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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说历史29-董仲舒开创的基业
时间:2017-3-17 17:53:23 | 作者 : 晓路 | 分类 : 晓路的博客|历史 | 浏览: 次 | 已有 0 人对本文发表了看法

十几年前,行者还在上中学的时候,就注意到汉武帝时代有两位非常有个性的人物,一位名曰东方朔,另一位则名曰董仲舒。行者觉得东方朔这个人吧,主要是浪漫、诙谐的色彩,恰如其分地符合盛世自由、欢乐的特点(注1)。而董仲舒则是那一套“核心价值观”的创造者,当时政FU与政治、哲学和理论界的集大成者^_^。虽然当年汉武帝没顾得上专门总结一下,行者却要在此代为强调:“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理论,董仲舒同志正是我国的瑰宝,他的思想还将穿越时空,世世代代指导着我们国家的发展。”

下图为东方朔偷桃图,很有喜感吧 ↓

下图为董仲舒常见的“标准像”。当然,这个帽子还是蛮有个性的 ↓

董仲舒的主要学说可以归纳为两点,其一是“大一统”,其二是“天人感应”。相信大多数人对“大一统”这个学说都比较熟悉,并且能够立即想到这个“指导思想”所对应的“具体贯彻落实措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是,行者在这里要特别提出(敲黑板了^_^),如果仅仅局限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八个字,甚至像过去某些教科书上的论断那样,误认为这就是一套“维护君主专制”的工具,误以为董仲舒就是为了拍拍皇帝陛下的马屁,那就真的是“Too Young Too Simple”了。

据行者考证,当时,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也认为董仲舒在实心实意的为自己办事,就像现在的不少御用文人,总是在不遗余力地为领导的想法找理论根据一样。然而,汉武帝是真真正正地落入了董仲舒这“坏孩子”的“圈套”,因为董仲舒同时推广了“天人感应”这一套学说。这一套学说的核心,便是把先前神化为“天之子”的皇帝,又给关进了“天命”(或者称之为‘天道’、‘道统’)的笼子里。行者猜想啊,当时的汉武帝绝对是心满意足,悠闲自得地被董仲舒给扶上了龙椅,却不知道就在这一瞬间,董仲舒已经把龙椅上的手铐、脚镣给锁起来了。

董仲舒的全套学说(‘大一统’和‘天人感应’的合集)概括起来就是:普天之下应当一统于“天子”的管理,但“天子”并不能想干点啥就干点啥,因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子”与普天下的官员和百姓,又得无条件地服从于“天命”,决不能逆天而行之,否则,就会招致“天谴”(注2)的。

以上为“基础班”的内容,以下再讲讲“提高班”的内容(再次敲黑板^_^)

董仲舒这个人的最高明(JianZha)之处,就是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过程中,确定了儒家学说在整个国家治理中的最高地位。换句话说就是,皇帝也要遵守,并且要率先垂范地遵守儒家学说了。再换句话说就是,“道统”开始高于一切,这一切,包括位于权力金字塔顶端的皇帝,而“道统”的具体解释权和掌握者,实际上属于士大夫这个群体,即儒家学说的信徒。于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总体格局,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注3)

虽然有人常常说,我天朝近两千年来沿袭的是一种“精英政治”,缺乏现代民主制度的那种最广泛参与的特点,但行者认为:一方面,需要认识到民主发展总是有阶段性和历史局限性的,对于古人来说,能够在某个阶级、阶层或社会群体内部实现民主,就已经是相当进步的了,而我天朝近两千年来,许多时候,皇帝的想法和命令常常会被“封驳”,以至于不得不先采取“廷议”等方法来征求意见,促进共识,这正是“权力被关进制度笼子里”的一种初级表现呢。另一方面,士大夫集团中的绝大多数人,有脱颖而出的才华,有非常专业化的治国能力,即便皇帝相当不成器,也只要变换为“虚君实相”的体制就好了,并不用皇帝去亲自处理大量的具体事务(注4),其中这套制度是非常先进的,即不把国家(或组织)的命运寄托在某一个领导人的身上,而是集体化、专业化、制度化的管理,尊重所有有能力者的努力和创造力,并充分给予其尊严与荣誉

