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说历史13-恶魔被随便释放出来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前段时间在阅读吴钩的“微博文集”《中国的自由传统》，里面的部分观点颇让人觉得耳目一新。比如在我们国家传统的历史演进规律里面，总是认为自秦朝以来（公元前221年），直至民国建立（1912年），这两千一百多年的时间，基本上都属于一种封建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但吴钩在这本书中指出，我们这个国家在自由方面的探索和实践始终没有中断过，而“一个主要由儒家士绅拓展出来的社会自治空间是一直存在的”。
其实这个理论在过去也曾经被许多历史学者反复研究过，比如有人就持着“儒法并用”、“儒法之争”等学术观点。总的来说，法家基于“人性本恶”这个理论，更多地强调政权的控制力，更多地强调统治集团的地位和权势。而儒家至少在表现上是基于“人性本善”这个理论的，主张建立起一种群体的共同秩序，更多地希望通过“自觉的”自我约束来达到良好治理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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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说历史12-权谋上有种办法叫做裹挟
记得上中学的时候，老师讲到北宋的王安石变法，说这场改革不仅在当时遭遇了极大的阻力和反对，而且在后来的差不多一千年里（一直到清朝末期，20世纪初，大致在‘预备立宪’前后的样子），仍持续不断地被无数保守主义者反复批判。
当时行者还真没有把这些话当回事，很简单地以为，敢跟宰相级别的高官，宋神宗御前的头号大红人——王文公（王安石去世后的谥号为‘文’）过不去的，唯有司马光及其手下一群小喽啰而已。而据史料记载，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司马光就主动离开了首都开封，搬到洛阳，闭门著述，居然坚持了十五年，终于弄出一部巨著《资治通鉴》来。《资治通鉴》在学术上的成就绝对是很了不起，同时，也融入了大量司马光在政治上的思想倾向，不过，这都还是士大夫之间相当文明的“骂仗”，主要是搞一些理论方面的辩战，从不动手，更没有任何阴谋诡计的成分。
行者说历史11-“豢养”问题和官员
清朝康熙年间，有位官员叫噶礼，据说还是康熙乳母的儿子，妥妥的裙带关系。这个人好像也没有什么大本事，不过是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康熙亲征噶尔丹的时候，负责督运军粮没出现什么问题，后来陛见时也表现的挺从容罢了。当然，康熙也许另外考虑了其母亲的因素，于是，三年后（1699年）擢升其为山西巡抚，再过十年（1709年），又进一步升至户部侍郎和两江总督的位置，绝对让人羡慕嫉妒恨哪。要知道，户部最有钱，而两江总督管辖区域之重要，以至于通常都是于成龙、林则徐、曾国藩、沈葆桢、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这类“超级牛人”才能担当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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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说历史10-自由的界限与传统
其实在兴中会成立（1894年）到同盟会成立（1905年），到辛亥革命（以1911年武昌起义为主要标志），到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1912年），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者组织大都是比较自由、民主的，基本符合近现代国际上相对先进政党的标准。不过，在经历了差不多二十年的屡战屡败之后，革命的旗手孙中山或许是因为受到了某种刺激，在某些思想上变得日益保守起来。孙中山认识到了当时国民党内部的涣散，是不利于革命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然而他提出的改革方案，居然是要求全体党员树立起对其个人的崇拜与服从，甚至还要立誓和按手印，搞的跟封建时代的地下帮会似的。于是一大批功勋卓著，能力最强，威望极高、资格也很老的革命家，都因为这件事选择了与孙中山分道扬镳。其中比较有名的包括李烈钧，谭人凤等人，尤其是黄兴，这可是在1911年“孙黄革命”（武昌起义的别称）时数一数二的人物呢。
行者说历史9-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
下午在驾校学习“科目三”，非常遗憾地错过了俄罗斯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所举行的阅兵，这可是期待和等待了许多天的直播，而且据说这是俄罗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红场阅兵。
