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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鼎革与中国的近代化
时间:2021-2-7 12:8:11 | 作者 : 行者 | 分类 : 博客|历史 | 浏览: 次 | 已有 0 人对本文发表了看法

一、引子

最晚到十九世纪的上半叶,中国的疆域,还是状如一片安静的海棠叶。这似乎代表了一种东方的处世哲学:富庶,淡然,无争。然而,这种“闭目养神”而绝不是“韬光养晦”,与当时世界的新潮流已不相适应。到了十九世纪中期,从遥远的西方,陆陆续续来了许多正在大踏步迈向近代化的列强,他们用最新式、更强悍的坚船利炮,轰开了这个古老国家的大门,将中国直接拖进首次出现的“全球体系”。当然,也在客观上开启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如果当时中国提前做了一些准备,或者不至于以一种比较被动的姿态来迎接这“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今天也许就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样子。至于这一段近代化历史的分路口,并不在西方已经初步崛起和拉开东西方差距的十九世纪,而是要追溯到两百多年前,即十七世纪中叶的明清鼎革时期。本文正是从那个时点入手来做分析。虽然历史的发展从来都没有重启键,但依然希望能够从这段历史中找寻规律,总结经验。

二、明朝衰亡和清朝取而代之的原因

耶鲁大学教授,美国历史学会前会长史景迁在其著作《追寻现代中国》中指出:“1600年的中华帝国,是当时世界上所有统一国家中疆域最为广袤、统治经验最为丰富的国家,其版图之辽阔无与伦比。当时的俄国刚开始其在扩张中不断拼合壮大的历程,印度则被蒙古人和印度人分解得支离破碎,在瘟疫和西班牙征服者的双重蹂躏下,一度昌明的墨西哥和秘鲁帝国被彻底击垮。中国一亿二千万的人口远远超过所有欧洲国家人口的总和……16世纪晚期,明朝似乎进入了辉煌的顶峰。其文化艺术成就引人注目,城市与商业的繁荣别开生面,中国的印刷技术、制瓷和丝织业发展水平更使同时期的欧洲难以望其项背。”但仅仅过了不到半个世纪,明朝便土崩瓦解了,其掘墓人,是一个驿卒(李自成)所带领的未经过专门军事训练的农民起义军,以及关外蛮荒之地不到二十万的八旗军。

关于明朝灭亡的原因,崇祯皇帝在临死前发表的论点是:“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简单来说,就是甩锅给满朝文武的不负责任。九十多年后,乾隆皇帝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及天启时阉宦之专横,大臣志在禄位金钱,百官专务钻营阿谀。”但这些都局限于“技术层面”,即便在技术层面上,崇祯皇帝自身的多疑,自负,反复无常,也成为了明朝衰亡的重要诱因。因此,有必要跳出这些相对狭隘、片面的认识,从更加开放的、广阔的“大历史”角度,来系统分析明朝衰亡的原因。

(一)必然性:无法摆脱的历史周期律

1、土地兼并问题

明朝时期,与以往朝代相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明朝初年,为了巩固朱明皇室的统治地位,同时也为了照顾到整个地主阶级的核心利益,明太祖朱元璋实行休养生息,轻徭薄赋的政策,下大力气打击官僚队伍的腐败,抑制功臣、贵戚和豪强地主兼并普通农民的土地,充分保护小生产者的利益和对小块土地的所有权。再经过明成祖朱棣(永历皇帝)、明仁宗朱高炽(洪熙皇帝)、明宣宗(宣德皇帝)朱瞻基的接力,终于创造出“洪永熙宣盛世”,奠定了中国在当时的亚洲乃至全世界的领先强国地位。

然而,以上这一切并不意味着土地兼并这个老问题的解决,而是在旧有体制基础上的深度挖潜,等到这一套体制的潜力被挖的差不多,许多矛盾就不可避免地暴露了出来。明朝中期,经济和生产力继续快速发展,农产品大量商品化,民间海外贸易兴盛,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在这样的新形势下,大地主集团越发奢侈,沉迷于享乐纵欲,因此也加大了对金钱的追求,加快了土地兼并的步伐,企图占有更多的生产资料,以获得更大利益。由于皇室、贵族和官僚享有减免赋税的特权,赋税自然就转移到了没有特权的中下层地主及农民的头上。地主阶级剥削的加重,以及明朝政府税赋和徭役征派的越来越多,促使农民阶级揭竿而起。明朝中期的正统皇帝(明英宗)时期,各地起义已层出不穷,同时又发生了蒙古瓦剌部将明英宗俘虏的“土木堡之变”,明朝官方的画皮直接被撕破。随后,东南沿海又出现了倭寇,横行数十年,还有葡萄牙殖民者侵占澳门,荷兰殖民者侵占台湾。“南倭北虏”,内忧外患的局面,让明朝政府陷入一种疲于应付的困境,从此一蹶不振。

明朝中期,官僚群体多次试图通过改革的方式来挽救日渐衰落的局势,包括隆庆年间的“开关”,是以海外贸易来弥补农业税的不足,当然最有名的则是万历年间的张居正改革。但这些努力都无一例外地失败了,表明体制上的痼疾已无法通过简单的修修补补来解决。到万历皇帝执政时期,各地的流民问题已经很严重,相对分散的流民正是有组织、大规模农民起义的最初发端。

2、明朝财税体制的严重弊病

明朝的财税体制最早形成于朱元璋执政时期,这是一种完全基于小农经济和小农思想的体制,以实现国家的强大控制力,同时将民众更彻底地打成散沙为主要目标,而从来不考虑成本控制,商业流通,技术和流程优化等问题。比如说在供给边防驻军方面,明朝确定由对应地区“对口”提供物资。这种方法有利于明确“责任制”,简化国家治理的组织设计,但毫无疑问是一种舍近求远,弱化两头并造成中间环节大量浪费,违背经济规律的行为。同时,这种设计也大大加重了物资提供者在运输上的负担,至于运输过程中的巨大损耗,更是可能严重影响到整个体系的持续运转。汉朝和唐朝曾经在巩固河西走廊保持着战略存在,在经营西域方面取得巨大成功。其通常采取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国家直接拨款,让驻军从当地购买粮食和其它物资,可以节约大笔运费。二是安排驻军在当地屯田,以前期的国家投资来换取后期持续的自我造血能力。明朝的体制与之相比,未能发挥出市场的优势,又给民众带来了沉重负担,还无法避免地造成了浪费。于是,不堪重负的各地民众纷纷揭竿而起,以税负重且遭遇天灾的陕西为最激烈,终于出了个“李自成”。

