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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说历史28-没有开放就没有进步
时间:2016-12-27 21:27:40 | 作者 : 行者 | 分类 : 博客|历史 | 浏览: 次 | 已有 0 人对本文发表了看法

多年来,国内外均普遍认同孙中山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不过,直到临近甲午战争的1894年,已经28岁的孙中山仍然对清王朝充满了幻想与期待,属于思想纯正、忠心可鉴的“热血青年”。可惜,孙中山酝酿和准备了很久,并且托了不少关系才获得当权集团中一位风云人物——盛宣怀“保荐”的《上李鸿章书》(又名<上李傅相书>),不知道是收信人主观方面的不重视,还是收信人所处客观环境的不允许,反正是没有下文。于是,这位“热血青年”对既有体制内的改革或改良应该算是绝望了,按照有关史料记载,从此迅速走上了给清王朝掘墓的道路,十多年后,还成了众多掘墓者中的领头人。

其实从乾隆执政后期(十八世纪末期)开始,清王朝在体制方面的巨大弊病就已经显现,随着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列强的入侵和国内官民矛盾的空前激化(比较典型的表现就是太平天国的崛起),清王朝愈显风险飘摇,这使得改革成为无法回避的最重要问题,也是解决当时国内外各种矛盾的根本之道。满清统治集团并没有真正推进改革的决心,总是局限于自己的小圈子里,只看到眼前的一丁点儿利益,思维模式极其狭隘。那些被满清统治集团所利用(请注意只是‘利用’而不是真心倚重)的具有相对先进思想和一定治国能力的官僚与士大夫们,大多也仅仅满足于对已有体制的修修补补,基本上没有考虑过更深层次的原因,以及更彻底的措施。著名的“同治中兴”名臣,最近几年无数国人所膜拜的对象——曾国藩,就是这群官僚和士大夫的典型代表,曾国藩高举着“理学”大旗,确实挽救了差点要土崩瓦解的清王朝,但他仍然是在旧体制中转圈,与那些个满清统治集团的人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救得了一时,却管不了长远。当时的曾国藩的最主要对手——太平天国,实际上也是在重复着这种模式,只不过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们到了中后期,在个人修养和政治军事能力上又差了许多,少数有本事力挽狂澜的也大都被清洗掉了,结果让曾国藩给钻了空子,一举击败。李鸿章作为曾国藩最有名的学生,在“无视”孙中山上书几年后,临终前回顾自己一生的时候,也仅仅自我定义为“裱糊匠”,就这个定义来看,李鸿章也许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觉得已经没有能力和办法了。

行者发现,最近网上和部分地区的线下,“毛左”们很是气势汹汹,先后扳倒多位“公知”。对于“公知”这个群体,行者曾经写过两篇博文:《有些人就是改不掉随意发挥的坏毛病》《有些事情最好不要当回事》。行者认为,即便选择加入保守主义的阵营,在现代民主社会这个大环境下,对于并没有突破法律底线的自由主义者,也是应当给予一定支持与尊重的。自我封闭和偏执不属于现代文明,而动不动给人扣帽子,搞批判更是文革遗毒,是与当前我们这个时代所格格不入的。

目前,改革已进入深水区,会遇到很多困难,也会触及到很多利益集团,但任何企图停车甚至开倒车的行为都是错误的,唯有坚持向前走才是正确的选择。其实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是很好相处的,因为自古以来,就有“学而优则仕”,“求知于当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之类的传统。当然,历史上反面案例,比如这篇文章中所说的孙中山和李鸿章的交往,也是层出不穷的,在当下这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尤其需要认真加以借鉴。

行者认为,作为合格的领导者,需要善于听取和采纳各方面的意见,而不是拒绝新事物,或随便猜测别人的“动机”。要知道真正君子的建议有时候往往比较尖锐,而只有小人才会专门拣最好听、最顺耳的来说。

最后归结为一句话:没有开放就没有进步,拒绝向前就没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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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上李鸿章书》全文

官太傅爵中堂钧座:

