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银行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从经济意义上来说，它是中国最大的资产管理行业，掌控着全国最多的金融资产，影响着亿万国民的身家。

但从非经济层面讲，它的意义或许更为重大。它是国家宏观调控的工具之一，更是有效进行国家治理、处理好央地关系的一个枢纽。

因此，监管银行一直是中国金融领域的头等大事——没有之一。2017年2月，作为中国广受关注的明星官员之一，郭树清从山东省长的位置上重回“一行三会”，担任银监会主席，这一人事变动无疑也释放着某些信号。

那么，银行的风险在哪里？呆账、坏账或者流动性吃紧，这些周而复始的问题不过是表面现象。银行真正的风险，在于别处。

一个银行“顶”15个保险

2017年的三四月之交，中国北方的工业大省山东爆发了债务连环危机，主要的商业银行在当地的分支机构都是债权人，并深陷其中。

在债务危机爆发前，即2月底，“金融专家”郭树清已离任山东省长，并重回“一行三会”金融监管系统，担任正部级的中国银监会主席。

在担任山东省长之前，郭树清已是证监会主席，而本次调回金融系统，再次担任和证监会主席平级的银监会主席，这种“路径”有点不寻常。在外界看来，这并不符合中国金融官员旧有的升迁路径，即从金融系统出任地方大员，再回到中央政府时，职务往往有所提高。

不过，换个角度看看问题，就再明白不过了。银行对于中国的国家治理而言，太重要了，银监会主席肩上的担子并不是“正部级金融大员”这个职位所能囊括的。

如果把银行业也算作一个资产管理行业，那么在中国资产管理机构的势力版图之中，银行就是“大象挤进了浴缸”。其它所有行业的规模，在银行面前都相形见绌。

2016年年末，中国银行业的资产总规模为232.3万亿，其它三大资产管理行业保险、信托和公募基金分别为15万亿、20.22万亿和9.16万亿。换言之，银行超过后面三者总和的5倍，几乎分别等于15个保险业、11个信托业和25个公募基金业。

实际上，作为四大资产管理行业“老二”的信托业，其主要监管机构也是银监会。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说，银监会监管着中国人最多的货币资产，和其它两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相比，银监会更加具有“系统重要性”。

这种重要性，让郭树清一上任便掀起了“监管风暴”，这种“风暴”，近年罕见。在中国的金融领域，监管最有效的措施不是“发文”监管，而是实际处罚和公布名单。

“文件式”监管，即用更加严格的规定来规范金融主体的行为，往往很难，因为金融机构总能找到“规避”办法。更重要的还是，不规范的业务往往是金融机构利润的主要来源，监管“与虎谋皮”，收效甚微。

把处罚落到实处，并向社会公布的办法则是最好的监管手段，往往事半功倍。因为，中国几乎所有的股份制银行、大部分大型城商行都已经上市。

在金融监管高压态势下，监管信息往往会影响股价和投资人信心。比如，银监会网站4月12日公布了一份名为《关于切实弥补监管短板，提升监管效能的通知》（下称“《通知》”）的监管文件，第二天，民生、招行、浦发等银行纷纷出现了下跌。

近期，因为银监会频繁出台监管文件和公布处罚通知，平安银行、北京银行、兴业银行这些“创新业务”做得如火如荼的中小银行，多次遭受股价大跌。

记者在银监会网站上可以看到，4月份，银监会处罚信息公开的密度大幅超过了以往。据银监会的数据，2017年第一季度，银监会系统作出行政处罚485件，罚没金额合计1.9亿元，处罚责任人员197名，其中，取消19人的高管任职资格，禁止11人从事银行业工作。

仅在2017年3月29日，银监会机关就作出了25件行政处罚决定，罚款金额合计4290万元。违规行为包括了票据违规操作、掩盖不良、规避监管、乱收费用、滥用通道、违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等。

可以说，郭树清掀起的这轮银行整治风暴是近年来前所未有的一次银行大整顿。这背后，显然是银行资产规模的经过近十年的高速扩张之后，各种风险的日益堆积，越来越引发了高层的重视。

严防债务问题引发社会风险

综合监管部门近期的监管文件和各类监管措施，可以看出，监管层主要目的之一是限制“僵尸企业”对资金的无限索取，以及切断银行体系资金过度流出银行的途径。

“僵尸企业”会引发债务问题，危机银行体系的“健康”。长期以来，中国银行体系的贷款主要都流向了以政府信用为背书的中央国企和地方国企系统，这些国企并无存在所谓的“违约风险”。因为，它们背靠政府的信用和显性担保，债务可以通过一些特殊的方式进行展期、借旧换新或者所谓“债务置换”，并无法律上的违约之忧。

一些大型民营企业则不然。在经济向好时，这些企业尽管没有“显性担保”，但作为地方经济的支柱，其贷款往往有着政府的“隐性担保”，从银行贷出大量资金，进行过度投资，帮助地方政府做大经济盘子。

但是，在经济下行之时，“隐性担保”则很容易出现问题。当企业无法支付利息，那么银行将瞬间陷入一种追债的“囚徒困境”。这是中国基层金融特有的一种现象，而它往往是大型民企的“杀手”。

简单来说，即作为债务人的银行都明白，企业尽管不是国企，但作为当地龙头，关系到地方的就业和社会稳定，政府肯定会进行一定程度的“兜底”。不过，银行之间很难达成这种默契，即都不追债，而是让企业渡过难关，等经济景气，企业自然还本付息，这对大家都好。