民间对外贸易是明朝时期的重要新情况,但明朝官方一直沿袭朱元璋的“小农经济”思维模式,并未采取较为有效的鼓励与激励措施,也没有推动商业税对农业税的替代,更多时候,还是将商业及其税收作为传统农业经济和财政收入来源的一个补充。永历之后,多年积累的郑和海图与大船设计图等资料尽数被销毁,从此无法重新组织起庞大的贸易体系,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挽回机会,这使得明朝中后期镇压农民起义和南方、西南少数民族贵族的叛乱,抵挡蒙古(瓦剌、鞑靼)骚扰和后金攻势,以及应对倭寇,应对日本入侵朝鲜等事变中,常常出现入不敷出的困境。其实,当时整个社会的财富积累一直处于以前大部分朝代所难以达到的较高水平。不少历史学家都认为,明朝亡于“财政”,亡于对当时近代化形势的不适应,但这并不意味着毫无办法。后面还会分析到,清朝以更强的保守性,强行打断了本应可以被利用的经济基础升级,出现了大踏步的倒退。

3、内卷导致明朝未能摆脱基本的历史周期律

不管是明朝以前的历朝历代,还是明朝及其后的清朝,均未能超越两三百年的长度。这些王朝发展到中后期,都发生了愈加麻烦的内卷问题,强者和权贵阶层越来越强大,弱者和底层民众受到的剥削和压迫越来越严重,资源越来越多地被强者所攫取,甚至是凭借“先天优势”来攫取,于是,整个社会渐渐就失衡了。这种不同群体之间的“竞争”,比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竞争更隐蔽,但却更惨烈。明朝最为典型的“赢者通吃”利益集团,便是朱明皇族,到明朝灭亡的时候,这个群体已经达到几十万人(也有历史学者认为超过一百万人),其日常俸禄占用了驻地财政收入的大部分(在一些省份,还占有关系国家命脉的盐税或盐引),另有部分地区甚至不足以供养。同时,他们还占有大量田地,导致明朝政府无法从中抽税,或是不得不在实际操作中,慑于皇族的权势,不敢严格执行“官田”收税标准,而是把税赋转移到皇族以外的无依无靠百姓头上。比如在河南,有一半的土地为各王府所有。比如在山西,正常年份财政收入大约为150万石,而本省需要承担的朱明皇族俸禄超过300万石,又比如在河南,正常年份财政收入大约为80万石,而本省需要承担的著名皇族俸禄超过190万石。明朝末期的各路起义军,把这些利益集团作为主要斗争对象,比如李自成的军队进入河南洛阳之后,首先查抄了万历皇帝第三子,福王朱常洵的府邸。

实际上,在这些王朝建立的初期,前朝遗留下来的“无主”土地是比较充足的,另外还可以通过“开荒”来增加土地总量。在这样的大形势下,王朝政府可以通过分配的方法,或是给予农具支持,税赋优惠等方法,维持庞大的自耕农群体,以此作为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随着承平日久,地主,尤其是大地主和官僚阶层,开始不断地兼并土地,自耕农群体不断缩小,越来越多地自耕农沦为佃户,甚至流民,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也从国家直接控制变为国家要通过其主家来间接控制,同时无法直接征调其兵役和劳役。简单地说,就是在王朝前期,蛋糕很大,并且有机会进一步做大,大家都能分到,所以基本满意,而到了中后期,蛋糕无法继续做大了,部分群体的胃口却在继续扩大,结果出现了没机会去分蛋糕,便选择去伤害别人,将别人挤出分蛋糕行列的情况,这就是常说的“内卷”。

需要强调的是,“内卷”是历史周期律的关键,而气候变化等因素所带来风险的累积,都是改朝换代的次要诱因。

(二)偶然性:小冰期带来严重自然灾害

按照竺可桢先生多年前的研究结论,明清时期存在可以细分为三段的小冰期。第一段是公元1470-1520年,大致相当于明朝成化皇帝、正德皇帝的执政期间。第二段是公元1620-1720年,大致相当于明朝崇祯皇帝至清朝入关后的第二任君主——康熙皇帝的执政期间。第三段是公元1840-1890年,属于清朝末年。其中第一段和第三段差不多持续了半个世纪,第二段则时间很长,足足持续了一个世纪。有研究发现,这些小冰期出现的时候,地球中纬度地区年平均气温比现在要低1度,高纬度地区则可能要低1.5度。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是“平均温度”,由于地球上的海洋面积非常广阔且热容量大,陆地面积相对狭小且温度变化相对剧烈,海洋和陆地在总体上平均下降1度,陆地上“体感”气温和湿度的影响就远远不止“1度”了,可能会是严重的寒潮、干旱,并时不时出现异常、极端天气,造成农作物(尤其是中原地区的粮食和北方草原的牧草)歉收甚至绝收,还可能进一步导致蝗灾、瘟疫。公元1627年前后,由于小冰期和厄尔尼诺的作用,陕西等省份发生大旱,相继爆发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等人率领的农民起义,迅速席卷陕西、河南、湖北、四川等省。实际上,在第三段小冰期,清朝也面临着太平天国,捻军和西北回乱,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省份还发生了“丁戊奇荒”(1877年为丁丑年,1878年为戊寅年),黄河流域几乎全部陷入饥荒和瘟疫,死亡高达1000万人。当时,除了“走西口”等大规模移民活动外,无序的外出逃荒超过2000万人,清政府一度濒临崩溃的边缘。对于第一段,统治集团启动了明朝中期的一系列改革,以张居正改革为顶峰,虽然最终未能彻底解决体制上的问题,却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矛盾。而对于后两段,明朝和清朝都未能很好地应对,最终导致不得不采取改朝换代这种更激烈的解决办法。

历史上,气候变化多次成为北方少数民族南下侵扰中原,甚至取代原来王朝在中原统治地位的重要原因。蒙古南下灭金,灭南宋如此,后金进攻明朝也是如此。大部分时期,长城都与400毫米等降水线吻合,这也是农耕区和游牧区的天然分界。而小冰期破坏了这种平衡,让各地降水量普遍减少,长城附近无法再生产粮食。过度依靠从南方调运粮食来供给长城沿线的驻军,其成本是古代中国的生产力水平所难以长期承受的。长城附近“屯垦”区粮食产量的大幅下降,也使得各镇的军户纷纷逃亡,九边重镇渐渐被抽空,长城沦为孤悬边塞的一道墙,缺乏各种物质基础,也缺乏足够的人力补充。到了明朝末期,后金军队屡屡破开长城,从相对薄弱的古北口等地侵入华北平原,逐渐成为“新常态”。

此时的明王朝,正面临着前期累积的人口增长与土地不足的矛盾,全国各地矛盾重重,包括民众的已不堪重负与连续数年加征各类常规及临时性税赋的矛盾,中央政府财政收支吃紧与各大利益集团不愿意放弃自己地盘和既得利益的矛盾。明朝政府在失去北方多个重要粮食主产区的情况下,还得组织数十万军队前往围剿。而由于农民军的高度流动性,明军的围追堵截常常事倍功半,疲于奔命。