敬禀者:窃文籍隶粤东,世居香邑,曾于香港考授英国医士。幼尝游学外洋,于泰西之语言文学,政治礼俗,与夫天算地舆之学,格物化学之理,皆略有所窥,而尤留心于其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至于时局变迁之故,睦邻交际之宜,辄能洞其阃奥。当今光(风)气日开,四方毕集,正值国家励精图治之时,朝廷勤求政理之日,每欲以管见所知,指陈时事,上诸当道,以备刍荛之采。嗣以人微言轻,未敢遽达。比见国家奋筹富强之术,月异日新,不遗余力,乎将与欧洲并驾矣。快舰、飞车、电邮、火械,昔日西人之所恃以凌我者,我今亦已有之,其他新法亦接踵举行。则凡所以安内攘外之大经,富国强兵之远略,在当局诸公已筹之稔矣。又有轺车四出,则外国之一举一动,亦无不周知。草野小民,生逢盛世,惟有逖听欢呼、闻风鼓舞而已,夫复何所指陈?然而犹有所言者,正欲于乘可为之时,以竭其愚夫之千虑,仰赞高深于万一也。

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

所谓人能尽其才者,在教养有道,鼓励有方,任使得法也。

夫人不能生而知,必待学而后知,人不能皆好学,必待教而后学,故作之君,作之师,所以教养之也。自古教养之道,莫备于中华;惜日久废弛,庠序亦仅存其名而已。泰西诸邦崛起近世,深得三代之遗风,庠序学校遍布国中,人无贵贱皆奋于学。凡天地万物之理,人生日用之事,皆列于学之中,使通国之人童而习之,各就性质之所近而肆力焉。又各设有专师,津津启导,虽理至幽微,事至奥妙,皆能有法以晓喻之,有器以窥测之。其所学由浅而深,自简及繁,故人之灵明日廓,智慧日积也。质有愚智,非学无以别其才,才有全偏,非学无以成其用,有学校以陶冶之,则智者进焉,愚者止焉,偏才者专焉,全才者普焉。盖贤才之生,或千百里而见一,或千万人而有一,若非随地随人而施教之,则贤才亦以无学而自废,以至于湮没而不彰。泰西人才之众多音,有此教养之道也。

且人之才志不一,其上焉者,有不徒苟生于世之心,则虽处布衣而以天下为己任,此其人必能发奋为雄,卓异自立,无待乎勉勖也,所谓“豪杰之士不待文王而后兴也”。至中焉者,端赖乎鼓励以方,故泰西之士,虽一才一艺之微,而国家必宠以科名,是故人能自奋,士不虚生。逮至学成名立之余,出而用世,则又有学会以资其博,学报以进其益,萃全国学者之能,日稽考于古人之所已知,推求乎今人之所不逮,翻陈出新,开世人无限之灵机,阐天地无穷之奥理,则士处其间,岂复有孤陋寡闻者哉?又学者倘能穷一新理,创一新器,必邀国家之上赏,则其国之士,岂有不专心致志者哉?此泰西各种学问所以日新月异而岁不同,几于夺造化而疑鬼神者,有此鼓励之方也。

今使人于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长,则虽智者无以称其职,而巧者易以饰其非。如此用人,必致野有遗贤,朝多幸进。泰西治国之规,大有唐虞之用意。其用人也,务取所长而久其职。故为文官者,其途必由仕学院,为武官者,其途必由武学堂,若其他,文学渊博者为士师,农学熟悉者为农长,工程达练者为监工,商情谙习者为商董,皆就少年所学而任其职。总之,凡学堂课此一业,则国家有此一官,幼而学者即壮之所行,其学而优者则能仕。且恒守一途,有升迁而无更调。夫久任则阅历深,习惯则智巧出,加之厚其养廉,永其俸禄,则无瞻顾之心,而能专一其志。此泰西之官无苟且、吏尽勤劳者,有此任使之法也。

故教养有道,则天无枉生之才;鼓励以方,则野无郁抑之士;任使得法,则朝无幸进之徒。斯三者不失其序,则人能尽其才矣;人既尽其才,则百事俱举,百事举矣,则富强不足谋也。秉国钧者,盍于此留意哉!

所谓地能尽其利者,在农政有官,农务有学,耕耨有器也。

夫地利者,生民之命脉。自后稷教民稼穑,我中国之农政古有专官。乃后世之为民牧者,以为三代以上民间养生之事未备,故能生民能养民者为善政;三代以下民间养生之事已备,故听民自生自养而不再扰之,便为善政——此中国今日农政之所以日就废弛也。农民只知恒守古法,不思变通,垦荒不力,水利不修,遂致劳多而获少,民食日艰。水道河渠,昔之所以利农田者,今转而为农田之害矣。如北之黄河固无论矣,即如广东之东、西、北三江,于古未尝有患,今则为患年甚一年;推之他省,亦比比如是。此由于无专责之农官以理之,农民虽患之而无如何,欲修之而力不逮,不得不付之于茫茫之定数而已。中年失时伤稼,通国计之,其数不知几千亿兆,此其耗于水者固如此其多矣。其他荒地之不辟,山泽之不治,每年遗利又不知凡几。所谓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如此而欲致富不亦难乎!泰西国家深明致富之大源,在于无遗地利,无失农时,故特设专官经略其事,凡有利于农田者无不兴,有害于农田者无不除。如如印度之恒河,美国之密士,其昔泛滥之患亦不亚于黄河,而卒能平治之者,人事未始不可以补天工也。有国家者,可不急设农官以劝其民哉!

