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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笔记10-上古时代(原始社会-下编)
时间:2020-1-28 0:10:57 | 作者 : 行者 | 分类 : 博客|历史 | 浏览: 次 | 已有 1 人对本文发表了看法

一、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过渡

新石器时代晚期,即公元前3000年左右,中国境内有多个地区开始了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过渡。出现于旧石器时代的部落,由于生产力的进步和交通条件的发展,在这一阶段逐渐走向跨地区(跨县,跨省)的大联合,建立部落联盟。这些部落联盟再相互融合,为下一步中华民族和统一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父系氏族公社时期,血缘关系仍然是整个社会的组织基础。从最低层次到最高层次,社会组织依次为:1、同一男性所生的几代人形成的个体家庭,这是社会的最基本细胞。2、由这些个体家庭共同构成的父系家族(可能还都是同一男性的后代),这是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个体家庭在经济上可能尚未完全独立)。3、若干个父系家族组成的父系氏族公社。4、氏族公社通过联姻或利益关系组成的部落。5、多个部落组成的部落联盟

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所指出的:“私有制、阶级、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过渡,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第一步是到了新石器时代中后期,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之前必须由整个氏族/部落(注1)许多人共同开展的劳动,变为只需要单个家庭/家族的力量就可以完成。第二步是以家庭/家族为单位的劳动模式,使得生产资料逐渐转为家庭/家族所有,越来越多的生产成果也渐渐被留存在家庭/家族内部,接着,土地也被分割到了各个家庭/家族的手中,实际上成为了一种私有财产,这些变化瓦解了原始社会的公有制体系。第三步是由于每个家庭/家族的劳动生产率不同,生产成果(尤其是日常消费后的剩余部分)也存在一定差异,在不同家庭/家族之间出现了贫富分化,同时,氏族/部落的首领也凭借着自己所掌握的权力,为自己的家庭/家族牟取更多利益,这造成了物质/财产积累方面的差别越来越大。第四步是在战争和债务产生大量奴隶,并被氏族/部落首领或富人所占有,通过驱使奴隶无偿劳动,又加速了这些“非富即贵”群体的财富积累,加大了他们与氏族/部落中普通成员在财富、地位方面的差距,最终形成奴隶社会的基本特点:奴隶主对奴隶的剥削,不同阶级的分化,以及为维护这一套体系所建立的阶级统治工具——国家。

从原始社会的“社会管理组织”到奴隶社会的“国家机构”,主要包括以下演变过程:第一步是出现专门的部落/部落联盟首领,或军事负责人(指挥员),但仅仅作为一种为本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全体成员服务的公仆,有较高的荣誉,并无多少实际利益,而且尚未完全脱离生产。第二步是这种领导体制的深化和常态化,虽然这些领导者此时已基本脱离生产,但仍采取推举制的模式,任期结束,年老,生病或是由于其它原因无法履行职责时,就要通过禅让的方式,让新的领导者上位。第三步是氏族/部落/部落联盟的首领将权力私有化,改为世袭制,由自己来确定继承人,用“家天下”替代“公天下”,这就从根本上破坏了原始社会的“民主”制度,将其彻底变为奴隶社会。

在母系氏族社会,氏族大会、氏族议事会通常能够包括氏族的全体成员(不分男女)。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之后,新型“军事民主制”出现,逐渐排斥了女性成员“参政”的权力,同时又扩大了首领和军事负责人的个人权力。再后来,议事机构被少数人所操纵,形成一个垄断权力的“贵族”集团,并最终使得权力世袭化。

成型于父系氏族公社初期的父权制、家长制传统,是阶级分化的最早源头。这种父权制、家长制首先在家庭、家族内部推动了不同成员之间的分化,推动形成了家长或首领对普通成员的统治权,以及这一小部分人(利益集团)对数量越来越多的奴隶们的奴役权。在这个演变过程中,氏族和部落间的战争,逐渐由传统的、纯粹的血亲复仇为主要目的,变为争夺土地、财产和人口。

奴隶制度作为一种较为低级,剥削性、压迫性和残酷性较为严重的阶级制度,具有历史的局限性。单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说,奴隶社会具有比原始社会更高的水平,也正是基于这更高的水平,使得私有财产大量出现并不断积累,进而带动阶级分化。人类也正是在这个阶段更加雄厚的经济基础之上,建立了更加复杂的上层建筑和文化,摆脱了初级的蒙昧和野蛮状态,正式进入到文明时代,确为历史的进步。