就后金所处地区这一时期的自然环境来看,虽然没有像关内那样发生寒潮、旱灾等,却也在部分区域(如后金最初崛起的长白山区)发生了洪灾,同样降低了人口承载力,加重了生存压力。正好此时的明王朝处于一种相对虚弱的状态,主客观因素的叠加,大大刺激了后金南下抢掠的意愿。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后金并没有遇到霜冻等较为严重的自然灾害,没有对牲畜(尤其是战马等)等物质基础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仍然具备南下的实力。如果真的伤及了根本,那么就会像公元二世纪后期的匈奴,或是元末明初时期的蒙古,只能被中原军队一路追赶着,向西边和北边遁逃,逃往更远和纬度更高的苦寒之地。后金先后组织了多次“试探性”进攻,虽然都没有敢在山海关(关宁锦一线)硬碰硬,但也屡屡得手,从长城其它位置乘虚而入,前进到明朝的京畿之地,充分摸清了明朝的外强中干,为后来正式叩关奠定了信心。有历史学家研究发现,古代王朝的治乱兴衰有这样一个规律,经济拐点比动乱拐点要早二十多年,也就是说,先有经济方面的萧条和财政方面的困难,后来才渐渐无力应对内部的群雄并起和来自外部的压力,最终让整个王朝陷入衰落和覆灭。

(三)引爆点:农民起义与后金崛起的叠加

明朝万历年间,随着萨尔浒之战(公元1620年)明军的惨败,明朝与后金之间的防守态势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自此,明朝失去了辽东地区的战略主动权,被迫进入与后金的长期相持阶段,在战略上变为被动。为了稳固“关宁锦防线”,确保北京安全,明朝不得不在辽东地区长期维持数量庞大的“关宁军(关宁铁骑)”,举全国之力为其提供军饷和后勤。后来,还专门加征了“辽饷”和“边饷”。

然而,就在辽东地区出现棘手问题的的七年后(公元1627年),陕西大旱,明朝再次加征“剿饷”。据统计,这三项“临时性”赋税每年合计1670万两(辽饷660万两,剿饷280万两,练饷730万两),超过之前正常赋税总额(大约2500万两)的60%。

崇祯皇帝最初的计划是“暂累吾民一年”,但实际情况却是,明朝越来越深地陷入了两线作战的泥潭,军费开支越来越大,普通百姓的负担越来越重,远远超出了传统的,相对脆弱的小农经济所能承受的限度,终于成为明朝政府众叛亲离的重要诱因。还有历史学家指出,明朝在加征“三饷”的过程中,在当时的那种体制和官场腐败氛围下,各级官员和部分利益集团会乘机揩油。一方面,层层扒皮,减少了赋税上交至明朝中央政府,以及解送至东北、西北两个方向军队的份额,严重了影响了明军的战斗力和明朝政府化解矛盾的能力。另一方面,通过各种“潜规则”,在正常征税标准之外加重普通百姓的负担,加剧了普通百姓、中下层地主、士大夫群体与明朝政府的离心离德,甚至激发了反抗意识。

在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之前,杨鹤、洪承畴、陈奇瑜、杨嗣昌(杨鹤之子)等督抚四处救火,将大部分农民起义军镇压了下去。但这仅仅是暂时镇压下去,社会矛盾并没有解决,反而更加严重。这就等于明政府白费围剿的费用,加重财政负担,事倍功半,还拖累了在辽东前线抵御后金的袁崇焕等人。

正如前面所述,清朝入关,并成为当时多方势力斗争的最终胜出者,存在着历史的偶然性。在经济基础崩溃,社会矛盾激化,又没能赶上近代化列车,未能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情况下,改朝换代是必然的。但具体是哪一个政权,则是偶然的,受当时若干阶段性因素的影响。可以说,不管是崇祯皇帝,还是李自成、张献忠等人,都曾经拿到一手好牌,但硬是被自己给打坏了。

三、明清鼎革过程中的历史倒退(清朝比明朝在体制上的落后性)

明朝总共持续了277年,在中国历朝历代中,其长度能排进前五名。实际上,明朝的前期和中后期,呈现了差别较大的两张“面孔”。洪武和永乐年间,明朝主要是“朱元璋体制”,沿袭元朝的部分治理模式,并为了缓和元朝末年的严重社会矛盾,采取了抑制豪强,提倡小农经济的策略,这次措施让传统的ZHENHG治、经济、文化发展到顶峰。永乐皇帝之后,整个国家的经济基础已十分雄厚,商品经济愈发繁荣,开始由传统的古代社会向近代转型。明朝多位皇帝的“不作为”,整个官僚体系对“心学”和“经世致用”(东林党人为代表)的推崇,加上社会上崇尚物质享受,甚至于纯粹享乐主义的思潮,都推动了方方面面的日益开放。这是中国曾经有的一次长驱直入到近代的机会,可惜,没有把握好这一轮机会。

满清统治集团入关后,遭到了中原地区普通民众异乎寻常的抵抗,其规模和深度远超之前的改朝换代,甚至超过了元朝入主中原的时候。于是满清统治集团开始非常残酷的征服,推行高度专制和高压统治,并极力限制国外(传教士,海外贸易)与国内,统治阶级高层(满清统治集团和旗人群体)与普通士大夫(民人群体)之间的交往,严格限制中下层士大夫和普天下民众在ZHENHG治方面的参与,这都在客观上阻碍了各个领域——同时包括自然科技与人文思想——的发展。

(一)落后的农奴制替代了正在向近代过渡的资本主义萌芽

经济发展和民间资本的强大是明朝最主要的成就。明朝中后期,土地开发和生产力水平都超过了宋朝和元朝,耕地面积达到1161万顷以上,接近中国古代的最高峰,清朝直到乾隆年间才超过这个水平,而后者是以人口增加到3.11亿以上为基础,明朝人口最多时也只有6000万左右。明朝的手工业空前发展,纺织,采矿和冶炼,陶瓷,造纸,印刷,造船等领域的技术,都处于世界先进水平。明朝中后期,江南一代出现大批手工业作坊,采取雇佣劳动的形式,并完全对接市场需求,这就是历史学界常说的“资本主义萌芽”。此外,明朝的商品经济非常繁荣,农产品商品化,白银大量流入并成为铜钱之外的新型货币,工商业城市和城镇(比如四大名镇:河南朱仙镇(版画、年画)、湖北汉口镇(汉江与长江交汇处,华中和中南地区的商业中心)、广东佛山镇(手工业)、江西景德镇(瓷器))纷纷崛起,出现地域性大型商帮(徽商、晋商等),这些现象无一不表现着整个经济体系的发展和进步。

商品经济和白银货币化,推动了由传统的相对单一的农业经济,向农工商并举的更像近代模式的多元化经济的转变,也为明朝中后期的社会变革奠定了经济(物质)基础。“隆庆开关”后,在法律层面允许私人贩运商品前往东西二洋,几十年时间里,海外的白银净流入3亿多万两,占当时全球白银产量三分之一以上。白银的大量流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用于交换的生产,也带动了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同步传入,全面提高了民众的福祉。

满清入关之后,一直保持着部族体制,而没有融入到中原地区“皇帝-士大夫”这种合作与相互制约的体制中。清朝时,满清统治集团大力推行文字狱,由皇帝直接掌握道统的解释权(如雍正时期的《 大义觉迷录》),不断侵夺着士大夫集团所掌握的传统权力。无权即无责,士大夫集团的集体失势,直接导致全国上下的普遍散沙状态,也导致了对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文化繁荣的漠视,从思想层面泯灭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积极向近代过渡的可能性。

