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说历史20-当皇帝也不能任性哪

我天朝有不少人，一辈子都有着一个“皇帝梦”。要说习大大提出的那个“中国梦”与这个“皇帝梦”相比，简直是弱爆了，因为单就时间上来看，“皇帝梦”已经延续了两千年以上（从秦朝的建立时间（公元前221年）开始算），为“中国梦”的一千多倍呢，呵呵。

在“学术界”，也有为“皇帝梦”的“合理性”背书的理论。比如在三千多年前的《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北山》（<诗经>记录的是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诗歌）中，就有这样的名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据有关学者考证，其实这段话当初想表达的思想应该是吐槽公务（为’王‘当差）的繁忙，劳逸不均，相当于现在所说的“身体被掏空”^_^ 不过，后来有越来越多的人将其拔升到“社会共同价值观”的高度，说老祖宗教导我们，整个天下都是皇帝的私产，国家也是为了皇帝个人的需要而存在的，大家奋斗的最重要目标就是为了满足皇帝及其家人的欲望，哄皇帝开心。还有“砖家”进一步推论，在此类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国家两千多年的“封建时代”其实并不同于西方的“封建时代”，而只能算作一段“君主专制”史罢了。

然而，据行者考证，居于古老而庞大的”中华帝国“金字塔最顶端的皇帝，所受到的”敬仰“，以及有条件实现的个人愿望自然是无人能比，但其平时的生活状态，并不是外界所揣测的那样安闲舒适，更谈不上可以随便和随时为所欲为了。

案例1：秦始皇嬴政称得上中国最有名的“暴君”之一，但是据历史学者张述（笔名‘张不叁’，即<秦朝穿越指南>的作者）梳理，正规史书上记载的秦始皇当政时期最主要的12起“杀人”事件中，有7起的性质为叛乱，危害国家安全的煽动，叛逃，鼓吹复辟，进行恐怖活动等，即便在今天也算是重罪了，另有3起则涉及连坐，这个应当被理解为当时法制的局限性，唯有2起勉强粘得上“滥杀”的边儿。由此可得出结论：就是这么一位强悍的皇帝，也没有权力想杀谁就杀谁，有人犯重罪后，还是要将其交付有司按法律和规定程序来定罪量刑。

案例2：汉高祖刘邦出身于“小混混”，属于天不怕地不怕，很少有顾忌的人物，这也是他能够战胜时不时就瞻前顾后的项羽的重要原因。汉朝初建时，大儒陆贾曾进谏说要改用《诗经》、《尚书》等儒家典籍的理论，以及“仁义之道”来治理天下，结果被心直口快的刘邦立即给痛骂道：“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不过，刘邦后来还是逐渐接受了这些理论，愿意把自己手中的权力给关到制度和“士大夫集团”共同构建的笼子里。刘邦晚年时，宠信戚夫人，还想把戚夫人的儿子——赵王刘如意给立为太子，但这个想法遭到了整个“士大夫集团”的反对，最终以刘邦“屈服”于“士大夫集团”的意见，继续保留汉惠帝刘盈的皇位继承权而告终。

案例3：汉武帝刘彻绝对算得上是一位雄才大略的人物，众多史料也都反映他能够充分调动起当时整个社会的热情，同时把一群名臣猛将“玩得团团转”。但是，汉武帝接受了大儒董仲舒的哲学思想和治国理论。这应当被看做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因为从此时起，儒家思想确立了在中国长达两千年的统治地位，后来甚至发展为一种“儒教”。如果说刘邦主动“把自己关进笼子”更多地是体现在个人主观认识方面的话，那刘彻则是将这个安排制度化，从此，后世历朝历代君主都再也没有将其改变的机会了。

案例4：北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三月，宋太祖赵匡胤带领群臣西巡洛阳，期间做了不少工作，试图将国都由开封迁到这里。客观的说，开封北邻黄河，但称不上天险，而其位于黄河中下游广阔平原的位置，又使得北面入侵的骑兵在其附近几乎可以不受任何阻挡地横冲直撞，国防上存在巨大风险，一百多年后导致北宋灭亡的“靖康之变”（公元1126-1127年）实际上在此时已埋下隐患。当然，不可否认赵匡胤在此次事件中有自己的想法，比如洛阳是其童年生活之地，迁都之事在某种程度上为一时兴起，未经过详细考虑等。在西巡洛阳期间，因为迁都所引发的争论，赵匡胤一度让群臣觉得“难以伺候”。不过，最终赵匡胤还是主动选择了妥协，放弃了“据山河之险而去冗兵”的战略（因开封无险可守，唯有在周边大量增加军队来弥补，以至于北宋中后期开封附近的禁军数量达到百万人，给国家造成极重的负担，而靖康二年即公元1126年金兵首次南下攻打开封时，又被证明这一切没有什么用），转而同意群臣“共议”的“安天下者在德不在险”的看法。可能是由于此事所受的刺激，赵匡胤在五个月之后去世。

