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融海啸之前的2007年，中国经济的增速是14.2％，即使经过最终修订，当年的数字也超过了11％。而2016年GDP同比增长仅为6.7%。

从“破十”到“保八”，再到“破七”，近10年来，中国经济的增速大幅下滑，这是一个大型经济体的“急速刹车”。

实体经济下行之时，另一严重问题是资本外流加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崛起本质上是一个资本流入的过程，但现在，过程正在扭转。“曹德旺跑了”、“外资撤走”、外汇管制加强、人民币贬值预期，它们都比GDP数字更说明问题。

过往的增长是高速的，高达10%以上的增长，即便对比上世纪的“东亚经济奇迹”，也不多见。但夸张的增长之下，经济纵深层面的“病灶”却被不断掩盖，“症状”留给了今天。那么，“病灶”是什么？

任何经济体制的改革，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它本质上就是一个如何构建激励体制的问题。改革开放持续30多年，经验只有一个，即中国打造了一整套实体经济发展的正向激励体制。

这套体制改变了所有市场主体的行为模式，让中国人从“分蛋糕”的路径依赖中苏醒，并懂得“做蛋糕”，发展实体经济更重要。

但现在，曾经行之有效的实体经济激励体制被扭曲了，这是实体经济下行的根源。改变，必须对症下药。

“激励体制改革”推动经济崛起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改革，是对中国实体经济激励体制的第一轮打造。它的本质是尊重常识，承认人的逐利性和对物质的欲望。在这一基础上，适度地在农业和商业领域推行有保留的产权改革。

农地集体所有，承包的利益归农户。城市的国企、住房依然掌控在国家手中，但个人从商业活动中获取的劳动收入归自己。

这一轮改革并没有解决中国经济的两大瓶颈：一是劳动生产率低下，二是国家治理的框架还有待加固。劳动生产率的低下，原因在于两点，一是中国是个农民为主的国家，社会整体生产率必然很低，二是中国产业界长期和世界、和市场“隔绝”，技术水平必然落后。

生产率低下，直接导致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即通货膨胀。道理很简单，一个社会的生产率不够，它生产的产品和服务必然就贵，一遇到因政府冲销债务或因国企脱困而生的“货币超发”，通胀将不可控制。

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通胀率极高，而且不稳定，有经济学家甚至将80年代称为“通胀的10年”，这直接导致了某些严重的社会问题。

此外，由于中国没有参与世界分工，缺乏真正的大工业吸纳就业人口，城市、农村的隐性失业问题相当严重，并引发治安问题，一轮又一轮的“严打”便是这个背景。

第二个瓶颈是国家治理，主要是央地关系上的隐忧。地方经济发展了，但中央与地方的收入分配却一直没有理顺，中央在财政上变成了“弱中央”，这直接威胁着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最终将不利于中国的现代化。

在此背景之下，从1990年代初开始，中国进入了第二轮的激励体制大改革。这轮由中央政府直接主导的改革，奠定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宏观框架。直到今天，中国的财政、金融体制仍然是这一轮改革的成果。

改革分为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对外，一是对内。对外的改革全部围绕加入WTO这个核心问题展开，对内的改革则先后以分税制改革、国企改革和银行股份制改革为“三步走”的策略。

对内和对外，也是相互联系的，内部的诸多项改革，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加入WTO的正式或非正式的承诺。

改革对症下药地解决90年代之前中国所面临的两个瓶颈——生产率低下和国家治理。加入WTO，“激励”出口产业的崛起，它让数亿青壮年农民迅速成为产业工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快、也最成功的工业化“大跃进”。

同时，出口的积累，也让产业部门的技术创新有了可能。华为等一大批民营、混合所有制企业在这一时期开始爆发。

国家治理的稳定是通过中央财权、金融权力的强化来实现的。

首先，分税制改革强化了中央财力，激励着地方搞土地资本化，打造优良基建的热情；其次，国企改革则将垄断国企由中央控制，而非垄断国企则划归地方或民营化，央企系统“减负”且“增效”，国家对核心产业的控制力加强。

