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和2017年之交，中国经济最大的命题是什么？创新创业、调控房价、拉动内需、转型升级……这些长期弥漫在公共舆论场的老套词汇，听起来相当“正确”，但都不是最要紧的。

最要紧的、最重要的事只有一件：加强资本管制，应对即将到来的全球资本争夺战。必要时，甚至要不惜采取最强力手段，打击资本外逃。

实际上，当前所有财经领域的讨论都指向了同一个命题，即如何保资本。曹德旺“跑了”、“死亡税率”、“债市萝卜章”以及“妖精、害人精”等热词背后，要么是资本因国内成本高、收益低流向海外，要么是资本困于国内，只能通过灰色手段在股市、债市“非正常”套利。

一种说法是，过去几十年，美国的金融、高科技和中国的城市化是全球经济的两台“发动机”，共同推动了全球经济的增长。笔者认为，或许还应该加上一个限定：在这一过程，两台“发动机”之间，其实长期达成着全球资本“平衡分配”的某种默契。

如今，这种默契正面临被破坏的危险。第一台“发动机”有变，那么第二台也应该有所应对。中国的城市化，必须立即做出调整，重新走出一条新路。

它比“曹德旺跑了”还要重要

这段时间，对中国经济的讨论出现了两条“平行线”。

一条是关注较多的“明线”。最初，是证券监管部门最高长官“突破常规”地称一些投资机构是“妖精”、“害人精”。其后，债市爆发了让人震惊的“萝卜章”事件。现在，是曹德旺“跑了”和“死亡税率”大讨论。

另一条“暗线”关注较少，但更直击中国经济的痛处。一些知名经济学家不断地讲出一个观点，即中国应该立刻采取严厉的资本管制措施，严防资本外流。

央行原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李稻葵说，“按市场的方式管理汇率，那恐怕是自杀式行为。”他还表示，要把人民币换成美元的投资需求“坚决遏制住”。李稻葵的话，在网上引发了不少反弹。

另外一位央行原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也同样赞同资本管制，他曾表示，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使他坚信：“资本管制是中国金融稳定的最后的一道防线，这一道防线守住了，中国绝对不会出事；这道防线守不住，那我们就有可能出事。”

国家“十三五”规划专家、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华民也认为，经济下行之时，中国决不可开放资本项目和搞汇率市场化，否则是给投机者做空人民币的机会。唯有管住资本外流，中国才有搞改革的时间和空间。

国内最权威的国际经济、金融专家几乎一致认为必须严厉进行资本管制，再联系到近期投资者在香港买保险被严厉监管，以及监管部门其他防资本流出的措施的出台，态势已不言自明。

再回到第一条“明线”。曹德旺其实没有“跑”，只是增加了对美投资，这个事件被热炒的表象是中国比美国“成本高”，而其本质是，和美国相比，中国国内的资本投资回报率正在下降，所以资本开始外流。用曹德旺的话说，在美国制造汽车玻璃更赚钱。

此外，证券监管机构首席长官称投资机构是“妖精”、“害人精””，背后的深层原因是，这些机构如果不在股市进行如此“激进”的操作，它们根本就无法获得可以覆盖万能险、银行理财计划融资成本的收益。实体经济下行，除了金融和地产，还能买什么？

“萝卜章”事件则更直接地表明了资本的困境。它背后的故事是，国内市场正面临严重的“资金荒”，无论是股市、债市或者货币市场，资金都开始短缺。所以才有人铤而走险，通过伪造印章驱驰亿万资金套利，牵涉金融机构20多家。

一明一暗的两条“线”交汇之后，共同说明了当前中国的资本困境。这种困境可以分为三个个层次：一是中国国内的资本收益率正在降低，资本有外流趋势，进而导致人民币贬值。二是，留在国内的资本正在铤而走险，从一些仅存的高收益灰色地带攫取利润。三是，国内一些市场已出现资金短缺问题，现在不是“资产荒”，而是“资金荒”。

面对资本的困境，把所有问题的症结都指向房地产，必须严厉调控而后快？这种倾向也是极度危险的，它很可能会摧毁一切。

为何一线城市房价不能大跌

高成本是资本收益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高成本可以分解为地租、税负和融资成本。

第一个，首当其冲。

高地价直接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但高地租危害实体经济的另一个方式则比较隐秘，它是通过制造信贷泡沫和高通胀来实现的。

此前，《南风窗》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的金融体系已形成一个以地方政府、地产商和银行三者捆绑的利益集团，最终催生了一整套完整的货币创造系统。这一过程中，央行并非主角。

在这个系统中，地方政府通过土地、房产的买卖创造交易，伴随着交易的是银行体系信用货币的疯狂创造，而这些信用货币的创造则长期蚕食着老百姓的财富。老百姓为了保卫财富，只能买房，而买房又进一步助推了交易的创造以及货币的创造。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是一个财富剥夺的闭环，普通人深陷其中，无法自拔，唯有买房可以自保。所以，越涨越买，越买越涨。那些没有“入市”的人，唯有焦虑。

对企业而言，合理的通胀会带来产品价格提高的预期，调动企业扩大再生产的积极性。但不合理的通胀则蚕食掉企业的实际投资收益，让实业投资跑不过M2。

到2015年年末，中国的经济货币化率（广义货币M2和GDP的比值）再次达到了新高，达到了2倍。在这一比值上，中国长期超过美国，位居主要经济体第一位。全球第一M2，这无疑是是资本外流的一大推动力。

