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有时候就跟鸦片一样

记得在多年前，逛街时看到有一位戴着红袖章的“卫生协管员”，正在严厉训斥一位估计是不小心丢了张纸片的路人。为什么说他是“不小心”呢，因为其认错态度绝对是相当诚恳的，甚至还带有一些唯唯诺诺、战战兢兢的色彩。行者认为，如果是一个“老油子”，就凭那道“红袖章”，是根本压制不住其“气焰”的。不过，这位“协管员”并不认为是一次“轻松”的“执法”，选择速战速决，反倒是觉得逮住了一次可以充分展示自己“权力”的机会。虽然它连“罚款”都没有——政府交给它的好像只有“劝导”权，但丝毫不影响它在“弱势群体”面前摆威风，当然，也只能在“弱势群体”面前摆摆威风而已。

在目睹这一幕“戏剧”之后，【行者】的弟弟开玩笑说，这个“协管员”厉害，别看“职务不高”，起码是“括号：享受正处级待遇”的。

据说在我们国家的古代，“行政权力”最低只到县一级，县级以下的乡村，执法者通常不能随便前往骚扰，主要是委托“三老”之类的群众领头人或民间组织来搞“自治”。而“三老”在日常工作中，也从不表示自己有什么“身份”或“权力”，大部分情况下，都采取依托公序良俗来开展“教化”的方式。

不过到了后来，有些东西渐渐就变了味，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觉得自己被赋予了“权力”，有“地位”了，可以“管人”了，甚至可以随心所欲地“管人”了。【行者】上大学的时候（十年前），网上就有段子说，我天朝最厉害的“执法机关”，要数居委会老大妈们组成的“小脚侦缉队”，因为她们什么都想管，又什么都敢管，而且是直接面对最广泛的基层人民群众的，此外，在具体“执法”过程中，“自由裁量权”还大得很，基本上没有什么操作规范，“出了事”，也就算是吵嘴拌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够不上刑法，或许也够不上治安管理处罚条例。

在刚刚过去的高考中，我省池州市石台县发生了一起让人感到非常悲伤的事情，一位近视度数达到四百多度的考生，在考试期间，其眼镜多次被监考人员收走，并声称要去做是否有作弊机关的鉴定，而最终的鉴定结果却是没有任何问题。该考生家长在事后要求教育局开展调查并作出责任认定，但“官老爷”们给出的结果是“符合程序与规定”。

【行者】当年高考之前，老师就专门给我们上了一课，说高考的监考人员中，并不能排除“心理不健康”的人士，在这种情况下，唯有忍耐，否则，将有可能“挨整”。对于这些“心理不健康”的人来说，最重的处罚也许就是批评和扣钱，但对于考生来说，可能就影响这一辈子的前途了。《检查日报》对这件事的报道中（检察日报评高考生眼镜多次被收：无辜躺枪，实是难以承受之重），有句评论写的很好：“程序看上去是正义的，但结果显然是不正义的。”【行者】觉得，对于这种情况，处理的方法有好几种，作为理性的监考人员，应当是从中选择一种负面影响最小的，以最大限度地保护好考生的合法权益为目标，因为人家毕竟“十年寒窗”，就看这几个小时的发挥了。但监考人员居然反其道而为之，看来，这位“极大不幸”的考生，估计是遇上【行者】的老师们当年所提到的那些个“心理不健康”的人了。甚至可以略带邪恶的“合理”怀疑，这位监考人员是不是那段时间心情不好，或受到了什么刺激，故意在考场上找茬儿，以寻求一种“报复”的快感。

鲁迅先生在《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中，说某些“英勇无敌”的集团，不过是有“屠戮妇婴的伟绩，惩创学生的武功”罢了。“权力”有时候就跟鸦片一样，让人上瘾，更容忍让某些人失去理智，产生自我膨胀，以为可以不受任何制约的幻想。这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同时还需要意识到，这么多年来我们国家在这方面似乎没有什么长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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