水患平矣,水利兴矣,荒土辟矣,而犹不能谓之地无遗利而生民养民之事备也,盖人民则日有加多,而土地不能以日广也。倘不日求进益,日出新法,则荒土既垦之后,人民之溢于地者,不将又有饥馑之患乎,是在急兴农学,讲求树畜,速其长植,倍其繁衍,以弥此撼也。顾天生人为万物之灵,故备万物为之用,而万物固无穷也,在人之灵能取之用之而已。夫人不能以土养,而土可生五谷百果以养人;人不能以草食,而草可长六畜以为人食。夫土也,草也,固取不尽而用不竭者也,是在人能考土性之所宜,别土质之美劣而已。倘若明其理法,则能反硗土为沃壤,化瘠土为良田,此农家之地学、化学也。别种类之生机,分结实之厚薄,察草木之性质,明六畜之生理,则繁衍可期而人事得操其权,此农家之植物学、动物学也。日光能助物之生长,电力能速物之成熟,此农家之格物学也。蠹蚀宜防,疫疠宜避,此又农家之医学也。农学既明,则能使同等之田产数倍之物,是无异将一亩之田变为数亩之用,即无异将一国之地广为数国之大也。如此,则民虽增数倍,可无饥馑之忧矣。此农政学所宜亟设也。

农官既设,农学既兴,则非有巧机无以节其劳,非有灵器无以速其事,此农器宜讲求也。自古深耕宜耨,皆籍牛马之劳,乃近世制器日精,多以器代牛马之用,以其费力少而成功多也。如犁田,则一器能作数百牛马之工;起水,则一器能溉千顷之稻;收获,则一器能当数百人之刈。他如凿井浚河,非机无以济其事;垦荒伐木,有器易以收其功。机器之于农,其用亦大矣哉。故泰西创器之家,日竭灵思,孜孜不已,则异日农器之精,当又有过于此时者矣。我中国宜购其器而仿制之。

故农政有官则百姓勤,农务有学则树畜精,耕耨有器人力省,此三者,我国所当仿行以收其地利者也。

所谓物能尽其用,在穷理日精,机器日巧,不作无益以害有益也。

泰西之儒以格致为生民根本之务,舍此则无以兴物利民,由是孜孜然日以穷理致用为事。如化学精,则凡动植矿质之物,昔人已知其用者,固能广而用之,昔人未知其用者,今亦考出以为用。火油也,昔日弃置如遗,今为日用之要需,每年人口为洋货之一大宗,煤液也,昔日视为无用,今可炼为药品,炼为颜料。又煮沙以作玻器,化土以取矾精,煅石以为田料,诸如此类,不胜缕书。此皆从化学之理而得收物之用,年中不知裕几许财源,我国倘能推而仿之,亦致富之一大经也。格致之学明,则电风水火皆为我用。以风动轮而代人工,以水冲机而省煤力,压力相吸而升水,电性相感而生光,此犹其小焉者也。至于火作汽以运舟车,虽万马所不能及,风潮所不能当;电气传邮,顷刻万里,此其用为何如哉!然而物之用更有不止于此者,在人能穷求其理,理愈明而用愈广。如电,无形无质,似物非物,其气付于万物之中,运乎六合之内;其为用较万物为最广而又最灵,可以作烛,可以传邮,可以运机,可以毓物,可以开矿。顾作烛、传邮已大行于宇内,而运机之用近始知之,将来必尽弃其煤机而用电力也。毓物开矿之功,尚未大明,将来亦必有智者究其理,则生五谷,长万物,取五金,不待天工而由人事也。然而取电必资乎力,而发力必籍乎煤,近又有人想出新法,用瀑布之水力以生电,以器蓄之,可待不时之用,可供随地之需,此又取之无禁,用之不竭者也。由此而推,物用愈求则人力愈省,将来必至人只用心,不事劳人力而全役物力矣。此理有固然,事所必至也。