二、炎帝和黄帝时期

上古时代,氏族的命名最初多为动物名称,如黄帝所在的有熊氏,这个时期还保留有相当占比的母系氏族。后来进入到父系氏族社会后,开始越来越多地以地名,人名(首领个人姓名),科技发明或特色行业(如燧人氏,庖牺氏等)来命名。由于这一时期尚未出现文字,所以许多历史是以口口相传,代代相传的传说形式流传下来的,带有明显的“英雄史诗”的特点。具体如下图:

简单梳理,上古时期传说中帝王的传承关系如下图(包括传说的成分):

在中国上古时代的传说中,部落联盟(主要指华夏族、东夷、三苗三大集团)之间主要有以下战争:

首先是炎帝集团与蚩尤集团之间的战争,神农氏(炎帝)的后裔共工氏沿着渭河、黄河东进,与正在向西扩张的蚩尤集团发生了冲突,共工氏惨败,有了“共工怒触不周山”的传说(注2)

接着是炎帝集团求助于同根同源(最早同属于少典氏)的黄帝集团,炎黄结盟后,与蚩尤集团打响了涿鹿之战。双方分别使用了飞沙走石,指南车,风神雨伯,旱神,九天玄女等工具或助手,最终炎黄集团打败蚩尤集团。蚩尤集团战败后,一部分融入炎黄集团,一部分南下与南方的部落融合。

最后是炎帝集团和黄帝集团之间发生冲突,又经过阪泉之战,黄帝集团取得整个中原地区(包括原东夷各部落)的领导权,为华夏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炎帝和黄帝被共同尊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

阪泉之战结束后,由于炎黄集团在地域上的极大扩张,与南方的三苗集团发生了最早的接触,但大规模战争要等到尧舜禹时期才真正爆发,其中以舜执政期间发动的战争为时间最长。

上图未标注“阪泉之战”的位置,主要是因为目前就“阪泉”这个地名,在历史学界仍有争议。有人认为是山西省阳曲县或运城市附近,有人认为是河北省涿鹿县附近,有人认为是河南省扶沟县附近。

中国古代普遍认为,上古时期的“三皇五帝”是指伏羲、女娲、神农,以及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其中颛顼、帝喾为黄帝的后裔。历史学界也有人认为,这些帝王都不是具体的历史人物,而是某个部落或部落联盟的代称,或是这些部落所崇拜的神——作为其部落的形象代表。

颛顼在位期间,大大强化了部落联盟首领的统治权,建立起最早的具有国家机构形态的治理体系,加速了氏族公社的解体,促进了中国进入文明时代。在这个阶段,中国的神权与俗权发生了分离,部落/部落联盟的首领逐渐只负责民政,祭司们则专门负责宗教事务。但是与西方有所不同的是,中国的俗权在最早的时候便稳稳的处于“神权”之上,宗教一直须服从于帝王。

据传说,帝喾执政时期,尧,以及商朝的始祖契,周朝的始祖后稷相继诞生。不过也有史料认为,颛顼、帝喾所处的年代,与黄帝有着几百年到一千多年的差距,因此三者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承继关系,而只能算作是后裔,或者说这些帝王的名字实际上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部落或集团的代称。

三、尧舜禹时期

炎帝和黄帝之后,(中原及黄河中下游)部落联盟先后出现三位著名的首领,分别为尧、舜、禹。这个阶段主要有两大特点:一是部落联盟在更多情况下是充当协商的召集人,常常是广泛征求各个部落首领的意见,而不是依靠自己的地位和权势。二是部落联盟首领均由各部落共同推举来产生,具有强烈的原始民主制度色彩,史称“禅让”。与后期的世袭制相比,禅让制强调的是德才兼备(注3)。不过,在黄帝集团取得最终胜利和领导权之后,黄帝集团的首领开始凭借自己的身份和权势,将自己神化,初步形成了帝王的形象,比如有关黄帝、颛顼、帝喾的传说。

在舜、禹分别继承尧、舜职位的传说中,还有先“谦让”给前任之子的情节,这说明到了这个阶段,有些“贵族”和利益集团已经将部落联盟首领的职位看作私有财产,并企图利用自己手中的力量来占有,而舜、禹通过“谦让”之举,试探了双方实力的对比和民心所向,最后,由于传统习俗的约束和舜、禹这些新上位者的巨大威望,丹朱(尧之子)、商均(舜之子)等人未能得逞,未能破坏禅让制度。但是,到了禹去世的时候,禹的儿子启就顺利完成了由“公天下”向“家天下”的转变。