此外，在21世纪的最初10年，中国主要的商业银行全部完成了股份制改造，并变成了上市公司。股东的多元化意味着“市长无法再命令行长”，也激励着银行成为“赚钱机器”。

这一轮大改革是对中国经济激励体制的第二次打造。它所激励的市场主体，远比七八十年代之交那次激励体制改革更广泛，它把地方政府也变成了“准市场主体”，让它们主导区域经济的发展。

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国经济20多年来一直保持中高速增长，更从未发生过1980年代曾出现的困境。

但遗憾的是，这一套激励体制在今天却发生了扭曲，乃至“反转”。这正是当前实体经济出问题的根源。

激励体制为何出现“反转”

在1990年代中期的大改革之后，无论是做制造业、商贸或者房地产，所有行业都瞬间爆发了海量的致富机会。可以说，中国基本上进入了一个“干什么都赚钱”的时代。

所有的市场主体都没有错过这轮经济大潮，精英阶层更主导了这一轮发展。精英包括了有背景的“大院子弟”，他们多半选择进入房地产或另外一些门槛极高的特殊产业；有资本和经验的民营企业家，则整合全国资源，搞要素套利，打造民营大财团；海归人士则直接推动了互联网大潮的到来；此外，希望MBO的国企管理人员也贡献着“市场的力量”。

但如今，一部分精英阶层正对经济失去信心，实体投资乏力。中国似乎也正在从“干什么都赚钱”的时代，进入“干什么都不赚钱”的时代。

一些民营财团纷纷向国外转移投资，其中不排除企业做大做强之后，要进行全球战略布局的因素，但国内投资回报率下降却是一个事实。“曹德旺跑了”，并非孤案。

实体经济乏力，最一致的解读是“高成本”，导致国内投资收益下降。但从本质上讲，实体乏力的根本因素是，中国经济以前的那整套激励体制正在被扭曲，乃至反转，它开始走到了推动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的反面——尽管它曾一度是“中国奇迹”的经济制度基础。

反转的重要因素在于，税制和金融改革发生严重的滞后。随着经济结构的固化和经济体内既得利益集团的成型，以前的激励体制演化出了高地租、高税负以及通胀加剧等高成本问题。

高成本推动了中国经济“脱实向虚”，至于欧美陷入政治、经济纷争或高福利困境，导致外部需求骤减，这并不是主要因素。

高税负和高地租，根源在国家的整体财税框架。以税制为例，问题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央地事权财权不匹配加剧了“土地财政”，这个问题已经没有必要讨论，关心经济的中国人都能说到要害。

另一个较少产生关注的问题是，以间接税为主的征税体系，正在阻碍中国内需的扩大，更瓦解着社会的公平价值。

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之中，中国的税制是一个特殊的存在。税收分为间接税和直接税，世界主要的发达国家都是采取直接税（如企业和个人的所得税）为主的税制，企业和个人，有盈利，有收入才征税。

而间接税则直接对经济活动征税（如增值税），只要有经济活动，不论是否盈利都要征收。

间接税的好处是，有利于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获得税收，但问题是有“穷人税”的特征。因为，间接税的征收环节是商品流通，穷人日常消费支出占收入的比例大，而富人日常消费支出占收入的比例小，所以主要承担者是普通人。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高培勇曾透露，以2011年为例，在全部税收收入中，来自流转税的收入占比为70%以上，而来自所得税和其它税种等非流转税的收入合计占比不足30%。

如果把流转税视为间接税，非流转税视为直接税，那么间接税和直接税的比例为7:3。

而另一些公开数据显示，在美国等发达国家，这个比例刚好倒过来，直接税占据整体税收的比重多半超过70%。

改革税制不是要搞“均贫富”，而是税制并非只和公平有关，它同样事关效率。它是重振中国经济激励体制的突破口之一。

从间接税改为直接税，很大程度其实是为普通人减税，因为流通环节的税负降低，必然降低终端商品的价格，这对拉动中国的内需极其重要。此外，降低间接税的比重，也有利于降低整体社会的税负均摊现象，降低整体成本。

税制问题，只是上一轮激励体制出现“反转”的一个截面。但改革殊为不易，因为税制的结构已经深深嵌入当年所打造的宏观财税框架。任何改变，都必须从长计议。

通胀机制是最大的“逆向激励”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税制问题其实也是个金融问题。税收，直接影响资本的流动方向和套利方式。

