911年夏秋之际,四川多地普遍成立了“保路同志会”。按照传统的历史教科书观点,这妥妥地是一种“反帝反封建的群众性先进组织”啊,但最近几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研究发现,“保路同志会”实际上是以绅商为主体,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绅商群体的利益,而不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其实,在四川省乐山市嘉定县长大的郭沫若,于1929年发表了一部自传体著作《反正前后》(又名<划时代的转变>),里面就提出过,最初,清政府一度尝试了官商合股的方式。但混入“保路同志会”的某些不良绅商,发现川汉铁路公司由于管理混乱,腐败盛行,挪用公款严重,已达到无法继续维持正常运转的程度,当然,自己与自己的代理人恐怕至少要承担一半的责任。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抢先夺得舆论的主导权,把川汉铁路修不下去的责任全推给了清政府,也许它们认为,反正清政府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以及洋务运动、维新变法、预备立宪的失败之后,已经名誉扫地,再多一条“罪名”,也没有多大影响了。何况,“铁路国有”的“主谋”盛宣怀,能力是有的,但没事就捞钱到自己腰包里的传闻也是相当出名的,当时没有人不相信这一点。这么一宣传,其后果就是,四川各地不到两个月,全都沸沸腾腾起来,加上新任四川总督赵尔丰——一个有着“屠夫”爱好的官僚——抓了几个人,又在省城街头打死了一些“和平请愿”的群众,“保路同志会”中某些人的宣传,似乎就真的像那么回事儿了。

要说清政府一开始的处理方法,还是有可取之处的,它们调来了岑春煊作为四川宣抚使。岑春煊这个人,上过甲午战争的战场,支持过光绪皇帝的百日维新,也在八国联军侵华时积极带兵“勤王”,护送慈禧从北京到西安,另外还是反腐干将,号称“官屠”,虽然其政治倾向不大好判断,但最起码是一个在当时能赢得人民群众“好感”的人物,一度号称“南岑北(袁世凯)”。岑春煊未入川前,先是公开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最经典的段落如下:“春暄与吾蜀父老子弟别九年矣,未知父老子弟尚念及春暄与否,春暄则固未尝一日忘吾父老子弟也。乃者遘此不幸之事,使春暄再与吾父老子弟相见。频年契阔之情,竟不胜其握手欷歔之感。引领西望,不知涕之何从。吾蜀父老子弟一思春暄此时方寸中当作何状耶?”说实在的,高居“省部级”之位,还能以“父老子弟”的感情来说事,就算是装×,也是装的十分漂亮。据说,当时四川已经有不少人被岑春煊的这番“表演”给“迷糊”住了,有部分州县的“保路同志军”甚至都面临瓦解的局面,要真的就这么发展下去,或许都不至于需要调动湖北的军队,也不会让武昌的革命党人钻了空子。

可惜,清政府在统治的末期,什么都干不好,但“作死”最在行了。当岑春煊还在去四川的半路上,都还没有抵达汉口的时候,又派出端方带着军队,雄赳赳的向四川进发。如果这事情先小心的保密着,“悄悄的进村,打枪的不要”,说不定能起到加一个保险的作用。然而,端方这个官僚一向视人民群众为草芥,也是在还没进入四川之时,就频发通电,说四川人民的诉求是“嚣张狂恣,无可理喻”,说对于“保路同志会”组织的集会一定要“切实严禁。倘敢抗违,应将倡首数人,立予拿办”,还说要“从严干涉,力拒非理要求”,并要求清政府“明降谕旨,宣示国有政策万难反汗,先饬川督严饬绅民,开市拆棚,静候查办。并请假方便宜,准与瑞督(瑞徴)相商,酌带鄂省军队入川。并准随时调遣川中水陆新旧各军,如川人不听劝谕,有暴动情形,准其执法惩办”

