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说历史17-还是穿越到宋朝去“见义勇为”和“正当防卫”吧
据说在“美帝”的“资本主义法律”体系中，常常会采取“陪审团”这个制度，即法院的审判工作拢共分两步：第一步，由非法律界的，随即抽取的普通民众组成陪审团，判断嫌疑人是否有罪。如果陪审团认为其不构成犯罪，或是在“情理”上可以被“宽恕”的话，直接就做无罪释放处理了。如果陪审团认为其构成了犯罪，应当受到法律的惩罚，则转入第二步。第二步，则是由专业化程度非常高的法官来确定具体量刑标准，而陪审团在这一步是不参与的。
行者认为，这是英美法系（或称为‘普通法系’）在司法实践中非常值得效仿和借鉴的一大亮点，即判断嫌疑人是否有罪，绝不局限于，拘泥于相对呆板的法条，而是更多地考虑公序良俗、常理常识和人之常情，在这些基础上，综合作出一个最合适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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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说历史16-太平天国“讲道理”
行者认为，其实太平天国在最初的时候，与当时的社会普遍状态相清朝比，还是具有一定先进性的。比如他们颁布了“解开发辫”的政令，可以算是去除了游牧民族征服者打在农耕民族被征服者身上的，长达两百多年的重要屈辱印记。就是几十年后的早期资产阶级革命者们，如陈天华等人，也不过是这样“披发”的。
但是，太平天国搞着搞着，仿佛就渐渐的“变了味儿”。不过这也难怪，因为太平天国最高领导集团中最为理性且富有学识的人——南王冯云山，在太平天国运动初期，即1852年6月转战湖南全州蓑衣渡的时候，即被湘军江忠源部的火炮击中，不幸殉难，此时尚未抵达太平天国全盛时期的根据地长江流域，距1850年12月金田起义也就一年多的时间。从这时候起，太平天国就越来越像一个硕大的“邪教团体”，几位处于金字塔顶端的最高领导人，常常做的也就那么几件乱七八糟的事情：1、争夺权力，残杀异己，1856年，杨秀清、韦昌辉被杀，石达开出走，加上先前已牺牲的冯云山、萧朝贵，核心领导层已折损83.33%（5/6）。2、崇尚奢靡，大讲排场，最典型的就是一把手洪秀全和二把手杨秀清，房子、银子、女子呼呼地捞，与天平天国普通民众当时的生活状态形成鲜明对比。3、装神弄鬼，控制思想，这也是太平天国运动兴起以来，各个方面诟病与攻击的最大焦点。
行者说历史15-朱元璋的黄册和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
整整二十年前（1995年）的夏天，行者跟随父母第一次去南京旅游，重点游览了著名的玄武湖。虽然在那个时候，各地的旅游开发还不像现在这么深入，但玄武湖周边的自然风光绝对是美不胜收的。泛舟于其上，微风拂面，一边是依着湖岸建设的高大威武的明代首都级别古城墙，一边还隐隐约约能看见连绵不绝的紫金山（准确的说应该是钟山那一片。当时，玄武湖东面尚未出现大面积的市区建筑），真是一种极好的享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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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说历史14-清朝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个奴隶庄园
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半段2000年（春秋战国时期-宋朝，即公元前770年-公元1279年），国家与社会在总体上一直呈上升的趋势，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在唐朝达到顶峰，而文化与科技水平则在宋朝展现出最夺目的辉煌。
接下来的600多年，我们这个国家就基本上在走着下坡路了。元朝的疆域空前绝后的辽阔，但元朝的整个国家治理相当粗放，甚至有些粗野，比如在元朝初期，差一点还发生了蒙古贵族准备把中原的耕地全部改成牛羊牧场的惊人举措。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曾经是著名的“反元斗士”，原名“朱重八”（注1），加入红巾军之后改为这个新名字，其含义就是“诛灭元朝的一柄璋（注2）”。但是，这都说明不了主要问题，因为当朱元璋坐到先前元朝皇帝的那个位置上的时候，居然就立即转而对元朝的控制手段表现了极大的赞同，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加入大量保守主义和小农经济的意识，通过《皇明祖训》等形式，把整个国家改造和固定为一个大农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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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说历史13-恶魔被随便释放出来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前段时间在阅读吴钩的“微博文集”《中国的自由传统》，里面的部分观点颇让人觉得耳目一新。比如在我们国家传统的历史演进规律里面，总是认为自秦朝以来（公元前221年），直至民国建立（1912年），这两千一百多年的时间，基本上都属于一种封建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但吴钩在这本书中指出，我们这个国家在自由方面的探索和实践始终没有中断过，而“一个主要由儒家士绅拓展出来的社会自治空间是一直存在的”。