不过，在美国及其“小跟班”们的一手策划和大力“营销”下，出席这次阅兵的外国领导人和外军方阵，除了主宾习大大以及由其领衔的中国仪仗队之外，好像还真的没有什么“像样”的远方来客，这似乎搞得稍微有些“尴尬”。昨天晚上，行者不禁想起这样一句话：现如今，还就是美国有能耐，三下两下，就弄得俄罗斯只剩下中国这一个“朋友”，而朝鲜已经完全没有朋友了。这句话也许在某种程度上不是特别严谨，但也算是“窥斑见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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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说历史8-腐败对于任何国家都是坠入深渊的推动力
老婆最近一直在每天坚持追央视的《王大花的革命生涯》，今晚是大结局，而这两天播放的最后几集，基本上都是在围绕一个“天火计划”来展开的。客观的说，这部电视剧总体上编的挺不错，单从文学艺术这个角度来看，还是比较吸引人的。不过，作为一个历史爱好者，总是感觉剧中的这个“天火计划”好像很陌生， 以至于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怀疑。于是我又专门查了查手头的一些资料，至少可以肯定的是，暂未有什么史料能够证明曾经有过类似的历史事件，也就是说，这部电视剧里面的”天火计划“，基本上属于一种单纯的”文艺创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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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说历史7-说说中国的城市
江苏卫视今晚的《我们相爱吧》，安排的是林心如与任重在大理古城的“邂逅”。结婚那年，我和文婷去过云南，就先后基本上以“走马观花”形式“浏览”的几个城市（景点）来看，我个人还是最喜欢大理的，而且没有“之一”。虽然说我从来都没能达到过“下关风，上关花，苍山雪，洱海月”的小资情调，但是从一个历史爱好者的角度来看，大理绝对称得上整个云南，乃至整个西南（主要指少数民族地区，不包括成渝地区）最有底蕴和内涵的城市和旅游地了。
城市，最早源于人类由逐水草而居变为定居生活的时候，也就是以狩猎、捕鱼和采集为主要生产方式，变为以农业耕种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时候。据西汉时的有关史料记载，匈奴尽管每次都来势汹汹，但是连固定的首都都没有（或者干脆可以说是‘全国’没有一个真正的城市），所谓的“王庭”其实不过是一个在一定区域范围内不断变动的“大规模帐篷群”罢了，客观的说还是属于“户外运动”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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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说历史6-宣传和报道
据说我国最早的“报纸”诞生于2000多年前，差不多是公元前二世纪左右的西汉时期，叫做“邸报”。不过这种报纸的“官方色彩”极为浓厚，首先，是由各郡的“驻京办事处”（其办公地称为‘邸’）负责采编，其次，主要登载谕旨、奏议，中央政府的大事和其它政治类情报。基于这两个方面的特点，其读者群差不多就仅限于当朝官员了，民间老百姓不一定让看，不一定看得懂，此外也不一定愿意积极主动地去经常关心这些毫无“娱乐性”的信息。
宋代是我国城市经济与文化快速发展的时期，甚至可以说是整个封建时代城市发展最快的时期，基本达到了顶峰，等明清时期则出现了萎缩和倒退。城市的大发展，造就了一个日益庞大的市民群体，而城市不比乡间，没有宽阔的“锻炼场地”，没有一望无际的美景，甚至连街道上都是常常摩肩接踵的，不得不让人住久了便深深地感到一种“压抑”。不过，我们的祖先们总是富于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尽管当时还没有现代城市的建设管理思想，但“放松”的办法并不少，比如在“宇宙中心，全球第一大城市”汴梁，就广布着茶楼、酒肆，不信吗，去看看《清明上河图》就知道是何等繁华了，这可是一幅写实作品，与顾恺之的《洛神赋图》有着本质区别，绝对是“如假包换”的标准。当然，除了物质文明以外，精神文明也是必不可缺的。北宋末年，就悄然出现了大量“民间小报”，并出现了中国最早的狗仔队——内探（打探宫廷新闻）、省探（打探中央政府各大机关的新闻）和衙探（打探各地方衙门的新闻）。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些“民间小报”天天运用的“采访”手段一般都属于“非常规”，但当时的外部环境和政府管理理念还都挺宽松，只要别太出格，倒也很少有被专门“追究”或是“跨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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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说历史5-永远都不会有绝对的、无限的权力
记得我们这一代人上学的时候，至少涵盖了小学和中学的十二个年头，历史教科书上总是“不厌其烦”地讲授着社会发展在总体上可以分为五个阶段的理论，即全世界都遵循着“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包括中国特有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模式）→社会主义社会（其高级阶段是共产主义社会）”发展规律。
