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动力机制引起各方关切。近期，中共中央公布《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国家与金融十三五规划事关经济、金融改革与发展全局，体制变革是经济增长的不竭源泉。在深入梳理当前突出矛盾和主要问题的基础上，我们把宏观调控、金融监管、金融创新、对外开放作为降低增长成本、提高增长质量的主要抓手。

一、完善宏观调控体系，优化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一）存在的问题

中国现行宏观调控体系具有鲜明的转型经济特征，仍然没有真正摆脱以GDP为考核目标，以产业政策和投融资政策为目标分解，倒逼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当前面临的地方债务置换对市场利率的影响、财政政策被长期锁定于建设财政而非公共财政、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持续偏离、银行中长期贷款占比过高、M2/GDP比率过高且呈发散态势等可观测的标准化事实，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中国仍未完全建立与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求的市场友好型宏观调控体系。

（二）体制根源

“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是深刻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及结构变化的两对关系，并进而体现为“刚性投资——刚性财政支出——扩张性货币信贷”的逻辑链条，在表象上引致地方财政悬崖和金融体系坏账风险，实质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由逆周期外生调控工具退化为被动性内生变量。十三五时期，完善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为主，产业政策、区域政策、投资政策、消费政策协调配合的政策体系，建立良性互动的财政与金融体制，是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和四中全会深化改革、依法治国精神，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底线的重要抓手。

（三）重点研究两大关系

一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改革短期宏观调控框架。以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为导向，建立与此适应的宏观调控体系，明确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为宏观调控主要手段，逐渐减少政府对物价、产业、投融资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等的计划管理或直接干预。理顺财政与金融关系，加强货币政策独立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构建防范财政金融风险传递的“防火墙”。

二是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关系，改革涉及长期经济增长战略的体制机制。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改进经济发展目标与考核体系的精神，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加大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产能过剩、科技创新、安全生产、新增债务等指标的权重，更加重视劳动就业、居民收入、社会保障、人民健康状况。

二、优化货币政策、金融创新与金融稳定的关系

（一）存在的问题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银行体系不良资产已呈上升态势，影子银行渠道下的融资担保和互联网金融等新业态与传统金融组织风险传染势必在各监管机构的结合地带滋生。此外，当前中国金融创新方兴未艾，金融业综合经营渐成趋势，金融控股公司（集团）、综合经营中各类交叉性金融产品，以及涉及诸多交叉性金融产品的互联网金融大都处于监管盲区。

（二）重点研究新型监管框架

鉴于传统货币政策和微观审慎监管不足以应对金融体系顺周期和跨业传染的系统性风险，十三五时期，中国应当在加强宏观审慎管理的基础上，构建中央银行统一协调、微观审慎与宏观审慎彼此强化、审慎监管与货币政策协调统一的新框架。一是完善货币调控机制和审慎监管工具。实现货币政策从数量调控为主向价格调控为主转型。健全资本约束为核心的审慎监管体系，建立符合国际标准的监管规则，不断完善宏观审慎管理工具。二是加强对综合经营趋势下金融控股公司以及以理财产品、私募基金、股票市场场外配资等为代表的跨行业跨市场交叉性金融业务有效监管，完善对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等新金融业态的监管覆盖。三是构建中央和地方双层监管体系，加快形成“中央为主、地方补充，规制统一、权责明晰，运转协调、安全高效”的金融监管和风险防范处置体制。四是构建统一于中央银行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继续推进金融统计标准化工作，建立健全单一的全社会融资综合统计框架。运用大数据技术，提高金融运行信息及时性和准确性。

三、创新金融服务机制，优化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一）存在的问题

经济是金融的基础，金融是顺应实体经济需要而产生的，金融必须坚持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本质要求。到2014年底，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7.4%，预计2020年将达到8%－8.5%。但是，金融资源体内循环问题依然突出。据测算，在今年上半年股市火爆的情况下，1－6月份金融业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长17.4%，较去年同期提高8个百分点，占GDP比重为9.35%，对GDP贡献率为19.9%，拉动GDP增长1.4个百分点，为历史最高值。

