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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曾出了个曾剃头
时间:2014-6-14 14:24:23 | 作者 : 行者 | 分类 : 博客|政治与时事 | 浏览: 次 | 已有 0 人对本文发表了看法

曾国藩自成名至今,不过一百多年的时间。不过关于这位人物的评价,历史已经有过多次和多种反复。

最初差不多是在19世纪五十年代前后,太平天国运动在中国南方如火如荼,作为清政府镇压这场农民起义的主将,曾国藩手段的残忍和用刑的严酷,为其在民间“赢得”了“曾剃头”的称号,据说这个名号甚至一度成为惨遭屠城的南京市民,时不时吓唬家里面胡闹的小孩的法宝。不过在成功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让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清政府看到其实是回光返照的幻境之后,曾国藩在官方的大力宣传和形象塑造之下,又变成了所谓的“同治中兴”四大名臣之一。但是好景不长,等清政府一垮台,整个民国时期和新中国的头半个世纪,出于阶级斗争等方面的需要,曾国藩一直被无情的钉在耻辱柱上面,作为典型的反面教材来展示给广大群众。

最近十余年,思想文化和历史研究领域出现了一些新气象,提倡站在历史的、更加客观的高度,摆脱传统的、相对狭隘的是非判定标准,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重新评价的学术风气逐渐兴起。于是在这种大形势之下,过去的那些对曾国藩的“盖棺论定”又一次被一一推翻,一批学者将曾国藩看起来比较“正面”的一些东西,又逐渐展现在人民群众的面前。

作者承认这些变化包含着一定的合理性,比如曾国藩在文学(继承和发展明清时代桐城派风格,最终创立晚清古文的‘湘乡派’)、军事(创立湘军,一改清朝传统军队——主要是八旗、绿营——的腐败和孱弱局面)、思想(在实践中继承和发展程朱理学)、为人处世(主要包括修身、交友、治家)、书法等方面的成就,应当被给予充分的肯定,包括其对近代中国历史的重要推动作用。

但是不能以偏概全的来看待问题,尤其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把曾国藩故意重新塑造成一个在当代仍值得毫无原则地顶礼膜拜并效仿的“典范”。

作者认为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曾国藩作为晚清政府中的著名人物,在当时能够获得朝廷的如此高规格“褒奖”,其言行必须是充分代表地主阶级,甚至是满清统治集团的核心利益。而作者在仔细研究曾国藩思想方面的核心部分之后,也发现曾国藩所终生坚定信奉的程朱理学,其中也包含了不少相对“极端”的维护封建王朝专制统治秩序的要素。当然,我们站在历史的高度,充分考虑某个历史时期人物的历史局限性,曾国藩的这个思想在当时,在一定程度上应该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当时绝大多数人的认识水平也就是那样,脱离了那个时代的局限性来空谈思想上的“先进性”,这不是科学的历史观。

不过就现在来看,曾国藩的全部思想中,精华与糟粕常常是相互交织的,我们绝不能不加选择地兼收并蓄,而是应当根据当今的时代特点和发展水平,站在面向未来的高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比如前面提到的曾国藩继承与发展的程朱理学,这个学术流派最早出现于宋代,成型于明代。但是在明朝万历年间(前后),古代儒家的最后一位大家——王阳明,便深刻认识到了这其中的一些狭隘性和极端性,于是他创立了心学,提倡实践,提高实用性、实效性的地位。后来在明末清初时期,思想家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又提出“经世致用”的思想,劝导学术界和全体国民面向实际,反对空谈,多做有用的事情,抓紧追赶时代潮流。