机器巧,则百艺兴,制作盛,上而军国需,下而民生日用,皆能日就精良而省财力,故作人力所不作之工,成人事所不成之物。如五金之矿,有机器以开,则碎坚石如齑粉,透深井以吸泉,得以辟天地之宝藏矣。织造有机,则千万人所作之工,半日可就;至缫废丝,织绒呢,则化无用为有用矣。机器之大用不能遍举。我中国地大物博,无所不具,倘能推广机器之用,则开矿治河,易收成效,纺纱织布,有以裕民。不然,则大地之宝藏,全国之材物,多有废弃于无用者,每年之耗不止凡几。如是,而国安得不贫,而民安得不瘠哉!谋富国者,可不讲求机器之用欤。

物理讲矣,机器精矣,若不节惜物力,亦无以固国本而裕民生也。故泰西之民,鲜作无益。我中国之民,俗尚鬼神,年中迎神赛会之举,化帛烧纸之资,全国计之每年当在数千万。此以有用之财作无益之事,以有用之物作无用之施,此冥冥一大漏卮,其数较鸦片为尤甚,亦有国者所当并禁也。

夫物也者,有天生之物,有地产之物,有人成之物。天生之物如光、热、电者,各国之所共,在穷理之浅深以为取用之多少。地产者如五金、百谷,各国所自有,在能善取而善用之也。人成之物,则系于机器之灵笨与人力之勤惰。故穷理日精则物用呈,机器日巧则成物多,不作无益则物力节,是亦开财源节财流之一大端也。

所谓货能畅其流者,在关卡总之无阻难,保商之有善法,多轮船铁道之载运也。

夫百货者,成之农工而运于商旅,以此地之赢余济彼方之不足,其功亦不亚于生物成物也。故泰西各国体恤商情,只抽海口之税,只设入国之关,货之为民生日用所不急者重其税,货之为民生日用所必需者轻其敛。入口抽税之外,则全国运行,无所阻滞,无再纳之征,无再过之卡。此其百货畅流,商贾云集,财源日裕,国势日强也。中国则不然。过省有关,越境有卡,海口完纳,又有补抽,处处敛征,节节阻滞。是奚异到〔遍〕地风波,满天荆棘。商贾为之裹足,负贩从而怨嗟。如此而欲百货畅流也,岂不难乎?夫贩运者亦百姓生财之一大道也,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以今日关卡之滥征,吏胥之多弊,商贾之怨毒,诚不能以此终古也。徒削平民之脂膏,于国计民生初无所裨。谋富强者,宜急为留意于斯,则天下幸甚!

夫商贾逐什一之利,别父母,离乡井,多为饥寒所驱,经商异地,情至苦,事至艰也。若国家不为体恤,不为保护,则小者无以觅蝇头微利,大者无以展鸿业远图。故泰西之民出外经商,国家必设兵船、领事为之护卫,而商亦自设保局银行,与相倚恃。国政与商政并兴,兵饷以〔与〕商财为表里。故英之能倾印度,扼南洋,夺非洲,并澳土者,商力为之也。盖兵无饷则不行,饷非商则不集。西人之虎视寰区,凭凌中夏者,亦商为之也。是故商者,亦一国富强之所关也。我中国自与西人互市以来,利权皆为所夺者,其故何哉?以彼能保商,我不能保商,而反剥损遏抑之也。商不见保则货物不流,货物不流则财源不聚,是虽地大物博,无益也。以其以天生之材为废材,人成之物为废物,则更何贵于多也。数百年前,美洲之地犹今日之地,何以今富而昔贫?是贵有商焉为之经营,为之转运也;商之能转运者,有国家为之维持保护也。谋富强者,可不急于保商哉!