有历史学者认为,早在元朝时期,蒙古统治集团从塞外(草原上)带入中原地区的许多制度,打断了唐宋以来不断向前的历史进程,可以称之为“文明的中断”。明朝对这个趋势做了一些修正,但随着清朝的入关,又回到了全面倒退的轨道上。就元朝来看,在经济与社会方面的倒退主要包括:家产制,家臣制,驱口制,匠籍制,路引制,海禁制,宵禁制(注1)等等,都是在把“地主-农民”模式改为“奴隶主-奴隶”模式,并对普通民众实行高压和严加控制。

清朝建立后,在多尔衮执政时期即大肆推行圈地和投充,“听民人投充旗下为奴”,把全国大部分土地变为满清统治集团内的私产,并鼓励具有人身依附色彩的包衣奴才。清朝刻意制造君臣间、满汉间的不平等关系,限制汉朝官僚的数量和比例,强行扩大旗人的ZHENHG治权利,并在官僚集团内部以自称“奴才”为荣,以自称“臣”为耻,将官僚异化为皇帝的奴仆。清朝在康熙年间恢复了严厉的海禁,强制要求沿海居民内迁五十里,后放松海禁,但仅允许“四口通商”,接着又改为广州十三行“单口通商”。

(二)思想文化领域的全面禁锢摧毁了士大夫和读书人的积极性与廉耻心

明朝初期(洪武、永历年间),理学开始变得高度僵化,沦为强化君主专制制度和等级秩序,强迫民众无条件服从的工具,失去了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竞争优势,迫切需要一场新的改革。虽然明朝初期确定了在思想文化领域实施高度管制的政策,明朝中期(成化、弘治年间)开始,却出现了商品经济快速发展,整个社会对土地、白银等资产(财富)竞相追逐,社会风气也开始崇尚奢靡的情况,这一切都严重冲击了基于理学的伦理纲常,使原有的礼法秩序陷入紊乱和趋于崩解。明朝中后期大多数皇帝的怠政,也在客观上给整个社会松了绑,促进了社会管制的开放,为各种思潮的涌现创造了条件。正德皇帝(明武宗)以前,明朝官方还能勉强在服饰、住房、日常用品方面执行相对严格的管制,以区分等级,但是从明朝中期开始,不管士大夫还是普通百姓,都渐渐开始“不以分制,而以财制”,财富多寡成为社会认同度的主要判断标准。

明朝中后期的多个学术流派(不仅限于‘心学’),大都以“经世致用”,倡导平等自由为主要观点,突破了传统儒家学派的研究范围,涵盖天文、地理、水利、社会、军事、财政、文化、ZHENHG治等多个领域。此间,一方面是本国学者,如宋应星、李时珍等人,将研究或总结成果编成《天工开物》、《本草纲目》等著作,有的已经接近或达到西方近代科技的水平。另一方面则是大量引入国外学者,如利玛窦等人,向中国介绍了西方在数学、物理学(机械)、天文学等方面的最新成果,这一场“西学东渐”之风甚至持续到清朝初期(康熙年间)。

明朝时期,中国在科技方面,仍取得一定成就,并在当时世界上保持了一些领域的领先地位。明朝形成了一大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其中《本草纲目》(医药类)、《农政全书》(农林类)、《天工开物》(农业和手工业类)、《徐霞客游记》(地理类)、《物理小识》(百科全书类)、《河防一览》(水利类)、《九章算法比类大全》(数学类)、《坤舆万国全图》(地理类)都达到了中国古代的最高水平,徐光启等科学家的研究成果,比同时期西方的培根、伽利略、笛卡尔等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并得到了来华的利玛窦等人的肯定。

明朝编辑了《永乐大典》,清朝编辑了《四库全书》。但是在这两部“百科全书”编辑的过程中,原始资料所面临的命运是完全不同的。《永乐大典》基本上采取“能收尽收”的原则,着重展现文化的繁荣昌盛。而《四库全书》的筛选和编辑,焚毁超过71万卷各类图书,旨在从根本上钳制整个社会的思想,实现愚民和弱民。《四库全书》编辑过程中对备选书籍的大量损毁,也造成明史史料的大量消失,以至于清朝至今的明朝历史研究都面临很大困难,甚至有人不知道清朝之前还有一个大踏步向近代演进的时代。

明朝中后期,在城市和工商业市镇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市民阶层规模日益壮大的基础上,为适应市民这一新兴社会阶层的口味,出现了话本小说等世俗文学形式,之前的戏曲、杂剧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并在万历皇帝及其后时期成为文学的主流。明朝时,《西游记》、《水浒传》(元末明初)、《三国演义》(元末明初)、《牡丹亭》、《西厢记》、《金瓶梅》、“三言二拍”陆续问世。

明朝时期,始终以科举为正途,国子监等机构的监生(可以花钱入学)和荫袭保举,捐官等途径,都被视为歪门邪道,占比非常小,并会终身在官场上被人看不起,一般局限于七品到九品的低级官职。如果想最终进入内阁,或是担任御史之类的清要官职,则非得为科举出身,甚至要求是比普通举人还要高一个等级的进士出身。清朝则大量出现了花钱买官,花钱“赎罪”的“常例”,尤其是清朝中后期(乾隆时期及其后),卖官鬻爵大肆泛滥,许多人趋之若鹜,然后便是明目张胆的贪污腐败,正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明朝时期,私学遍天下,最有名的东林书院,甚至可以公开组织起一个类似近代“党派”的团体。清朝初入关的顺治年间,即在天下第一大省——江南省,血腥镇压了读书人的聚众反映官吏不法,斩杀金圣叹等领头人,以威慑全天下的文人士大夫阶层。

明朝时,士大夫阶层还有许多人选择了科举之外的途径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比如徐霞客投身地理事业,唐寅投身文化艺术事业,这些人在当时都得到了充分尊重,其风头甚至超过普通科举出身的大部分人,展现了当时高度多元化的社会价值观。

