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说历史68-驯化手段
满清统治时期，整个社会被努力打造为两大群体：一为奴才，二为牲畜。紧紧依附于最高统治集团的人——其实已经不能称作是正常“人”了，因为已经主动自我降格或是被迫降格为不具备“人身自由”（更没有思想自由了）的奴才——洋洋得意的自称“奴才”。其余的绝大多数普通民众，则被最高统治集团视为牲畜，只要贡献各类产品就行，而思想之类的东东则是万万不可以有的。
满清统治集团心目中的理想状态是，广大民众永远愚昧，不要有任何不同的声音。同时，官僚群体也要绝对顺从，要协助最高统治集团管理好普天下的“牲畜”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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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说历史67-别去明朝当皇帝
明朝中后期，民间广为流传着一本小说，不是《三国演义》，不是《水浒传》，也不是《西游记》，而是——《金瓶梅》！ZHENG府作为“道德”体系的坚定维护者，自然是要“严厉”禁止此类图书流传的。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基层ZHENG府又常常奉行一种“管不住就不管了”的原则。其实这个原则，在明朝近三百年的统治期间，尤其是明朝中后期，称得上是一种国家管理的“潜规则”了。
《金瓶梅》不同于我天朝的四大名著，不写神仙妖怪，不写国家大事，不写侠客传奇，也不写名门贵戚。《金瓶梅》写的都是市井小民的日常生活，而且从头到尾都是在一个家庭里转来转去的。这是不同于以往的一种全新的视角，突出反映了明朝市民阶层的口味，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虽然这与我天朝传统的文学创作方向所不同，却适应了明朝中后期快速发展的市民阶层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明朝政府自朱元璋、朱棣之后，便改成了“无为而治”的管理方法，尤其是万历皇帝执政的后半段。那时候，连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设计的户籍制度的核心——黄册，都没人用心去管理，只要有钱有能耐，别说全国各地随便跑了，就是漂洋过海到日本去，也不会有官府去过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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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说历史66-将野蛮凌驾于文明之上
故宫大致可以分为外朝和内廷两大部分，其中内廷部分最中间和最靠近外朝的位置，分列着乾清宫、交泰殿和坤宁宫三座建筑。乾清宫是“理论”（注1）上皇帝的寝宫，因为“乾”字象征着天，坤宁宫则是“理论”上皇后的寝宫，因为“坤”字象征着地（注2）。不过，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达到顶峰的清朝，居于金字塔顶端的皇帝，又怎能轻易受某些礼数的限制呢——这些东东去限制底下的奴才还差不多。于是，乾清宫在整个清朝，最大的作用，只剩下两个（注3），一个是存放秘密建储的圣旨（就在著名的‘正大光明’匾额后面），另一个就是停放大行皇帝的灵柩，总之，皇帝活着的时候，都对此地不怎么感兴趣。
行者说历史65 一年一度的圣诞节，与大家继续侃
一千四百年前到一千一百年前（公元618年-907年），我天朝真的是“天朝上国”，不仅唐政府的“最高LING导人”被周边各国尊称为“天可汗”，就是在首都长安——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和繁华的中心——也至少常住有几十万的外国人，按照人口比例来说，这个值应该是相当高的（1/20到1/10的样子）。那时候我国民众的爱好之一，便是“欣赏”胡姬的舞蹈，顺便再搞点胡风的“Cosplay”。而作为具有一定财富和社会地位的阶层，如果家里没“安排”几个胡人，简直都不好意思出门跟人打招呼了。唐朝在主观上的高度自信，以及在客观上的极其强大，都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但唐朝的绝大部分人，从来都没有鄙视过“胡风”，也从未有过任何的抵触情绪，反倒总是以一种异常积极、开放的态度来了解，甚至是亲自去尝试这些东西。历史也证明，唐朝民众玩“胡风”玩的这么HIGH，却始终没有动摇中华文明在世界上的地位，并且让我们自己的这一套传统一直延续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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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笔记5-夏朝
（正在录入中）
国际上比较常见的判定进入了“文明时代”的基本要素，包括青铜器、文字和城市。
夏朝，在一定程度上，不能算是一个真正意义的国家，而更像是“夏王国”作为周边一系列国家和部落、部落联盟的“总盟主”。但是，夏王国的王，与尧、舜、禹时期的“部落联盟首领”又有着本质的区别，即不再主要依靠德望，也不再主要采取协商等手段，而是主要依靠国家机器来维持统治，确保命令被执行。这个转变在大禹执政的后期，以及他的儿子启实现“家天下 ”模式的过程中逐渐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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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说历史64-赢了“权威”，丢了江山
说到清朝OVER的原因，“民间历史学家”最津津乐道的，便是1619年（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努尔哈赤）天命四年）叶赫部“诅咒”。不过，当时发出”诅咒“的，是海西女真叶赫部的西城贝勒布扬古，而两百多年后亲手把满清（注1）基业给折腾没了的慈禧，则出身于叶赫部的喀山家族。简单来说，就是两者仅仅具有相同的“姓氏”，其实根本不是一个家族的，就像响当当的人物王阳明，与那个惹了一身麻烦的人物王莽，虽然都姓王，却没有人认为他们应当修在一个家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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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说历史63-体罚都想“合法化”