又称“唐尧”,名“放勋”,为陶唐氏部落首领。尧执政时期,先后战胜了干旱和洪涝,完善了部落首领会议的体制(四岳十二牧),这一套最高权力机构不仅可以管理政务,战争和宗教事务,还拥有推举部落联盟首领的权力。鲧就是四岳推荐的治水负责人,可惜其失败了,并被尧处罚(流放)。

又称“虞舜”,姓“姚”(也有史料记载说是‘妫(gui1声)’),名“重华”,为有虞氏部落的首领。舜执政时期,重点加强了教化,选用皋陶建立最早的司法(刑罚)制度,选用鲧的儿子禹,摒弃了鲧所次用的单纯封堵策略,改为疏导的方法,治水成功。

是夏后氏部落的首领,这个部落在鲧的时代,已经发展的非常强大,成为禹行使部落联盟首领权力的坚强后盾。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势,禹曾经沿着颍水南下,在淮水中游(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举办了“涂山之会”,参会的各部落首领(实际上大都已经演变为各自部落的世袭统治者)均履行朝贡礼仪,行臣服礼,以示自己为禹统治下的“诸侯”。会上,防风氏有怠慢之举,禹立即将其处决,这明显超出了上古时期“军事民主制”的界限。随后,禹在对各部落具有更强大控制力和调动能力的基础上,花了数年时间,打败三苗各部落,将“华夏族”的势力范围扩展到长江流域,同时在客观上巩固了自己的“王权”。“涂山之会”被认为是夏朝建立的最早标志,这次会后,禹利用各地进贡的青铜,铸成象征天下九州的“九鼎”(注4),成为后世多个王朝的传国之宝。

四、其它几个问题

(一)中国上古时代传说所映射的真实历史

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学界开始将本国历史推进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号称‘上下五千年’),即炎帝、黄帝、尧、舜、禹时代。就国际上常见的历史学研究方法来看,对于商朝(起始于公元前1600年,距今3600年)以前的历史,目前仍没有充足的考古证据作为支撑,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属于信史和神话传说交织的模式。即便是博学,严谨和掌握了当时最全面资料的司马迁,也未能将神话传说与“真实历史”给完全区分开来,造成了其《史记》开篇的《五帝本纪》等篇目,仍需要做进一步的考据。

不过,就普遍流传的上古时代“传说”来看,并不是完全的凭空想象,而是类似一种“历史的层累”(注5),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上某个阶段人类社会所取得的成果。比如有巢氏发明房屋建筑技术的“传说”,就与巢湖地区的和县猿人、凌家滩遗址有一定关联。比如燧人氏发明钻木取火技术的“传说”,就与北京猿人遗址有一定相同之处。又比如炎帝、黄帝、尧、舜、禹在部落联盟中的领导地位,反映了之前各自分散,很少联系的部落,在这个阶段发展为部落联盟,这在一方面说明生产力的发展带动了交通技术的提升,为部落间的交流与协作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说明人类开始集中更为强大的力量,为改造自然发起更大的攻势,这将进一步拓展人类活动的范围,增加产出和积累,为原始社会演进到奴隶社会创造物质条件。

(二)中国文明的多源头特点

在上古时代,中原地区的部落就开始自称“诸夏”,炎帝和黄帝两支结成部落联盟之后,又开始统称“华夏”,或是单称“华”或“夏”。对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上的其它民族,“华夏族”称之为(东)夷、(北)狄、(西)戎、(南)蛮。但其实在先秦时期,“华夏族”、东夷、三苗(南蛮)共同构成了后来“中国人”的三个最主要来源,其中“华夏族”主干——少典氏的早期源头,来自东夷的伏羲氏(太昊)、少昊氏。

不同地区原始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迁徙,为形成统一国家奠定了基础。比如三星堆文化,比如良渚文化,其范围之大,延续时间之长,遗迹与内涵之丰富,都充分证明了长江流域等地区,与黄河流域一样,同为中国文明的重要起源。

(三)洪水等自然灾害对原始社会的影响

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古代文明,都有着关于遥远年代发生过大洪水的传说。比如在西方,就有着著名的“诺亚方舟”的故事,而在中国,大禹治水正是与之对应的古老传说。另有证据表明,仰韶文化可能最终淹没于上古时代末期的频繁大洪水。良渚文化遗址核心区有11条水坝,而这个文化最终可能也是被气候变暖所导致的海平面上升,以及后来形成的大洪水所淹没。