(三)宋明理学异化和君主专制空前强化

北宋末年,“靖康之变”过程中,大批皇族,官僚和普通民众的妻女被金朝掳走,最远带到了东北,备受凌辱。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在经历了这一场事变之后,认为需要重视动乱年代的妻女所谓“贞洁”,由此产生了单方面要求女性“守贞”,甚至不得不“主动”放弃生命的宋明理学,这使得中国的社会思想观念空前极端化,狭隘化。不过在南宋、明朝时期(除朱元璋、朱棣当政期间),政府管制并不严苛,社会整体气氛比较自由、宽松,宋明理学实际上并没有市场。但是到了清朝时期,君主专制空前强化,为了配合这套体制,宋明理学——尤其是其中压迫人性,强化专制的内容——开始在社会上大面积传播开来。客观的说,宋明理学应当包括王阳明的“致良知”等理论(注2),也应当以之前孔子、孟子的基础性儒学理论为重要参考,但是在清朝,朱熹和程颢、程颐兄弟的“存天理,灭人欲”理论却成了整套体系的主要代表。清朝统治集团用这一套绝对化的,不可侵犯或质疑的“纲常”,钳制人的思想,扼杀人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促使虚伪和阿臾等丑恶大行其道,沦为维护专制体制的工具。据统计,清朝的伪君子,假道学,贞节牌坊的数量,远远多于前面各个朝代,这种违背人之常情和世界发展进步潮流的体制,注定了要成为中国迈向近代化的巨大障碍。有历史学家统计发现,历朝历代朝廷正式褒奖的贞妇烈女,隋唐有61名,两宋有274名,元朝742名,明朝有35829名,清初(前82年)就已经有12323名,这些数据表明清朝时期的程朱理学已经完全异化为统治集团束缚普通民众的工具。

清朝完全否定了王阳明心学中关于思想解放,尊重个性的内容,对于程朱理学,也是予以异化。清朝片面地强调理学中的秩序和遵从,禁止除了皇帝以外任何人对朱熹思想的解读和研究,并常态化设置所谓的“毁谤程朱”之罪。雍正年间,监察御史谢济世被人举报私自注解《大学》一书,而不是僵化地全盘接受朱熹注解的版本,结果被捕入狱,一度还定下死刑。在这样的导向下,清朝时期的所谓“理学家”们已经完全放弃了唐宋以来的传统和骨气,争相追捧当朝皇帝,宣称唯有皇帝才是“道统”的继承者。比如清朝初年的名臣和著名理学家李光地,就曾大拍康熙的马屁说:“自朱子而来,至我皇上又五百岁,应王者之期,躬圣贤之学,天其殆将复启尧、舜之运,而道与治之统复合乎?伏惟皇上乘天之命,任斯道之统,以升于大猷yóu。”

明朝以前,皇帝与士大夫阶层至少在表面上,保持着相互尊重的样子,有着“士可杀不可辱”,“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等传统。皇帝与大臣之间,中央(维护国家统一)与地方(居民自治)之间,政府的不同条线/部门之间,大体维持着平衡和相互制约的关系。明朝初建的时候,朱元璋废除了延续两千多年的丞相制度,在正常审判和刑罚之外创立“廷杖”制度,只允许在朱熹思想的框架内“解读”孔孟思想(八股文),这些措施都是在强化皇权,压制相权,肆意践踏士大夫阶层的尊严。朱元璋的这些措施,沿袭了元朝以来粗鄙、狂妄的统治方法,不过,这些做法在明朝中后期实际上已经被抛弃了。然而,清朝建立的时候,又重新拾起以上糟粕,并进一步演化为无孔不入,强力钳制整个社会思想,试图把整个社会变成一个奴隶庄园的新态势。曾经独立和充满了自尊的士大夫阶层,尤其是中高层官僚,全都沦为皇帝的家奴,甚至引以为荣。清朝入关之前,基本上还处于渔猎模式的奴隶社会阶段,突然“接手”中原地区庞大的疆域、人口和复杂治理体系,其幼稚性便迅速表现了出来。与元朝高度相似的是,清朝以自身落后制度替代中原地区先进制度,将中原地区原有体制加以简化,辅之以表面上“见效快”的极端化做法,推行一元化模式,试图在最短时间内实现征服,完成对所有被征服者的镇压。

明朝初期,即便朱元璋、朱棣大大强化了君主专制,废除丞相,让六部直接听命于皇帝,此时,中央机关已不再是辅佐,各司其职,而沦为皇帝个人意志的纯粹执行者,又设置锦衣卫东厂,西厂,内行厂,强化特务统治,严重破坏了法制秩序。不得不承认,这也为清朝的文字狱创造了前期条件。不过,明朝在顶层设计的高度,专门安排“给事中”这种职位,特许“风闻奏事”,并规定不得因言获罪,这为士大夫群体阻止皇帝的胡乱作为创造了条件,让皇帝即使手中有廷杖、廷狱这些武器,也不敢完全不顾整个朝野的言论风向。到了明朝中后期,考虑到自身形象和社会影响,廷杖已经形同虚设,变为吓唬大臣的手段,而不敢“真打”,以免打出人命或是重伤事件来,给皇帝的形象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清朝则是认为此类职位毫无益处,只会空谈,结果在废除了此类职位后,皇帝可以随便给大臣扣上“造谣”或“妄议”的帽子,然后按自己的个人好恶来处置。

明朝在朱元璋、朱棣之后,皇帝的不作为,在客观上促进了内阁的崛起,并形成一套新体制:内阁作出具体决策,“票拟”处理意见,皇帝只要按内阁意见予以“批红”即可。这可以看作是近代责任内阁,虚职型国家元首的雏形。清朝则是皇帝大权独揽,不管皇帝的认识水平和执政能力有多高,虽然有南书房、军机处等机构,但都作为皇帝个人的顾问,仅仅能够秉承皇帝个人的意志,做一些具体的,琐碎的文书工作而已。

明朝中后期出了不少昏庸无能的皇帝,但是在对待官僚和士大夫阶层方面,只要不直接反对君主制度,都不会受到真正严厉的打击报复。海瑞就是一名有着精神洁癖的官员,常常使用非常激烈的言辞,指责嘉靖皇帝及其宠臣胡宗宪等人,但不问政事,每天沉迷于修道的嘉靖皇帝仅仅能采取相对有限的威胁手段,终未伤害到海瑞的性命。清朝入关前,对汉族士大夫大体上也是礼遇有加,以极大的耐心和诚意争取了洪承畴、祖大寿等名臣名将。但是在入关后,尤其是进入到江南地区之后,面对较短时间里以极快速度获得的巨大成果,整个满清统治集团表现出了猝不及防和极度不安的心态,逐渐暴露出野蛮征服者的面目,开始推行“剃发易服”倒行逆施。其实在清朝入关的初期,中原地区组织抵抗的主要是明朝的遗臣们,这个群体的人数及其占比是相当有限的。至于普通民众,则认为明清鼎革与之前的改朝换代差不多,主要是上层建筑的变化,基层组织将会自然过渡到新的县级行政机关领导之下,自己的日常生活将不会受到多少影响。然而,清朝宣布“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政策以后,广大民众就认为这将改变自己祖祖辈辈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生活方式与传统信仰,于是激发了本来不会出现的反抗意识。直到两百多年后的辛亥革命时期,这种意识仍能被揭竿而起的组织所运用,作为反对满清统治的精神武器。由此可见,这不仅仅是清朝的倒退,也是清朝为自己挖掘的坟墓。

