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说历史29-董仲舒开创的基业

十几年前，行者还在上中学的时候，就注意到汉武帝时代有两位非常有个性的人物，一位名曰东方朔，另一位则名曰董仲舒。行者觉得东方朔这个人吧，主要是浪漫、诙谐的色彩，恰如其分地符合盛世自由、欢乐的特点（注1）。而董仲舒则是那一套“核心价值观”的创造者，当时政FU与政治、哲学和理论界的集大成者^_^。虽然当年汉武帝没顾得上专门总结一下，行者却要在此代为强调：“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理论，董仲舒同志正是我国的瑰宝，他的思想还将穿越时空，世世代代指导着我们国家的发展。”

下图为东方朔偷桃图，很有喜感吧 ↓

下图为董仲舒常见的“标准像”。当然，这个帽子还是蛮有个性的 ↓

董仲舒的主要学说可以归纳为两点，其一是“大一统”，其二是“天人感应”。相信大多数人对“大一统”这个学说都比较熟悉，并且能够立即想到这个“指导思想”所对应的“具体贯彻落实措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是，行者在这里要特别提出（敲黑板了^_^），如果仅仅局限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八个字，甚至像过去某些教科书上的论断那样，误认为这就是一套“维护君主专制”的工具，误以为董仲舒就是为了拍拍皇帝陛下的马屁，那就真的是“Too Young Too Simple”了。

据行者考证，当时，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也认为董仲舒在实心实意的为自己办事，就像现在的不少御用文人，总是在不遗余力地为领导的想法找理论根据一样。然而，汉武帝是真真正正地落入了董仲舒这“坏孩子”的“圈套”，因为董仲舒同时推广了“天人感应”这一套学说。这一套学说的核心，便是把先前神化为“天之子”的皇帝，又给关进了“天命”（或者称之为‘天道’、‘道统’）的笼子里。行者猜想啊，当时的汉武帝绝对是心满意足，悠闲自得地被董仲舒给扶上了龙椅，却不知道就在这一瞬间，董仲舒已经把龙椅上的手铐、脚镣给锁起来了。

董仲舒的全套学说（‘大一统’和‘天人感应’的合集）概括起来就是：普天之下应当一统于“天子”的管理，但“天子”并不能想干点啥就干点啥，因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子”与普天下的官员和百姓，又得无条件地服从于“天命”，决不能逆天而行之，否则，就会招致“天谴”（注2）的。

以上为“基础班”的内容，以下再讲讲“提高班”的内容（再次敲黑板^_^）

董仲舒这个人的最高明（JianZha）之处，就是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过程中，确定了儒家学说在整个国家治理中的最高地位。换句话说就是，皇帝也要遵守，并且要率先垂范地遵守儒家学说了。再换句话说就是，“道统”开始高于一切，这一切，包括位于权力金字塔顶端的皇帝，而“道统”的具体解释权和掌握者，实际上属于士大夫这个群体，即儒家学说的信徒。于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总体格局，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注3）。

虽然有人常常说，我天朝近两千年来沿袭的是一种“精英政治”，缺乏现代民主制度的那种最广泛参与的特点，但行者认为：一方面，需要认识到民主发展总是有阶段性和历史局限性的，对于古人来说，能够在某个阶级、阶层或社会群体内部实现民主，就已经是相当进步的了，而我天朝近两千年来，许多时候，皇帝的想法和命令常常会被“封驳”，以至于不得不先采取“廷议”等方法来征求意见，促进共识，这正是“权力被关进制度笼子里”的一种初级表现呢。另一方面，士大夫集团中的绝大多数人，有脱颖而出的才华，有非常专业化的治国能力，即便皇帝相当不成器，也只要变换为“虚君实相”的体制就好了，并不用皇帝去亲自处理大量的具体事务（注4），其中这套制度是非常先进的，即不把国家（或组织）的命运寄托在某一个领导人的身上，而是集体化、专业化、制度化的管理，尊重所有有能力者的努力和创造力，并充分给予其尊严与荣誉。