案例5：对明宪宗朱见深这位皇帝，历史学界在以前多为大加鞭挞的态度，尤其是喜欢批判他宠幸万贵妃的事情。最近几年，这些倾向有所改变，有学者开始尝试从心理学等角度，对朱见深即位前（青少年时期）的经历与其正式继位后的种种举动做因果分析。行者曾经考证过，万贵妃的恶行主要存在于后宫之中，一定程度上可以局限于皇帝“家事”的范围，并没有其干预朝政，演变为“外戚之祸”的记载。而就“家事”来看，有很多东西并不能用僵化的、教条的标准来分析、判断，正如现在网上有人说，朱见深与万贵妃是“患难时结下的情谊”，“与年华无关的是爱情”。可惜，皇帝的家事常常会有很多人关心，皇帝日常生活的隐私权向来被加以限制和缩减（如同当今的诸多公众人物），明宪宗的一辈子，都始终被钉在道德和“道统”的审判台上，唯一的“有效”反抗，就是在万贵妃去世（成化二十三年正月）七个月后，也郁郁而终，算是随伊人而去吧，这是以一种极其悲凉的形式来结尾。

案例6：清朝的康熙大帝，不仅仅是各类电视剧上塑造的英武、霸气的形象，在满清统治阶层尚在汉化过程中（完全汉化要等到乾隆时期）的那个时代，康熙还是一个带着东北游牧民族”纯朴“气息的领导者，没有什么做作，反倒是常常表现出”性情中人“的气质。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第一位皇后赫舍里氏去世后，为表示感伤和怀念，康熙即公开宣布立其子胤礽为太子。要说在民间，这类事情说不定会被“文艺界”看中，编成一部作品，然后传唱下去。但康熙身处在帝王家，于是，胤礽从被立为太子的那一天起，方方面面的明争暗斗就开始了，以至于数次被废黜，最后还落了个遭到圈禁的悲剧。“知乎”上有个话题叫做“太子胤礽从册立开始就是为了稳定政权，是否曾替他考虑未来？”在其中回复的部分，网友们通过翻查史书中的大量《起居注》记载，康熙与胤礽往来信件等内容，展现了康熙作为一名“普通父亲”所具有的“正常”情感和细腻。但是，很多事情在出生前就已经确定了，康熙和胤礽必须正视和接受的，唯有“帝王家”这个事实，只能刻意地压制普通人所享有的“自由”，并忍受政治斗争所带来的残酷。

综合以上六个案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秦始皇创立“皇帝”这个至高无上的职位和地位的时候，实际上同时确立了“法治”的原则，这是商鞅变法（公元前356年开始）时首倡，并且经过了秦孝公到秦始皇（公元前210年去世）七代君王，前后近150年的实践检验，充分证明这套体制是国家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基础。

2、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所提出的理论体系中，意义最为重大，影响最为深远的部分就是“天道”，也就是后来进一步演绎成的“道统”。这套理论用“天”来节制皇帝的私欲膨胀和权力滥用，使其所拥有的“至高无上”地位被悄然弱化为一种更多体现在形式上、礼仪上的东西，让坐在这个位子上的人不得不时刻自敛。而“道统”的解释权，牢牢掌握在整个士大夫集团的手里，至少在统治集团内部实现了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

3、在我们国家两千多年的封建时代，凡是高瞻远瞩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均无一例外地主动接受了“制度”的作用和约束力，接受了制衡所造就的平衡，甚至愿意通过自我牺牲的方式，来维护这个体制。比如说宋太祖赵匡胤，在迁都之后其内心深处应该是充满了痛苦的，但是他创造了一套美好的制度遗产，即贯穿两宋三百多年的（公元960年—公元1279年）“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国策，对于这项国策的意义，大部分学者都认为达到了中国古代民主政治（一定范围内的）和科学治理的最高峰。

4、中国古代的这套制度，从秦朝到宋朝，基本上一直处于不断的上升期，在不断的完善过程中。元朝破坏了许多好的体制，把国家治理的诸多细节变得粗糙，但明朝以后（尤其是朱元璋、朱棣之后），很多制度又陆续恢复，重新形成了一套超越皇帝个人特点的国家治理体制，即不管皇帝能干、平庸还是荒淫，都不影响具体行政机构和行政行为的开展，都不影响国家的正常运行，因为实际权力为专业化的官僚集团所掌握，并且有固定的制度作为保障，而皇帝在一定程度上不用去亲自过问各个环节和细节。

5、作为正面形象的刘邦没有突破这套体制，放弃了将刘如意换做太子的想法。作为负面形象的明宪宗朱见深也没有突破这套体制，始终没有将最宠爱的万贵妃立为皇后，其实这应当是群臣们的意见与看法。对于皇帝个人来说，这样的结果可能有些让人难以接受，但对于整个国家来说，绝对是积极意义占主要地位的。历史上也有作为教训的案例，比如秦始皇的继承者秦二世胡亥，勾结赵高肆意扩张皇权，同时，丞相李斯也主动做出妥协，削弱了相权对皇权的制约，结果，在原本的平衡状态被打破后，仅仅二十四年之后（秦二世在位：公元前230年-公元前207年，秦子婴在位：公元前206年），庞大的秦帝国就土崩瓦解了。

谭嗣同曾经指出：“两千年政治，秦政也。”伟大领袖毛主席也说过：“百代皆行秦政制。”一套制度可以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一直延续下来，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其合理性与科学性，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可以说，中国的皇帝并不能任性，而是仅仅作为国家机器上的一枚螺丝钉，时时受到其它部件的影响和制约。据说中国皇帝中有心理问题的人比例不小，其中有严重心理问题的高达1/4以上，也许这就是重重压力的副作用吧。

看来某些人的“皇帝梦”，以及想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像皇帝一样为所欲为”的梦，都得醒醒了。没有人可以不受任何节制，没有人可以不顾及别人的感受与想法，没有人可以在原则和制度之外为所欲为。这些都是不切实际的妄想，过去没有实现过，现在和将来也不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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