房地产就是金融，金融就是房地产，这是一个中国式的“政治金融学”逻辑。因此，调控楼市，刻不容缓，这已成为国家经济转型战略重要议题。

2016年12月14日至16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举行。会议对楼市的相关表述非常具有信号价值：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综合运用金融、土地、财税、投资、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既抑制房地产泡沫，又防止出现大起大落。

可以看出，一方面，会议明确地指出楼市泡沫的本质是房子正在成为投资品，用来炒，而不是住。中国曾多次“楼市调控”，但高层重要会议中很少这样直接点明楼市泡沫的本质。

另外，“既抑制房地产泡沫，又防止出现大起大落”的提法，意味着房价很难出现大幅度下降。实际上，这种偏于“中性”的调控是基于当前经济实情的明智，甚至是唯一的选择。

一个国家的资本之所以外流，本质在于这个国家内部的资产无法吸引资本。美国之所以一直能成为全球资本的聚集地，在于这个国家的资产具有很强的对资本的吸附力。美国股市有着全球最优秀的公司的股票；债市有着“零风险”美国国债——这是中国外汇储备的首要配置资产；美国楼市同样有吸引力，王宝强的别墅不就在加州吗？

中国呢？股市、债市和楼市三大资产配置支柱之中，目前只有楼市对资本的吸引力最强。因此，一线城市楼市正在充当中国最后的资产保卫者的角色。高房价不能大跌，否则可能摧毁中国唯一可以吸附资本的资产，导致中国在新一轮全球资本争夺战中陷入被动，最终挤压中国改革的空间和时间。

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有一个观点，他认为，特朗普如果推行大规模减税，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浅层看，这会缩小了中国制造的性价比优势。从深层看，各国资本都会向美国流动，美国将有更多资源投入到科技创新中去。很可能，在未来短到三五年长到十年的时间内，美国的科技会又出现一种升跃，就像上世纪80年代里根减税以后，美国的IT业突破，一下子把西欧、日本和前苏联甩到了后面。

中国必须正视这种资本可能跨国大转移的可能性，以及它带来的深远影响。因此，中国必须要保资产。但是这样一来，如何保实体经济呢？

中国城市化之路或将转向

如果保资产，一线城市房价高居不下，又必然严重削弱实体经济的复苏能力和技术提升的可能性。这是中国经济前所未有的“两难困境”，怎么办？唯一的解法是，重新定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为实体产业寻找新的地理空间。

中国必须在已有产业基础、并位于经济地理版图中心位置的城市大力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让它重新吸引来自全球和国内的要素，吸收其他高房价城市可能外流的实体部门，以之为中心重振中国实体经济。显然，广州的枢纽型网络城市战略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应对方案。作为国家重要中心城市，广州正代表中国融入全球城市与区域竞争，在全球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中集聚高端要素。

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城市化已经进入了分化阶段，大城市将形成枢纽型网络城市和资产池城市两种模式。前者以合理的地租成本、优良的“软硬”基建，承载实体部门的发展，而后者将承担人民币资产积聚，将资本留在国内的“资产池”功能。

《南风窗》曾刊文指出，广州房价在上一轮国内一线城市楼市暴涨之中之所以相对理性，这是广州近两年主动选择了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道路的结果。按照枢纽型网络城市的战略，广州将着力建设国际航运、航空、科技创新三大战略枢纽。最终形成一个国际性的要素资源配置中心，以及实体经济尤其是创业产业的集聚地。

除了航空、航运枢纽的优势之外，在科技创新领域尤其是在移动互联网领域，广州已在悄然布局。广州抓住了两个“抓手”，一是移动时代最流行的应用微信，二是最流行的操作系统安卓。

微信作为“广州智造”的代表，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重要性已不用赘述。而安卓系统作为全球第一的智能手机操作系统，广州已把眼光投向了这里。2016年12月，“小蛮腰科技大会”落户广州，它前身是“安卓全球开发者大会”，是全球移动互联网领域的知名盛会。未来，它将为广州汇聚更多移动互联网领域的技术、资本与人脉。

另有数据显示，2016年前三季度，广州全市新登记各类商事主体19万户，同比增长22％，新登记商事主体增速为近两年来最高。新创企业猛增背后，显示出广州作为枢纽型网络城市，对实体经济的积聚效应正在爆发。

伴随着广州发展战略的自我选择，国家对广州有了新的定位。此前，国家对广州的定位是“华南中心城市”，但2016年年初，国务院批复《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年）》指出，广州是“我国重要的中心城市”。广州的城市定位已经上升了一个层次。

定位上升背后，是广州找到了自己的独特优势。从更大视野看，这是广州自觉承担国家经济转型重任的一种体现。当其它城市必须保资产，而实体经济又苦于高成本的时候，必须要有一座城市主动来承担积聚实体部门的重任。

一些信息从不同侧面印证了广州选择的正确性和前瞻性。近期，高层智囊、中财办主任刘鹤几年前的一个观点被广为传播。他提到了“城市网”模式，即通过现代化的交通、通信体系，把一个区域内特大城市和中小城镇整合起来，形成城市网络。

此外，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提出，“特大城市要加快疏解部分城市功能，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发展。”不久前，实体经济的“教父级”人物任正非公开表示，实体经济会去低成本的地方，高成本最终会摧毁城市的竞争力。现在有了高铁、网络、高速公路，活力分布的时代已经形成了。

趋势已经很明确，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并以之为中心形成“城市网”，从而重新配置要素资源，重振实体部门。这不光是一座城市对中国经济有所担当的体现，也是一个国家应对全球资本争夺战的理性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