行者认为，在体制的基础上，在理想的感召下，中国的士大夫群体，始终积极地以天下为己任。行者特别提醒，千万不要轻信这几年那些粗制滥造的古装剧，以为穿件龙袍就可以为所欲为了，这真的是一大误导啊。凡是天下承平的阶段，士大夫群体都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偶尔有士大夫群体不愿意承担起责任的时候，皇帝也就悲催了。比如说李自成攻入北京城的前夕，满朝文武做鸟兽散，结果崇祯皇帝只能选择溜出故宫北门，在煤山上找棵“歪脖子树”。

客观的说，明亡以后，士大夫群体的地位出现下降，狭隘的满清统治集团抛弃了先前的诸多原则，开始搞“只要领导高兴就好”这一套。结果，我天朝逐渐落后于时代，落后于世界，渐渐沦为挨打的对象。

后来的事情嘛，由于“建国后不得有动植物再修炼成精”等规定，行者就不继续展开说了，呵呵，只是简单讲几个时点的情况。

1949年前后，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中间力量，即现在的八大民主党派及其前身）最终抛弃了蒋委员长，于是，蒋委员长被赶到一个小岛上去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反右扩大化运动中，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很受伤，于是，失去了信心许多年。

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家尝试着修复与知识分子群体的关系，在争取理解和支持方面前进了不少。但是，后来出了一场风波，严厉管制等思想重新占据上风，结果，再次伤到了知识分子群体的心。

3月4日，习大大在看望参加全国“两会”的民进、农工党和九三学社委员时，说：“对于来自知识分子的意见和批评，只要出发点是好的，就要热忱欢迎，对的就积极采纳，即使个别意见有偏差甚至是错误的，也要多一些包涵，多一些宽容。”希望这个表态能为更多的领导者所理解，并认真贯彻。

在我们国家，儒学的大师们有那么几位：孔子、孟子、董仲舒、朱熹、王阳明。孔子和孟子是理论上的奠基人，董仲舒则是推动儒学成为“国学”的重要人物，而朱熹和王阳明，分别从不同角度进一步发展了儒家学说。可以这么认为，董仲舒所开创的基业，影响着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我们国家，并且已经固化为一种历史规律。对于此，唯有顺应而已，谁叫人家超有能耐呢，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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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也有史料显示，东方朔是在通过一种看似诙谐，甚至于荒诞的方式，来对汉武帝加以规劝。还有人认为，东方朔应当属于那种“大隐隐于朝”的人物。对于这些观点，行者部分认同吧，毕竟在汉武帝时代，完全吃闲饭的人似乎是没有市场的，因为英雄人物实在是太多了，竞争可不是一般的激烈呢。不过，行者还是常常想起东方朔的一个典故，叫做名曰“怪哉”的虫子，详细内容请大家自行百度吧。

注2：关于“天谴”的具体表现形式，历史学界有不同看法，有人局限于士大夫集团的“怠工”或是“废黜”，也有人认为可以进一步扩展至人民起义等范畴，即普天下的人都掌握有“代行天谴”的权力。行者认为后面一种说法有一定道理，因为汉朝统治者一直很注意吸收秦朝暴政，以及秦末农民起义的教训，注意阶级、阶层之间矛盾的缓和。

注3：虽然到一千多年后的宋朝开国之时，皇家才正式承认这个事实，但这个事实一直是客观存在着的。不管是汉朝的推举、考察等方式选官制度，还是三国到晋朝的门阀制度，还是隋唐及其后的科举选官制度，皇帝始终都“谦虚”地与一个庞大的士大夫集团共同执政，分享权力，并且把士大夫集团的支持作为政权稳固的最重要基础。

注4：以明朝万历皇帝为例，张居正在世时，张相爷是国家的实际掌舵人，而张居正归天后，内阁与六部也一直在有条不紊的的运转着，行使着中央政府的全部日常职能。万历皇帝自己去吃喝玩乐，甚至连续三十年不上朝，却也取得了抗日援朝的战争胜利，平定了播州（今贵州遵义）叛乱，打退了东北女真（后来的清朝）的袭扰，并且没有宦官、外戚干政，没有奸臣当道，连党争也基本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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