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说历史5-永远都不会有绝对的、无限的权力
记得我们这一代人上学的时候，至少涵盖了小学和中学的十二个年头，历史教科书上总是“不厌其烦”地讲授着社会发展在总体上可以分为五个阶段的理论，即全世界都遵循着“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包括中国特有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模式）→社会主义社会（其高级阶段是共产主义社会）”发展规律。
但是，进入大学以后，看到了更多的“一手资料”和不同观点之后，才发现，原来这仅仅是斯大林同志“个人”的一种“演绎”而已。据说斯大林这个论断的最初理论来源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的一句话：“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但从这句话的语气上来看，马克思当时或许只是与大家简单“探讨”一下，不过，在经过斯大林的一番加工，尤其是在斯大林专制主义的那种政治气氛之下，居然就变成了所谓的“正统”马列主义社会科学理论，甚至深深的影响了中国的不少历史学者好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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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说历史4-国家就是土地和人民
湖南卫视“我是歌手”节目，今晚谭维维表演的曲目叫做《乌兰巴托的夜》。这是一首非常唯美，感情也非常充沛的歌。而就当前国内不少人的思想倾向来说，外蒙古算得上是一块很长很长时间都无法释怀的地方。
不过，现在的外蒙古可以说完全不同于内蒙古，站在我们中国人一厢情愿的角度上期望着其“回归”，基本上属于一种幻想。当然，最晚到明清时期，外蒙古和内蒙古还差不多是方方面面的情况大差不差的状态，不过在晚晴到近代这段时间，内蒙古的大部分地区，由于汉族和其它少数民族人口的大量迁入，“汉化”（或者可以称作是‘中国化’）的进程大大加快，最终完全融入了“近现代中国”这个体系之中，从而成为这个新型国家框架下无法分割的一部分。而外蒙古仍旧大体沿袭着过去数千年来与“中国本部”的“朝贡”或“藩属”关系，并没有发生更多的实质性交流与联系，而随着近现代更加平等的国与国关系模式在全世界越来越多地区的推开，传统的中国与周边小国关系体系也就瓦解了，在没有与之完全对应的新型国际关系出现和稳固的情况下，外蒙古唯有“渐行渐远”的选择，甚至沦为北方大国俄罗斯与中国博弈时的一枚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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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说历史3-官不官，商不商
洋务运动是中国第一次规模较大且影响较为广泛的近代化运动，这场运动在”技术层面”有力推动了中国的进步，这一点是应当被认可的，不过在更宏观和位置更高的“组织层面”，由于其主要采用了“官商”体制，而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结果只收获了一个“嫁接”不成功的怪胎，最终使得种种梦想、抱负和目标，被一场甲午战争给击的粉碎。
当然，“官商”也不是只有弊端而百无一用。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盐业、采矿业、制陶业等等都曾经实施过“官商联营”、“官督商办”以及“特许经营”等方式，并对政权和经济的稳定运行起到过一定作用。但是，全球步入近代社会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机构直接干预，甚至参与经济的弊端便逐渐显现出来了。其一，市场有着自己的一套运行规律，并具备自我调节能力，而无须人为的过度干预。其二，政府管理所追求的主要目标是安定，而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则是尽可能高的速度，甚至可以说在某些情况下，政府的过分严格管制会损害到创新的实现，这个尺度即便在市场化程度非常高的时候，仍有可能成为不可忽视的矛盾。
行者说历史2-香港多年来一直施行着《大清律例》
前段时间被不少媒体炒作的沸沸扬扬的赌王何鸿燊（出生于香港），其中比较能吸引人眼球的就是他“居然”有三房“老婆”。要知道现在可早已进入二十一世纪里呢，这三房四妾的事情，着实让不少人难以理解。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位老大爷绝对没有“违法乱纪” 。因为大家也许不知道，在香港这么一个看起来高度发达的地方，直到1972年，都还在施行着“古老”的《大清律例》呢，而按照这部“法律”，只要经济条件允许，家庭“和谐稳定”，男人娶几个老婆——随意！