其实这个理论在过去也曾经被许多历史学者反复研究过，比如有人就持着“儒法并用”、“儒法之争”等学术观点。总的来说，法家基于“人性本恶”这个理论，更多地强调政权的控制力，更多地强调统治集团的地位和权势。而儒家至少在表现上是基于“人性本善”这个理论的，主张建立起一种群体的共同秩序，更多地希望通过“自觉的”自我约束来达到良好治理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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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说历史12-权谋上有种办法叫做裹挟
记得上中学的时候，老师讲到北宋的王安石变法，说这场改革不仅在当时遭遇了极大的阻力和反对，而且在后来的差不多一千年里（一直到清朝末期，20世纪初，大致在‘预备立宪’前后的样子），仍持续不断地被无数保守主义者反复批判。
当时行者还真没有把这些话当回事，很简单地以为，敢跟宰相级别的高官，宋神宗御前的头号大红人——王文公（王安石去世后的谥号为‘文’）过不去的，唯有司马光及其手下一群小喽啰而已。而据史料记载，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司马光就主动离开了首都开封，搬到洛阳，闭门著述，居然坚持了十五年，终于弄出一部巨著《资治通鉴》来。《资治通鉴》在学术上的成就绝对是很了不起，同时，也融入了大量司马光在政治上的思想倾向，不过，这都还是士大夫之间相当文明的“骂仗”，主要是搞一些理论方面的辩战，从不动手，更没有任何阴谋诡计的成分。
行者说历史11-“豢养”问题和官员
清朝康熙年间，有位官员叫噶礼，据说还是康熙乳母的儿子，妥妥的裙带关系。这个人好像也没有什么大本事，不过是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康熙亲征噶尔丹的时候，负责督运军粮没出现什么问题，后来陛见时也表现的挺从容罢了。当然，康熙也许另外考虑了其母亲的因素，于是，三年后（1699年）擢升其为山西巡抚，再过十年（1709年），又进一步升至户部侍郎和两江总督的位置，绝对让人羡慕嫉妒恨哪。要知道，户部最有钱，而两江总督管辖区域之重要，以至于通常都是于成龙、林则徐、曾国藩、沈葆桢、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这类“超级牛人”才能担当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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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说历史10-自由的界限与传统
其实在兴中会成立（1894年）到同盟会成立（1905年），到辛亥革命（以1911年武昌起义为主要标志），到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1912年），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者组织大都是比较自由、民主的，基本符合近现代国际上相对先进政党的标准。不过，在经历了差不多二十年的屡战屡败之后，革命的旗手孙中山或许是因为受到了某种刺激，在某些思想上变得日益保守起来。孙中山认识到了当时国民党内部的涣散，是不利于革命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然而他提出的改革方案，居然是要求全体党员树立起对其个人的崇拜与服从，甚至还要立誓和按手印，搞的跟封建时代的地下帮会似的。于是一大批功勋卓著，能力最强，威望极高、资格也很老的革命家，都因为这件事选择了与孙中山分道扬镳。其中比较有名的包括李烈钧，谭人凤等人，尤其是黄兴，这可是在1911年“孙黄革命”（武昌起义的别称）时数一数二的人物呢。
行者说历史9-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
下午在驾校学习“科目三”，非常遗憾地错过了俄罗斯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所举行的阅兵，这可是期待和等待了许多天的直播，而且据说这是俄罗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红场阅兵。