恩格斯认为:“在长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大多数情况下……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清朝有机会按照恩格斯的这个理论,主动顺应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把握一步步迈向近代化的机会。但清朝的选择是相当狭隘的、偏执的,拒绝将“华”“夷”平等对待,而是刻意区分高低等级,过于强调自己的起家之地——满洲的特殊性,强行将相对狭小、落后的满洲置于庞大、先进的中原地区之上,甚至将满洲特色与文化“钦定”为尊贵的象征。按照德裔美国历史学家魏德夫的理论,清朝属于“征服王朝”,而不是“渗透王朝”,始终未能汉化,同时有悖于中国传统的“(华夏-蛮夷)同心圆”体制,这种体制决定了其最终被中原广大民众抛弃的结局。

(四)闭关锁国导致中国彻底失去认识和跟上世界潮流的机会

永乐、宣德年间,郑和下西洋开辟了中国前往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东非的航路,在客观上促进了民间海外贸易的兴起。隆庆年间,为了弥补财政收入的不足,明朝正式宣布“开关”,此后,中国又开辟了到美洲的航路,开始同时涉足东西两大洋(太平洋和印度洋),中国经济开始更深地融入世界。

明朝时期,以耶稣会士为代表的西方科学家、(文化)学者来到中国,东西方文明以一种比较和平、平等的方式开始交流。当时,利玛窦的住所为“南京士大夫聚谈之处,士人视与利玛窦订交为荣,官吏陆续过访,所谈者天文、历算、地理等学,几百问题悉加讨论”,“中土士人受其学者遍宇内”。这段记述说明,至少在整个士大夫群体当中,对西学的接受度是很高的,整个社会对国外的开放度也是很高的。而到了清朝初年,利玛窦被康熙“拘禁”在深宫之中,完全按照康熙个人的意愿开展相对有限的研究,其研究成果也仅限于康熙等极少数人所知,充其量只能算是个私人顾问,与乾隆时期被骂作“实不过以倡优蓄之”的纪晓岚,已经沦落到一个水平上。至于民间的士人和普通民众,此时已无法接触到“西学”及任何先进科技与理念。

清朝初期,已经完全放弃明朝遗留下来的大量书籍、人才,业已开辟的与西方交流的渠道,以及整个士大夫阶层对国外先进知识与技术的探索热情,自此进入到一个黑暗、高压、残暴的时代。满清统治集团生怕全国的被统治者掌握了技术之后,用这些技术来反对自己。清朝时期,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清末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时候,还曾经挖出几百年前埋藏的明朝时期的火炮(包括明朝末期从海外进口的新型火炮),连同已经沿用了两千年的刀矛弓箭作为武器。清朝初年,对火器的研究尚在继续,但出于维护统治的考虑,清朝皇帝下令仅限八旗能使用火器,并将《武备志》等兵书和记载有火器制造工艺的科技类书籍全部列为禁书,严禁私自学习和试验,这使得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陷入停滞,与西方的差距也越来越大。

至于社会科学领域,清朝时干脆陷入了训诂和考据的窠臼。而此时,西方已经开始了启蒙运动。

(五)清朝建立起逆向选择机制的传统

满清入关并推进到江南地区的时候,有史可法这样坚贞不屈的抵抗派,但也有钱谦益这样的猥琐小人,以投河的时候感觉“水太凉”为由,转为投降敌人,还有孙之獬这样的数典忘祖之辈,居然主动要求满清统治集团以强力手段推行剃发、易服政策,好像毁灭了汉文化,自己就可以不算汉奸。当时,满清为了在最短时间内取得军事上的胜利,接纳了这批人,当然,等到乾隆年间,又将其编入《明史》的《贰臣传》,表达极其鄙视的态度。然而,正是因为“顺治-多尔衮”时期的这些举措,开启了整个国家逆向选择机制的传统,贻害之后的数百年。逆向选择机制以所谓的“忠诚”作为主要判断标准,才能,工作成效和民众反响之类的因素,都是次要的,在这种导向之下,一大批善于钻营的人会充分利用体制的“漏洞”,混入到体制内,攫取权力和利益,并模仿着病毒繁殖的方式,不断扩大同类在整个组织中的数量和占比,不断扩大着本群体的势力。毫无疑问,这些人势力的蔓延,在客观上会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后果,一步步腐蚀掉整个组织的活力和正常发展前景。

满清衰落和覆亡之后,湘军、淮军和北洋军阀都继承了这一套逆向选择机制,以下属对上级个人的“忠诚”为基础,辅之以血缘、同乡、师生等关系为主要纽带,大力发展人身依附关系。再往后,蒋介石也重点培养和使用黄埔系和浙江人,甚至以黄埔前七期为自己的核心班底,把孙中山改造过,刚有一些起色的国民党重新搞的四分五裂,乌烟瘴气,最后,自然免不了被历史淘汰的命运。

明朝中期,万历皇帝和魏忠贤阉党的爪牙毛一鹭前往苏州收税,被当地士大夫和民众群殴,让明政府高层大为震动,而且不敢再有什么动作。清朝一开国,便在江南制造了金圣叹事件,昧着良心保下腐败的官僚朱国治等人,以此来警告普天下的士大夫,读书人和百姓,要老老实实,要绝对服从。

逆向选择及其配套的高压态势,还会造成政策的时常异化。政策向下传导过程中,通常会有三种变异模式。第一种是对于新出台的政策,如果下面某一级领导不喜欢,就会选择性的执行,故意延迟执行,或是隐藏其中的部分内容。第二种是对于已经修改或是废除的政策,下面某一级领导出于维护自己利益的考虑,拒绝及时跟进,相应做出改变,而是挑选出其中有利于自己的部分,继续执行。第三种则是层层加码,各级领导都在政策中加入自己的“私货”,根本不管最后政策已经完全变了味,当然,有些上级领导对此不以为然,某些时候还会觉得这是下级对自己“忠诚”的表现。可以说,清朝的许多腐朽与不堪,其实都是各级官僚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在执行过程中对政策故意进行了异化,而逆向选择机制,又很好地保护了这种人和这类行为。

四、明清鼎革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以及对今天的影响

明朝早期的“朱元璋体制”,继承了元朝粗放的行政管理状态,却又未能模仿其重商主义,积极开拓国际贸易的传统。明朝中后期,皇帝和整个行政管理机构的“不作为”,在客观上为资本主义萌芽创造了条件,加上心学兴盛对整个社会风气开放的促进作用,逐步突破了“朱元璋体制”中最为核心的小农经济思维模式,为中国迈向近代化开辟了道路。当然,明朝体制中始终存在腐朽的成分,且因为这种成分,错过了从主要依赖传统农业向更多依赖近代模式工商业的转变,从而出现财政方面的危机,最终又演变为整个体系的全面崩溃。

满清入关时,尚在“奴隶主-奴隶”社会形态向“地主-农民”社会形态进化的过程中。在一般社会演进规律的作用下,满清统治集团借鉴了中原地区业已存在的一些先进文化,比如儒家思想,但由于其认识的狭隘性,将本集团利益凌驾于整个国家众多阶层和民族的利益之上,甚至错误地认为在地主阶级内部仍存在着严重的对立(旗人与民人),结果造成了许多倒行逆施,并在思想文化领域重拾其明朝时就开始被淘汰的糟粕,大大迟滞了整个社会的发展。其实明朝的覆亡,与之前许多朝代的终结并没有太大差别。但明亡以后,取而代之的清朝在许多领域,实施了全方位的大踏步倒退,严重阻碍了中国已开始的近代化进程,使得中国在古代向近代过渡的关键期落后于世界,不得不以一种被动的姿态被强行拖入全球范围近代化的潮流,落了个反复挨打的命运。清朝继承了明朝的不少体制,但仅仅是“形似”而不是“神似”。明清鼎革过程中的波折,也给今天留下了大量糟粕。