于是，总有一家银行率先追债，希望抢在别的银行之前最大限度保障自己的利益。其实，作为债权人的十几家金融机构全都这么想的。最终，所有人全部蜂拥到企业，追债之迅猛，如同“扒房牵牛”一般。

实际上，中国很多名噪一时的民企，都是因这种融资路径和追债模式而崩溃，而金融机构的这种“囚徒博弈”式蜂拥追债，则是压垮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郭树清调任银监会主席后不久，山东一些地区就发生了大面积的债务违约事件，而牵涉其中的主要都是当地的大型民企，对当地的就业和经济发展具有相当的重要性。这不是山东一地的教训，而可能是很多地区尚未爆发的风险。

另外，何为资金流出银行？简单来说，就是本该进入银行体系的钱，或者已经进入银行体系的钱，正流出银行，然后通过一些灰色地带的“金融创新”，层层加价。最后，再进入高收益的领域，比如楼市、股市。

这个资金脱离银行的过程，产生了两个严重的负面效应。一是增加了企业的融资成本。一方面，中国银行业的贷款利息本身就不低，如果再经过影子银行的不断转手和“层层加价”，那么，通过“影子银行”之后，资金成本必然更高，这意味着实体经济根本负担不起。

自然而然，高成本的资金也不会去实体经济，只能去高风险领域。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可以说中国银行体系正在逐渐失去为实体经济融资的功能。

实际上，近年以来，高层已经多次强调金融要支持实体经济。但另一方面，金融系统内由于利益关系的盘根错节，资金“脱实向虚”的趋势并未根本扭转。因此，堆积着中国最多金融资产的银行业，迫切需要一位“金融强人”重树行业的监管，以对虚拟挤泡沫，对实体输资金。

另外一个简单的道理是，资金脱离银行，进入“影子银行”体系，最终很可能会引发群体性事件。因为，“影子银行”多数的金融产品都是需要刚性兑付，只要有刚性兑付，就意味着有债务风险爆发的可能性。

2017年，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都是极为关键的一年，避免因债务危机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这是任何金融监管部门都不能等闲视之的要务。

银行基层系统有无风险

银行系统是中国金融体系的“毛细血管”，它深入到了中国社会治理的最基层单位。从积极的层面看，这意味着中国普通群众金融服务的易得性，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意味着银行业可能和基层稳定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中国银监会每年都会公布一份年报，这份年报会会公布银行业机构到底有多么“庞大”。在银监会网站，记者查到了最新的2015年年报。在截至 2015 年底的数据中，可以看到，除了3 家政策性银行、5 家大型商业银行和12 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之外，我国还有133 家城市商业银行、859 家农村商业银行、71 家农村合作银行、1373家农村信用社。

机构众多，从业者更加庞大。截至 2015 年底，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为 380 万人。以上仅仅是纳入监管部门统计口径的数据，如果加上其他与银行金融机构进行业务合作的个人和单位，那么数量将更为可观。

“银行大军”的数字很可能超过了中国房地产中介的大军。有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中国房地产经纪行业（中介）注册机构超过5万家，而从业人数不过才超过100万。

银行的盈利方式也决定了风险的产生路径，这个路径很简单。银行从业者多半采取“提点”模式赚钱，不论是内部信贷经理，还是外部资金掮客，都是从资金借贷（包括拉存款、放贷款）中“提成”，这意味着资金借贷的数量越大，频次越频繁，那么收入越高。

这种普通人的欲望，最终也汇聚为银行资产膨胀的动能，无论基层还是大城市，信贷泡沫都开始膨胀。中国380万银行从业者无疑是世界上最蔚为壮观的金融大军，在经济上行之时，他们是经济建设的生力军。但经济下行，每个人都可能成为风险爆发点。

此外，中国银行业的另一大风险则是中小银行特别是民营银行的“股东风险”。4月12日的这份《通知》，信号意义非常明显。在文件的“强化风险源头遏制”的部分，三条规定全都指向了“股东”、“股权”，其中，“强化对股东授信的风险审查，防止套取银行资金”的表述相当醒目。

这一表述，很大程度上是在针对一些民营银行的民营股东。因为，长期以来，“大股东风险”一直都是中国民营银行最大风险。它最常见的模式是，银行对大股东进行超出自己风险承受能力的授信和贷款，最终积聚为银行的风险。在没有存款保险制度的时候，则会转嫁给普通的储户，成为社会风险。

上世纪90年代，海南发展银行倒闭事件就是因为大股东违规贷款，最终导致了银行出现流动性风险所致。近年来，中国最大的民营银行民生银行也多次爆发过大股东关联贷款的传闻，外界议论纷纷。

银行是这个世界上周期性最强的行业，在中国尤甚。当经济上行，企业现金充裕，按时付息没问题，风险就会被掩盖。但经济下行，首先会出现还本付息的困难，接着是银行追债的“囚徒博弈”，最终导致企业陷入崩溃，银行自己的贷款也无法收回。

银行风险的另一表现形式是，储户的资金根本就是“表外循环”。它们根本就没有进入银行系统，而是把银行作为通道进入“影子银行”，在高风险的投资领域搏杀和冒险。最后，因为老百姓对银行“刚性兑付”的预期，风险又再次回到了银行。4月份，民生银行北京航天桥支行爆发的“30亿假理财案”就是这个逻辑。

在中国，银行的意义早已经超越了经济层面，它是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支柱。郭树清肩上的担子，远比外界想象的要重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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