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说历史11-“豢养”问题和官员

清朝康熙年间，有位官员叫噶礼，据说还是康熙乳母的儿子，妥妥的裙带关系。这个人好像也没有什么大本事，不过是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康熙亲征噶尔丹的时候，负责督运军粮没出现什么问题，后来陛见时也表现的挺从容罢了。当然，康熙也许另外考虑了其母亲的因素，于是，三年后（1699年）擢升其为山西巡抚，再过十年（1709年），又进一步升至户部侍郎和两江总督的位置，绝对让人羡慕嫉妒恨哪。要知道，户部最有钱，而两江总督管辖区域之重要，以至于通常都是于成龙、林则徐、曾国藩、沈葆桢、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这类“超级牛人”才能担当的呢。

其实对于这些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官二代”来说，只要能够恪守“不折腾”、“不惹事”的为官处事原则，基本上一辈子就可以“多聚金钱，多置良田美宅，多买些歌儿舞女，多多娱乐，日夜饮酒相欢，以终天年，并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的产业”（引用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之语）。没有几个人会过分关注其“私生活”的，当然只要不头脑一发热，到外面公众场合或媒体上“炫富”。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噶礼这个人虽然能力有限，贪欲却不得了。正好又遇上了执政中后期的康熙，已然变成一个对贪污、贿赂、渎职之类行为表现地相当“大度”的君主。有句话叫做“小节不惩，必成大奸”，噶礼正是在康熙一次又一次的袒护之下，越来越肆无忌惮，胃口也愈加撑大。最后，终于在1711年（康熙五十年）爆出让当世和后世惊诧不已的“江南科场案”。这个事件中常常被广大群众茶余饭后挂在嘴边的情节有：1、考生把南京“贡院”的匾额涂改成“卖完”。2、千余名考生把财神像抬进苏州孔庙明伦堂（主殿）以“供奉”。3、编制讽刺正、副主考官左必藩、赵晋的顺口溜，并在街头巷尾四处传唱：左丘明两眼无珠，赵子龙一身是胆。到了这个地步，“上头”再也没有更多的手段来继续保住这个人，至少社会舆论已经形成了巨大压力，而刚正廉吏张伯行等人坚持不懈的弹劾，以及噶礼母亲（也就是康熙乳母）的失望之极和大义灭亲，促使康熙不得不处决了噶礼，并抄家。

据说负责抄家的官员将“房产七十五处，地一百余顷，当铺十三所”的清单呈送上去的时候，康熙居然大怒道：“噶礼赃银甚多，如此恣行贪污，婪赃累累，何竟无一人劾奏？！”这真的很不讲理哦，因为在此前的十余年时间里，不计其数的文武官员弹劾过噶礼，从来都没有消停过，但均被康熙给一一驳回，留中，甚至转发给噶礼阅，以作为打击报复依据了。试想如果没有康熙多年来的悉心“豢养”，怎么诞生这么大的一只“老虎”呢。

我们国家有这样一个不大好的传统，用一个词组来概括差不可以称作是“官道尊严”。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官员是“绝对神圣”的，下面唯有“景仰”而已，不能有不同的意见，并要尽可能维护，即便官员本身已出现问题。2、官员只能上，不能下，至少要一直维持住现有的“级别”，直到年龄太大，或是身体出现严重问题。3、只看所谓的“能力”，而忽视其它一切因素，发现性格上、工作方式上有问题，甚至是存在贪腐行为，都尽量为之掩盖，只要不够得上犯罪判刑的“高”标准就可以了。这也是千百年来无数官员总是“带病提拔”，并一步步走向万劫不复深渊的重要诱因。或许，某些官员的“权威”和“威信”需要加以适当的维护，但这绝不等于有人可以拥有超越法律和纪律的特权，也绝不等于我们可以随便放弃基本原则或是突破底线。

昨晚，新中国成立以来被逮住的最大一只“老虎”一审宣判了。在央视播放的庭审最后阶段实录里，“周大老虎”的满头白发，给了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以极为强烈的视觉冲击。回想几年前TA还在台上的时候，那是何等的威风与得意，与现在的面貌和状态形成鲜明的对比。即便在一两年前，有些人也是错误的认为“刑不上大夫”是一条无法变更的铁律，以为我们国家还是有“铁帽子王”的。但现在的事实均毫无疑义的在郑重宣告：任何人与任何组织都不可能脱离法治国家这个框架。

说句有些粗糙的话，对某些官员的培养和"爱护"不可以搞的像养猪一样，非要等到足够“肥”了才拉出来宰杀掉，而是要在平时，在一开始就得注意“防微杜渐”这个问题，在其刚刚有那么些个“破戒”或是“破戒”苗头的时候，马上给予其一个“当头棒喝”，使其立即惊醒，收手，并引以为戒，成功回归到正常的、合法的轨道上来。这样做可是比出了很大很大再也遮不住的事情，基本上已经不可收拾之后，再想着怎么追究责任要好的多。首先，可以及时挽回甚至避免党和国家的巨大损失，其次，也是最好的保护更多干部，最好的使“干部培养成本”不至于打水漂的治本之策。

要知道风险管理的最高境界，在于从事前就开始有所行动，尽力避免风险的发生与发展，而不在于风险已经大规模暴露之后，再被动地想办法处置和化解。在上面说的噶礼的故事发生了数十年之后，差不多是在十八世纪下半叶的样子，清王朝又出了一个情节相似，但严重程度和危害性更大的贪官——和珅。而这一次可算是动了整个国家的元气，因为虽然和珅最后也落了个被处死、抄家的结局，但清政府在民间的良好声誉已荡然无存。再过四十年之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又来了，内外交困的清政府逐渐走上了穷途末路。

有人说执政当局的腐败存在着一种循环性的历史周期律，但据行者看来，其实都是一种没有强有力约束的集权、专断体制所惹的祸。也就是说，如果人人都能负起责任来，最起码负起监督的责任来，破除对权力、对个人的迷信，真正崇尚法制的无上尊严，真正把”不以恶小而为之“这句话当回事，就可以有效地斩断这个链条，使整个国家走上一条健康、平稳发展的道路。

需要强调的是，对贪官、酷吏的过度“包容”和纵容，不仅会使这些人对国家法度不以为然，更严重的后果则是让失去信心和耐心的群众将会进一步对这个国家的法制性、公平性不以为然，这将是没有任何办法来无法挽回的后果。

如今，大张旗鼓地反腐已经有好几年了，我们不应再继续满足于个别贪官的受到惩处，满足一时之快，而应当从贪官生存的土壤等方面入手，更多的从顶层设计，从体制和制度的改进方面来做一些思考。这是我们跳出反贪总是“反不完”的这个历史周期律的关键，也是现在我们可以成功超越前人的重要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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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广西的网友【夏之郎】为“周大老虎”填了一首《永遇乐》，写的非常好，转过来与大家分享：

白鬓如霜，好歌如梦，哀起高殿。
俗客身低，无期一判，意懒声恹倦。
早谙罪孽，秦城暮鼓，自垒厚墙花浅。
又何况，良辰散尽，且栖小园应惯。

当初唤雨，群魔同乱，袖舞豪庭无限。
数亿民膏，经年狂敛，堆就归幽院。
榻前娇媚，金钗耀目，暗处旧欢新怨。
戏终也，纤腰何处，笑谁梦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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