《大清律例》 最初草创于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堪称中国封建时代的最后一部法典。其后历经过多次“附件”部分的修订，但“正文”部分极少有大的改动。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大清现行刑律》颁布，旧的《大清律例》即自行终止在大陆地区的施行。不过香港由于是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割让给英国的，按照当时双方签署的协议，英国殖民政府统治香港华人，仍采用割让前《大清律例》的规定。港英政府从未把香港的华人当作本国公民，未给予其立法权，估计也差不多是因为这方面的原因，在香港华人当中施行《大清律例》，直到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和周边国家地区，港英政府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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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说历史1-有些领导可是相当注重“细节”的哟
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后期，官员们每几年会经历一次考核， 考核中“胜出”的官员将被授予更高级别，或是在其它条件上更为优厚的职位。同时，为显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理念，被授予新职的官员在离开京城赴任前，通常需要前往皇宫履行“谢恩”仪式，比如清朝的制度就是二品以上官员受了新职，首先要具拟“奏折”并在吏部统一引见下，去皇帝面前谢恩的。
不过也有例外，比如“百日维新”失败后，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就立即下令，以后“二品以上大臣，咸具折诣后（到慈禧太后）前谢恩”。其实中国古代的那些官员定期考核是“你懂得”，主要是要搞好上面的关系，尤其是吏部考功司那批肥头大耳、贪得无厌的令史、书令史、掌固们，因为京官的“白色收入”很有限，平时的相当一部分精力“不得不”花在如何妥当、“体面”的索取下面“孝敬”上面。但慈禧太后对这个其实“形式大于实质”的活动相当重视，虽然大部分好处都被吏部考功司那些奴才们先给拿走了，擢升方案的细节也大都是这批真正拿过好处的奴才们具体制定的，不过最后搞这么一个仪式，或许可以激发这些新晋官员的“豪情”，感觉好像吏部考功司光知道捞钱，而老佛爷才是“光明磊落”、“恩泽四方”似的，于是，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达到笼络上层官僚，尤其是把傀儡光绪皇帝身边的官员给拉过来，甚至把个别意志不坚定的维新派给拉过来一部分的这个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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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建党前夕的李大钊和毛泽东
最近网上有则笑话，说学渣偶尔考了98分，而与此同时学霸考了100分。学渣以为和学霸的差距就只有这两分了，结果学霸说：“你考98分是实力只有这么多，我考100分是试卷只有这么多分。”不知道这则笑话的作者是不是为了抨击“唯分数论”的应试教育模式，强调不能简单地把卷面上的分数异化成了遏制学生充分发展的“天花板”，不过学习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这绝对是非常有必要搞清楚的问题。而在这个过程中，老师的引导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过去曾经有不少老师总是将目光聚焦于几本教材和几张试卷，殊不知学生来到学校的最根本目的应该是学到真正有用的知识，不说推动社会进步这么宏大的目标吧，至少得让其掌握在未来可以赖以生存的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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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两甲子
五个多月前的春节期间，我写了一篇名为《又到甲午年》的文章（请点击这里查看）。而今天是甲午战争爆发的标志性事件——“丰岛海战”正式打响整整120周年的日子，于是在最近一段时间，国内和国外华人圈围绕甲午战争所开展的纪念与反思活动，迅速达到了最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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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大礼议
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理念，非常重视世系的传承。而正是因为构成社会的基本细胞——家族的一脉相承和连绵不断，使得整个国家有了超过五千年不断代文明的重要基础。
