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今天“上证综指”成功站上3000点高位（收盘为3019.08点），应当被认为是一件意料之中的事情。下图为最近三个交易日的上证综指和同期交易量变化趋势，总体上看，指数一直在稳步上升，而交易量也未出现较大幅度的波动。

目前在学术界和市场研究界，有关“真正进入牛市”和“慢牛”的争论绝对是个焦点，子虚认为：

近期正在召开的两会向外界传递了未来一段时间的宏观调控政策基调。

央行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保持谨慎，而更加强调结构性政策：

2016年3月6日，央行行长周小川两会期间参加小组讨论后表示“从功能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财政政策能够发挥更好的作用。过去，货币政策主要是在需求侧，是对总需求的管理。总需求管理做的合适的话，会给供给侧提供更好的空间，让他们发挥得更好”。

财政部避谈大规模财政政策刺激，同样更加强调结构性政策：

2016年3月7日，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记者会上提到“我们现在经济面临新常态，新常态各方面矛盾都在凸显，包括长期积累的一些矛盾需要解决，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预算是按照中央确定的方针来做的，适当提高赤字率，要支撑经济实现一个中高速增长，同时着力进行结构性改革，这是一个总的调子”。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信贷白话（xdbh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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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房地产行业，有一句话，叫做“地段，地段，还是地段！”，说的是房地产的核心要素，是楼盘的位置。

过去我们有一种观点，不考虑其他因素，只要房子建好了，没烂尾，把贷款期限弄长一点，慢慢卖，房地产贷款不会有特别大的风险。

最近我去了一些二三线城市，看到了大片大片无人的新建住宅区，那里的房价只是4000-5000块钱1平米，当地人的收入虽然不高，但3、4年的收入也就可以买一套房子。居民的收入房价比远低于京沪深这些城市。

一、当前“一行三会”金融监管体制存在哪些主要问题？

一是助推泡沫。“一行三会”体制下各监管机构目标各异，部门法律法规分散，信息沟通协调不畅，缺乏达成一致行动的决策和执行机制，不利于建立宏观审慎管理与微观审慎监管相统一、审慎监管与行为监管相结合的政策框架，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当前，金融控股公司（集团）以交叉持牌或交叉持股等不同形式介入多种业务领域，跨市场金融产品以传统或互联网金融形式迅速发展，地方性资产交易平台和各类非法集资行为层出不穷。本轮资本市场波动中，杠杆交易直接助推了前期股市快速上涨和后期指数暴跌。场外配资来源复杂，包含银证保和信托的结构化产品，P2P、众筹等互联网金融渠道，各管一段的监管机构无一了解场外配资全过程，至今对规模、杠杆率等核心指标仍处于猜测状态。

一、关于宏观调控中的冲突掣肘

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是当前研究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十分重要的出发点和视角。分业监管体制存在着明显的问题，微观审慎监管对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实施效果产生显著影响。但简单实行混业监管并不能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关键还是要强化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宏观审慎政策基于宏观的、逆周期和跨部门的视角，本质上属于宏观经济管理和维护金融稳定的范畴，因此其制定和执行应集中在宏观部门（中央银行），并在此基础上重构金融监管体制。

对于最近几天不少新闻媒体密切关注的2016年1月全国银行业贷款投放量“快速增长”数据，子虚认为：

1、“开门红”是各大商业银行多年来贷款投放（实际支付）的惯例。其中有冲击新一年度业务指标的因素，也有消化上一年末已审批但尚未支付的贷款的因素。从这些角度来看，增量的集中释放不足为奇。

2、季节性因素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目前我们国家的银行贷款主要投向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对于大部分银行来说，这两大行业门类的贷款余额可能要占到全部贷款余额的一半以上，甚至超过70%。春节前夕，尤其是批发和零售业，由于备货和结算等方面的原因，对流动资金的需求非常强烈，直接带动了银行贷款的实际支付。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金融监管改革着墨不多，“落实金融监管改革措施和稳健标准，完善监管协调机制，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可见，当初只是强调监管协调，并未酝酿对监管框架进行大的调整。