夫商务之能兴,又全恃舟车之利便。故西人于水,则轮船无所不通,五洋四海恍若户庭,万国九洲俨同阛阓。辟穷荒之绝岛以立商廛,求上国之名都以为租界,集殊方之货宝(实),聚列国之商氓。此通商之埠所以贸易繁兴、财货山积者,有轮船为之运载也。于陆,则铁道纵横,四通八达,凡轮船所不至,有轮车以济之。其利较轮船为尤溥,以无波涛之险,无礁石之虞。数十年来,泰西各国虽山僻之区亦行铁轨,故其货物能转输利便,运接灵速;遇一方困乏,四境济之,虽有荒旱之灾,而无饥馑之患。故凡有铁路之邦,则全国四通八达,流行无滞;无铁路之国,动辄掣肘,比之瘫痪不仁。地球各邦今已视铁路为命脉矣,岂特便商贾之载运而已哉。今我国家亦恍然于轮船铁路之益矣,故沿海则设招商之轮船,于陆则兴官商之铁路。但轮船只行于沿海大江,虽足与西人颉颃而收我利权,然不多设于支河内港,亦不能畅我货流,便我商运也。铁路先通于关外,而不急于繁富之区,则无以收一时之利。而为后日推广之图,必也先设于繁富之区,如粤港、苏沪、津通等处,路一成而效立见,可以利转输,可以励富户,则继之以推广者,商股必多,而国家亦易为力。试观南洋英属诸埠,其筑路之资大半为华商集股,利之所在,人共趋之。华商何厚于英属而薄于宗邦?是在谋国者有以乘势而利导之而已。此招商兴路之扼要也。

故无关卡之阻难,则商贾愿出于其市;有保商之善法,则殷富亦乐于贸迁;多轮船铁路之载运,则货物之盘费轻。如此。而货有不畅其流者乎?货流既畅,则财源自足矣。筹富国者,当以商务收其效也。不然,徒以聚敛为工,捐纳为计,吾未见其能富也。

夫人能尽其才则百事兴,地能尽其利则民食足,物能尽其用则材力丰,货能畅其流则财源裕。故曰:此四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四者既得,然后修我政理,宏我规模,治我军实,保我藩邦,欧洲其能匹哉!

顾我中国仿效西法,于今已三十余年。育人才则有同文、方言各馆,水师、武备诸学堂;裕财源则辟煤金之矿,立纺织制造之局;兴商务则招商轮船、开平铁路,已后先辉映矣。而犹不能与欧洲颉颃者,其故何哉?以不能举此四大纲,而举国并行之也。间尝统筹全局,窃以中国之人民材力,而能步武泰西,参行新法,其时不过二十年,必能驾欧洲而上之,盖谓此也。试观日本一国,与西人通商后于我,仿效西方亦后于我,其维新之政为日几何,而今日成效已大有可观,以能举此四大纲而举国行之,而无一人阻之。夫天下之事,不患不能行,而患无行之之人。方今中国之不振,固患于能行之人少,而尤患于不知之人多。夫能行之人少,尚可借材异国以代为之行;不知之人多,则虽有人能代行,而不知之辈必竭力以阻挠。此昔日国家每举一事,非格于成例,辄阻于群议者。此中国之极大病源也。

窃尝闻之,昔我中堂经营乎海军、铁路也,尝脣为之焦,舌为之敝,苦心劳虑数十余年,然后成此北洋之一军、津关之一路。夫以中堂之勋名功业,任寄股肱,而又和易同众,行之尚如此其艰,其他可知矣。中国有此膏肓之病而不能除,则虽尧舜复生,禹皋佐治,无能为也,更何期其效于二十年哉?此志士之所以灰心,豪杰之所以扼腕,文昔日所以欲捐其学而匿迹于医术者,殆为此也。然而天道循环,无往不复,人事否泰,穷极则通,猛剂遽投,膏肓渐愈。逮乎法衅告平之后,士大夫多喜谈洋务矣,而拘迂自囿之辈亦颇欲驰域外之观,此风气之变革,亦强弱之转机。近年以来,一切新政次第施行,虽所谓四大之纲不能齐举,然而为之以渐,其发轫于斯乎?此文今日之所以望风而兴起也。

窃维我中堂自中兴而后,经略南北洋,孜孜然以培育人材为急务。建学堂,招俊秀,聘西师而督课之,费巨款而不借。遇有一艺之成,一技之巧,则奖励倍加,如获异宝。诚以治国经邦,人才为急,心至苦而事至盛也。尝以无缘沾雨露之濡,叨桃李之植,深用为憾。顾文之生二十有八年矣,自成童就傅以至于今,未尝离学,虽未能为八股以博科名,工章句以邀时誉,然于圣贤六经之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则无时不往复于胸中,于今之所谓西学者概已有所涉猎,而所谓专门之学亦已穷求其一矣。推中堂育才爱士之心,揆国家时势当务之急,如文者亦当在陶冶而收用之列,故不自知其驽下而敢求知于左右者,盖有慨乎大局,蒿目时艰,而不敢以岩穴自居也。所谓乘可为之时,以竭愚夫之千虑,用以仰赞高深,非欲徒撰空言以渎清听,自附于于谒者流,盖欲躬行而实践之,必求泽沛乎万民也。