在这种没有任何妥协余地的新形势下,出于人的自保本性,四川重新掀起“造反”的高潮,基本上属于拼死一博了。接下来,刚刚行进到资州(今四川省资中市)的端方手下军队发生“哗变”,不“哗变”也不行,因为前面的成都已变天,后面的重庆也刚刚变了天。“哗变”的军队割下端方的头颅,还拍成照片,估计是想作为向新成立的四川军政府或是湖北军政府邀功的筹码。至于滞留下来的岑春煊,亦很快被武昌起义的洪流所淹没,不过他头脑灵活,跑的快,一路逃回上海。

注1:也有历史学者认为,资州事件不是哗变,而是“起义”。因为端方带的入川军队以来自湖北的为主,而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一个说法是,湖北军队早已被革命党人控制或影响,这部分军队随端方入川,其实一直在暗地寻找机会。抵达资州时,四川演变为相当混乱的状态,他们通过斩杀端方,一方面可以策应武昌起义,另一方面则可以促使四川革命的加速。

注2:岑春煊的外孙女叫于立忱、于立群,两人都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新闻界、文艺界的著名人物。其中于立群还是郭沫若“传奇一生”中骗到手的众多小女生之一(其实于立忱也被骗过,但终未得手),不过还好,她算是最后一个被骗的,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与郭沫若维持婚姻关系到人生的终点(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这里还要“爆料”的是,郭沫若的长兄郭开文(郭沫若原名‘郭开贞’),辛亥革命后,是四川军政府的交通部长。这么看来,“豪门”的公子哥儿“真会玩”,而“豪门”的娇小姐真好骗,虽然,两者存在“门当户对”的关系~~~

以上是辛亥革命的第一个故事,说的是武昌起义之前的几个片段。下面再说一个武昌起义时的片段。

客观的说,在武昌起义之前的数年乃至十数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发动过的较大规模起义不下十次,像广州起义(1895年)、惠州起义、镇南关起义、安庆起义、萍浏醴起义、黄花岗起义(1911年4月)等等,但都无一例外地以失败而告终。因为这些屡屡失败的经历,直接造成革命党中许多最优秀的成员,比如林觉民,比如陆皓东等等,都不幸的“付之一炬”(见孙中山<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事略序>)。这也导致在武昌起义已进入倒计时的阶段,流亡在海外的孙中山仍心有余悸,始终举棋不定,结果,等武昌起义真的成功之时,革命党中最有威望的两个领导人——孙中山和黄兴,都在很远的地方,不仅没有到前线指挥,甚至没觉得这起义能成功。等起义真的成功了以后,起义军发现,没有个“大人物”来“撑场面”真的不行,于是从床底下拖出了前一天刚刚屠戮过几名革命党人的黎元洪——算是没逃走和没打死的旧官僚里面官阶最高的了,按着它的手在军政府布告上签了字。

注3:林觉民就是著名的《与妻书》的作者,“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林觉民的哥哥是林长民,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起草人之一,曾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此外,他的女儿是林徽因。陆皓东是最早的革命党人之一,兴中会的创始人之一。陆皓东牺牲于广州起义过程中,他留下的设计作品——青天白日旗,为孙中山等人在后来力主成为国民党党旗,并成为中华民国国旗的主体部分。

由于革命党高层未能形成统一认识,也未下定决心,那么,武昌起义即便已经箭在弦上,也还是漏洞百出的状态。最要命的一次意外发生在10月9日中午,孙武等人制作炸药的过程中,“安全生产”没搞好,把俄租界的房子给炸了,还引发临近地区的火灾。巡捕随即到场,除了拿下“普通刑事案件”的证据,同时顺便起获革命党人的名册,立即移交给清政府的武昌总督。