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演进过程中,可能有这样一个时期,由于“冰河时期”的交替规律请点击这里查看更多内容,在连年大洪水(冰河消融期)过后,人类迎来新一轮的跨越式发展,生产力快速进步,大量剩余财产的积累,造就了奴隶主阶层。大禹治水时期,大规模洪水可能已经结束,大禹所做的工作,就是清理小规模洪水的影响,而在此基础上,人类跨过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门槛,演进到奴隶社会。

(四)尧舜禹时期“禅让”表象下的和平与武力

山西省南部,汾河中下游的襄汾县,有一处主要属于龙山文化类型的“陶寺遗址”,考古学界目前已普遍认可这里是尧时期的都城。从已经发掘的成果来看,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原始社会,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贫富分化、阶级分化。在此基础上,传统儒家所认为的“惟贤惟德”式的禅让,也受到了一定质疑。中国的历史学界在先前就有舜继位时与尧之子丹朱开战,禹继位时与舜之子商均开战,启正式开启“家天下” 模式时与皋陶之子伯益开战的记录。陶寺遗址最晚期的一些遗迹也清楚地表明,有“入侵者”(注6)攻陷了这座都城,进行了屠戮,毁坏了建筑,并废弃了整个城池,这就意味着“尧”(或是托名于‘尧’的许多代帝王)执政的末期,在其它地方出现了军事、政治实力更强大的实体(可能是托名于‘舜’的新争取帝王之位的人),不断积蓄力量,最终通过暴力方式夺取了“天下共主”之位。因此,所谓的“禅让”,不过是为了掩盖这种“夺权”或称之为“弑君”行动的一个传说罢了。

《韩非子》有云:“古之所谓圣君明王者,非长幼弱也,及以次序也;以其构党与,聚巷族,逼上弑君而求其利也……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誉之。”《竹书纪年》也有记载说:“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放尧于平阳。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这两本书比《史记》要早,可能更接近于真实的历史,并可能在成书的过程中记录了当时尚存在着的资料。这也符合渐进式的历史发展模式,即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转变,有着数百年的过渡期,而不是启这一代人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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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氏族和部落都是原始社会的人类社会基本群体。氏族通常是有血缘关系的人组成的群体,整个群体有一个共同的祖先。部落一般是不同血缘的人组成的群体(也有可能是血缘相对较近的人组成的),但具有相同的地域、名称、方言、习俗和信仰等文化要素。

注2:《淮南子》有云:“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

注3:关于禅让,《史记·五帝本纪》有这样的记载:“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

注4:大禹的时期铸造的九鼎分别为:冀州鼎、兖州鼎、青州鼎、徐州鼎、扬州鼎、荆州鼎、豫州鼎、梁州鼎、雍州鼎。大禹把九只大鼎集中存放在其“都城”——阳城,显示其为普天下之主。夏朝灭亡后,九鼎被转移到商朝的国都亳邑。商朝灭亡后,九鼎再次被转移到周朝的国都镐京,后又转移到新都洛邑。

注5:这是顾颉刚先生提出的观点,即时代越往后,一代一代层累出来的带有传说色彩的“古史”就越长。举例子说就是,西周时,认为最早的帝王是夏朝的禹,东周春秋时期(孔子)加入了尧舜,战国时期,又加入了炎帝和黄帝,到了秦朝时,又出现了“三皇”的概念,汉朝以后,形成盘古开天辟地的传说。

注6:关于这个时期对陶寺遗址的入侵者,大部分历史学者认为是托名于“舜”的新争取帝王之位的人,也有部分历史学者认为是来自北方(山西北部)石峁部族。有传说认为,石峁也是黄帝部落联盟的后裔,但可能与后来的匈奴相似,在北方偏远地区生活时间久了以后,便弃农耕而转为畜牧业。当降水量、气温等自然条件偶尔发生变化的时候,便南下抢掠以弥补自身常规生产方式(畜牧业)产出的不足,就像后来犬戎对西周王室的攻击,匈奴对秦汉帝国的攻击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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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于2019年5月12日晚开始动笔,花了八个多月的时间,终于完成初稿^_^

扩展阅读:《史记·五帝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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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网上分享导语】昨天是“特殊春节”的第四天,小盆友在客厅来来回回跑了很久,估计是在抓狂的边缘游走。就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居然把这篇长文给成功收尾了~~~虽然,前后拖了八个多月。估计我的拖延症是没救了,按照这种速度,一个朝代写一篇到两篇,写完民国的时候,我已经快要退休了。这还不算中间可能要穿插着写的各种专题分析——这种文章写起来很过瘾的,一发就不可收拾,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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