但是，进入大学以后，看到了更多的“一手资料”和不同观点之后，才发现，原来这仅仅是斯大林同志“个人”的一种“演绎”而已。据说斯大林这个论断的最初理论来源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的一句话：“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但从这句话的语气上来看，马克思当时或许只是与大家简单“探讨”一下，不过，在经过斯大林的一番加工，尤其是在斯大林专制主义的那种政治气氛之下，居然就变成了所谓的“正统”马列主义社会科学理论，甚至深深的影响了中国的不少历史学者好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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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说历史4-国家就是土地和人民
湖南卫视“我是歌手”节目，今晚谭维维表演的曲目叫做《乌兰巴托的夜》。这是一首非常唯美，感情也非常充沛的歌。而就当前国内不少人的思想倾向来说，外蒙古算得上是一块很长很长时间都无法释怀的地方。
不过，现在的外蒙古可以说完全不同于内蒙古，站在我们中国人一厢情愿的角度上期望着其“回归”，基本上属于一种幻想。当然，最晚到明清时期，外蒙古和内蒙古还差不多是方方面面的情况大差不差的状态，不过在晚晴到近代这段时间，内蒙古的大部分地区，由于汉族和其它少数民族人口的大量迁入，“汉化”（或者可以称作是‘中国化’）的进程大大加快，最终完全融入了“近现代中国”这个体系之中，从而成为这个新型国家框架下无法分割的一部分。而外蒙古仍旧大体沿袭着过去数千年来与“中国本部”的“朝贡”或“藩属”关系，并没有发生更多的实质性交流与联系，而随着近现代更加平等的国与国关系模式在全世界越来越多地区的推开，传统的中国与周边小国关系体系也就瓦解了，在没有与之完全对应的新型国际关系出现和稳固的情况下，外蒙古唯有“渐行渐远”的选择，甚至沦为北方大国俄罗斯与中国博弈时的一枚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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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说历史3-官不官，商不商
洋务运动是中国第一次规模较大且影响较为广泛的近代化运动，这场运动在”技术层面”有力推动了中国的进步，这一点是应当被认可的，不过在更宏观和位置更高的“组织层面”，由于其主要采用了“官商”体制，而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结果只收获了一个“嫁接”不成功的怪胎，最终使得种种梦想、抱负和目标，被一场甲午战争给击的粉碎。
当然，“官商”也不是只有弊端而百无一用。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盐业、采矿业、制陶业等等都曾经实施过“官商联营”、“官督商办”以及“特许经营”等方式，并对政权和经济的稳定运行起到过一定作用。但是，全球步入近代社会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机构直接干预，甚至参与经济的弊端便逐渐显现出来了。其一，市场有着自己的一套运行规律，并具备自我调节能力，而无须人为的过度干预。其二，政府管理所追求的主要目标是安定，而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则是尽可能高的速度，甚至可以说在某些情况下，政府的过分严格管制会损害到创新的实现，这个尺度即便在市场化程度非常高的时候，仍有可能成为不可忽视的矛盾。
行者说历史2-香港多年来一直施行着《大清律例》
前段时间被不少媒体炒作的沸沸扬扬的赌王何鸿燊（出生于香港），其中比较能吸引人眼球的就是他“居然”有三房“老婆”。要知道现在可早已进入二十一世纪里呢，这三房四妾的事情，着实让不少人难以理解。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位老大爷绝对没有“违法乱纪” 。因为大家也许不知道，在香港这么一个看起来高度发达的地方，直到1972年，都还在施行着“古老”的《大清律例》呢，而按照这部“法律”，只要经济条件允许，家庭“和谐稳定”，男人娶几个老婆——随意！
《大清律例》 最初草创于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堪称中国封建时代的最后一部法典。其后历经过多次“附件”部分的修订，但“正文”部分极少有大的改动。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大清现行刑律》颁布，旧的《大清律例》即自行终止在大陆地区的施行。不过香港由于是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割让给英国的，按照当时双方签署的协议，英国殖民政府统治香港华人，仍采用割让前《大清律例》的规定。港英政府从未把香港的华人当作本国公民，未给予其立法权，估计也差不多是因为这方面的原因，在香港华人当中施行《大清律例》，直到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和周边国家地区，港英政府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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