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妖魔化的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基本成型于近代欧洲。欧洲多个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者，高举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旗帜，发动了对中世纪封建主腐朽统治的攻击，不仅为本国，最终也为整个世界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梁启超应该是最早将近代“民族主义”主义的概念引入中国的人。而孙中山将西方的民族主义思想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口号，并在20世纪二十年代前后，在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发展了新三民主义，成为跨越多个阶级和阶层，共同完成革命事业的理论基础。

如果没有民族主义的指引，中国将不可能完成打倒列强，结束半殖民地状态，实现国家独立的任务，甚至于连满清政府的反动统治都不一定能够推翻。因为就传统而言，中国人的中庸观念，决定了习惯于接受既成事实，安于现状，较少表达不满和实施反抗的状态。对于封建统治者来说，这种情况是再好不过的了，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坐稳江山。于是为其服务的理论家们，精心创制了“愚民政策”并奉为至尊宝典，宁可牺牲国家利益，宁可阻碍历史发展的进程，也要牢牢钳制人民的思想。

这就造就了民族主义所面临的悲剧。尽管中国革命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从而带来了整个民族的团结奋斗。但是在革命胜利之后，某些当政者，出于“国际和平友好”等因素的考虑，把刀口又转向其实并没有什么变化的民族主义头上了。这就是政治，需要的时候捧上天，不需要的时候再将其妖魔化。

钓鱼岛事件的发生，其根本原因是中国革命遗留了一些问题尚未彻底解决，属于中华民族（包括全世界各地的炎黄子孙）与日本人之间的矛盾。其实早在中日建交的时候，中国政府已经主动作出了巨大让步，即维持现状，搁置争议。但是，日本不仅不领情，反倒以为这是中国的软弱，步步紧逼，结果自然而然的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引发了中国人普遍的愤怒情绪。

对于当权者来说，比较恰当的处理的方式是积极顺应民意，即便受到其它条件的限制，至少也应当合理的引导，大部分群众的情绪只需要释放一段时间，就什么都烟消云散了。可惜某些官老爷，遇到人民就不自觉的产生抵触情绪，以为其是不守规矩，不好管理的“刁民”，一定要反其道而为之。而少数只为领导，甚至为个别领导服务的“砖家”，也擅长利用手中所把持的舆论控制权，屡屡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向大众开火。

于是民族主义不幸的成为了靶子，在若干主流媒体上，“砖家”们声称保钓要“有度有节”，不能被民族主义“绑架”。具体来说，就是要求大家千万控制住自己的反日情绪，不要做有损“中日友好”的事情，要认清自己的愚昧，要坚信“肉食者谋之”的古训，当然，最重要的是不能让日本以及支持日本的国家“惊诧”，否则，某些官老爷在国际上的“面子”是很不好看的，因为都反复“抗议”过了。

有人提出应当把这群人交给日本人，请日本人狠狠的揍他们，这时候我们也彬彬有礼的与日本人讲道理，只要不打死人，就决不拉开，务必保持“大国”所必须的“风度”。

网上还有消息说某地有几个学生最近在大街上拉出“保卫钓鱼岛”的横幅，结果被城管没收，顺便好好的当众收拾了一顿。不过这也是需要给予理解的，因为城管一是维护了正常秩序，二是再次练习了身手，不是有人都提出过带上三千城管，将来定能收复钓鱼岛的建议吗？

因此，对于暂时被官老爷们抛弃并厌恶的民族主义，大家还是不要发扬了吧。目前官老爷们正在追求实现“和平崛起”，构建“和谐世界”的伟大目标，准备“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为了让列强充分满意，牺牲本国小民的利益是在所难免的。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沈丁立就明确指出：“我们这么落后，攀高都来不及。为什么要跟西方决裂？”在他的眼里，现在做“洋奴”是绝对有益处的。

不过大家的忍耐也不是永久的，等到侵略者的铁蹄踏过钓鱼岛，踏过台湾，最后踏进官老爷们自己家的时候，出于对自身财产保护的考虑，官老爷们马上就会义愤填膺，重新拾起民族主义的大旗来。等到那时候，大家又可以重新合法的抵抗倭寇了。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的开篇写到：“有哪一个反对党不被它的当政的敌人骂为共产党呢？又有哪一个反对党不拿共产主义这个罪名去回敬更进步的反对党人和自己的反动敌人呢？”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民族主义也有可能迎来自己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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