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说历史83-明初的赵官家与沙俄的小父亲

在我天朝五千年的历史中，元朝算是一朵奇葩：拥有空前广阔的疆域，却在国家治理方面却总是一团糟，直到“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口号喊遍中原的时候，其皇室和官僚集团还在忙于各种纠结与争斗。

元末的张士诚、陈友谅等割据势力的首领，其实都是些志大才疏的人物，恰逢乱世，在元朝难以顾及的南方占了块地盘，充当“山大王”。包括后来取得了最终胜利的朱元璋，也不是什么“仁者”，只是属于闷声发财的类型，建立明朝没几年，就立马调转枪口，把一起打天下的“淮西集团”给全部“消除”了。

施耐庵正生活在这一时期，早年曾投奔过张士诚，梦想着干出一番事业，可惜其策略屡次不为张士诚所采纳，不得不愤而离开平江城。朱元璋打败了同时期的所有对手，便迫不及待地开始普查张士诚等枭雄们的老部下，估计是想斩草除根。不过施耐庵躲过了这场浩劫，在故乡（江苏）兴化的乡下隐居起来，写成《水浒传》，算是这一生的最大成就。

《水浒传》的“中心思想”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要说在水泊梁山建立的初期，包括晁天王主持工作的时期，都没有表现出此类倾向。宋公明上山，清理了先前的“老同志”队伍之后，虽然口口声声表示要“替天行道”，要践行“忠义双全”，却愈发表现出和汴梁方面眉来眼去，暧昧不清的模样，一度还强力走了李师师女士的门路，搞起了“枕边风拍马”之特别行动。

从《水浒传》的字里行间来看，对于宋江的路线，作者施耐庵似乎还有点儿给予肯定的味道。这也成为了这部作品在取得文学方面的巨大成就之余，被后世不少评论家毫不留情得开展批判的主要原因。【行者】觉得，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或许就是施耐庵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局限性所致吧，毕竟人家一生的前半段是元朝的粗暴，后半段又来了朱元璋的高压。乱世（元末）给普通民众造成了极大的不安，但是在动荡之后又出现的极权主义（明初），则是让普通民众更加战战兢兢，披上更厚的表面伪装。《水浒传》就是这个时代社会思潮的反映，尽管可能是一种基于恐惧的，完全不同于内心真实想法的反映。

不知道朱元璋有没有看过《水浒传》这种“市井小说”，但【行者】相信，这部小说比较符合这位强势皇帝的思维模式。朱元璋一辈子都在“反腐”，把整个官僚体系折腾的鸡犬不宁，也颇能赢得当时和后世不明真相吃瓜群众的“认同”。然而，对于让自己不满意，不高兴的人和思想，朱元璋也从来都是毫不留情，毫不手软的，常常是一次就连坐几千人，上万人，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直接就成批地咔嚓了，可以说这是整个明朝时期最恐怖的一段时间。

在《水浒传》中，宋江及其追随者们，一提到“赵官家”，瞬间便能够打起十二分精神。可惜这是明朝初期的现实，而并不是宋朝的情况。要知道，宋朝自立国之初，便立下了“不杀士大夫”和“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皇家祖训与国策。宋朝有过许多次党争，但很少有过人头落地的结果，比如苏轼，在1079年（元丰二年）陷入“乌台诗案”，政治前途是没有了，却仍可以“降职留用”，后来到了黄州，还悠然自得地写下诗句：“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把自己的对手——还是党争中的胜利一方——公开的狠狠嘲弄一番，当然，这是建立在苏轼预先判断自己不会因言获罪的基础之上。到了《水浒传》成书的时候，如果再有文人敢如此“放肆”，那在朱元璋的眼里，恐怕就要被认为是严重的“ZHENG治不正确”了。可以说施耐庵相当识时务地对小说情节进行了处理，为光荣的、正确的朱皇帝献上了“赵官家”一直都“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的设定，从而获得这部小说的“准生证”。

不过，小说终究是小说，任何“一言堂”或是经过了粉饰的宣传口径，都将成为一段笑话。我天朝的历史学界，从来都没有人把《水浒传》当成宋朝历史的参考资料，至于那个朱皇帝的个人构想，在自己儿子（朱棣）的执政结束后，便一点点地烟消云散。明朝中后期的国家治理模式和社会风貌，与朱元璋-朱棣时代的紧张气氛形成了明显对比。

后来还有个明朝的皇帝——崇祯，也是个自我感觉良好的人物，面对着内（张献忠、李自成等起义军）外（后金）压力，宣布加征辽饷、剿饷、练饷，还冠冕堂皇的说“暂累吾民一年”。然而这些政策的实际效果却是，各地起义军此起彼伏，越剿越多，辽东的后金军也没有搞定，反倒在战争中快速成长壮大了起来。唯有各级官僚成为大赢家，在加征的税赋中大肆揩油，变得脑满肠肥。最后，“赵官家”的名义也不好使了，李自成带着饥饿的民众冲进京师，其中从山西北部过来的一路上，大部分城池都是望风而逃，甚至主动开门，一度让李自成都不禁疑惑，肥胖的走不动路的官僚们有时候还象征性的抵抗一下，而这“赵官家”现如今怎么落到了这等众叛亲离的地步？

再顺便说说其它国家的历史，算是做个国际比较吧^_^ 沙皇在旧俄国，也是非常善于自我包装，自我宣传的。明明是阶级矛盾已经激化到了简直无法调和的程度，沙皇却坚持认为自己始终和中下层民众站在一起，是广大民众的“小父亲”，是民众们对抗所谓“官僚集团”的重要依靠，需要对其充满热爱与崇敬。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沙皇及其爪牙们在1905年1月，“忍不住”对呈送请愿书的民众们开了枪，是为“流血星期日”。此事件彻底砸碎了沙皇的“小父亲”形象。后来，为转移视线，沙皇又将整个俄国拖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泥潭。于是，俄国民众群起而攻之，将沙皇一家赶出冬宫，并在1918年押往曾经用于流放ZHENG治犯的西伯利亚，尽数处决，算是血债血偿了。

历史上，权谋手段常常被利用，但也常常只能够蒙蔽一时。历史多次证明，有些贪官和酷吏，就是皇帝惯出来的，甚至皇帝直接指使的。所以，有必要仔细考量主要领导者在一个体系中的实际作用和影响力，这也是在一些情况下，需要深入追究某个地区，某个单位一把手责任的重要原因。

有些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以为自己不签字，不留痕，便可以逃脱责任。殊不知，不管是暗示，背地里施压，故意放任，或是怀着不可告人目的来疏于监管，都逃脱不掉管理责任的追究，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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