行者认为,在体制的基础上,在理想的感召下,中国的士大夫群体,始终积极地以天下为己任。行者特别提醒,千万不要轻信这几年那些粗制滥造的古装剧,以为穿件龙袍就可以为所欲为了,这真的是一大误导啊。凡是天下承平的阶段,士大夫群体都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偶尔有士大夫群体不愿意承担起责任的时候,皇帝也就悲催了。比如说李自成攻入北京城的前夕,满朝文武做鸟兽散,结果崇祯皇帝只能选择溜出故宫北门,在煤山上找棵“歪脖子树”。

客观的说,明亡以后,士大夫群体的地位出现下降,狭隘的满清统治集团抛弃了先前的诸多原则,开始搞“只要领导高兴就好”这一套。结果,我天朝逐渐落后于时代,落后于世界,渐渐沦为挨打的对象。

后来的事情嘛,由于“建国后不得有动植物再修炼成精”等规定,行者就不继续展开说了,呵呵,只是简单讲几个时点的情况。

1949年前后,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中间力量,即现在的八大民主党派及其前身)最终抛弃了蒋委员长,于是,蒋委员长被赶到一个小岛上去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反右扩大化运动中,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很受伤,于是,失去了信心许多年。

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家尝试着修复与知识分子群体的关系,在争取理解和支持方面前进了不少。但是,后来出了一场风波,严厉管制等思想重新占据上风,结果,再次伤到了知识分子群体的心。

3月4日,习大大在看望参加全国“两会”的民进、农工党和九三学社委员时,说:“对于来自知识分子的意见和批评,只要出发点是好的,就要热忱欢迎,对的就积极采纳,即使个别意见有偏差甚至是错误的,也要多一些包涵,多一些宽容。”希望这个表态能为更多的领导者所理解,并认真贯彻。

在我们国家,儒学的大师们有那么几位:孔子、孟子、董仲舒、朱熹、王阳明。孔子和孟子是理论上的奠基人,董仲舒则是推动儒学成为“国学”的重要人物,而朱熹和王阳明,分别从不同角度进一步发展了儒家学说。可以这么认为,董仲舒所开创的基业,影响着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我们国家,并且已经固化为一种历史规律。对于此,唯有顺应而已,谁叫人家超有能耐呢,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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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也有史料显示,东方朔是在通过一种看似诙谐,甚至于荒诞的方式,来对汉武帝加以规劝。还有人认为,东方朔应当属于那种“大隐隐于朝”的人物。对于这些观点,行者部分认同吧,毕竟在汉武帝时代,完全吃闲饭的人似乎是没有市场的,因为英雄人物实在是太多了,竞争可不是一般的激烈呢。不过,行者还是常常想起东方朔的一个典故,叫做名曰“怪哉”的虫子,详细内容请大家自行百度吧。

注2:关于“天谴”的具体表现形式,历史学界有不同看法,有人局限于士大夫集团的“怠工”或是“废黜”,也有人认为可以进一步扩展至人民起义等范畴,即普天下的人都掌握有“代行天谴”的权力。行者认为后面一种说法有一定道理,因为汉朝统治者一直很注意吸收秦朝暴政,以及秦末农民起义的教训,注意阶级、阶层之间矛盾的缓和。

注3:虽然到一千多年后的宋朝开国之时,皇家才正式承认这个事实,但这个事实一直是客观存在着的。不管是汉朝的推举、考察等方式选官制度,还是三国到晋朝的门阀制度,还是隋唐及其后的科举选官制度,皇帝始终都“谦虚”地与一个庞大的士大夫集团共同执政,分享权力,并且把士大夫集团的支持作为政权稳固的最重要基础。

注4:以明朝万历皇帝为例,张居正在世时,张相爷是国家的实际掌舵人,而张居正归天后,内阁与六部也一直在有条不紊的的运转着,行使着中央政府的全部日常职能。万历皇帝自己去吃喝玩乐,甚至连续三十年不上朝,却也取得了抗日援朝的战争胜利,平定了播州(今贵州遵义)叛乱,打退了东北女真(后来的清朝)的袭扰,并且没有宦官、外戚干政,没有奸臣当道,连党争也基本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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