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是中国最坚定、最勇敢的革命者和改革者

上世纪前半叶的中国，真的称得上是糟透了。虽然有过辛亥革命这样的事件，却总是屡战屡败，让全体国人几乎看不到什么改革或是革命可以取得成功的希望。在这种“城头变幻大王旗”日益成为一种“常态”的大环境下，由越来越多的失望而逐渐陷入绝望，应当是一种理所当然以及被充分理解的结果，正如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中所引用的一段话：这是“一间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而普遍的观点则认为“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

根据上一段所述的情况，我们国家所面临的更大可能性也许是一直烂下去，并且越来越烂，正如十八世纪晚期（即乾隆执政后期）以来，尤其是十九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前后）以来的历史轨迹一样。

不过，又正如鲁迅先生在《中国人失去自信力了吗》这篇文章所强调的：“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先生写这篇文章是在1934年，三年前，“九一八事变”丢了整个东北，两年前，虽有十九路军的英勇抵抗，却又让蒋介石集团将上海拱手相让于倭寇。而当时更让人忧虑和寒心的是，政界的大部分官老爷和舆论界的不少名人，除了公开认同“失败主义”论调外，唯一做的与抗战有关的事情，居然就是一些诸如“时轮金刚法会”之类的奇葩活动。当然，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在我天朝有着悠久的传统和深厚的土壤，每当民族和国家遇到困难的时候，“真命天子”和“弥勒转世”这些思想，总是会沉渣泛起，被有意的人所利用，同时获得无意的“围观群众”的广泛支持，即便其负面影响和作用从来都是占据着主要位置。

幸好，我们这个国家时不时会出现鲁迅先生这样的坚定的、勇敢的革命者和改革者，在暴风骤雨中为我们国家（民族）这艘硕大的、古老的航船撑住了帆，把住了舵，即便称不上“凤凰涅槃”，却总是能够在最终安然渡过一个又一个险滩。金庸先生在《明报月刊》也总结到：“我们民族有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外族的入侵常常是我们民族的转机。”

前段时间，有不少媒体相继发表一系列分析或评论，提出要努力“形成推动深化改革的强大合力”。行者认为，这正是目前所需要高度重视的最核心问题，也就是说，在改革逐渐进入深水区，诸多难点相继浮出水面并日益突出的大形势、大环境之下，如何增强和坚定信心，如何激发出更多更新的活力和动力，如何在体制机制改革和顶层设计的优化等方面取得突破，如何彻底战胜固有观念和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和挑战，如何在获得广大人民充分支持的基础上把改革一直推进下去，都是需要认真思考和积极实践的要点。

当下主要有三类与深化改革相悖的思潮。第一类来源于既得利益者，它们在继续兜售了应当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血统论”和“等级观念”，试图继续通过“愚民”政策来维护自己的“地位”与利益，让人民群众继续相信这些“传统”都是合理的，牢不可破的和可以千秋万代延续下去的。第二类来源于形形色色的投机分子，它们打着“改革”的幌子，实际上全都是以前的糟粕，只不过换了一种宣传方法，伪装成“新事物”，用以欺骗“不明真相的群众”，来实现自己对利益的攫取，某些时候，它们甚至敢于对中央的好政策加以断章取义或是故意曲解，借“宣贯”改革新政的机会，行“妄议中央”的勾当。第三类则来源于对改革缺乏信心的人，我们国家历史上经常有此类情况，这些人看起来并不反对改革，却排斥一切新事物，同时绝不相信任何改变的可能性，要说在这些人的内心深处，对既得利益者（尤其是掌握了一定权力的既得利益者）的畏惧，以及对投机分子的盲从，绝对是复杂而众多的，虽然他们对改革也许没有直接危害，却会以自己的颓废态度，严重影响不少周边群众对改革的信任。

关于改革，鲁迅先生曾经有这样三句名言：“愈艰难就愈要做。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坦途在前，人又何必因了一点小障碍而不走路呢？”“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客观的说，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再苦再难，也比鲁迅先生所处的那个时代要好的多。最起码，鲁迅先生逝世的时候（1936年），中国依然处于（国内）无边的黑暗和（国际上）无尽的败绩之中，而我们所站立的这个深化改革的起点，有将近四十年持续改革开放的基础，有大批“改革促进派”正在脱颖而出的全新气象，虽然还常常听到杂音，虽然还时不时面临着无比顽固和看起来好像很强势的负隅顽抗，但历史终将证明，旧事物的逐渐消逝是主流，是方向。

这一轮深化改革刚刚开始的时候，美国就有媒体和政治评论家、历史学家提出，需认识到，这应当是一段三十年左右的“再出发”的起点，而不能过于简单地追求在过短的时间内取得重大成就，否则，将无法真正的解决好许多问题，并将无法在最终获得成功。行者认为，第一是要有积极的态度，第二是要有足够的定力，要像鲁迅先生那样，勇敢地去做，并且坚持不断地做下去，唯有达到了这两点要求，才称得上是一个有益于人民，有益于历史的，真正的改革事业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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