可惜在满清集团入关之后,为了实现一个人数很少的“部族”对一个人数相当庞大的国家的有效统治,清政府执行了残酷镇压和愚民政策同步推进的方法。有一个事实曾经被多次引用,说的是在清朝以前,政府对读书人一直都是相当尊敬的,比如宋朝皇室就以祖训的形式,与读书人有着“百年不杀大臣”的契约,即便是专制制度相当发达的明朝,文官集团对皇帝仍有着极强的牵制作用。但是清朝入关后的首位皇帝——顺治帝,就下诏要求各地建立卧碑,上书三大禁令:生员不得“上书言事”,不得“立盟结社”,不得“刊刻文字”,这正是对近代以来世界范围内所积极提倡的三大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出版自由的赤裸裸的挑战。国内外历史学界普遍认为,这是中国思想文化领域走向全面没落的主要转折点,因为这三条禁令将士大夫(知识分子)这个阶层的自尊心和独立性彻底消灭,使其沦为一小撮专制者的奴隶。清朝最发达的学科是考据学,也就是说这三百多年里,“最出色”的知识分子完全放弃对现实的研究和未来的探索,以最消极的态度埋头于故纸堆里面,每天战战兢兢地,生怕一丁点儿的“不当”言行触怒当权者。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在此前从来都没有过建立卧碑的传统,立碑象征着士大夫这个阶层向来是昂首挺胸站立着的,但是从这时候开始,清政府要求士大夫们都乖乖躺下,什么也别说,同时发出警告:不愿意老老实实躺下的,会有“文字狱”这个武器来让你“永远躺下”。后来的诸多事件,尤其是雍正和乾隆两场的无数“奇案”,无不一次又一次证明了当初的这个政策基调。

让我们再回到曾国藩的理学思想上面。这种理学思想的核心,就是清政府近三百年的时间里所始终不渝推行的“忠君”和“忠顺”理念。这种理念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绝对的服从,唯当权者马首是瞻,在任何时候都不作任何反抗,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另一个是毫无原则的服从,不对当权者的决策作任何分析与思考,不管是对是错,不管可能造成多大的损失,甚至不管会带来人的死亡或国家的倾覆。

曾国藩早期治湘的时候,面对匪患,就在长沙设立清政府制度体系中都查不到编制的审案局,随意刑讯逼供,随意处决,好人坏人一起杀,还洋洋得意的声称是为了维护秩序而采取的“必要”手段,于是首次获得“曾剃头”的称号。后来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从广西一路向东北蔓延,其实当时的地主阶级当中已经有不少人认识到,这场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是清政府的腐败所造成的民不聊生。但是曾国藩一直不遗余力地编造太平天国的“非正义性”,说这场运动打破了湖南的“原有秩序”,声称只要是危害清政府的统治,就是“恐怖主义”,就必须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包括最残忍的手段予以镇压。据说湘军攻入太平天国首都南京的时候,极尽最凶狠的报复之举,将六朝繁华抢劫一空,并肆意杀人放火,而且在事后百般掩盖罪行。

现在我们需要清醒认识到的是,曾国藩所在的那个时代,清政府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但是他仍竭尽全力地维护着旧有体制,拒绝一切改变(这里主要指的是制度和社会科学方面,不包括科学技术领域的变化——比如洋务运动)。曾国藩最大的局限性,就是他始终坚信这种卫道行为的“正义性”与“合理性”,以为原来的那些东西可以万世不变,以为清政府不改革也一定能够千秋万代的存在下去,以为固执的自己还是社会的楷模。实际上后来的李鸿章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就向前进了一大步,在其暮年便勇敢地承认:自己不过是充当了帝国余晖中的一个“裱糊匠”而已。

曾国藩不是持有这种思想的第一个人,也不是最后一个人。最近几年,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一项研究成果引起了国内不少人的关注,他说,从1300年到1800年长达五百年的时间里,中国的人均GDP换算成“国际元”,计量的结果居然是增长率为0!而同期的欧洲,在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等一系列推动力的作用下,经济规模出现了成倍的增长。这就是龟兔赛跑故事的现实版,也就是中国这只兔子在一棵枯树下面,足足酣睡了五百多年,直到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及甲午战争狠狠地把这个国家敲醒。

然而就算是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这个历史惯性依然没有完全消失。当前中国仍旧广泛流行着“稳定压倒一切”的传统思想,元明清时代的那种国家治理方式,主要表现为执政者多倾向于内敛的心态,最注重其自身执政地位的安全,希望牢牢控制住本国居民,对任何改变都充满戒心,怯于和外面的世界打交道,更谈不上对外扩张等等,在如今这个阶段仍然是不少执政者的内心深处所遵循的原则。