窃维今日之急务,固无逾于此四大端,然而条目工夫不能造次,举措施布各有缓急。虽首在陶冶人才,而举国并兴学校非十年无以致其功,时势之危急恐不能少须。何也?盖今日之中国已大有人满之患矣,其势已岌岌不可终日。上则仕途壅塞,下则游手而嬉,嗷嗷之众,何以安此?明之闯贼,近之发匪,皆乘饥馑之余,因人满之势,遂至溃裂四出,为毒天下。方今伏莽时闻,灾荒频见,完善之地已形觅食之艰,凶祲之区难免流离之祸,是丰年不免于冻馁,而荒岁必至于死亡。由斯而往,其势必至日甚一日,不急挽救,岂能无忧?夫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不足食胡以养民?不养民胡以立国?是在先养而后教,此农政之兴尤为今日之急务也。且农为我中国自古之大政,故天子有亲耕之典以劝万民,今欲振兴农务,亦不过广我故规,参行新法而已。民习于所知,虽有更革,必无倾骇,成效一见,争相乐从,虽举国遍行,为力尚易,为时亦速也。且令天下之人皆知新法之益,如此则踵行他政,必无挠格之虞,其益固不止一端也。

窃以我国家自欲行西法以来,惟农政一事未闻仿效,派往外洋肄业学生亦未闻有入农政学堂者,而所聘西儒亦未见有一农学之师,此亦筹富强之一憾事也。文游学之余,兼涉树艺,泰西农学之书间尝观览,于考地质、察物理之法略有所知。每与乡间老农谈论耕植,尝教之选种之理,粪溉之法,多有成效。文乡居香山之东,负山濒海,地多砂碛,土质硗劣,不宜于耕;故乡之人多游贾于四方,通商之后颇称富饶。近年以美洲逐客,檀岛禁工,各口茶商又多亏折,乡间景况大逊前时,觅食农民尤为不易。文思所以广其农利,欲去禾而树桑,通〔迨〕为考核地质,知其颇不宜于种桑,而甚宜于波毕。近以愤于英人禁烟之议难成,遂劝农人栽鸦片,旧岁于农隙试之,其浆果与印度公土无异,每亩可获利数十金。现已群相仿效,户户欲栽,今冬农隙所种必广。此无碍于农田而有补于漏卮,亦一时权宜之计也。他日盛行,必能尽夺印烟之利,盖其气味较公土为尤佳,迥非川滇各土之可比。去冬所产数斤,凡嗜阿芙蓉之癖者争相购吸,以此决其能夺印烟之利也必矣。印烟之利既夺,英人可不勉而自禁,英人既禁,我可不栽,此时而申禁吸之令,则百年大患可崇朝而灭矣。劝种罂粟,实禁鸦片之权舆也。由栽烟一事观之,则知农民之见利必趋,群相仿效,到处皆然,是则农政之兴,甚易措手。其法先设农师学堂一所,选好学博物之士课之,三年有成,然后派往各省分设学堂,以课农家聪颖子弟。又每省设立农艺博览会一所,与学堂相表里,广集各方之物产,时与老农互相考证。此办法之纲领也,至其详细节目,当另著他编,条分缕晰,可以坐言而起行,所谓非欲徒托空言者此也。

文之先人躬耕数代,文于树艺牧畜诸端,耳濡目染,洞悉奥窔;泰西理法亦颇有心得。至各国土地之所宜,种类之佳劣,非遍历其境,未易周知。文今年拟有法国之行,从游其国之蚕学名家,考究蚕桑新法,医治蚕病,并拟顺道往游环球各邦,观其农事。如中堂有意以兴农政,则文于回华后可再行游历内地、新疆、关外等处,察看情形,何处宜耕,何处宜牧,何处宜蚕,详明利益,尽仿西法,招民开垦,集商举办,此于国计民生大有裨益。所谓欲躬行实践,必求泽之沾沛乎民人者此也。惟深望于我中堂有以玉成其志而已。

伏维我中堂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艰巨险阻尤所不辞。如筹海军、铁路之难尚毅然而成之,况于农桑之大政,为生民命脉之所关,且无行之之难,又有行之之人,岂尚有不为者乎?用敢不辞冒昧,侃侃而谈,为生民请命,伏祈采择施行,天下幸甚。

肃此具禀,恭叩钧绥。伏维垂鉴。

文谨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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