（二）体制根源

中国以银行为主导的间接金融体制具有长期客户关系的交易特征，势必具有以下结构性缺陷：一是对创新支持不足，对传统产业和大企业支持过度；二是对新常态的适应力不足，在经济增速换挡期倾向于同业融资以控制信用风险；三是杠杆率不断推升，潜藏系统性金融风险。

（三）重点研究金融资源增量配置对调结构、转方式的促进作用

十三五时期，我们应当在正确认识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开放步伐，以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水平。一是建设支持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科技金融体系，促进科技与金融深层次结合。强化资本市场对科技创新支持力度，发展股权众筹，发展知识产权交易等要素资本市场，发展创投基金和风险资本。创新间接融资服务科技创新方式，银行与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机构投贷联动，探索股权和债券相结合的融资服务方式。二是发展绿色金融，促进绿色转型，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化”。加强制度设计，形成正向激励金融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和企业参与绿色金融与绿色产业发展，通过贷款、私募投资、发行债券和股票、保险等市场化金融服务，将社会资金引导到环保、节能、清洁能源、清洁交通等领域。三是完善普惠金融体系。打破垄断，降低金融市场准入门槛，推动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发展设立中小型银行，建立大中小型金融机构并存的普惠金融组织体系；鼓励国有和股份制金融机构业务下沉，开拓“三农”和小微企业市场，支持小微企业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创新普惠金融市场体系；坚持民生优先原则，综合运用财税政策、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建立普惠金融政策支持体系。四是顺应现代信息技术发展趋势，支持并规范第三方支付和众筹等互联网金融业态发展。

四、扩大金融对外开放，妥善平衡长期制度建设和短期风险冲击的关系

（一）存在的问题

随着改革开放步伐不断加快，中国经济已全面融入全球化进程。然而，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每一次金融危机和市场动荡，都会对中国金融对外开放进程产生扰动性或阻碍性影响。在总结中国应对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中，一种被广为接受的说法是中国的独善其身拜金融业相对封闭孤立之赐。十三五时期，随着发达经济体逐步复苏，溢出效应引致全球资本流动方向转变，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将成为新常态，资本项目可兑换及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面临不确定性和民粹主义压力。

（二）体制根源

从主要经济体近现代发展史看，基本上遵循从重商主义转向自由贸易，从孤立主义转向承担全球责任，从输出商品转向输出游戏规则的基本演化逻辑。中国前三十年的对外开放主要立足于FDI和出口加工贸易，对外开放理念与制度设计具有鲜明的重商主义特征。尽管货物贸易基本实现自由竞争，但货币和金融体系的国际化程度不足，服务贸易和金融市场游戏规则仍需与国际接轨。

（三）重点研究金融业全面对外开放的成本与收益

一是尊重现有全球金融治理规则，以此推动中国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更加积极和包容的姿态参与国际经济规则和国际金融标准的制定，全面提升中国在多边经济金融组织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积极反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诉求，推动建立一个更加均衡、平等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体系。加快上海、天津、福建、广东四个自贸区建设，探索对国际贸易和投资新规则的适应性和创造性。提高中国金融机构的国际化水平和国际竞争力，提高国际市场份额，深度融入国际金融市场，形成若干家具有国际竞争力、品牌影响力和系统重要性的大型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

二是扩大金融业双向开放，可持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加快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推动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成为可兑换、可自由使用货币。转变外汇管理和使用方式，从正面清单转向负面清单。放宽境外投资汇兑限制，放宽企业和个人外汇管理需求。加强国际收支监测，保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充分发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丝路基金作用，稳步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扩大资本输出，实现金融资产全球布局。

三是从国际金融风险回避者向全球金融风险管理者转型。在《国家安全法》框架下，中央银行应该建立开放条件下中国经济金融安全的预警机制和快速反应体系，坚守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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