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启动近四十年,政治体制改革仍未迈出实质性步伐了。这其中有既得利益者的阻碍,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现有体制万万不能被变动的影响。曾国藩当年就是这么想的,目前各类史料都能够充分证明,曾国藩这个人的人品方面没有任何问题,甚至可以被作为加强个人修养的楷模,但是他终生保持着清朝的种种制度必须万世不变的信念,即便在洋务运动中引进了西方的种种先进机器之后仍不改初衷,认为这些技艺都是细枝末节的东西,仍需要用中国最传统的思想来“统领”。曾国藩逝世于1872年,没有见到23年后的甲午战争,没有亲眼所见将西方先进科技强行嫁接于中国落后制度这个错误实践的最终失败,试想他如果像李鸿章那样亲眼见到了这个悲剧,也许会改变最初的看法,最终意识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必须齐头并进的规律。

当前,中国的改革已步入“深水区”,也就是说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比较容易突破的事情都差不多做完了,接下来的只剩下比较棘手和更加棘手的。同时,人民群众要求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呼声日益强烈。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里面提出一个著名的规律:最危险的时期并不是改革启动之前,因为在那个时候,大家都不知道未来会怎样,或许能够选择安于现状。而是在改革进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因为在这个时候,大家都看到了改革所带来的好处,并越来越强烈地憧憬着更加美好的前景,所以将不容许任何将改革停下来,哪怕是暂停一小会儿的行为。前者的案例可以参考当今的朝鲜,那里的不少人还自信的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呢。而后者的案例可以参考大革命前夕的法国,其实那时的波旁王朝都已经开始推进“开明专制”的实践了,只不过在吊起社会大众的胃口之后,又踌躇不前,结果忍无可忍的群众直接将其推翻。

最近两天发生了一些事情,让不少人感觉到很长时间以来费心费力的坚持和努力,似乎在一夜之间付之东流。大家从地方上开始,一步一步向上,直到中央这个层面。前面几步路走的很坎坷,不过结果还都算圆满。但是大家没有想到的是,最后一步遇到的那只大老虎,居然就是先前遇到的那一只。在过去的故事中,常常会听到官官相护的片段,然而今天我们遇到的情况是,功亏一篑的原因,居然是又栽在了同一只老虎的爪子下面。荒唐的逻辑,粗暴的处理方法,其实维护的并不是所谓的“领导权威”,而是让掌权者在一条不归路上继续向最黑暗的地方快步前行。

当年重庆判决李庄的时候,我们单位聘请的律师说,职业操守确实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东西,突破了这个底线,非常有必要为此承担严重后果,这种处理对整个业界也是及时的警钟。不过在薄三儿倒台之后,李庄不仅忽然跑出来了,还摇身一变为所谓的“反抗暴政”的“英雄”,我们单位聘请的律师再次评论道,这个变化值得深思,当年的量刑是否过重需要仔细核查,但是现在也不能无视基本原则,搞矫枉过正。

今天早上也抓了个律师,并且据说这位同志与昨天的那个诉讼有关。这其中究竟是不是存在直接的关系,究竟真的是寻衅滋事犯罪,还是更多地为了“维稳”需要,将来都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最早的时候,我们国家有“反革命罪”,后来改称“危害国家安全罪”,不过这些罪名在国际上都常常被划入“政治犯”的范畴,容易引起许多人权类国际组织的纠缠。于是在最近几个月的行动中,一般都换用“寻衅滋事罪”这个项目了。不知道这种做法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作者也没有详细研究过这方面的问题,只是记得小时候说公安机关逮住哪个“寻衅滋事”的了,我们去一看,差不多都是街头的小流氓。当然了,那些被确定为“政治流氓”的,可能也属于广义的“流氓”范畴吧。

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出台比较详细的规定,不能说哪位领导一不高兴,就去收拾收拾谁。另外希望加强群众的普法教育,把处罚依据都给事先详细公布出来,不能让人“违法”后,还不知道违反的是哪条哪款。