2015年以来，金融风险急剧增加。股票市场“人造泡沫”崩盘、汇市动荡、以泛亚交易所和e租宝为代表的影子银行风险爆发、银行坏帐激增，引起中央高度警觉。

这些金融风险的显露，有些是经济转型中海水退潮的结果，但也有很多问题源于不合理的金融监管体制。2015年11月，习近平在“十三五规划”起草的说明中强调指出，“……特别是综合经营趋势明显。这对现行的分业监管体制带来重大挑战。 近来频繁显露的局部风险特别是近期资本市场的剧烈波动说明，现行监管框架存在着不适应我国金融业发展的体制性矛盾，也再次提醒我们必须通过改革保障金融安全，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由此，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而且是根本性的变革，被迅速提上议事日程。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建设，加强统筹协调，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据此，需要认真研究论证当前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基本方向，以此选择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监管框架。

一、各种可能的方案

在金融创新和互联网金融发展背景下，综合监管、功能监管成为共识，综合我们所了解到的金融机构、专家学者和媒体所反映的观点，我国金融管理体制改革大致有五种备选项：

2015年年中以来我国资本市场剧烈波动，银行间市场和外汇市场波幅加剧，银行业不良率上升明显，大型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安全性、盈利性和流动性水平持续下降，近期e租宝事件和泛亚事件等线上线下非法金融业务风险不断暴露，监管体制有效性已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金融波动的直接原因虽与经济金融互动反馈中固有的“加杠杆-去杠杆”周期性因素有关，但我国“一行三会”体制下，银行、证券和保险分业监管，以及监管部门独立于中央银行的金融管理制度，才是事前助推泡沫酝酿风险、事中反应滞后控制不力、事后救助失效推诿责任的深层次根源。

一、美国

2008年危机前，美国实行联邦和州政府两级、多个监管机构并存的“双重多头”金融监管体制。联邦一级的监管机构主要有美联储（Fed）、货币监理署（OCC）、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储贷监理署（OTS）、国家信用社管理局（NCUA）、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等，保险业由各州单独监管，50个州有各自的金融法规和行业监管机构。

注：黑色实线为主要监管机构，蓝色虚线为辅助监管机构。

2016年2月20日，是周末两天假期的首日，也是春节后连上六天班才迎来的第一个休息日，新华社却忽然播发一条足以引起广泛关注和明显市场反应的新闻：农行董事长刘士余出任证监会主席，而原来的主席肖刚“被”卸任。

就年龄上看，肖刚今年57岁，离省部级干部常见的65岁退休年龄还有一定距离。就证监会主席的任职时间来看，目前还没有达到三整年，即便是“正常”卸任，也还有再干些日子的空间。

不过，肖主席的忽然卸任，倒也并不是什么意料之外的事情。早在今年1月1日至8日，熔断机制“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折腾那么一场之后，子虚就预测，肖主席的“前途”不大乐观了。因为熔断机制这么迅速地被停止，说明证监会承认了这项政策的“失当”，而在证监会不得不承认这个“定性”的基础上，社会舆论必然会进一步追究这项政策出台的合理性与合规性，其中就包括决策流程的合理性与合规性这个关键点。不管证监会作出怎样的回应，最起码，其公信力和专业性已经大打折扣。在大部分发达国家，出了此类事件，妥妥地要站出来一个人或几个人承担下责任，搞个引咎辞职什么的。虽然在我们国家，目前还没有这么严苛的惯例，但总得有人扛那么一下下，何况更高级的领导也许都不清楚这里面的具体细节，于是，只有肖主席“带个头”啦。

1、银行（盈利能力与不良贷款）

商业银行的经营（盈利）与风险控制状况，归根结底，与整个经济形势存在非常紧密的联系。不管银行在主观上是否愿意“回归到实体经济上来”，其持续发展的最根本动力都要源于实体经济的不断向前进。就2016年的预期来说，商业银行的经营（盈利）与风险控制状况关键依赖于三个基本因素：一是产业结构调整（包括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产业升级等）的进度，二是供给侧改革的成效，三是全方位改革红利的释放程度。如果我们国家在这三个方面能够取得明显突破的话，商业银行的前景还是可以持乐观态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