不过在上述积极的作用之外，这种思想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定的负面影响。主要就是对祖先的过分“依赖”，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把当代的奋斗简单地归结到所谓的“光宗耀祖”这个目的之上，有种为别人活着的味道。二是不能正确的看待“出身”问题，即便是通过自己的个人奋斗实现了理想，也一定要归因于“祖宗的恩德”，费劲心思要找出祖宗的“巨大帮助”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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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风起于青萍之末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
——《明朝那些事儿》启示之一
现在有些领导干部，其实官儿没有多大，却总是以为自己手里有了那么一点点权力，就是拥有了一切，并且拥有了对自己下属，甚至是管辖范围内人民群众的全部支配权。有事情的时候，从来都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常常认为自己是绝对聪明和正确的，别人是对自己要绝对服从的。如果出了事情，那都是别人的问题，首先想到的是把别人给整一整。
不朽的苏联卫国战争
1939年到1941年间，战争狂人希特勒及其仆从军横扫过整个欧洲大陆，愈发不可一世。法国被打的一败涂地，名存实亡。美国和英国吓的干脆躲进角落，大气都不敢出。而某些“绅士”小国家，很快就相当“识时务”的投降了，甚至主动充当起纳粹的马前卒。
这时候唯有苏联独自屹立在东方，而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基础，以及后来苏联军队和人民的顽强抵抗，使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没有变得“难以预料”。
苏联以近四年的时间，和牺牲超过866万人的巨大代价，当然更重要是因为有无数像卓娅、舒拉、马特洛索夫（普通一兵）、马列西耶夫（无脚飞行员），青年近卫军等可歌可泣的人物在不懈奋斗，换来了纳粹的重大挫折直至最终覆灭。英勇的苏联军队粉碎了几乎是不可战胜的“闪击战”，并向西打破了德意法西斯的枷锁，解放了多个被奴役的国家，并协助建立人民民主政权。而苏军又向东摧毁了关东军的防线，有力地支援了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最后一轮大反攻。这些事件均奠定了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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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家评传2-张居正
一、引子
明史专家“当年明月”认为，张居正不是一个绝对完美的人物，至少在中国传统意义的品格上，不及同时代的官宦楷模，如海瑞。但是他用自己57年的经历证明：即便遇到了很多人，经历了很多事，陆陆续续得到了很多，也无可奈何地失去了很多之后，有两样东西，一个叫做良心，另一个叫做理想，始终坚持着没有丢弃。
二、名相的成长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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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家评传1-谭嗣同
一、引子
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作为“戊戌六君子”中最著名的人物，用自己年仅三十三岁的生命，谱写了中国努力走向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最为壮烈的诗歌，而他在理想上的坚定信念与执着追求，更是激励了无数后来的改革者。
二、英雄的成长
谭嗣同的祖籍为湖南浏阳。湖南与安徽这两个省份，在清朝末期中国逐步走向近代化的进程中，扮演了较为突出的角色。这主要是因为鸦片战争之后，满清贵族统治集团再也没有力量完全掌控国内局势，为了能够继续在大体上维护自身的地位，不得不借助新兴汉族地主阶级的帮助。曾国藩和李鸿章就是其中最有势力的代表，而这两人所培植并倚重湘军与淮军两大军事政治集团，又主要集中了湖南、安徽两省的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诸多精英。1861年至1894年间的洋务运动，虽然最终没有能够使中国成功走上富强之路，却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扩充了湘皖两省在更广泛领域（如经济方面）的影响力，为这两省更多人才的脱颖而出和建功立业创造了更加便利的条件。谭嗣同就是有着如此优越的地域基础和家族环境。他的父亲谭继洵为咸丰庚申科进士，曾经历任户部郎中、甘肃道台、湖北巡抚等职。虽然就目前的史料中来看，还没有发现谭继洵属于湘淮集团的证据，但是在当时那样一个比较讲究同乡情谊的官场大环境下，谭继洵想完全的特立独行是不大可能的事情，其家中至少会时不时地有那么些个同朝为官的乡党来拜访。我们可以想象，叙乡情的间隙对政治话题的大量涉及，或多或少地会给幼年的谭嗣同在潜移默化中产生一定影响。而在变法初期，谭嗣同呆在家乡湖南，辅助有着维新倾向的巡抚陈宝箴开展尝试。进京以后，又长期住在半截胡同41号的浏阳会馆，与诸多同乡相处直至被捕。因此其政治生涯中的地域色彩，绝对是无法忽视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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