这里还需要再啰嗦一下“政治流氓”的问题,就作者有限的知识来看,“政治流氓”应该是一些野心家、阴谋家之类的,最多再包括攫取了较多不正当得利的钻营者,而那些小苍蝇们,估计是够不上这个级别的。

热切地希望都能办成“铁案”,不能再搞最初都轰轰烈烈的,媒体都一边倒,结果一等到树倒猢狲散的时候,又立马“大反转”,从监狱里出来直接变成“英雄”或“斗士”了。这样搞一回两回的,大家也就当作茶余饭后的笑料,但是搞多了以后,不仅上面的公信力哗哗下降,老百姓的心脏也不大受得了。

从来都没有可以一直不变的体制,挑战现有体制的行为应当被仔细分析评估,错误的应当批评,正确的更不能打压。

湖南过去曾出了个“曾剃头”,因此不难理解现在又出一个或几个“曾剃头”,我们甚至需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主动迎接在将来继续新出现的“曾剃头”。

最近有网友转载了《美国队长2》里面的一句经典台词:“一切打着维护秩序的名义剥夺选择自由的行为都是可耻的!”不过这位网友同时调侃道:“很明显说的是朝鲜!”将这两句话作为本文结尾,相信原因你懂的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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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个现象值得注意:

在上面所说的那件事情功亏一篑之后,绝大多数国内媒体选择了沉默。虽然在消息发布的当天晚上,几乎所有境外媒体都表示了一边倒的态度,但是在当前的国内,许多领域还不是那么的开放,这种沉默应当被给予充分的理解,何况这种沉默也能够明确表明一种态度,并对某些自以为是的人形成一种无形的压力。

不过就有那么一家媒体,在消息发布的次日早晨立马就跟上了一篇评论。这篇评论字数不少,但深度确实有限,更重要的是从头到尾都看不出任何一分为二的辩证思维,反倒是像最“简明”的一份“骂街”案例,也就是说通篇充斥着这样的思想:领导的权威不容有丝毫的质疑,任何反对领导的人,以及支持此类反对行为的人,都应当给予最强烈的攻击,比如拉去做“心理辅导”。要说这个想法真的是毫无新意,因为在几年前,就有当权者发明了将意见不合的“刁民”关进精神病院的策略。

现在我们这个国家有许许多多的潜规则,面对这种情况,有的时候我们或许只能是“无能为力”,但是无数人不懈努力到今天,使我们至少已经拥有了“保持沉默”的权力,而且这种权力是可以与某些当权者所极力推销的“不围观,不评论”之类原则并存的。然而这家媒体在事件发生之后,一夜之间就组织起这样一篇极尽“献媚”的文章,不得不让人为之叹服,同时不禁浮想联翩,“妄加揣测”其究竟是“淫了富贵”,还是“屈了威武”。

这家媒体的这篇针对性评论,最核心的思想就是领导的权威必须得到切实维护,为此需要参照一百多年前曾国藩那个时代的主流价值观之一,也就是“君臣之纲”,构建起“适应”当今这个新时代的“上下级关系准则”。具体来说,就是领导不会有错,即便下面有充分的证据和理由指向错误,也不能对领导的“权威性”提出任何意见。当然,如果领导主动地对所谓的“错误”作出一点点修正了的话,即使属于形式主义,即使局限于隔靴搔痒的水平,也必须立即放弃自己先前的一切“不切合实际的幻想”,马上像西藏民主改革前的农奴那样,全身伏地,用最恭顺的礼节,感念“青天大老爷”的“无上恩德”。

一个多月前,作者曾经写了篇名为《某些国人的传统奴性真让人没办法》的博文请点击这里浏览,现在还是要强调那个观点:任何强权或暴力其实都不是最可怕的,而最需要重视和努力改变的,是不少人心里面的传统奴性,这种奴性才是数千年来,无数人被少数人所轻易奴役的最根本原因。思想转变的过程也许将会很漫长,甚至会让某些人感到“痛苦”,但历史终归要前进,我们不能逆这种潮流而动。

至于那篇专门组织的“五毛党”类评论,只当是前进道路上的一粒小石子好了,或者还可以进一步放宽心,只当是放屁~~~~~

历史会在若干年后,给出一个公允结论的,这个进程不会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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