在直接税领域，两大和财产性收入有关的主体税在中国基本不用征收，一是二级市场的个人资本利得税，二是房地产持有税。这两个税的缺乏，和1990年代中期打造的上一轮激励体制有关。

在二级市场，我国仅对个人征收红利税（分红才征，但A股刚好不爱分红），却不征收资本利得税。简单来说，资本大佬不论他炒股套现赚了多少钱，都不用交税。A股广受诟病的个人大股东减持，之所以成为一种流行现象，税负太轻是重要因素。

对此，有观点认为，A股不对个人征收资本利得税，和这一市场的政策目的有关。股市事关国企融资，如果加以个人资本利得税，将严重打击股民拥入股市为国企或一些背景深厚的大股东提供“无偿”股权融资的热情。

楼市的道理也一样，房地产持有税的缺位，必然是“土地财政”的税制基础。因此，尽管房地产持有税在美国已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税收来源，但在中国基本上没有正式征收，一些地方的“试点”，也没起到什么效果。

从浅层看，以上两个税种不过是刺激股市投机和楼市泡沫。但从深层看，它们其实是在鼓励“食利阶层”的崛起，国企、银行（股市融到资本金）和个人寻租股东、庄家成为股市的赢家，助长着整体社会“脱实向虚”的倾向。

实际上，“脱实向虚”另一个更加隐秘的推动力，是金融体系运行模式的异化。它助推了通胀，加速了企业、居民财富的实际贬值。

如果说资本利得税、房地产持有税的缺位是“脱实向虚”的牵引力，那么金融体系的“中国式通胀机制”则是“脱实向虚”最强大的推动力。

此前，《南风窗》曾在一篇文章中分析了中国式的通胀制造机制。中国的广义货币M2主要是商业银行体系创造的派生货币，而央行发行的基础货币，只是制造派生货币的“原材料”。（请点击这里查看详细内容）

商业银行可以选择多创造，也可以选择少创造。怎么选？这需要商业银行自己权衡。

在货币乘数给定的情况下，银行派生货币创造的过程，其实就是放贷，当银行放贷，即创造了货币。

说得再明白一些，商业银行创造货币的本质即“债务创造货币”，而债务产生利息，那么商业银行便必然有一种内生的、异常强烈的创造货币的欲望。

因为有利息，银行都有放贷的冲动，但银行必然要考虑风险，所以会做出理性的权衡。但中国的银行是很难“理性的”，一方面，主要银行都是“国企”；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融资和国企的贷款，本质上都是以中央政府信用为担保，没有“风险”。因此，最终中国形成了银行不断对国企和地方政府融资的“三角式”银行派生货币创造机制。

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国企和地方融资平台高企的万亿债务，本质上不过是货币创造过程留下的“数据尸体”。这个“三角式”的通胀制造机制，本质上是一个财富分配的闭环。

在这个闭环中，储蓄者是输家，而有贷款特权的负债者，比如国企、地方平台或者有背景的个人是赢家；做实体经济者也是输家，通胀足以蚕食它们的微薄利润，唯有地产和金融可以跑赢通胀。

2016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出台，这一《意见》证明了高层保护私有产权，促进实业投资，提振实体经济的决心。

但换个角度看，对私有产权的侵害除了“显性侵害”之外，还包括了“隐性侵害”。让少数利益主体受益的通胀模式大行其道，何尝不是一种对私有财产的“侵害”？

回溯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很容易发现中国成功的本质在于，经济体内部成功构建起了实体经济的正向激励体制。而当前的困境，和这套激励体制正在被扭曲乃至反转有关。高房价、高税负、“中国式通胀机制”所组成的高成本，不断挤压着实体经济，正是这种反转的表现。

每一项改革都有它的独特历史背景，也有它的局限，因此不能苛责当年的改革者。昨天的正向激励，可能就是今天的“逆向激励”。因此，改革者必须不断对这个体制进行修订和调整。振兴实体经济，必先重振实体经济的激励体制。改革，不能再投鼠忌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