就明清鼎革的长期影响来看,从那时起,中国便走上了一条与以往不同的发展之路,奠定了延续至今的 的“传统”,严重阻碍了社会开放和全面思想解放。甚至可以说,明清鼎革起的三四百年,乃至从现在开始再往后的一两百年,许多事件,尤其是阶段性的历史反复,以及许多人的命运,都在明清鼎革的时候被决定了。明朝的衰落直至灭亡,相当于一点点关上铁屋子的门,而清朝的保守与专制,把能透进来最后一点光的窗子也给封上了。

(一)清朝未能认识到世界范围近代化的潮流

乾隆年间,发生了土尔扈特部万里东归的著名历史事件。之前的历史学界大多认为,这体现了长期“流落在外”的部族对中华文化和故土的念念不忘与向往。当时的清朝统治集团也是这么认为的,当然,在具体安置措施上,采取了带有一定戒备色彩的策略。不过,近年以来,历史学界开始有人提出,对于此事件,有必要换一个角度来研究和分析,需要认识到,作为卫拉特(注3)蒙古的重要部落(联盟),自明末西迁至乌拉尔河流域,时隔一百四十多年,又迫于沙皇俄国的强大压力而返回,说明此时的西方相对于东方,实力对比已经开始发生逆转了。

可以作为历史比较对象的是汉朝和唐朝,这两个时期,中国在西面的战略,多为一种积极的、进取的、明显向外扩展的类型,汉朝击败了匈奴,唐朝击败了突厥,而这两大被中国击败的族群,还能在向西逃亡的过程中,一路抢掠实力上更为弱小的其它族群,从中亚一直延伸到东欧。元朝时期,蒙古军队占领了现在俄罗斯的欧洲部分(乌拉尔山以西),建立钦察汗国/金帐汗国,有当地原住民构成的罗斯各公国等ZHENG治实体,都沦为蒙古政权的附庸。但是从明朝末年开始,这些东欧和俄罗斯的当地ZHENG治实体纷纷崛起了,瓦解了来自东方的统治体系,并逐渐还取而代之。就中国本土来看,汉朝和唐朝的大部分时期,都是在主动和西域诸国建立经济联系,同时建立ZHENHG治和军事同盟关系,将中国的影响力扩展到巴尔喀什湖(向西)、咸海(向西)和贝加尔湖(向北)地区,深入到亚欧大陆的核心位置,这是极具广阔视野和恢宏气魄的。明朝以来,以在河西走廊上退缩到嘉峪关一线为重要标志,中国丧失了曾经持续了很久的对西域的控制权,并在客观上造成了西域“佛国”的伊斯兰化,不再奉中国的传统文化为“正朔” 。以郑和下西洋被终止为重要标志,“海上丝绸之路”与“路上丝绸之路”也一起中断了,从此彻底关上了了解西方最新动向的大门。清朝从康熙到乾隆,历时近一百年,消除了准噶尔部,把西域重新纳入到中央ZHENG权的统治之中,但此时无法回避的情况就是,中国在疆域和影响力(尤其是后者)方面的外延性,已经无法再有任何扩张,而且已经失去了对更遥远和更陌生的远方开展探索的实力和动力(后者更为重要),这恰恰是汉朝和唐朝时期最重要的一些民族精神和进取心。

明清鼎革之际,土尔扈特部东归,清朝统治集团的处理仅仅是为其提供庇护,却丝毫没有意识到,此事件说明西方已经开始崛起,已经开始迫使“海外”的中华文明“分支”退缩到国内。而此前一百多年的时候,中国与沙皇俄国在雅克萨、尼布楚一带进行了多年的较量,这个事件被以往的历史学界,也包括当时的清朝统治集团认为是中国取得了胜利,却没有清醒、及时地意识到,这已经是西方超越东方,接着将一步步进逼到东方国门的前奏。这可以说是“西风压倒东风”的新常态。

明朝中后期是一个沉暮与开新并存的时代,但明朝的覆亡中断了中国从内部走向近代化的机会。清朝的封闭、自大和短视,则是未能认识到世界范围近代化的潮流,未能敏锐觉察到来自西方的危机的重要原因。在这样的思想观念之下,中国被西方超越,由之前的绕道敌后,分化和消灭所有威胁,变为被西方包围,被动挨打。这些都是无法回避的历史新趋势。

十九世纪中期开始,两次中英鸦片战争,一次中法战争,一次中日甲午战争,深深伤害了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传统“自信”,促使士大夫阶层开始觉醒,先后发起洋务运动,维新变法等一系列改革与救亡图存的运动。但最为关键的问题是,作为满清统治集团的最高端,以慈禧为代表的一群掌权者们,未能认识到“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深层次意义,继续一味地强力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甚至不惜运用权谋手段,这些行为给整个国家所带来的后果就是:割地,赔款,以及无尽的屈辱,几乎要亡国灭种。在慈禧实际掌权的四十多年里,德国、意大利完成国家统一,建立起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型国家机构,美国通过南北战争,扫清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蓄奴制度,日本完成明治维新,在亚洲脱颖而出,加入了近代列强的序列。

(二)清朝在新的大潮中错失通往近代化和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机会

宋元时期,以茶叶与丝绸为代表的商品,中国具有技术和原产地垄断的优势,但最大的硬伤是,从东南亚到中亚、东非乃至欧洲的航线及商路上,中国商人始终未能取得控制权,阿拉伯与印度商人才是真正的运输手段提供者和销售渠道控制者。等到明清时期,西方开始有人掌握了种茶、制瓷的工艺,加上中国的闭关锁国政策,使得中国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影响力不断下降,甚至逐渐被新兴的幕府统治下的日本所替代。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路上丝绸之路比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更长,但由于途中恶劣的气候,多变的国际ZHENHG治,使得这条商路并不具备大规模运输商品的条件,而海上丝绸之路相对通畅,不确定因素更少,是近代商业和国际贸易更好的基础,只可惜中国没有把握好这个条件。

1642年,英国国王与议会发生严重争执,引起战争,英国自此开始资产阶级革命,开启建立近代体制的过程。1688年,“光荣革命”完成,英国终于建立起一套全新的体制,迈过通往近代化的门槛,跳出改朝换代的周期律。明朝的最大问题,便是未能利用好已经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也未能利用好当时正在兴起的全球化浪潮(大航海时代),还深深陷入了传统经济所无法解决的通货(白银)流通问题,出现整个经济的崩溃。清朝也没有意识到问题的关键,继续着明朝的旧体制,这也决定了清朝自建立之日起,便局限于近代之前的历史周期律之中,被动等待下一轮的覆灭这个结局。

