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谈谈近期的几个情况：
1、2016年第一季度我国国民生产总值（GDP）增长6.7%，国家统计局公布此数据时给出的评论是“开局良好”。对比先前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6.5%-7%增长目标，实际增长速度位于“合理”区间内。而对比前段时间的市场预测和预判，这个速度是远超预期的，尤其是3月份当月的反弹趋势较为明显。
2、但是，客观和深入地来看，以上整体增长数据，其实建立在第一季度房地产和基建投资大幅扩张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制造业、服务业（不包括金融服务业）仍然未出现明显复苏迹象，尤其是在提出春节后“恢复开工”这部分增长之后。而批发零售业在剔除“春节期间阶段性消费”这个特殊部分后，也没有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和拉动力。
中国企业的高负债率久居不下，金融体系极大依赖于银行，是近年来众多政府机构、经济学者所关心的热点问题。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型，银行业承担的巨大风险开始显露，不良资产率节节攀升。要增强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降低系统性风险，减少对银行的依赖、发展多元化的投资者结构是必经之路。需要明确，银行不应该是企业债券的主要持有人，亦不应该由于“债转股”而被动成为公司的主要股东，否则，金融体系的系统风险就不可能真正被化解。
一、中国的金融体系以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为主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信贷白话（xdbh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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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与规制房地产开发企业破产债权的清偿顺序具有现实必要性。自2009年下半年始，国家对房地产的调控措施密集出台，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金链日益紧绷，破产见诸报端。其后，随着经济增速调低换挡，房地产开发企业破产现象进一步加剧，给破产审判带来诸多新问题、新挑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如何合理确定破产债权清偿顺序、妥善平衡不同主体利益诉求。
一、确立破产债权清偿顺序应遵循的基本规则
本文作者杨凯生系原中国工商银行行长（2005年-2013年担任此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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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债转股是债务重组的一种特殊方式
通常的债务重组是债权人、债务人因种种原因在原借贷融资契约难以继续执行的情况下，对原定的借贷金额、借贷期限、借贷利率、借贷方式等作出调整和变动的一种行为。因此，债务重组必然涉及债权人和债务人各项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调整。而较之一般的债务重组而言，债转股对债权人、债务人带来的变动更激烈、调整更深刻，它将原有的借贷关系变成了股权关系，这是一种根本性的变化。
进入2016年，“负利率”突然成为媒体和学界的高频词汇，这主要拜日本央行在2016年1月底出人意料地实施负利率政策所赐。当前全球已有五家央行实行了负利率政策，分别为欧洲央行、丹麦央行、瑞士央行、瑞典央行以及日本央行。作为全球最重要的经济体，日欧均已采用负利率，这导致市场对负利率范围继续扩大产生了预期，也对负利率是否会影响到居民和企业的日常生活产生了担忧。本文对各国负利率进行简单梳理，并对负利率是否存在极限进行探讨。
对于今天“上证综指”成功站上3000点高位（收盘为3019.08点），应当被认为是一件意料之中的事情。下图为最近三个交易日的上证综指和同期交易量变化趋势，总体上看，指数一直在稳步上升，而交易量也未出现较大幅度的波动。
目前在学术界和市场研究界，有关“真正进入牛市”和“慢牛”的争论绝对是个焦点，子虚认为：
近期正在召开的两会向外界传递了未来一段时间的宏观调控政策基调。
央行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保持谨慎，而更加强调结构性政策：
2016年3月6日，央行行长周小川两会期间参加小组讨论后表示“从功能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财政政策能够发挥更好的作用。过去，货币政策主要是在需求侧，是对总需求的管理。总需求管理做的合适的话，会给供给侧提供更好的空间，让他们发挥得更好”。
财政部避谈大规模财政政策刺激，同样更加强调结构性政策：
2016年3月7日，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记者会上提到“我们现在经济面临新常态，新常态各方面矛盾都在凸显，包括长期积累的一些矛盾需要解决，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预算是按照中央确定的方针来做的，适当提高赤字率，要支撑经济实现一个中高速增长，同时着力进行结构性改革，这是一个总的调子”。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信贷白话（xdbh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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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房地产行业，有一句话，叫做“地段，地段，还是地段！”，说的是房地产的核心要素，是楼盘的位置。
过去我们有一种观点，不考虑其他因素，只要房子建好了，没烂尾，把贷款期限弄长一点，慢慢卖，房地产贷款不会有特别大的风险。
最近我去了一些二三线城市，看到了大片大片无人的新建住宅区，那里的房价只是4000-5000块钱1平米，当地人的收入虽然不高，但3、4年的收入也就可以买一套房子。居民的收入房价比远低于京沪深这些城市。
一、当前“一行三会”金融监管体制存在哪些主要问题？
一是助推泡沫。“一行三会”体制下各监管机构目标各异，部门法律法规分散，信息沟通协调不畅，缺乏达成一致行动的决策和执行机制，不利于建立宏观审慎管理与微观审慎监管相统一、审慎监管与行为监管相结合的政策框架，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当前，金融控股公司（集团）以交叉持牌或交叉持股等不同形式介入多种业务领域，跨市场金融产品以传统或互联网金融形式迅速发展，地方性资产交易平台和各类非法集资行为层出不穷。本轮资本市场波动中，杠杆交易直接助推了前期股市快速上涨和后期指数暴跌。场外配资来源复杂，包含银证保和信托的结构化产品，P2P、众筹等互联网金融渠道，各管一段的监管机构无一了解场外配资全过程，至今对规模、杠杆率等核心指标仍处于猜测状态。
一、关于宏观调控中的冲突掣肘
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是当前研究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十分重要的出发点和视角。分业监管体制存在着明显的问题，微观审慎监管对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实施效果产生显著影响。但简单实行混业监管并不能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关键还是要强化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宏观审慎政策基于宏观的、逆周期和跨部门的视角，本质上属于宏观经济管理和维护金融稳定的范畴，因此其制定和执行应集中在宏观部门（中央银行），并在此基础上重构金融监管体制。
对于最近几天不少新闻媒体密切关注的2016年1月全国银行业贷款投放量“快速增长”数据，子虚认为：
1、“开门红”是各大商业银行多年来贷款投放（实际支付）的惯例。其中有冲击新一年度业务指标的因素，也有消化上一年末已审批但尚未支付的贷款的因素。从这些角度来看，增量的集中释放不足为奇。
2、季节性因素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目前我们国家的银行贷款主要投向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对于大部分银行来说，这两大行业门类的贷款余额可能要占到全部贷款余额的一半以上，甚至超过70%。春节前夕，尤其是批发和零售业，由于备货和结算等方面的原因，对流动资金的需求非常强烈，直接带动了银行贷款的实际支付。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金融监管改革着墨不多，“落实金融监管改革措施和稳健标准，完善监管协调机制，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可见，当初只是强调监管协调，并未酝酿对监管框架进行大的调整。
2015年以来，金融风险急剧增加。股票市场“人造泡沫”崩盘、汇市动荡、以泛亚交易所和e租宝为代表的影子银行风险爆发、银行坏帐激增，引起中央高度警觉。
这些金融风险的显露，有些是经济转型中海水退潮的结果，但也有很多问题源于不合理的金融监管体制。2015年11月，习近平在“十三五规划”起草的说明中强调指出，“……特别是综合经营趋势明显。这对现行的分业监管体制带来重大挑战。 近来频繁显露的局部风险特别是近期资本市场的剧烈波动说明，现行监管框架存在着不适应我国金融业发展的体制性矛盾，也再次提醒我们必须通过改革保障金融安全，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由此，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而且是根本性的变革，被迅速提上议事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