本来,这已注定又是一场即将流产的起义了,但清政府“作死”的功夫越来越高啦,让人不得不怀疑它服用了“大清药丸(要完)”。湖广总督瑞澂算是给清政府填上最后一铲子土的奴才,这家伙连“秘捕”这么常用的手段都懒得用,直接大张旗鼓的公开宣布,关闭城门,按“名册”全城搜捕革命党人,并在次日凌晨将革命党骨干彭楚藩、刘复基和杨宏胜等人的头颅挂到了城门楼上。这里面有个细节值得关注,那就是瑞澂获得的那个“名册”始终未详细公布。大家可能会对二月河的小说《雍正王朝》里面的一个情节有印象吧,那就是“土豪劣绅”刘八女被干掉后,雍亲王果断烧掉了那本《百官行录》,也就是刘八女与京城百官不正当往来的详细记录,于是,雍亲王声威大振,方方面面也觉得都很“放心”,可以继续安心干活了。而瑞澂这熊孩子,掌握着不知道记录了多少人名字(包括本人不知情的)的“名册”,还吓唬所有人说要搜捕,结果,只能导致人人自危,人人都不得不选择铤而走险的后果。当时的湖北新军中,有不少革命党人和同情革命党的人,但还远远没有达到铁板一块的程度,但是在瑞澂的威胁之下,为了不在未来哪天的梦中忽然丢了脑袋,只有造反啦,并且是得抢先下手,一下子,人全都给赶到革命党的一边去了。据说革命党最初的计划里,还有“裹挟”着中间力量和意识不坚定追随者的内容,但等到临近起义时间的节骨眼上,忽然发现,清政府把所有人都给逼上了梁山,这些计划都不用执行了,真是容易多了。

10月10日晚,又一位终于清政府的奴才,用自己的行动,完成了埋葬其主子的最后一步。这个熊孩子叫陶启胜,仅仅是个最基层的哨长(大概相当于现在的排长,只能管二三十个兵的小头目类型),它在例行巡查的过程中,发现其手下的班长金兆龙、士兵程定国等人,抱着步枪在睡觉,并带着一盒子弹。要说几天前湖广总督瑞澂已下令全城戒严了,所以战备部队提高下“警戒级别”,也不算什么太异常的事情。但陶启胜很凶,很喜欢摆威风,并且很会作,当时就冲过去,按照旧军队常见的带兵方法,将这几个人踹醒,大声喝道:“想造反是吧?!”于是,金兆龙、程定国等人,一半可能是突如其来的恐惧,另一半才是箭在弦上的不得不发,直接顶嘴道:“造反就造反,你能怎样?!”接着,双方打起“群架”。行者在猜想啊,说不定都是这个过程中的无意走火,但历史书上记载:自此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当然,陶启胜首先被“祭旗”了。

试想,如果这一系列的处理方法都是比较得当的,都是以化解矛盾,化解风险为基础的,有些事情也许不会恶化,甚至不会发生。但是我天朝的某些官老爷,向来习惯于摆架子,摆威风,以为人民群众只要时不时的吓唬吓唬就行,吓住了,便能老老实实,毫无原则的服从于自己。殊不知,在2200多年前,陈胜、吴广已经带着社会地位最低的一群人,喊出了“伐无道,诛暴秦”的口号。因此可以说,很多时候,“高压态势”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让问题更加严重,直至把自己给葬送了。

行者觉得,优秀的领导者,能够用情来真正的感动人(绝不是现在常见的‘鸡汤’哦),用崇高的理想与吸引人的目标来引领整个组织(同样,绝不是赢得表面上的阿谀奉承)。普通的领导者,至少也应当清楚并充分运用物质激励的方法,过去出于意识形态的局限,认为持这种理念不好意思,但其实这没有什么,这只是经济学、社会学的一个基本规律而已。唯有无能的领导者,才会视下属为草芥,或是为防备对象,不仅舍不得激励方面的付出,还常常认为下属是懒惰的,三心二意的,非要用高压手段来好好管一管不可。

综合以上两个故事,可见态度恶劣,自以为是,话说的不好,是真有可能出大事的。所以,对于还没有搞清楚这些道理的官老爷们,最好的办法唯有对其当头棒喝:“就不能好好说话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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