不过，在美国及其“小跟班”们的一手策划和大力“营销”下，出席这次阅兵的外国领导人和外军方阵，除了主宾习大大以及由其领衔的中国仪仗队之外，好像还真的没有什么“像样”的远方来客，这似乎搞得稍微有些“尴尬”。昨天晚上，行者不禁想起这样一句话：现如今，还就是美国有能耐，三下两下，就弄得俄罗斯只剩下中国这一个“朋友”，而朝鲜已经完全没有朋友了。这句话也许在某种程度上不是特别严谨，但也算是“窥斑见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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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说历史8-腐败对于任何国家都是坠入深渊的推动力
老婆最近一直在每天坚持追央视的《王大花的革命生涯》，今晚是大结局，而这两天播放的最后几集，基本上都是在围绕一个“天火计划”来展开的。客观的说，这部电视剧总体上编的挺不错，单从文学艺术这个角度来看，还是比较吸引人的。不过，作为一个历史爱好者，总是感觉剧中的这个“天火计划”好像很陌生， 以至于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怀疑。于是我又专门查了查手头的一些资料，至少可以肯定的是，暂未有什么史料能够证明曾经有过类似的历史事件，也就是说，这部电视剧里面的”天火计划“，基本上属于一种单纯的”文艺创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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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说历史7-说说中国的城市
江苏卫视今晚的《我们相爱吧》，安排的是林心如与任重在大理古城的“邂逅”。结婚那年，我和文婷去过云南，就先后基本上以“走马观花”形式“浏览”的几个城市（景点）来看，我个人还是最喜欢大理的，而且没有“之一”。虽然说我从来都没能达到过“下关风，上关花，苍山雪，洱海月”的小资情调，但是从一个历史爱好者的角度来看，大理绝对称得上整个云南，乃至整个西南（主要指少数民族地区，不包括成渝地区）最有底蕴和内涵的城市和旅游地了。
城市，最早源于人类由逐水草而居变为定居生活的时候，也就是以狩猎、捕鱼和采集为主要生产方式，变为以农业耕种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时候。据西汉时的有关史料记载，匈奴尽管每次都来势汹汹，但是连固定的首都都没有（或者干脆可以说是‘全国’没有一个真正的城市），所谓的“王庭”其实不过是一个在一定区域范围内不断变动的“大规模帐篷群”罢了，客观的说还是属于“户外运动”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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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说历史6-宣传和报道
据说我国最早的“报纸”诞生于2000多年前，差不多是公元前二世纪左右的西汉时期，叫做“邸报”。不过这种报纸的“官方色彩”极为浓厚，首先，是由各郡的“驻京办事处”（其办公地称为‘邸’）负责采编，其次，主要登载谕旨、奏议，中央政府的大事和其它政治类情报。基于这两个方面的特点，其读者群差不多就仅限于当朝官员了，民间老百姓不一定让看，不一定看得懂，此外也不一定愿意积极主动地去经常关心这些毫无“娱乐性”的信息。
宋代是我国城市经济与文化快速发展的时期，甚至可以说是整个封建时代城市发展最快的时期，基本达到了顶峰，等明清时期则出现了萎缩和倒退。城市的大发展，造就了一个日益庞大的市民群体，而城市不比乡间，没有宽阔的“锻炼场地”，没有一望无际的美景，甚至连街道上都是常常摩肩接踵的，不得不让人住久了便深深地感到一种“压抑”。不过，我们的祖先们总是富于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尽管当时还没有现代城市的建设管理思想，但“放松”的办法并不少，比如在“宇宙中心，全球第一大城市”汴梁，就广布着茶楼、酒肆，不信吗，去看看《清明上河图》就知道是何等繁华了，这可是一幅写实作品，与顾恺之的《洛神赋图》有着本质区别，绝对是“如假包换”的标准。当然，除了物质文明以外，精神文明也是必不可缺的。北宋末年，就悄然出现了大量“民间小报”，并出现了中国最早的狗仔队——内探（打探宫廷新闻）、省探（打探中央政府各大机关的新闻）和衙探（打探各地方衙门的新闻）。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些“民间小报”天天运用的“采访”手段一般都属于“非常规”，但当时的外部环境和政府管理理念还都挺宽松，只要别太出格，倒也很少有被专门“追究”或是“跨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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