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族与寒族

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官僚集团，主要被士族和寒族两大群体所把持。与西方的两党轮流执政不同，士族与寒族常常可以同时并存于一个组织里，尽管时不时会出现此消彼长的态势，甚至是发生你死我活的争斗。

士族在历史上的黄金时代要数东汉至两晋。虽然中间有个群雄并起的三国时期，曹操、刘备等领导者出于争霸的实际需求，采取了较深入的“任人唯贤”之类的政策，但是最终还是没有改变历史的潮流。曹丕和司马懿主动投靠士族，开创了唯士族马首是瞻的“九品中正制”，于是依靠士族的支持完成了国家统一。而刘氏父子和诸葛亮的蜀汉政权尽管将国家治理的最好，却落了个蜀中士族与外部敌对势力内外夹击，最快地将其灭亡的结果。三分归晋，实际上寒族地主的彻底失败，晋朝称得上是个完完全全的士族地主政权。

士族统治的建立具有其必然性。首先，士族采取了祖先荫庇子孙的模式，士族的祖先在今天就叫做“既得利益者”，而子孙可以称为“官二代”，现有的既得利益者为了长期的、有效的维护自己的利益，将手中的权力传给身边最信赖的人，通常是具有血缘关系的人，是最放心不过的选择，而继任者能够确保“萧规曹随”，更是给自己吃下“定心丸”。其次，中国的民间具有依附强权的传统，尤其是处于弱势的中下层群众，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小生产者不能代表自己，他们必须需要一个权威，匍匐在权威脚下，接受权威带来的阳光和雨露，于是，士族可以在较长时间里较为稳定的把持政权的特性，决定了追随者对其的热情支持，从而形成了社会意识的基础。

但是，士族统治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就变成了相对腐朽的政治体制。因为士族统治的核心在于继承，而排斥大多数形式的改革，甚至为了维护狭隘的本集团利益，不惜阻碍一切先进的事物。这个时候，士族的主要精力就放在了如何巩固自身统治，而不是发展生产力之上，演变成为落后生产关系的支持者。比如说西晋建立之后，官僚集团就崇尚“清谈”，以斗富为生活中的主要乐趣，丝毫不顾及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民。而对于寒族地主，甚至是寒族出身的皇帝，都不怎么放在眼里。如此下去，只能让整个社会日趋黑暗。

除了中下层人民的激烈反抗，周边少数民族入侵的压力等因素，统治集团的最高层，当然主要是指寒族出身的皇帝及其家族，也渐渐地意识到了士族地主集团的不可依靠。当然，长期的战乱也一步步的摧毁了士族地主的经济基础和不可一世的自信，并让具有真才实学的文官和武将脱颖而出，凭着实实在在的功劳取得了封赏和对国家政权的控制力。这就为隋唐时期新兴的科举选官制度创造了必要条件。

应当说科举选官制度是历史的巨大进步，因为它打破了身份界限，体现了相对公平公正的原则，并使得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合理流动成为了可能。尤其是最后一点，不要小看“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改变，正是这个改变，为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带来了奋斗的无限希望，不仅促进了官员队伍的流动和优化，更是起到了为整个国家稳定人心的巨大作用。

今天，站在历史的新高度之上，我们应当从过去吸取更多的经验。

当年MZD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最初目的，是为了优化国家治理者的队伍。可惜他没有想到的是，这场运动很快就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而这场运动结束之后不过十几年，MZD所极力反对的带有士族性质的所谓“官倒”在全国范围内蔓延开来，直至酿成严重的政治风波。又过了十几年，“士族集团”重新大张旗鼓的卷土重来，并且超出了政治领域，在经济领域攫取公众利益，在社会领域控制舆论主导权，其影响更为广泛和深入。

换个角度看BXL事件，其实可以被认为是“寒族集团”与“士族集团”的一次较量。BXL作为“士族集团”向未来的最高权力大厦推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挟持着相当强大的“民意基础”（如‘血统论’）。不过“寒族集团”没有因此而退缩，找准时机，充分发掘出其鲜为人知的阴暗面，首先引发“大地震”，然后以舆论压力为武器，打中其七寸，一招制敌。

黄仁宇先生认为，中国的政治多为上层架构的变化，而中下层通常会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

BXL在重庆的时候，在中央的层面上，整个“士族集团”几乎如日中天，而其被绳之以法之后，“士族集团”呈现了被迫收敛的态势，“寒族集团”得以向BJ发起冲击。所以目前能够预见的是，“士族集团”和“寒族集团”将在今后一个时期保持着势均力敌的状态。

不过“士族集团”在短期内不会主动退出，因为它们还是具有强大的实力和众多尽管是不明真相的支持者。比如那位成天打着毛委员名义的毛少将吧，就被当今不少怀念旧时代的群众莫名其妙的“敬仰”着。当然，随着人民政治素质的提高，这些人终归还是有被无情抛弃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