1912年，是【行者】的“太太”（曾外祖母）出生的年份。她是【行者】所亲眼见过的家族里最年长的人，平和，包容，虽然看起来饱经沧桑，却善于和各式各样的人相处，交流。【行者】是典型的“八零后”，但主要由“太太”带大，记得那些年，她身体还算硬朗，平时能稍微看点报纸和电视，对于改GE开放最初十来年巨大而快速的变化，以及层出不穷的新事物，均淡然地接受着，微笑面对这“两千年未有之变局”。
【行者】曾经在想，“太太”出生的时候，宣统小皇帝还坐在龙椅上啊（注1）。就算是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也就是“太太”的青少年时期，鲁迅先生也正忙于全力攻击着封建主义的大批遗老遗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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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说历史62-皇权不下县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因为出身于社会最底层，对民间疾苦掌握的比较深，在这方面，他要远胜于他那些从小就长于深宫之中，最多只会彪呼呼的子孙们。比如说对于最低级的地方官吧，朱皇帝就严格规定，没事不准随便“下乡检查”，“考察”也不行，“体察民情”同样不行。总之，防范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永远都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些官员在朱皇帝的眼里，稍有不慎，便可能会产生扰民乃至搜刮民脂民膏的风险。
既然官员只能老老实实地待在衙门里，遇到事情，便只能由衙役持“传票”，要求百姓前往衙门来接受问话。至于胆敢以身试法的“极少数”官员，朱皇帝还特别规定，普通百姓可以直接将其绑起来，手持朱皇帝亲自编撰的《大诰》，前往南京告御状。如果出现了这样的队伍，沿途官员还得好生伺候着，丝毫不能有什么马虎，更不能打击报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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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说历史61-语录
我天朝“语录”的始祖，恐怕要数《论语》了。然而，《论语》并不是孔圣人本人的想法，而是其弟子和再传弟子拍这位“大老板”马屁的创造。由此可见，“语录”这种形式，其实并不一定是通往“圣人”之路的必要条件，至少，我天朝最近两千年来排名在首位的“圣人”，在世期间就没有这么认为过，更没有朝这个方向努力过。
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因为终于把“红星”从赣南闽北的老根据地给逼了出来，常凯申一时间便忍不住有些飘飘然，以至于产生了自己就是普天下“领袖”的幻象（关于这段历史，请点击这里查看【行者】的另一篇文章）。等到1943年，差不多把日本人也给揍倒了，常凯申更是志满意得，于是抛出了“一个国家”、“一个主义”和“一个领袖”的理论，集中写入《中国之命运》这本小册子，试图让全国民众都来学习下自己的“语录”，将个人崇拜推向顶峰。当然，历史证明，这些东东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常凯申“自我宣传部”的自娱自乐罢了。仅仅过了五六年，本应在内心深处绝对服从于“封建帝王”的四亿农民，就把立志于成为“帝王”级“领袖”的常凯申，给赶到了东南方的一座小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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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说历史60-圣上选秀了
满清的基本体制，为“八旗”。过去历史学界更多的认为，“八旗”是一种兵民合一的组织，但是在近些年，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八旗”更应当被定义为满清贵族强化对全体在旗人口的控制和驱使的工具。所以，那些看起来风光无限的“铁杆庄稼”，也是最高统治集团最重要的支柱，实际上，都不过是一群奴才罢了。当然，在满清这样奇葩的国家形态和意识形态中，能当上“奴才”，也是一件值得荣耀的事情呢，因为当时占全国人口绝大部分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非在旗人口），连“奴才”都当不上，即便穷尽一生的时间与精力，做到尚书、大学士的级别，也还是只能对圣上口称“臣”，而绝不可以随便使用“奴才”这个无比“亲切”的自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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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家评传3-商鞅
《中国改革家评传》的头两篇，说的都是最终失败的改革。这篇文章的主人公商鞅，虽然也未能躲过死后还被车裂，并夷全族的结局，但他所开创的变法事业却得以保存，并成为秦帝国迅速走向巅峰的最重要基础。
一、商鞅变法的背景
行者说历史59-1935年，“领袖”的幻象
常凯申，1887年出生于浙江奉化，1908年参加“GE命工作”（注1）。不过，在1922年抱上孙中山先生这棵大树（注2）之前，在“GE命阵营”当中，一直都是小弟（注3）或投机分子的角色。1927年，常凯申在南京成立“国民ZHENG府”，首次打出“领袖”的旗号，但当时的各路军阀和DANG内DANG外地方实力派都不怎么买账，认为其不过是依靠裙带关系（注4），以及宋、孔两大家族背后的英美列强来“充个大”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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