明朝(尤其是明朝前期),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达到顶峰,这意味着,这一套制度走到了末路,不再有继续改进的空间。

清朝初期,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儒家学派和士大夫阶层的代表人物,对明清鼎革的历史做了系统梳理,但他们均未跳出其所处历史阶段的局限性,仅仅认为明朝的覆亡是由于“道德的沦丧,伦理秩序的崩溃”和“空洞浅薄的理学思辨”,只进行了单纯地、负面评价为主的批判,未能认识到明朝衰落在整个历史发展大趋势中的地位,未能认识到清朝正在继续沿着这一衰落的道路向下走,因此,也就未能找到迈向近代化的有效途径。

清朝末期,在西方世界,技术革命,工业化,君主立宪如火如荼,这些都给古老的中国提供了重要经验和有益借鉴。遗憾的是,满清统治集团未能把握好这个历史机遇,依然坚持着保守、愚昧的观念,依然顽固地维护着占全国人口极少数的本集团的既得利益。无论是洋务运动,还是维新变法,满清贵族中除了恭亲王奕䜣之外,几乎找不到第二个懂行的人,更无论参与其中。等到了庚子年,内外部压力空前增大的时候,满清统治集团干脆铤而走险,鼓动民粹,妄图在混乱中一举消灭正在步步崛起的汉族官僚群体,结果,不仅这个目的完全没有达到,也让海内外的改革者们全都放弃了对满清统治集团的幻想,转而投向孙中山领导的革MING党,换以通过推翻满清的方式,为中国的近代化寻求就会。实际上,在八国联军横行于京津一带,慈禧及其亲贵们仓皇逃往西安的时候,清政府中的改革派,从中央和京畿之地的盛宣怀、袁世凯,到遥远南方的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当时在两广)等高级官僚,都已经明确拒绝了慈禧下达的宣战诏书,反而私自与侵略者达成协议,此举不光让当时的清政府威信扫地,也让各界看到了清政府内部的离心离德。随后,清政府又抛出“预备立宪”,但很快就暴露满清统治集团极大偏见,以及利用这个策略来强化集权,打压各地汉族督抚,重新收回权力的企图。于是,全国精英失去了对清政府最后的忠诚与耐心,清朝被将来的民国所取代,自此只是个时间问题。

(三)近代化的条件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指出,明朝国家治理与财政的最大短板,就是未能实现“数字化管理”。实际上,直到明朝覆亡三百多年后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在陈YUN和李FU春的领导下,中国在学习苏联模式计划经济的过程中,仍深深感觉到全国各级各单位工作人员在知识和技术方面的匮乏,未能编制出达到或接近当时苏联水平,兼具科学性和艺术性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体系。由此可见,在三百多年前到一百多年前的明清时期,运用近代以来的方法是有难度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安于现状。

明朝中后期,中国许多城市的工商业发展,丝毫不逊色于后来欧洲的资本主义萌芽。但欧洲最终演化出了城市自治政体,又进一步演化出了资本主义性质的ZHENHG治制度和权力保障制度。中国却一直未能突破经济领域这个范畴,而局限于经济领域的“资本主义萌芽”,也随着清朝入关后在ZHENHG治和社会管理方面的倒退,以及国家权力向基层,向私人领域的空前扩张,被一点点扼杀在初级阶段。

就近代化的基础性条件来说,主要包括土地改革,体制改革,工业化(养活更多人口的更好途径),对外开放等等,其中非常重要的又在于通过拓展更广阔的空间,解决内卷化状态下资源不够分配的问题,并通过积极借鉴外部文化来促进内部僵化体制的改革。然而,这些改革靠满清统治集团本身都是没有希望的,于是,革MING党登上历史舞台。


本文动笔于2019-1-13 0:26:43

最近一两年,有不少朋友,尤其是商界的朋友在聊天中说,感觉到一些地方,一些单位发生了明显开倒车的情况。最初,还勉强能算作是“个别”现象,但后来愈演愈烈,甚至开始了恶性的蔓延,不得不引起重视。【行者】也注意到这些变化,并努力思考其产生的根源。【行者】发现,有些事情和思想观念,实际与一百多年前,乃至三四百年前的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顺着这个线索,【行者】仔细梳理了明清以来的若干历史事件,又梳理了这些相对孤立事件之间所可能存在的前后承继关系,最终形成这篇文章。


注1:元朝时期的落后体制:

家产制:将征服的土地、人口和财富作为征服者的私产,推行农奴式的‘投下户’。

家臣制:将公共型的君臣关系变为私人型的主仆关系,君主视臣僚为自己的奴仆,在正常法律体系之外随意生杀予夺。

驱口制:大量制造奴隶,将俘虏尽数变为统治集团内部私人的奴隶。

匠籍制:将民众按职业划为民户、军户、站户、匠户、盐户、儒户、医户、乐户等等,并要求世袭,手工业工匠被要求无偿承担征调,普通民众的赋役也从之前的货币缴纳方式变为直接当差,明朝“一条鞭法”在实际上废除了这种体制。

路引制:禁止自由迁徙,出门须申请和携带官方颁给的通行证。

海禁制:明朝中后期放开,即隆庆开关。

宵禁制:宋朝以前有,宋朝时解除,元朝恢复,明朝中后期放任,清朝恢复。

注2:也有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认为,王阳明的理论——心学,与程朱理学是完全不同甚至是根本对立的。其中最大的区别就是,程朱理学的“天理”是牢牢束缚人的框框,是限制人的合理欲望的工具。而王阳明的“天理”较为客观的、理性的,类似“道统”的东西,并不能被个别人利用来作为压迫别人的工具,而更适合作为整个社会共同遵循的规范,此外,王阳明也提倡尊重合理的“人欲”,主张量入为出,适度享受,只要是符合“良知”就好,这是与明朝中后期的宽松社会气氛相适应的。

《礼记》中,孔子提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论语》中,也有这样的段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由此可见,孔子也是主张物质决定意识,充分尊重人的需求和自由,充分认识历史的阶段性,不讲空话,大话。

注3:元朝灭亡(元顺帝北逃和改称‘北元’)后,成吉思汗统一起来的蒙古诸部分裂成三大块:漠北蒙古(喀尔喀蒙古/外蒙古),漠南蒙古(内蒙古)、漠西蒙古(厄鲁特蒙古/卫拉特蒙古)。其中前两者与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在血缘上较近,后者仅仅是臣服于成吉思汗的。明朝中期,东面的蒙古诸部形成鞑靼,西面的蒙古诸部形成瓦剌。明朝末期,漠西蒙古的四大部落,实力最弱的土尔扈特部远走哈萨克斯坦至俄罗斯的伏尔加河流域,位居伊犁的准噶尔部则拉拢杜尔伯特部,取代了和硕特部的盟主地位,建立准噶尔汗国,成为清朝在西方的最强大对手。和硕特部后迁址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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